画家的厄运从三十岁那年开始。

他在不到十平米的画室里午睡，梦见自己的画作在一间通透明亮的展厅正中央展出，还没来得及将画框扶正，他就被一阵钻心的疼惊醒。一只老鼠仓皇逃遁，他的脚后跟在流血。

寒冬岁末，秋菜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窗沿上，窗外的白雪积了一层又一层，连飞鸟的痕迹都看不见，哪里来的老鼠？他赶忙起身，一瘸一拐走到画了一半的水墨画前，从废纸堆里撕下一块发黄的宣纸，胡乱敷在小拇指指甲大的伤口上，血渗透薄纸，像一朵即将凋零的蜡梅。画家全然不知，系里正开着会，讨论他的思想作风问题。当他一只脚趿拉着拖鞋，胳膊底下夹着一袋瓜子，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他的同事们发出了老鼠觅到食物之后的吱吱声，听上去相当满意。

从市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他因为画得好，被留了校，系主任黄慈海的赏识让他从层层审查中留了下来。用黑墨水写着“阎世存”三个字的大红榜贴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他成了别人口中被破格录用的“阎大才子”。

这在他听来极端讽刺。

那一年，他刚从临沂农村采风回来。同期毕业的同学有的去了美术出版社做编辑，有的到中小学当美术老师，有的家里托关系进了机关单位。二十一岁的阎世存背上装满一个画夹子的厚厚的画，虎口沾着蓝白色颜料，还在隐隐留恋山村带着泥土气息的风，还有天际变幻莫测的云。

八十年代末的夏天，阎世存甚至记不清来到村庄前发生的一桩桩往事。他一路搭乘运货的卡车，吞吃了一肚子风尘，一头扎进山野，在老农家里寄宿，靠窝窝头、黄豆酱、大葱、干豆腐为生，余下的只是漫无目的的晃荡。云朵缀在蓝天之上，骏马飞奔如滔滔江海，海豚从海面高高跃起，时而又成了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的侧脸，何时云层汹涌翻滚，何时交叠又分开，就像蘸了水和颜料的画笔，只有落在纸上的刹那，才知道成了什么形态，有了哪种可能。阎世存入了魔障，不分昼夜地画，有时非要雨点砸在画纸上，晕开纸上的一朵云才察觉大雨倾盆。若干年后，他迟迟领悟，在天穹之下无所顾念地作画，是他一生的巅峰时刻。

而眼下，离开聊以安慰的自然和山村，除了画画，他什么都不会。

父亲见他回来，头发蓬乱，脖子后面晒脱了皮，眼神里还多了一分喜悦，老人家有如神谕一般嘟囔了一句：别给我惹事就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宽容。一做不了官，二发不了财，阎世存只能听从导师黄慈海的建议，回到学校，从讲师做起。

风格主义、折中主义、经验主义、象征主义，八格、六气、六法、三品……他硬着头皮想记下这些名词，它们却像不可捕捉的灰尘游离于身体之外，在他急切需要时逃遁得无影无踪。只要讲到绘画理论，他便感觉自己成了一架机械运转、轴承艰涩的旧机器，吱呀作响。舌头打结，手心冒汗，双脚像站在烧红的烙铁上，来回腾挪，不由自主地干咳，缺氧晕眩。讲台底下的学生开始还茫然望向他，后来就窃窃发笑，扬起头朝他挤眼睛。他们在等他出错。他想回到画室中。

差不多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吧，家里来了客，父亲拿出他的画，尽是些扫帚、草帽、木凳子、瓶瓶罐罐之类的，没什么稀奇。他站在角落，等父亲发话。

“世存，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啊？”今天的父亲还算和蔼。

“我想做个游手好闲的人。”

