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人遭遇的共情是一种无价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也不那么容易唤起。其实更有挑战的是对他人的成功和幸福产生喜悦之情，尤其是当那个成功在大家看来也是我们自己理应取得的时候。毋庸置疑，父母通常会因为孩子的成功与幸福而喜悦，但这是因为父母常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延伸。他们不会嫉妒自己的孩子成功，正如一个作家不会嫉妒自己的书成功那样。但父母不会常把孩子挂在嘴上，因为别人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感兴趣。不过也可能并非如此。我可能就是个例外，因为我就很喜欢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孩子如何如何成功。

当我聆听他们所讲的时候，我就会一会儿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一会儿站在父母的立场上，所以，我就同时得到了两方面的快乐。这看起来好像很高风亮节，但也会因为下面三个缘由让这一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第一，我没有孩子。如果我有个优秀的孩子，而别人的孩子却很糟糕的话，那我就不可能表现得很开心了，不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幸灾乐祸。第二，我的悲观主义。这也是我性格里阴郁的一面。当我确实目睹某人的成功，从而向他人提起的时候，极少看见他人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哪怕不是个人之间的比较，而是从属于个人的事物，包括子女，也包括师生关系，比如“我的学生太棒了，你的学生呢？”第三，缘于我想象力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一倾向让我总觉得孩子们都是上帝的作品——独一无二的作品，派到这个世上来，是为了让大家幸福快乐，前提是大家也要如此看待孩子们才行，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父母或老师的附属品或财产之类的东西。

我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所有人。在我眼里，每个人都是可以审美的对象和艺术品。人不仅是一种可以审美的对象，还是名副其实的“可以为自己代言”的审美对象。我观看人就像欣赏油画、雕塑和乐曲一般。我静静地站在一幅画作前，想知道它的魅力何在，它在诉说着什么。在一群人中，我边看边听，想知道他们为何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我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去获得知识，而不是做一个馈赠知识的人。当然了，我在课堂上也会连篇累牍地说个不停，但在社交场合里，当我要说话的时候，更倾向于抛出一个问题或给出一个悖论或反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出话题，好将谈话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

所以，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知识渊博，也会注意他人的观点，特别是在聚会和讨论小组里。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谦逊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这会显得我自己缺乏知识的立场和道德的原则。要么，这两者我都有，但却为了举止得体而刻意掩饰下去，这样的得体本身就该受到质疑了，因为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源于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这是外国人、访客、移民身上都会有的社会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的人就可以表现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鲁，因为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我却不同，我只是作为一个异乡客在这里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终觉得需要审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国人的观点。这让我更加明白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犹太人家庭，后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译注">身上的问题，他总是把态度软下来，去关注对手们的观点，目的是讨好对方。这正是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犹太俄国人身上的弱点。他在英格兰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荣誉，以及没有任何不和之音，都只是因为他作品里的力量和独创性吗？还是因为他总是会在争论的场合里打马虎眼——这样的说话方式难道会有一种魔力？<注："Michael Ignatieff,review of Isaiah Berlin's“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New Republic,April 29,1991,p.33.">

因别人的功成名就与踌躇满志而感到开心，这可能包含了一种不健全的受虐情结。因此，我才怀疑自我不够健全。我的性格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受虐情结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的性格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果断坚毅的一面，总是像个小孩子般害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保持着沉默，也习惯于默默无闻地尽着本分。尤其是和年轻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克制自己的主张，表现得好像很无主见一样，甚至在我解释一个观点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绅士一样的性格让我显得平易近人，富有同理心，就一位教师而言，这是很好的性格。在我的退休宴上，一位我之前教过的学生回忆起几年前他和我在旧金山的中餐馆吃饭时的情景，其间，我总是不断地劝他多吃点。我很惊讶，他居然还记得这种小事。但在反思后，我觉得，他的这道回忆直指我的性格。我后来发现，我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去吃饭、喝咖啡，原因是我喜欢他们吃饭时的样子。当他们享用拌着酱料的通心粉，嚼着胡萝卜蛋糕，身边伴着一堆好书，分享他们迷人的观点时，我就特别享受他们的模样，看着他们的世界观渐渐成长起来。我其实是特别情愿他们来消费我这位老师的。

