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礼停在了第九十九次。

时隔多年，林颂回想起那封诀别信，仍觉得前半生是一场梦。她的丈夫尤昊，一个大家口中的好人，从不会发脾气，连说话声都是轻的，居然只留下一封信就消失了。严格说来，那根本不叫信，只是一片纸，从饼干盒上硬扯下来的一角，用黑色水笔写上去，字迹时断时续，好像随时会停止，褐色的碎纸屑挂在边上。她盯着那片蜡黄的包装纸，一遍遍读，一遍遍揣测那些字符的含义。奇怪的是，不管是默读还是大声读，快读还是慢读，她都没有弄懂。

三天前，她刚完成一篇五个版面的大稿。她花了一个月时间，跟屁虫一样跟在那个明星身后。电影发布会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粉丝举着花花绿绿的灯牌，人群中发出嗡嗡的响声。拍摄杂志封面的摄影棚就像一个巨大的不真实的城堡，四处都是点头哈腰的年轻人，他们忙碌而聒噪，眼睛里涌出一种说不上来的欲望。还有电视台演出后挤在走廊里的记者，频繁闪烁的闪光灯把时间拖得老长，她感觉到的不是紧迫，而是慵懒，手里捏着录音笔，整个人恍惚起来。她不喜欢被人群包围的感觉，尤其不习惯随时随地保持警觉，好应付尴尬的对话。但她必须这么做。如果不按时交稿，五个版面开了天窗，不是罚钱那么简单，那个以报社为家的长脸女人会在她面前破口大骂，她会被直接辞退。重要的是，出过这种事故的记者再难被哪家媒体录用。圈子太小。和一群不拿正眼看自己的人共处将近一个月，还要省掉提纲里称不上是冒犯的问题，用温和的语调写出一篇虚伪的报道，而自己的名字只出现在偌大报纸的一角。她多希望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比如王二狗、李二蛋，随便一个都比林颂好。当然也没人在意。这年头，除了闲着没事干的老年人，谁还看报纸呢？

她看见编辑拎着五张盖了红章的复印纸，放在签版员的桌面上，当即决定要回家开一瓶红酒，和丈夫好好庆祝一下。下班经过小区门口的花坛，她俯身揪下几根杂草，用手指肚碾成戒指样的环形，套在左手无名指上。

那一晚有什么异常吗？时隔多年，她拼命回忆每一个细节，从他进门将鞋子放进鞋柜，猫咪上前迎接他，他从冰箱里取出只剩下半瓶的红酒放在桌上。他和往常一样，从指根一点点退下结婚戒指，轻巧地挂在床头柜的饰品架上。他那天话不多，好像只提了句他爸妈如何不讲道理，不过只说了那么一嘴，连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他抱怨爸妈不近人情也不是一两天了）。他们还特地从碗柜里取出高脚杯，在那间租了快八年的小屋里煞有介事地碰了杯。有时候，她疑心房东都把他们忘了，除了每隔半年就往一个户头打去四万块钱（从原先的六千块飙涨到现在的四万块）。她一度怀疑账户那头是不是有人收到钱，它们被用来做了什么，她不愿想象一切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从一个人的手机发送到另一个人的。

他们刚认识那会儿，她是大学文学社远近闻名的笔杆子，他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同时出现的地点有点诡异，要么在敬老院一群咿咿呀呀的老人中间，要么在智障儿童学校的操场上，不然就是社区福利院和精神病院。她负责采访和写稿，他用相机拍照片，偶尔也拍下她。她偷藏在他的相机里快三年，直到毕业后的出国前夜，她点开了他频繁闪烁的QQ头像，看到了一连串他镜头里的自己。

这算什么呢？她记得当时自己嘟囔了这么一句，没有预想中的感动，只有被偷窥的不适。第二天，她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她不知道，屏幕那端的男孩收到她的一个笑脸，双手颤抖着哭起来，像是赢了巨额彩票。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她记得那晚笑着问他。

他照例摇摇头，笑笑，说了一句烂俗的“Always”。他从未透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她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这么久了。