客人走后，父亲用皮带捆住他的双手，将他吊在房梁上，用另一根更粗的皮带在他身上猛抽。他担心房梁倒塌，不敢晃动，也忘了大哭，身体在撕裂，疼痛从耳根蔓延至后脑勺。

游手好闲，多好的词，为什么会挨揍？他不明白。

他还不明白很多事。时间并没有大发慈悲教会他。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几乎和当时的波折起伏相依相伴。在镇医院做护士的母亲，在镇里小学当副校长的父亲，不分日夜地奔忙着，他们说一声“去开会了”，就消失不见。去开会像是通往另一个时空的密钥口令，将爸妈从他身边夺走。家里的泥墙被大大小小的画像糊得满满当当，再没地方贴上他的画了。书先是被搬到柴门旁的木棚里，和陈年的破烂衣服鞋子堆放在一起，又被转移到储藏冬菜的地窖，任蟑螂和潮虫啮噬，后来干脆在院子里烧成灰。那夜月亮很暗，云很浓，分不清哪些是烟，哪些是云，它们就那样轻易地化成一摊焦黑，像被施了咒语。有时父亲回来时脸色铁青，翻卷的白衬衣领子上有血迹，一整晚一句话不说，如一尊佛枯坐到天明。有时母亲在哭，偷偷地，手绢死死压在嘴上，像是快要把它生吞下去。改造，爸妈对他说，他们都是必须改造的人——改造成什么样呢？父亲还会每天穿熨烫平整的白衬衫吗？母亲的白大褂和身上的消毒水味呢？

阎世存隐隐不安，却不知道那不安和恐惧究竟是什么。没人向他解释，也没人听他讲，他们只像过去一样，叫他吃饭，睡觉，起床。而他所感知的世界，像迎面撞上父亲厚重的巴掌，脸颊上火辣辣地疼。

一盒缺少红色的彩色铅笔和一沓发皱的画纸拯救了他。他画蓝色的天空和想象中的海浪，翠绿的原野和吃草的牛羊，奔跑的孩童手里的风车，骡马和山羊，漫天黄土和花园里的牵牛花。画画，坐在涂满标语的土墙根底下晒太阳，对着井里的水光发呆。他真的成了游手好闲的人，理想中的人。

如果可能，他想一辈子游手好闲下去，却没法称心如意。就在他被老鼠咬了脚后跟的两周前，黄慈海在奔去接电话的途中，撞倒了桌上的金鱼缸，玻璃碎片恰巧划破了动脉，不久便没了呼吸。从外校调来的谭子岭很快填补了系主任的空缺。说起来，谭子岭还是阎世存美术学院的同门，也是黄慈海的学生。当年，阎世存和他都上了雕塑系。谭子岭门门功课都是优等，阎世存勉强及格。老师为他们拟定主题，要“积极向上”，而阎世存偏爱塑那些和他一样迷茫的人，路边眼神空洞的小孩、扛着麻袋走过钢铁废墟的老工人、田地被洪水吞噬后绝望的老农。任课的教师里，除了黄慈海，没人爱教他这样的学生。

谭子岭才是真正讨老师喜欢的那一类。走路时压着步子，腰杆挺得笔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人便鞠躬叫老师，眼睛里始终闪耀着一束光，好像非要抵达什么地方。会讲话，也听话，不拧巴。人人都说：你们班的那个谭子岭真是好啊。唯有黄慈海不吭声，听人称赞，一笑而过。当阎世存的名字出现在校门口的红榜上时，谭子岭被分配到郊区的一所中专，在那里度过了六年不得志的生活。他恨黄慈海不念旧情，连梦里都在咒骂他，他压根儿忘了每天清晨自己为他端茶倒水，在桌上铺好当天的报纸，忘了在食堂替他打了一个学期的饭，就算这些都忘了，也不该无视白纸黑字的全优成绩，执意要让迟钝无能的阎世存留校。如果不是市美术学院新上任的校长和父亲是故交，谭子岭怕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在中专里蹉跎终生。

如果哪天，天塌下来了，阎世存也必然是最后知道的那个人。谭子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实行教师教学积分制。每个学期末，由学生匿名填写调查问卷，同事互写评语，还要在档案里列出发表的论文。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阎世存就这样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枪口上。每一项都排在末尾，惩罚方式是在学期总结大会上念检讨，那是专为他准备的节目。台下几百号人看过他的笑话，还不忘在散会后拍拍他的肩膀，喊一声“阎大才子”，像在恭喜他又顺利完成了一次表演。久而久之，他厌了，台下听的人也倦了。每次手握字迹潦草的演讲稿走向讲台，他都不自觉地想起那年夏天，自己在江里游泳，不小心游进了桥下的一处旋涡，大脑空白，本能地扑腾，原地打转，像一只永不停歇的绝望的陀螺。好几次，眼见蛋清一般的江水吞没口鼻，他想大声呼救，却发不出声，就这样憋着一口气惊醒，半晌才发觉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一场噩梦。他想一逃了之，干脆调到其他学校。无奈那个年头调换工作难于登天。想不出翻身的办法，阎世存只能寄希望于新系主任良心发现，放他一马。