可如果一个人太缺失了自我的话，也会和天然的自我主义产生强烈的冲突，进而走向反面，那就是非常渴望别人理解自己。我早就看到了这一危险，所以才一直防微杜渐。而为什么一种极度的自我缺失反而会变成一种渴求呢？就我的情况而言，是社会主动强化了我的这一性格倾向。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自私自利是不对的。当我还小的时候，很想做个乖孩子。典型的中国餐桌，就是一种需要掩饰自我并且举止得体的场合。在此场合里，大家一起享用同一桌菜。我们一家六口人，有四盘菜。但问题却常常在于只有一道菜才是大家爱吃的。虽然我们有仆人做饭，但母亲却是厨房里的明星，结果便是，母亲的那一道菜成为我们四个孩子都极爱吃的，所以总感觉菜不够。

该如何是好呢？最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在家人反对之前，赶紧霸占那盘菜，狼吞虎咽一番再说。我尝试过了，但发现太可耻。更狡猾的方法是一种心理战术。开始时你可以表现得很克制，于是，其他人受你的影响也会很克制。等到关键时刻，你就可以毫不客气说一句：“既然你们都不想吃这道菜，那我就不客气了。”随即立刻端起盘子，全部倒进自己碗里。虽然我很欣赏这套战术里的审时度势，但却从未尝试过，因为这也不符合我的自我形象。那么，我的做法是怎样的呢？我会品尝那道菜，然后对母亲夸赞一番，然后尽量克制着不去吃那道菜，但同时也不让别人发现我正在克制自己。结果就是助长了心里小小的骄傲。我发现自己性格里存在着一种自我拒绝的需求，一种魔鬼般的缺陷。但公平地说，当我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享用母亲的那道菜，尤其是我那贪吃的弟弟时，我也能体会到一种健全的情感在内心里涌现出来。

无私确实可以带来幸福。我努力从童年的经验里汲取教训，减少自虐的倾向。总的来说，这样做还是有所收获的。与其因为别人拥有——配偶、伴侣、孩子、爱情——自己没有而感到沮丧痛苦，倒不如让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别人拥有的幸福上面，想象性地活在别人的富足里，以此也能让自己获得一丝满足。然而这种替代性的人生也会带来沉重代价，因为它意味着你在自己生命最好的部分里也只能体会到一种有限的满足感而已，而体验不到无限的喜乐感；也意味着你世界的另一侧总有一片阴霾笼罩着。也难怪我会把生命力当成一个偶像来崇拜，甚至经常渴望能冲破一切的生命之光的涌溢和绽放。

在所有生理性的不平等中，人的外貌是最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看见一个人，心里就会做出判断：他（她）长得好看、一般，或丑陋。相反，一个人的其他特征，像性格、知识、道德涵养，都掩藏在了外表之下，只有在多次接触后才能做出公正判断。而人的外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则会将这种不平等放大。该象征意义指向了其他的品质。初见一个人时，我们可能就已经开始在心里下结论了：他/她看起来是一个懒散的人，或是轻率鲁莽的人，或是一个谨慎的人，或是值得信赖的人，或又不太值得信任。我们的判断可能会出错——外貌会误导我们——但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容易被外貌牵着鼻子走，因为这是最便捷的途径。同时，我们的判断多数时候也基本上是准确的，八九不离十，所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前面说的那句很难理解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或许适合用来形容所有的天赋，尤其适合用来形容人的美貌。这项优势会带来别的优势，比如更好的道德评价；而相反，丑陋的外貌不仅是一种负担，还会给人一种邪恶的印象。难怪蒙田会问：“人和人之间的首要差异，也是相互间优势的第一项考量因素，多半在于美貌吗？”<注："Michel de Montaigne,Essays (Harmondsworth,Middlesex,U.K.:Penguin,1958),p.199.">这个观点早在被社会科学家广泛讨论之前就已经流行开来了。