那是他们的第九十九次婚礼。她把杂草做成的指环放在他手心里。

他们决定结婚时，刚从美国回国，一头扎进从前看不到的熙攘人群里。定居在这个热闹拥挤的城市，四处都是疾步行走的人，自己也跟着加快了脚步，像是急着要赶往什么地方。她进了一家小杂志社，每天从网上扒几篇不知出处的鸡汤文，粗粗编辑后交差，领每个月一千多块的薪水。他从一个大公司到另一个大公司，频繁跳槽，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一颗被拧错地方的螺丝钉，”她记得他说，“使不上劲儿，越用力越错。”

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勉强够得上一个月的房租，买一块面包都要算计。她从不逛商场，害怕店员热切的问候，或者不小心看中了哪件衣服。那个时候，他们和刚到这座大城市的无数年轻人一样，小心翼翼，野心勃勃，靠没有成本的轧马路消磨周末和长假，把领到的工资投入无底洞一样的房租当中。他们住最简陋的隔板间，和另外两个姑娘合租，为了抢占做饭的菜板和炉灶不得不追赶晚高峰的地铁。他们那时还有希望，想在这里立足，拥有自己的家。

“林颂，”在一群特地请来的朋友面前，尤昊郑重其事地说，“我会让你过得好，我们都会好起来。”他拿出一枚镶一颗小钻的戒指。她还记得他说“好起来”时绷紧了上嘴唇，仿佛可以顷刻间实现。她信了，哭了，笑了，说：“我愿意。”

可他们太穷了。尤昊的爸爸前一年买的股票跌入谷底，林颂的妈妈被套进了理财骗局血本无归，留学花光了两个工薪家庭几乎全部的积蓄，准确地说是欠下了一笔要命的贷款。他们甚至没钱办一场像样的婚礼。那晚，她牢牢搂住他的肩膀，像安慰一个受了伤的小男孩。“我嫁给你，嫁的是你的人，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不是钱。”他快要哭了，脸深埋进被子。她忙说：“以后我们只要愿意，就办一次婚礼吧。只要碰到值得庆祝的事，高兴的事，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好好庆祝，只有你和我，就像一场婚礼那样，不带那群不熟的亲戚朋友。好不好？”

他从被子里抬起头，长吁一口气，像是终于得救了。

“用什么做婚礼的信物呢？”他捏着她睡衣上的褶子。

“就用戒指吧。”她看他愣了一秒，说，“什么材质的戒指都行，只要一个戒指。”

他们肩并肩躺下，彼此心里都明白：没举办婚礼，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是他那对无比挑剔的父母。

哪怕离家多年、长大成人，甚至成家之后，尤昊还是经常梦见那面暗黄色的镜子。镜子里的他瘦得颧骨高耸，嘴唇上方薄薄的黑色茸毛还没有剃掉，穿着天蓝色的校服，裤腿踩在运动鞋底下。他听见同学们在哄笑，像狂风里一波接一波的海浪，猛烈拍打着他窄窄的肩膀，直到他的嘴唇咬出血来。他背对着中学大堂高高的台阶，身后站着母亲——年轻时的母亲。拍他的不是什么海浪，是她在拼命敲着他的背。她的声音忽远忽近：“你怎么搞的？怎么又不是前三名……还想不想上重点大学……想不想拥有一个好的人生？”他从睡梦中惊醒，脸上和耳窝里都是黏黏的泪水。

黑夜里，尤昊坐起来，钻过落地窗帘走到窗边，望着偶尔有车辆穿行而过的街道。一只蝙蝠从窗外飞过，像蝴蝶一样翻飞着黑色翅膀，发出似有似无的叫声。他记得，那面暗黄的镜子两侧是红色的光荣榜，每年高考过后，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就能把照片挂在上面。下课和放学后无数次经过那张榜，不论是真实还是梦里，他心里想的都是如果上面最终没有自己，那将是一场家庭灾难。简单地把罪过归咎于童年和辛苦生养他的父母太不公平，但他没办法忘记，每一次学校公布成绩就像一场赌博。他小心翼翼地将成绩单扣在桌上，闭眼翻过来，对折，用手遮住半面纸的边缘，一点一点向下搓，每看过一行，心跳就加速一次。回到家，他们说，没事，你努力了就好。但晚饭的饭桌上，没人再说一句话。他那一晚、接下来的若干个夜晚，都会懊恼地哭着睡过去。如果赶上寒假前的期末大考，他会紧张到一遍遍上厕所，甚至担心考试时尿到裤子里——前三名，皆大欢喜；前五名，气氛尴尬；五名开外，父母会逃避和亲戚的年夜饭，借口是昊昊不舒服。他没有不舒服，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当他嗫嚅着告诉他们，自己有了女朋友并且准备结婚时，电话那头传来父亲连绵不绝的咳嗽声，像是吞下了一枚硬币，让人窒息。他等待着。母亲说，发来照片看看。照片发过去，连简历也应要求发了去。片刻后，她回道：早点睡，别熬夜。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人生。

