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天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五楼莫奈、毕加索他们的杰作看到三楼墙上弄些纸挂着的艺术。艺术愈来愈随便了。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为了不看到屋顶的瓦片，父亲用旧报纸糊屋顶。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医生，今天知道他也是艺术家，记得有朋友说过，他给一百个学生上课叫上课，给一百张椅子上课叫行为艺术。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与艾米丽吃晚饭，她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那时候她编辑过我的文章。后来她去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这次纽约相遇时她又更换了工作。我们谈到我刚出版的英文版新书，她说一家杂志社请她写书评，但是知道她和我是熟悉的朋友后立刻要求她别写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家杂志社担心会有腐败。我笑了，我说美国人如此反腐，美国的腐败仍然杂草丛生。在中国，反腐败似乎成为纪检人员的特权了，所以中国的小腐败山花烂漫，大腐败在丛中笑。

二○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美国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我在纽约大学听到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捐赠者赤脚，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看到捐赠者赤脚，第一反应就是脱去自己的鞋袜，也赤脚了。两个赤脚者坐在一起认真对话。然后捐赠者开支票，校长歪着脑袋偷偷看到捐赠者在一的后面写了一个又一个零，他向纽约大学捐赠一亿美元。

我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赤脚的不捐穿鞋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八日离开纽约，先去了美国的西海岸，又去了北部，再到最南端的迈阿密，转了一大圈以后，今天回到纽约，住进纽约大学提供的宽敞公寓，可是暂时不能上网。我每天背着迈阿密书展给的花哨袋子，里面放着电脑，走二十米路去纽约大学图书馆上网。有朋友说是纽约最丑陋的袋子，另有朋友反对，说应该是纽约第二丑陋，还有朋友说：“这里是纽约。你背着最漂亮的包，没人会说漂亮；你背着最丑陋的包，也没人觉得丑陋。”

在迈阿密的时候，与我英国出版社老板迈耶尔先生喝上一杯，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头说话滔滔不绝，可能是他说得太多了，我回到自己住的酒店后只想起他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恐怖分子，有些是拿着炸弹的，有些是拿着意识形态的。”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在纽约过了感恩节，朋友带我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的名牌店转转，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LuAnn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LuAnn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