把人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来看待，会引发道德上的问题。有些人看起来更美，更令人愉悦，这意味着，这些人招人喜欢不仅因为他们更具备美的条件，还因为他们整体上被当作了更优越的人来看待。判断上的失误——理智上的判断错误——可能会影响任何一种偏好，甚至会影响一颦一笑这些细枝末节的偏好，哪怕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我曾努力防止这样的错误发生，尤其是和学生待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受我影响。为了尽量避免以貌取人，我站在了更高的道德标准上，而不是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毫不掩饰地对长得漂亮的孩子表现出不公平的喜爱之情。但我的这一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姣好的面容一旦出现，我仍然忍不住会去欣赏；相反，我或许太过于主动地忽略眼目之所见了，那些长得丑陋的人几乎会把我的精力耗尽。

但我也不能太夸大其词地说这个事情。我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校园里，被年轻人包围着，身心愉悦，很少见到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人。每每我在脑海里想象人类的模样时，出现的画面几乎都是身形敏捷的年轻男女。他们（她们）就是我心中的人类形象。但人其实是有着各种尺度和形态的，换言之，人类是高度分异的一个物种，这一事实却被我遗忘或压抑下去了。每每到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我就会深感震惊，因为在那儿，我会遇到各色人等，仿佛身处一个马戏团，或参加一场嘉年华，到处都是怪异滑稽的玩意儿——高矮胖瘦，有些灵活像猴，有些迟缓如象，满眼都是奇形怪状，他们在拙手钝脚和百样玲珑之间变化无方。这一景象值得一看，但是，我却不知该如何与他们对话、交流；甚至不敢想象和他们共处一室是什么滋味。

记得有一回在书店里，我正坐在一处角落翻阅一本艺术类的书籍。一个身形高大的女人忽然悠然自得地坐在了我身边的椅子里。她的模样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特别是她穿着一条紧身短裤，白面团般的肉从那里面挤了出来，令我心烦意乱。我无法再专心阅读了，不得不起身离开那儿，既懊恼又羞愧。但她却依然摆出那副安然自得的神气，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穿着审美会影响周围的人。我们是否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外貌对别人的感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不会。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一本小说里对一个女人的描述：“她的着装令她的后背显得格外沉重、下垂得更厉害。煞白光秃的小腿仿佛乡下人用的大水罐，上面布满了血管，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蛇团成的球。”小说里的另一个角色阿格尼丝(Agnes)见此情此景后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女人应该穿上一打的衣服来把那些浅蓝色的血管给遮住，也好令她的后背看起来不像是一块大门板。可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不仅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在意自己在人群里是否有魅力了，也因为大家甚至开始习惯了审丑！”<注："Milan Kundera,Immortality (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91),p.21.">

审美的标准也会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不同。中国人一般不会为外表的美赋予太多价值（至少在我的观察看来，他们在公共场合里不会如此）。因为在儒家道德观的影响下，好的行为才显得更重要，而非好的长相。现代美国文化似乎正在高举身体美的旗帜，但是，脑满肠肥的感觉却在超重的群体里渐渐流行了起来，而且不带任何羞耻感，反而在大众眼前不断炫耀着。与之相比，古希腊对人体美的塑造则有着极高的标准，或许他们把人体美同其他优秀的人类品质联系在了一起。美，对于他们而言，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如太阳一般让人不敢直视。古希腊人，甚至是老人和智者，都会对英俊的青年表示敬意。另外在非洲，特别是在以畜牧文化为主的东非，人的审美观也受到了文化的极大影响。特皮利·奥利·赛托蒂(Tepilit Ole Saitoti)<注："特皮利·奥利·赛托蒂(Tepilit Ole Saitoti,1949—)，坦桑尼亚作家。他出生于马赛地(Maasailand)，年轻时长年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探险。——译注">说道：“在马赛地(Maasailand)这个地方，如果你长得美，就一定要展示出来。在我们的土地上旅居，你经常可以看到勇敢的战士一丝不挂，迈着高傲的步伐前行。”而一旦他们年迈时，就会出于对青年人的尊重而裹上衣物；在公共场合里，更要做到非礼勿视。所以，当赛托蒂来到美国，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时，才会大为震惊地望着那些“肌肉松弛、满布皱纹的老年人”居然只披着一条浴巾悠然地漫步，完全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注："Tepilit Ole Saitoti,The Worlds of a Maasai Warrio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4.">