当他听到她说，“以后我们只要愿意，就办一次婚礼吧”，他感到被释放了。他从和人合住的隔间里将一个个纸箱码进面包车，拉着林颂的手，后备厢盛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车子在公路上飞驰，尽管只是奔向下一处出租屋，他依然感觉到一种快意江湖般的酣畅淋漓。

那是他们的第九十九次婚礼。他看见她放肆地笑着，红酒被喝得精光。他们拉开窗帘，在月光下彻夜做爱，像是最后一次那样。

不晓得为什么，他总是迟一步，迟一步认识她，迟一步飞到美国去，迟一步感受到她的快乐，迟一步理解她的痛苦。他努力了，可总是迟一步。他申请到洛杉矶L大学的生物系研究生时，她已经在纽约郊区的小公寓独自待了一年。每到圣诞节，学校放一个月的假，他会毫不犹豫地从网上买最早离开洛杉矶的廉价机票。红眼航班往往在夜里起飞，在清晨抵达中部的某个城市。然后等上几小时，换乘三个人一排座的小飞机，摇摇晃晃地飞到纽约。有时遇到航班延误，他便在机场的更衣室简单冲个凉水澡，换条干净内裤，在候机室的躺椅上小憩，啃几口书包里的压缩饼干，喝上几口能量饮料。他有时会恍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乱糟糟的机场，在等哪一班飞机，要去哪一座不熟悉的城市。但他不在乎，只要想到她在等他，就足够开心了。

这个时节经常飘雪。她住的旧公寓总飘着一股奇异的香气。他不能想象，她一个人是从哪里搞来了二手床垫，怎么扛来了一排木桌放那些文献资料，又是如何搭乘隔天一班的大巴车进城买菜的，她是如何和两个看上去很苛刻的女孩共处一室，还帮她们打扫卫生间里的碎头发、厨房抽油烟机的油渍的。这些他都无法想象，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口问。

公寓后身是一片墓地，横穿墓地而过的河上有座石桥，站在石桥上，能看见河岸上的二三渔民在捕鱼，偶尔有受了伤的大雁冻死在岸边，绿头鸭踏着白色的激流向远处浮游而去。风大雪大的时候，盖了厚厚一层雪的草地上出现一团团的雪卷，远看像卷起的白色绒毛毯，让人感到一股奇特的温暖。而真正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她。他们没钱打车，一起站在路边等慢悠悠的巴士，错过一班要再等上一个钟头。买不起新鲜的有机蔬菜，就买最普通的廉价菜。坐不起飞机，就坐灰狗巴士游走各地，车厢里总有个弹吉他的白胡子老头，脚边放一个剩一半的塑料瓶盛装硬币。她写诗，他负责拍照。他们从附近的超市买最便宜的酒，喝醉了躺在汽车旅店的地毯上，闭着眼听见隔壁的聚会进行到深夜，音乐声和欢笑声不绝于耳，酒瓶摔在墙壁上。那一晚，他趁她不注意偷偷掉了眼泪，他不知道怎么配得上这样一个姑娘。

他总是迟一步。来到这座城市时，房价已涨到叫人不敢相信的地步，并将一直这么疯狂地涨下去。路过房屋中介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停下来，隔着玻璃窗数价目表上的零，每数一遍，心情就跌落一次。他在各个大公司之间辗转，厚着脸皮和人谈自己的“售价”，却永远扮演尴尬的小角色。

有一天，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高木森拨通了他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在做内容创业，简单说就是请人到录音室，讲某个主题，制作成音频，卖给需要的用户。“老尤你还真别说，现在大城市里的人都忙，哪有人有空读书，网络时代，电视都快嗝屁了，做这个，大老板啊开车的上班族啊，堵车的时候听听，保准赚。”能不能赚尤昊不知道，他知道的是，这个男人曾经把他从街头混混的拳头底下薅出来，救过他的小命。也因为他的鼓励，他才斗胆报了那所大学，才有机会认识林颂。