本来谭子岭“空降”系里，的确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刚从黄慈海的葬礼上散去，大家就纷纷觊觎起了系主任的位子。他们不再一起去食堂吃午饭，而是借口家里有事，一趟趟跑校长室，强塞烟酒，铆着劲儿等着被提拔。毕竟这等差事，工资翻一番不说，还能分到学校的一间房。委屈了大半辈子，人人都想凌驾于他人之上，亲口尝尝那诱人的滋味。谭子岭的意外出现，无异于在暗流涌动的水面上投掷一颗炸弹，打破了系里勉强维持的微妙平衡。没人给他好脸色看，人前冷落，背后嚼舌，是阎世存最后一点幸存的希望。

谭子岭太清楚自己的尴尬处境，熬得住六年的冷板凳，吞得下不公正的委屈，就不信治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踏进美院的那天下午，他在教学楼走廊里悬挂的名人像前来回踱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罗丹……这些人曾让他的学生时代斗志满满。年过三十，他再也不是那个幻想伟大的天真少年了。但丁画像底下，一排小字重新点燃了他内心熄灭的火焰：“一个人如若看见别人需要，还等着别人的请求，显而易见不是诚心的援助。”

他摩拳擦掌，决心反击。他先是自行补了点钱，给系里每个人换了张新办公桌；再将去年剩下的经费挪到年节，每人多发了一箱富士苹果。他用三天时间研究了系里每个人的家庭情况，谁家孩子多，谁家老人生病，谁住的条件不好，都熟记于胸，以备不时之需。人就是容易犯贱，被人晾在一边惯了，赔个笑脸，摊点好处，就被妥妥吃定了。当年战场失利丢掉的，要一件一件全部争回来，刻成勋章挂在胸前，这是谭子岭认定的使命。而阎世存则是他最终要扫除的障碍。

最后幸存的希望破碎在阎世存趿着拖鞋瘸着腿，夹着袋瓜子经过会议室的那一刻。他看见谭子岭一条腿跷在桌边，脱了鞋，毛线袜踩在地板上，抓起一把不存在的瓜子，假装用门牙嗑开一个小缝，右手一拧，上下捯着牙，活像一只贪婪进食的松鼠。瓜子皮似乎粘在了嘴边，他努着鼻子，装作吐掉，嘴中噗噗作响。会议室里发出了扑哧扑哧的憋笑声，像不会游泳的人在河中央吃力地换着气。

他事先并不知道这次开会，更没料到谭子岭学自己嗑瓜子的鬼把戏。令人厌恶却无力摆脱的挫败感，像汹涌的毒液没过头顶。屈辱从鼻腔漫溯上来，眼睛微酸，舌根发苦。这感受让他想起小时候挨了别家孩子的打，回到家，挨揍的却依然是他，揍完还要罚跪在家门口，看着同学和乡亲们笑嘻嘻经过。还有那一次，他踢球时砸碎了老师办公室的一块玻璃，父亲冲到学校，当着他最喜欢的老师的面，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他以为人人都是这样长大的，后来才知道只有自己的父亲这般面目可憎。

“世存来了。”谭子岭坐正了身体，蹬上鞋子，似笑非笑，“大家都在等你。”他拉开身边的凳子，等他坐过来。

阎世存从胳膊底下抽出那袋瓜子，随手一丢，稳稳落在谭子岭面前的桌子上。“嗑吧，我请。”他木然环视四周，晃着肩膀离开了。

穿过漆黑的走廊，走到尽头的开水间，上楼梯，左手第三间屋子，是他和几个同系的老师共用的办公室。他原本要到那儿去，整理明天上课用的教案。丢出那袋瓜子之后，他的双腿止不住打战，这会儿又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耗尽力气。尽管有更在乎的事压在心底，比如年初计划的水墨长卷、带学生去乡村写生的安排，但学期末的教师积分测评、刚刚那一出“好戏”，都让他如履薄冰，担心自己一不留神就跌入深渊。他体会过那种滋味。六岁那年，因为家里粮食不够，他被送到奶奶家，村子里没几户人家，更没有学校。没有书念，饭也不够吃，三年待下来，心智、个头、身上的肉一点也没长，唯独悟到了一件事：父亲的暴虐原来继承自奶奶。手脚不灵便的老太太打起人来不输给父亲，工具是锄地的铁耙锄头。等他终于挨够了打，家里也有了余粮，从暗无天日的农村返城，却发现家里多了个比他更小的家伙，追在他屁股后面喊哥哥。