丑陋的房屋和街道总会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所以我们才想清除它们，或重建、美化它们。但是，倘若人类本身也变成了环境里的丑陋事物呢？我们又将如何改善自己？是否有必要改善自己？是否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姿态把时间和资源都花在我们视为外表的东西上面？别人的外貌有时会令我感到愉快，有时却会让我感到难受，所以面对自己这种飘忽不定的感受时，我无以言表；而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能体认到自己对他人也存在着一种不公平的态度。有时候，这种感受是突如其来的。刚刚说到在书店里的那个女人，我对她的反应实在是太剧烈了，虽然她只是我周遭环境里的一部分。假如我被一群丑陋无比的人团团围住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记得有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我在等电梯，想去十楼的公寓。电梯到了，我走进去后，有几个人也跟着走进来，随后，又出现了一堆人你推我挤地涌进来，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动弹不得。电梯门关闭，徐徐上行。我的手臂无法动弹，只有脑袋可以转动。那一刻，是什么让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是荧光灯散发的苍白蓝光？是空气里的腐味儿？是那些松弛的胳膊上下垂的赘肉？是一张张苍白漠然的脸上若隐若现的皱纹？是一个个目视前方但空洞无物的眼神？还是一张张紧闭的薄唇？无论如何，同这群丑陋的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让我惶恐万分，我拼命呼吸着每一口空气，几乎到了失魂丧魄的地步，只想立刻挣脱他们。

如果我是这样看待别人的，那我又当如何看待自己呢？小时候，周围的大人轻拍我的头，表示对我的喜欢和鼓励。随着年岁增长直到壮年，我都还觉得自己的长相属于中等偏上。但虽然如此，我还是会不断猜测如果自己长得不是中偏上，而是奇形怪状、奇丑无比的话，那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会对别人造成怎样的影响？又会有怎样的世界观呢？所以，我如饥似渴地读过约瑟夫·梅里克(Joseph Merrick)的故事，他被称为“象人”，由于基因的问题，样貌畸变，他的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Frederick Treves)说他是“自己见过的相貌最恶心的人类”。<注："Ashley Montagu,The Elephant Man:A Study in Human Dignity (New York:Dutton,1979),p.14.">梅里克逝世于1890年，但他却出奇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结识了友人，包括皇室成员。所以到了最后，他的公众形象可以称得上是“华丽”得万人瞩目。人们都期待着能见上他一眼——期待着能见到这位深藏在怪物躯壳里的绅士。所以，梅里克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还是会想，如果我进到一个房间，见到里面全是令人压抑的丑陋形状，让我一下子从欣然平和变成强颜欢笑，会是怎样的境况？

在阿尔伯克基，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让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线索。1962年，大卫·哈里斯来我校任教一个学期，他夫人和四岁的女儿萨拉随同一起到来。萨拉的性格紧张敏感，尤其害怕听到警车或救护车的鸣笛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极度恐惧父母不在身边，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都会如此。我答应哈里斯临时照看一下萨拉，这样，他们夫妇便可以去看场电影。他们也向我保证，会让萨拉知道我是她的临时玩伴，会时刻陪在她的身边。当我到达他们住的地方时，萨拉已经在卧室里睡着了，哈里斯也已经离开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传来阵阵鸣笛，而且离我越来越近，突然把萨拉给惊醒了，她从床上爬起来，又冲进客厅里，以为会见到自己的父母，哪知却只见到了我。她认出我是谁，但却全然不顾眼前所见，露出极度厌恶的神情，号啕大叫了起来。

