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我去考研究生。台湾考研究生跟大陆不太一样，是各校自行招生的。所以要考研究生的同学，每到三四月份又要赶考折腾一次。有些比较优秀的学校，还会故意将考试日期排在同一天，非常的跩，摆明了就是你只能挑一所来考。尽管如此，还是吸引了许多大学生报考，并且研究生报考人数有每年越来越多的趋势。

因为个人的喜好问题，我挑了有关大陆研究的专业来考，所以那时候除了国际政治各种理论之外，也把一些《中国近代史》跟《中共党史》的东西都摸熟了。在此，举一些“中国大陆研究”科目考试题目的例子：

中共建立政权后，称自己为“新中国”，在此之前为“旧中国”，此说法已被广泛采用。到底“新”在哪里？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作纵向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维是什么？内在实质又是什么？

反正，不同学校考的题目也反映了不同学校的研究方向，有些学校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解释，有些学校喜欢从社会实际方面来解释。这次考试呢，我很潇洒，只报一所学校来考，所以没考上也是必然的。

这一年7月我又去北京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对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为了这个，我后来还特别去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北京建筑格局的影响，写了一堆论文发表。没想到每次一说起这些，还真的唬了很多人，应该也算得上一个二流的导游了吧！

反正这次就一路从南往北，沿着京广线玩到北京。到北京也没定下个目的地，就住在国际饭店后面的青年旅馆了，每天也无所事事，跟着一群老外瞎混。尤其是那群法国美少女，每天晚上洗完澡总是穿着蕾丝半透明的睡衣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或半倚着沙发，让我看得几乎要喷鼻血。

过了两天，旅馆前台跟我说有两个台湾人也住进来了，一个是来自高雄的怪叔叔（我们如此称呼的），另一个就是小吴，基于“管理方便”把我们安排住一间。很快，小吴以那特有的热情与到处都能搭讪的人格魅力，很容易地让大家在短时间内打成一片。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第一次来大陆旅游，只在北京待五天而已。

这段故事真正开始，应该从他入住的隔天开始讲起。这一天，他到长城去旅游，我则到西单乱逛。自诩为北京通的我，居然糊涂到在那里丢了钱包。更糟的是，我笨到把所有钱都放在里面，这下我可身无分文了。没想到我生平第一次进警察局，居然会是在北京西单的派出所里。我第一次深刻了解到什么是“走投无路”，只好跑去跟雕刻时光的庄仔借了钱，才暂时渡过难关。

这一天，小吴回来得也比较晚，回来后看他脚一跛一跛跳着走，脚上还包着纱布。据他自己说，原来是在长城上，为了贪图走近路，直接从缺口跳出去，没想到这一跳就把脚筋给拉伤了，而且伤得还不轻，直接送往医院。但没想到，他在医院都还能搭讪到几个美眉，还将照片给我们看。

照理说，遇到这些情况，正常人都会马上回家的，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撑些什么。他呢，每天还是脚跛着跳着，到处去游览。至于我，跟朋友约好过几天到北京来同游，面子问题不好取消，又怕到时候没钱花，只好每天躺在青年旅馆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按着遥控器，一边用破烂的英语跟老外们鬼扯着，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来了，青年旅馆更热闹了。小吴也加入了谈话会，虽然外语一样破，但不管是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一样会被他逗得笑呵呵的。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起待在同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两个礼拜。接下来的日子里，终于等到朋友来北京，于是我们四个外加怪叔叔，也不拘泥于什么特别的景点，反正就是在大街小巷乱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亦快哉。

后来，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离别的时间到了，遂各分东西。怪叔叔跟朋友去了天津，我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小吴则到河南去了。

在上海跟朋友分开后，我一个人去了湖南。在长沙看了马王堆的博物馆，待了半天就往湘西去，当晚赶不上到凤凰的小巴，遂在吉首待了一晚。第二天到凤凰，我一经过进入凤凰的沱江桥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住的位置又是无敌江景，就是虹桥旁沱江人家客栈的吊脚楼里。每天早晨，总是被捣衣及划桨声唤醒。我住在凤凰一个礼拜，每天也就到处看看，晚上回来睡觉，很优哉。

再见到小吴是几个月后在他的家里。看到他的旅行照片和听他讲述旅行经验，只有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原来，他后来一路到洛阳、西安、兰州、敦煌，又往西到了乌鲁木齐，最后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中巴边境上。真难想象一个第一次离开台湾的人，就这样飘呀飘的，一路飘到了大陆的最西端。说来真有勇气且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样处处让人惊奇、随性所至的人。

隔两年，小吴在西藏前往阿里的路上遭遇车祸挂掉了，我也少了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之后我又到了北京，经过国际饭店，青年旅馆已经不复存在。又凭着记忆去找曾经一起吃过的胡同小餐馆，却也成为新建高楼。路过天安门，想起那年“八一”清晨，凑热闹似的去看升旗，触景生情，这些本应该是美好的回忆，想起来却让人一阵惆怅，坐立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