无论在哪里，他都是局外人。

这话不是他自己说的，是他老婆荣月梅说的。他只是把原话的“不招人得意”改成了“不合时宜”。

荣月梅最初嫁给阎世存，并不是因为多爱他。那个年代的婚姻大多与爱无关，爱只是极小部分婚姻幸运的副产品，其余的婚姻则是一直在消磨耐心，直到感情变为亲情。嫁给他，临门一脚是听了父亲一句：画家画好了，出大名，赚大钱。她信。

婚宴上，她头一次见到谭子岭。那个男人多么得体，照顾着饭桌上每个人的情绪，讲话幽默又不轻浮。去别桌敬酒，荣月梅被灌得一塌糊涂，少不了被摸摸手背、掐一把后腰这类令人作呕的小动作。到了谭子岭这桌，他趁人不注意，用装满白开水的酒杯换下了白酒，说了几句人人都爱听的敞亮话，嘻嘻哈哈替她蒙混过关。她当时已喝得神志不清，却清楚地记得那双漂亮的手，指甲里没有颜料或泥垢，修剪得恰好。身后的丈夫趔趄着，穿着不合身的宽大的灰西装，白酒洒进她的头发。

得知谭子岭回到美院做了系主任，荣月梅正在替丈夫洗内裤。许多女人结婚后都得做这档子事，同男人到处乱丢的袜子和内裤较劲，它们不知为何总出现在茶几底下、衣柜里、厕所的角角落落、进门处的鞋柜旁，防不胜防。阎世存似乎不太高兴，阴着脸不说话。她却差点笑出了声：当初果然没看错这个人。

从一穷二白的苦日子熬到今天，荣月梅太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如果不是自己彻夜苦读，白了半个脑袋的头发，怎么会从全省最穷的县城考进省城？要不是年轻时豁出半条命熬夜给领导写讲话稿，怎么会被调进省直机关？家里没权没势，单枪匹马，坐到厅长助理的位置，不是靠嘴皮子说说就行的。

没有本事的人，注定被人欺侮。当初父亲为给她治病，低三下四挨家挨户敲门借钱，屋内的灯一盏一盏地灭。她趴在父亲背上，拼命忍住泪水，父亲哼的歌越动听，她越想哭。那一年，她五岁。多年后，每每和人谈起这段往事，她还不住地哽咽。穷到没志气，又撞上了蔫坏的人。这件事告诉她，没人同情弱者，只有变强才能保护自己。可不管她怎么敲打，阎世存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窝囊样。

刚结婚那几年，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每天吃学校里一两毛钱的饭菜，荣月梅期待着丈夫哪天被从天而降的机会砸中，全家住进市中心的大房子，明厅明卫，大床柔软舒适，买辆大牌子车，最好是亮红色的，过年时风风光光开回老家。她想听人说：梅啊，你真是嫁对了人。因为这件事太不确定，她想听人亲口说说。

二十多年后，他们搬出了员工宿舍，搬进一间建于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客厅勉强摆下一张单人沙发，白天阳光进不来，厨房水管年久失修，时不时跑水。卫生间的淋浴喷头是后装的，洗澡时不知怎的水就渗到楼下。荣月梅最怕夜里响起的砸门声，还有那一声熟悉的：“你家漏水了！”床还是上一家留下的铁焊的木板床，翻身时发出不情愿的吱嘎声。他们不得不和住宿舍时一样，夜里小心翼翼地做那件事，以防惊扰了左邻右舍。豆油和磨碎的铅都试过了，床的响动依然有增无减。反正也没多大激情，响或不响，似乎都能忍受。

房子越破，就被人折腾得越狠。先是楼上楼下无止尽的装修，电钻声不分昼夜，后来政府又进行改造，全楼管道都换了新的。施工期间楼道里接了公共水龙头，有大半年时间，荣月梅和一群老太太端着水盆接那里的水。施工结束了，公共水龙头忘了拆，老太太们依然成群结队去“偷”水，泼出的水和地上残留的水泥搅和在一起，洒在家门口。他们还去附近的大学吃饭，一盘菜涨到七八块，味道和二十年前大同小异。没有孩子。一张张医院的诊断书给不了他俩答案，两人也从最初的不甘心慢慢看淡了。她把办公室当作自己家，吃住都在那张皮沙发上，职位攀升，工资却没怎么涨。他醒来后就一头扎进画室，锁好门，听着西洋乐画中国画。就这样安然无恙过了二十八年。