在所有最可怕的噩梦里，最让我感到被冒犯的就是因自己的相貌被他人厌恶，就像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怪物一样。这样的噩梦不一定只在睡梦里出现，也可能出现在醒着的时候。比如，当我半夜时分还清醒着，但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就会问自己，如果我在睡眠中死去，谁会发现我的尸体呢？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这个问题在暑假期间变得更为严峻，因为那时我没有课，也没有人会来我办公室里。有一位家政服务员每隔一星期来我公寓打扫一次房间。那么，她会是那个发现我尸体的人吗？想着想着，焦虑越堆越高，甚至变成了极度的恐慌，弄得我不得不赶紧翻身下床，因为这样的事情即便今天不在意，总有一天会在意的。有一次我真的做了这个噩梦，梦见自己死在了床上。房间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热，尸体开始腐烂。我就一直等着、等着，期待有人发现我。最后，我听见了外面房门的擦刮声，是那位家政员来了。我赶紧翻身下床，想去警告她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天啊！如果她突然看见一具尸体蹿出来和她打招呼，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在第二章里说过，和其他人不同，我的人生是从童年的公共世界迈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就像从宇宙走向了炉台一般，而不是反过来的。我和其他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亚洲社会里——比如印度和中国——男人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热衷于江山和美人，一旦上了年纪、心境变得恬淡，就越发亲近自然，在自然中体验美感和乐趣。但我的人生经历却不是如此的。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青睐于自然之美。毕竟，我是个地理学者，年轻时曾在沙漠和潮湿的热带地区做过田野调查。我的肉体也曾盈满过冲动，但这些冲动却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涌向了大地的神秘和美感。

在5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期，那种想要四处旅行、看大千世界的冲动消失了，因为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世界，尽管不是全部，但我可以问：再去更多的地方意义何在呢？难道我真的需要去看看月光下的泰姬陵或朝霞里的喜马拉雅山吗？没有这些经历，我的人生就不完整了？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这样的美包括上方的天堂和地上的人类个体，而不再是那些中间尺度的可爱事物——社会、景观和地方了。

当然，苏格拉底不会使用文绉绉的词语，他不会说“人类个体”，而只可能说“男孩子”。在古希腊社会，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是比较公开化的。而在我们社会里却不是如此，尽管同性恋群体在法律和社会里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但我仍十分相信的一点是——尽管此观点让支持同性恋的政客们难以接受——无论社会变得多开明，同性恋都将被持续看成是特殊的，不仅就整个社会而言，就连同性恋者本人也将如此。只要他们曾经被多数人指为异类，而且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觉得自己不同于普通人的话，那么这些人终将无可避免地沦为特殊群体（但并非特别优秀的那种特殊群体），并感到有那么一些不自在。相反，只有属于常态或令人钦佩的特殊群体（比如军人）才会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才不会产生防御心理。然而，与其他少数族裔、文化群体和种族比起来，同性恋者是让人觉得最边缘的群体。他们总体相似度最低，并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因为他们的对立面不仅是普遍的生理现实，而且这种生理现实还夹杂了太多的文化成分，这些文化成分的声量在不断变大，人们对其投入的技术和热情也在增加。

在生理上，人类是借助夫妻关系来繁衍的物种，他们（她们）的身体也是依据此目的而生成的。在文化上，大多数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庆祝着异性之间的爱情与结合。几千年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以及到现代才出现的电影、电视剧都在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罗密欧和朱丽叶相互拥抱时的自然而然、琴瑟相和。那么，倘若一个爱慕男性的男子在读到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异性恋的欢乐颂时，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丝格格不入的感觉和难过，没有渴望抗议的冲动——但同时又觉得如果抗议的话会显得有些过分，进而犹豫不决呢？