一周后，尤昊拎着旧电脑来到一处民宅，门上挂着不起眼的牌子：虎音FM。站在漆黑一团的走廊里，他使劲揉了揉眼睛：门口堆放着两大袋外卖餐盒，红油流到了走廊的地砖上，三五张老旧的木桌拼凑在屋子中央，除了两台笨重的台式机，再也找不到值得让贼偷走的物件了，电话里说的录音间也不过是一架缠满电线的麦克风。刚要转身离开，高木森突然出现在门口，一把将他拽了进去。“这是我好哥们儿！中学同学，靠谱青年尤昊。”三个人抬起头，一脸诧异。尤昊不自在地搓了搓手，林颂特地买来的这身西装和周围格格不入。

虽然颇为失落，但还算是个新的开始。比起人事冗杂、程序繁琐的大公司，这里好歹是自由的，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不需要走复杂的请假和报销流程，没有让人昏昏欲睡的会议和领导讲话，不用费心思讨好任何人。立在墙上的白板上，写满他们随时随地头脑风暴的新点子。从市场前期调研、产品设计，到设计logo、网站编程，从请人、定主题，到市场推广，尤昊都卖力去做。他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分不清这么做是为了报答，还是为了证明自己选择对了。日后他和林颂谈起那段意气风发的创业时光，反复说起的不是彻夜难眠、屡屡碰壁、万念俱灰，而是说多亏当初从死气沉沉的公司辞了职，还有高木森真够哥们儿。

林颂不懂创业的事，看不懂他写的代码，无暇过问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她那时刚到一家大牌报社做文娱部记者，每天都在为采访和写稿子焦虑，要和各路娱乐公司、明星经纪人周旋。在朋友眼里，三十刚出头的林颂是一只脚踏进娱乐圈的人生赢家，她与他们够不着的明星的合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有她自己清楚，和一群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共事，她不得不故作成熟，抵抗年龄附加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焦灼和无力。她懂得在采访三四十岁的男明星时，如何化恰到好处的妆，用纸巾将口红擦淡，领口低到适当的高度，进屋前取下结婚戒指。采访初出茅庐的二十岁男明星则要扮演知心姐姐，好让他一并倾吐成名的苦闷、成长的忧愁。采访女明星，穿搭更得有讲究，不能争奇斗艳，攻击性过强，又不能太朴素，自降身价。她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信任，并争取到平等对话的权利。那群叽叽喳喳的小姑娘是不懂这些的。她也从未和任何人谈起。

她照顾所有人的情绪，领导的、同事的、明星的、经纪人的，像行走在山崖之间的高空走钢丝表演者，唯独忘了站在山崖那端的孤零零的尤昊。当然，这也是她在他失踪之后领悟到的。他创业的那些年，表现得太正常了，太平稳了。如果说有什么异常的话，她记得有几次半夜醒来，隐约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边。

他失踪了。

手机关机，所有社交网站都不再更新，公司的人找不见他，干脆招了新的人顶替（公司是他一手带大的，几十号人要养活，谁也顾不上谁）。他也没回老家，林颂急火火打电话过去，尤母是一贯的冷漠语调：“他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和他说了那家公司不靠谱。准是惹上了什么麻烦。”她哭着从柜子里翻出木盒，打开，九十九枚戒指密密麻麻地堆叠在一起。镶小钻的银戒指已经生了锈，变成废铁样的黄褐色——他向她求婚时的。镶贝壳的——去海南度蜜月时的。红绳编的——他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的。口香糖纸折的——她在报社跳级晋升，一个月多拿两千块钱的薪水时的。易拉罐的拉环——他们从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搬到现在的房子，有了一个窄小的客厅时的。猫抓柱上的一根细草绳——他们领养两个月大的美短小母猫糖糖时的。

那天他们走了很远的路，端着笼子把糖糖放在客厅里，它太小了，像一团毛线球，不敢放它出来，它在笼子里叫了整整一夜。两个人睡不着，靠在床头闲聊。“你说，我们能做称职的父母吗？”她惊讶于他的措辞是“父母”，不是“主人”。他深深叹了口气，清了清嗓子：“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父母。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就不去做的人太少了。或者这么说，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就谨言慎行、自我反思的父母太少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不幸福的小孩。”话题太严肃了，她想。也许这才是他们一直没要孩子的原因。他害怕看见自己童年的影子，站在镜子前浑身哆嗦的小男孩，最后变成身后大声责骂的父亲。

