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童第一次见面时已经二十九岁了，苏童那时二十六岁，可是我们仿佛是一起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的少年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电影，可是当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野草莓》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