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我被一个男孩子吸引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警惕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其他男生，特别是年长的男生也被他吸引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位校友。他长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轻，容貌柔和纤弱，但并不娘气。他的朱唇皓齿经常微微张开，又面若桃李，美目盼兮，金色的头发蓬松着。但是，我的心绪却萦绕在了另一个男孩子身上。他拥有一股运动员般的时尚美型，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运动机器，和前面那个男生不是一个类型的。那时候，我简直无法说服自己，认为这样的爱慕只是对女性渴望的一种替代而已。有一次，他来到我的课桌边，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伸出一只手掌，让我把手也放在那上面，我照做了。他只简单地说道，我的手很小，像个女孩儿的手。之后，仅此而已，也没有发生欺辱和霸凌。1946年，我父亲调动工作到马尼拉，我坚持要随同母亲和妹妹和他一起去。与另外两个兄弟不同的是，我丝毫不愿继续待在这所男子学校里当一名寄宿生了。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只是预感到，如果继续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那股诱惑或者诱迫（或两者兼有）——一种害怕到难以言状的情感——将毁了我自己。那年我刚15岁。

男人总是会望眼欲穿地面对女人，要么垂涎三尺，要么满怀钦佩。在西方社会里，男人（也包括女人）可以自由地颂扬女人的美貌，但反过来却不常见——但现如今因为性别解放运动，女性也可以毫不羞涩地向男性献殷勤，也可以毫不在意地评价男性的身体魅力了。而在私人的书面文字里，女性就不再显得沉默谨慎了。毕竟，不管社会风俗是否认可，女性被男性吸引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我还曾经常羡慕过她们拥有的这种自然权利。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注："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1926—1999)，美国小说家。——译注">写道：“在（灰狗巴士）的过道另一侧，我注意到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俊美。他睡得正香，是一个金灿灿的男孩儿：金色的头发、褐色的皮肤，大而美的手轻轻地搭在膝盖上，修长的大腿穿着一条柔软而漂白的牛仔裤。我几乎不敢直视他，如果我盯着他看的话，可能会把他惊醒。那时候，他会在我脸上看到的，绝不是情欲，而是对他完美长相无边无际的倾注，就仿佛他是一尊黄铜色或黄金的雕像一般。”<注："Alice Adams,“Greyhound People,”New Yorker,January 19,1981,p.40.">

我之所以一直阅读女性作家埃利斯·彼得斯(Ellis Peters)<注："埃利斯·彼得斯(Ellis Peters,1913—1995)，英国小说家。——译注">的“卡德法尔修士”(Brother Cadfael)系列小说，是因为里面有英雄般的年轻男子。在其中一辑里，卡德法尔的私生子被描述成“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的形象。<注："Ellis Peters,The Pilgrim of Hate (New York:Mystery Press Book,1997),p.120.">在创作这个系列的另一辑小说时，彼得斯已经70多岁了，她让自己处在一名年长女性的视角去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位年仅18岁的骑士护卫——卡德法尔：“他矗立在插着旗子的壁炉前，壁炉里烈焰腾腾。他的一条胳膊上挽着斗篷，兜帽垂在手边。火光把他轮廓分明的脸照成了金黄色，显得英气逼人……唇红齿白处露出令人迷醉的微笑，显露出他心底至深的快乐。亚麻色的发丝垂向脸际，又在颈背处娴雅地蓬松着，这便是年轻男子最美的极致。”<注："Ellis Peters,The Confessions of Brother Haluin (New York:Mystery Press Book,1989),p.191.">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注："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译注">也写过类似的狂热颂词。她以一种诗性的精妙感知弥补了自己的失明：“与女性的呼吸大为不同的是，男性的呼吸通常强烈而充满生机。年轻男子的体味总是蕴含着一股强大元素般的，如同火焰、风暴、海盐一样的味道，并有着激越而起的躁动。它显现出了所有强壮、美丽和愉悦的事物，并给予我的身体感官以巨大的快乐。”<注："Helen Keller,The World I Live In (New York:Century,1908),p.75.">