前几天，去局里交材料的路上，荣月梅远远看见一个叫花子样的人朝这边走来，一身藏蓝色的旧棉衣，斜挎一个松垮的布兜，稀疏的头发飘在脑后，走一步晃一下肩膀，无所事事地晃荡。她眯起眼，心想，这年头失业的人太可怜了，寒冬腊月还在外面瞎晃。走近了，才发现是自己的丈夫。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活挫败且无意义。

半个月前，他们刚刚为此吵过一次。晚饭后，阎世存埋头纸堆，泼墨创作。她收拾碗筷，听见电视里传出熟悉的名字。谭子岭，播音员念得字正腔圆。电视里，谭子岭一身笔挺的黑西装，在一张画前讲着什么，听的人穿着朴素的白衬衫，应该是省里某位领导。正值省里拨款扶持优秀青年艺术家，谭子岭的画就出现在美术馆，他本人受领导接见，并且上了电视，这绝非偶然。如果荣月梅没猜错，他父亲的故交张校长搭了桥；谭子岭一定私下拜访过美术馆领导，确保画作悬挂的位置既不显山露水又不会被埋没，系主任的位子又刚好堵住了别人的嘴，这些条件缺一不可。还有一种可能，听说省里领导和他是至交，只因为两人吃了顿饭，聊得投机。（给你一顿饭的工夫，你行吗？）这个行业的行情明显和眼下诸多行业一样，成王败寇。先不管谭子岭画功如何，自他受了这位领导的赏识，他的画价格飞涨，以尺计算，一幅画能卖上几十万，买画的都是当地的有钱人，荣月梅够了大半辈子也够不到的有钱人。

“这不是你们系的谭子岭吗？上学的时候也是人精吧？”荣月梅故意提高音调，想从那堆破画中把阎世存拽回现实。

他没吭声。

“世存，不是我说，你能不能也上上心，运作运作？我跟你说，画得好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最终成名的就那么一两个，和你画得咋样没关系，全靠张罗。”说这话不是一遍两遍了，每回都像放了个不疼不痒的屁。

“不就是上个破电视吗？大惊小怪。”阎世存没抬头，看上去精气神快被那幅没画完的画吸走了。

“那不一样。你怎么就不开窍呢！”荣月梅差点摔碎手里的瓷碟。

她已经习惯了，或者说，早就料到他的不屑。正因为这不屑，她年轻时将他当成艺术家仰望。而此刻，她停下手里的活，呆望着阎世存用细笔尖轻蘸墨汁，再从一旁的玻璃缸中挑些水，小心翼翼地将墨水晕在纸面。无，能，她在心里默念，慌忙把碗筷丢进水池，将水龙头开到最大。

阎世存不是没有机会。黄慈海在世时曾帮他张罗过，他的画出现在国际青年艺术家展上。荣月梅记得那天，她特地叫他穿上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打上新买的酒红色领带。“好好表现，认识认识人，以后准有用。”她以为那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

那届艺术家展，国内外的名家大师来了不少，更少不了重量级媒体。开幕式上，阎世存蹲在二楼一位外籍画家的画前怔怔出神，他完全忘记了荣月梅的嘱托。等他缓过神，开幕式已散了场。他没有出现在电视台的镜头里、报纸杂志的报道里，甚至没有出现在那张有烫金大字的集体照上。

从那以后，阎世存不再参加画展开幕式，也不再逛美术馆。那些画都太张扬，欲望太盛，不明所以的线条、夸张的构图和用色直冲出画幅，好像在对他说：“快来买我！我很值钱！”他不再去书画协会的饭局，那儿的酒桌上聊的净是名气和女人，或是某个投了钱的项目需要某一种画，他画不出那样的画，也厌倦了和那些人打哈哈。谭子岭依然是他的顶头上司，考核制度改了又改，他不需要读检讨了，发表论文的数量压过了一切。

他和同事老刘讨了经：花花钱，网上找个刊物发几篇论文，小刊物几百，大刊物几千，顶级刊物上万，对评职称有好处。他也折腾过评职称的事，副教授、教授听起来比讲师洋气，待遇也好。但一年年过去，提交的材料像打了水漂，无声无息。他奇怪的是，身为美术教授，为什么偏偏没人看他的画？