林颂不相信一个大活人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手机通讯录里翻找号码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保存过任何他朋友的电话。她点开手机上每个APP，试图从中寻找他登录的痕迹，或是无意中留下的地址或电话，结果竟一无所获。他太谨慎了，像是事先策划了一场秘密逃亡。林颂想到他每天挂在嘴边的高木森，一定是他把人藏起来了，她拨通了和丈夫唯一一个共同好友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人。她在手机地图和网上搜索他公司的名字，却发现自己连他公司的注册名称都不清楚，只记住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简称，搜出来的也净是不靠谱的网吧、桌游、贴膜、直播的名字。她凭记忆找到了一处民宅，却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敲开几扇门，遭了一番白眼，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她跑到物业调小区的监控，偏偏当天下午的一个时段，单元门口的监控坏掉了。她看见他像往常一样，提着电脑包消失在电梯口，这才想起跑去派出所。执勤的警察说四十八小时内不能立案，这激怒了她。她拨通了报社社会新闻部一位同事的电话，对方的说法让她头皮发麻：类似这种离家出走的案子每天多到数不过来，只要不是恶意伤害，比如绑架，又是没人认识的人，是没有新闻价值的。“以前有个大明星被绑了，林姐你记得吧？当时要了两百万赎金，占了多少报纸版面？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林姐，遇见这种事谁都糟心，但你也知道咱们平时是怎么做选题的。请你理解。”她站在花坛旁边，笑了哭，哭了笑，猛然想起上大学时老师在课堂上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一条狗经过，朝她的鞋撒了一泡尿。

林颂不想将丈夫的照片贴满电线杆和小区单元楼门口。只有宠物、失智的老人、跑丢的孩子才会这么找。一个无端丢了丈夫的女人，会被那群出来晒太阳的老太太怎么嚼舌根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尤昊唯一一次和林颂吵架用的也是这句说辞。那天只有林颂在家，她下楼倒垃圾，随手带上的门开了，糖糖跑了出去。她请了假，在小区里失心疯一样地又跑又叫，全然不顾别人的目光。路上遇见一个女人在贴寻狗启事，她凑过去看，看见那人哭肿了眼。尤昊回家时，她已经从楼道的消防栓后面找回了糖糖。一向好脾气的他还是忍不住发了火。

一只猫、一条狗尚且如此，一个大活人丢了，竟无声无息。其实，她还做了很多事，例如跑到电台广播寻人，买下报纸角落豆腐块大的地方登寻人启事，去他常去的咖啡馆和店家闲聊，去他曾经的公司、他喜欢逛的数码产品商店找。

衣柜里几件过冬的棉服还在，游戏机里还有他玩过的关卡的存档，几只穿过的袜子搭在脚凳上，卫生间的男士洗面奶用了一半，拖鞋横放在门口的脚垫上。他买过的猫粮还囤了两箱。他种的柠檬树土已干裂，叶子掉落一地。厨房的咖啡机旁边还有他喝过留下的咖啡胶囊，冰箱里冻着他爱吃的薯条和牛肉丸。书架上的几本相册里夹着他们去过的景点门票和合照，牛皮纸袋里是刊登她写的报道的报纸，他每周从报刊亭买回来的。

后来，林颂从网上得知那家创业公司被责令查封整改，文章里说，这家公司曾遭遇短暂的债务危机，时间是尤昊失踪的前夕，她本可以找到写这篇文章的记者问个清楚，但她没有。她将床头柜上的结婚照收了起来，和原本就不认她的公婆彻底断了联系。她依然跟在璀璨耀眼的明星身边，每隔半年往那个户头打房租钱，遇见好事发生就攒一枚戒指放进木盒里。

时隔多年，想起这么一个人，林颂隐约记得的，是他们躺在汽车旅店的地毯上，闭着眼听见隔壁的聚会进行到深夜，音乐声和欢笑声不绝于耳，酒瓶摔在墙壁上。她听见他在小声啜泣，却不曾问他为什么。

那张泛黄的旧纸片上写的是：“将近十年，我每天早上都会为你泡一壶热茶，放在床头，等你醒来。今天，我忘记了。而你好像也没有发觉，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2019年3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