多萝西·戴(Dorothy Day)<注："多萝西·戴(Dorothy Day,1897—1980)，美国作家。——译注">也强烈地表达过女人对男人的爱慕之情：“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几乎每天都爱慕着他。我爱他所知晓的一切，又同情他所不知的一切。我爱他从毛衣口袋里倒出的各种零碎物品，爱他打鱼后带回来的泥沙和贝壳。我爱他躺在床上呼吸着大海味道时那个精瘦的身体，也爱他的正直性格和他固执的骄傲。”<注："Dorothy Day,Long Loneliness (New York:Harper,1962),p.148.">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逝世于1859年，享年90岁，终生未娶。1959年，我刚好在巴拿马城参加一个洪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公共讲座。196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院也让我来作一个开幕式演讲——这个开幕式是为一个以洪堡为主题的系列讲座预热的。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因为这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得以重访心中的这位伟大人物。在我心中，亚历山大·冯·洪堡之所以伟大，原因很明显：他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而我事业的起步便是自然地理学。他还对大地测量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并首先运用绘画和诗歌的方式开拓了人的地理经验——感受、情感和观念，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起点之所在。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我学术成熟阶段的研究重心。同时，我也钦佩洪堡身上那股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又是生命力），一种我显然缺乏，但对取得卓越成就而言必不可少的品质。洪堡年轻时就已涉足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在难以想象的广袤领域里探险。到了60岁的时候，他依然精力不减，甚至穿越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两万英里去探求新的科学知识。

但洪堡身上有一个特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为什么不结婚呢？他是一个完全具备结婚条件的人——英俊，高贵，有学识，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也绝非一个排斥社会之人。他在巴黎经常出入各种沙龙和社交场合，身边也围绕着众多女性仰慕者——人们觉得，女性的陪伴可以疗愈孤独，比如一个人走在街上或待在房间里写作的时候。但答案却刻在了他的性格里。在卡洛琳(Caroline)写给她新任丈夫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文字里谈道：“亚历山大只能在与男性有关的事物里获得启发。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威廉·冯·洪堡是比亚历山大年长两岁的哥哥。亚历山大21岁时，偶尔会在嫂子面前开开玩笑，说自己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40岁的女珠宝商，而她也爱着自己，因为自己长着一个光滑而发亮的鼻子。但是卡洛琳并不傻，她知道亚历山大爱慕的其实是男性。凡是收到亚历山大信件的仰慕者，也都会极力掩饰他们对亚历山大的爱慕，就像当今学界都不愿意让这位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染上污点一样——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注："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英国历史学家。——译注">曾称他是“最后一位博雅之士”。

亚历山大·冯·洪堡曾三次受困于（没有比“受困”更好的词来形容他的经历了）颇深的感情纠葛。第一次是在青少年时期，他遇到了心仪的对象——威廉·加布里埃尔·魏格纳(Wilhelm Gabriel Wegener)，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青年，钟情于神学。他们一直形影不离。当环境迫使他们分开的时候，洪堡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表述自己的一往情深，欲与他长相厮守：“自从2月13日，我们许愿说要把这样的兄弟之爱一直持续到永远时，那一刻，我只觉得周围再没有谁能给予你所能给予我的一切了……当我反复思量对你的思念，渴望获知你的消息时，我确信没有任何朋友之间的爱可以超越我对你的爱。”洪堡还鼓励他研究植物和矿物，这样，好在将来某天一起去环游世界。<注："Helmut de Terra,Humboldt:The Life and Tim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 (New York:Knopf,1955),p.27.">