好消息是，他不再头疼那些理论，课讲得游刃有余，不光是本系的学生来听他的课，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听，教室里坐满了人。他终于找到了画画之外的乐趣。坏消息是，不管是职称评定，还是优秀教师，年年都与他无缘。他一次次被列入候选名单，一次次陪跑，校门口的红榜上，再也没出现过他的名字。认识他的同事还叫他“阎大才子”。这在他听来极端讽刺。他不谙其道，为什么课讲得好，画画得好，论文好歹也发了几篇，却迟迟评不上？直到同事老杨偷偷告诉他：“你傻啊。凭本事，你得等到猴年马月？跟你说吧，这事儿也少不了打点。化工系新来的小张就在评委家附近租了个房，时不时制造点‘偶遇’，帮评委上中学的孩子找找课外班，过年过节往家里送点年货。”阎世存听后半天合不拢嘴：“这有用？”“第二年小张就评上了，你说有用没用？”

去年，阎世存的爹住进了养老院，环境比在家里好不少，只是时不时和同屋的老王头吵架，为的是电视调台、厕所冲水这类芝麻大的事。阎世存每回都被抓去评理，他从不向着自己爹，多半是冲着耳背的爹大吼：“你能不能让人省省心！”老头老太们都聚到他爹的门口，笑嘻嘻看热闹。他爹低着头不说话，极像当年跪在家门口眼圈泛红的他。

爹犯糊涂，总在大半夜打电话给他，问的多半是他答不上来的问题：毛主席语录第二十七页最后一条是啥？这届政治局委员都有谁？这次的会议精神都传达给学生了吗？有时候，他爹会被一两句歌词难倒。“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后两句是啥？他开始直接挂断电话，但他爹不依不饶，一遍遍拨回来，他只能坐在床头，睡眼惺忪地对答。床板嘎吱嘎吱响。

不知是脑子有病还是怎的，他开始怀念那个抡起皮带往他身上猛抽的爹，那个爹像一头倔驴，格外生猛，不服软，不信邪，还没有被衰老和年轻时的迷梦侵蚀。

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同事袒露心扉，坐在酒桌对面的人居然是谭子岭。撞见谭子岭时，他正在红绿灯路口发呆。绿灯亮了，他没走，望过来的眼神一片愣怔，少了原先的透亮。

“不是我说你，你小子连肠子都是直的吧？”酒过三巡，对面的人舌头发硬。

“我还没说你呢，才多大岁数，头发怎么都白了！”阎世存用力睁大眼睛，对面的男人像坐船似的在他眼前晃，他仿佛熟悉，又仿佛不认识。

“累呗，心累。”谭子岭搔了搔鬓角的白头发，灌下一盅白酒，“当年师傅偏心，该是我的，偏偏不是我的。现在呢，什么都是我的了，我自己倒不是了。”

阎世存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搭腔。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前不久，谭子岭被诊断出盲肠癌晚期，他老婆到校长办公室，哭得整幢楼都听得到。据说是为了申请补助，校长愣是没批。忘了说，谭子岭的爹前不久过世了，校长没去告别。

“什么你的我的，这世上就没什么东西必须是谁的。我爹虽然活着，也老糊涂了，整天盼着自己死，人活到巴望着死的份上，有啥意思？”

那之后，他俩都没多说一句话，喝光了桌上的酒。

回到家已是后半夜，客厅的电视还开着，里头一个过气明星叫卖着一款天价保健药。荣月梅在沙发上蜷成一团，睡沉了。听见他回来，她坐起身。“喝酒了？”

“谭子岭得了癌，怪可怜。”

“人各有命，没办法的事。年轻时折腾得太狠了，老了就得还啊。”

他听见她在叹气，很轻。

“还是咱们命好，没灾没难。”

他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像午后清洁完的游泳池，碧蓝色的。

当晚，床板竟没那么响了。

一个月后，漏水的水管修好了。施工改造结束，走廊里的公共水龙头被拆掉，挤在门口接水的老太太散去，家门口也干净了。

张校长莫名其妙从大家视野中消失，学校来了三五个戴白手套穿制服的人，校长室的实木门被盖了戳的白胶条封死。系主任换了人，副教授的名额于是稳稳落在阎世存头上。

画家的厄运静悄悄地结束了。

---2018年7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