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有关非洲的两个叙述携手而来。

第一个叙述从遥远的童年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岁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如雷贯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接踵而来，他们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些总统大多拥有上校或者少校的军衔，记得有一位总统的军衔是准将，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将军。”当时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无私地援助了非洲，为此我们的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周而复始地报道这些光辉事迹：我们援建了坦赞铁路，我们的医疗队在非洲治病救人，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种植大片稻米。

第二个叙述来自巴黎。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这两个关于非洲的叙述殊途同归，共同讲述了中非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