而更为热烈的一次情感事件出现在他25岁那年，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了，在探矿和科研领域里都颇为卓越。他心仪的对象是一名不起眼的步兵中尉，比自己年轻4岁，名叫赖因哈德·冯·哈夫滕(Reinhard von Haeften)。当1795年哈夫滕结婚时，洪堡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好像他自己才是那个要宣誓婚约的人一样。之后的一年里，他在拜罗伊特(Bayreuth)<注："拜罗伊特(Bayreuth)，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南部城市。——译注">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围绕着这对夫妇打转。后来，要维持这样的亲密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自己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座城镇里。1797年1月，在严冬的某一天，洪堡绝望地意识到这位朋友迟早会离自己而去，于是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动情，也是最充满情爱的一封信：

第三次情感纠葛出现在1809年，40岁的洪堡遇见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天才物理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 Arago)，他们在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领域有着共同的热情。在洪堡充满钦佩的目光中，这位年轻的朋友显得既独特又无畏。再一次，洪堡发现自己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了。于是，他，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要么等待对方，要么讨好对方。每一次收到从对方那儿寄来的哪怕很简短的一封信，或是多日不见后的一次短暂的会面，洪堡都会开心得不得了。毫无疑问，阿拉戈这一方也是真诚地喜欢着洪堡，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培养彼此的友情，因为，除了繁忙的科研工作和政治活动以外，他同时还是一个顾家的男人。洪堡真是可怜，他们不具备在一起的条件。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维活跃，不断收获着来自各方的荣誉和尊敬。只是在感情问题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关系中寻求满足。<注："Douglas Botting,Humboldt and the Cosmos (New York:Harper & Row,1973),pp.195–197.">

1997年2月7日，我做了关于洪堡的讲座，其中没有谈及任何关于“心路历程”的话题——这是一个比较俗套的词汇，我故意借此来言及浪漫和情爱之事。我没有涉及这些事，是因为我想把重心放在洪堡的地理学贡献上，直接谈到了他的研究工作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以此来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并鼓励人们去研究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探索与政治建设。但在讲座的结尾处，我还是忍不住说道：尽管洪堡一生收获无数，受人赞誉，但他还是缺失了“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以在睡前和爱人一起吃点心”。<注："Yi-Fu Tuan,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His Brother:Portrait of An Ideal Geographer in Our Time(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II.">

当然那时候，我想到的不仅是洪堡这一个人。当我讲述他的情感经历时，我心里想到的其实也并不是他。在我的人生里，毫无疑问我自己才是主角。我没有细讲自己的情感经历，是因为我希望能在心理上准确刻画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不光是坦言自己在人生某个时期的某件往事而已，尽管它们也曾激起过我情感的波澜。我尝试着向诗人学习，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去捕捉人的情绪、感受、亲密或崇高的体验，那么，这就需要求之于间接的手法。我经常运用间接的手法来写作，也有另一个原因：这样的手法在我和所爱的人与物之间留出了距离，而我认为这样才是恰当的；哪怕是我极度渴望拥入怀里的人，我也期望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距离？原因很简单，因为，与其说我是个中国人，不如说我是个希腊人，而且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那时候正崇尚青年人的美；还有另一个更吸引人的美，那就是宇宙之美。

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所以，地理学拯救了我。我可以自然而然地看见外面世界的严酷和丑陋，就像窥见我自己内心世界里的混乱无序一样。我甚至相信，自己的悲惨，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次等身份，以及外人对我的接纳，都得以让我洞察人类的悲惨，特别是那些零散破碎的少数群体里的悲惨景况。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包括自己内心的阴影和世界的阴影。而我是否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是否太过分沉溺于宇宙之美了？我是一个逃避主义者吗？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达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乐观的一面，并提醒周围总在关注事物阴暗面的饱学之士们：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与善的事物？其实我并不知道，又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