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先生69岁那年，创作了自传《我是谁？》，回忆了从童年到晚年的经历。先生为何要写这部自传？

首先，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正如他在开篇里所言：“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因此，这部自传是他对自己大半生寻根历程的一次回顾与剖析。而之所以感到自己无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青年时期，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住满过五年。

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

直到38岁，段义孚先生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在这两个地方各住了十四年，而这才是他最能感受到归属感的地方。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段义孚同样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人。他终身未婚（这与他关于生命救赎的体验有关）；另一方面，他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因此，身份认同对段义孚而言，始终是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

之所以写作自传，有个体的原因，即某人欲对自己的人生展开一次全面的审视；也有社会性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土壤要有利于自传文学的产生。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环境来看，随着科技的迅猛革新、地域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人的身份危机开始凸显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

“我是谁？”是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的一个时髦问题。似乎每个人都在问。不仅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或“我们是谁”。

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借助自传文学这一途径对“根”展开了价值寻求。而段义孚的这部自传也正产生于这样的社会土壤。然而，这部自传却又与时下多数自传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我是谁？》里，时间线索和公共事件皆不突出，也无特别丰富、如数家珍的个人回忆。而这些要素却能体现在其他多数自传作品里。原因在于，段义孚并不像某些悲观主义者那样，甘愿被过去某些不堪回首的时光捆缚，进而主动遗忘了很多事情；同时，他一贯追求精神胜于追溯具体事件，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指向了永恒，后者却容易朽坏。

其次，通常用来吸引出版商和读者那种扣人心弦、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部自传里很罕见。在他自己眼中，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都不如那些外向的自传者具有彰显自身的光彩，反而，他的成年时光多是独自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内在景观”(inscapes)——精神上的景观。因此，刻画“精神景观”正是这部自传的主旨。

再其次，与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不同，多数人是从童年的“炉台”迈向成年的“宇宙”，但段义孚的人生轨迹却是反过来的，即从世界走向了自我，从童年所处的公共领域走入了成年后的私人领域。但，这也绝不等于进入成年后，格局反而缩小；相反，他却愈益朝着由观念和思想构筑起来的宏大世界迈进。

因此，《我是谁？》的魅力，并不在于引人入胜、博人眼球的不凡经历，这些事物或许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相反，它的魅力在于，在平凡的事物与事件里，去体察个体生命在不断破碎与重建、踟蹰与前行的过程里呈现出的意义与价值。难怪世界地理学最高荣誉奖的评委会，把段义孚比作地理学界的“小王子”，因为他们两人都常常在平凡微小的事物中用情至深。

段义孚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宇宙”走向了“炉台”。童年时期，他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经历着各种公共事件。成年后，他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的角落里。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他一生的追求——心灵追求、关系追求与事业追求——均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奠定了最初的生命底色。

段义孚成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段茂澜是一名外交官，这让童年的段义孚能频繁接触到世界性的事件与人物。他在自传里提到了与自己家庭关系颇深的三个人：段祺瑞、汪精卫和周恩来。

段氏家族起源于安徽，到了近代分为两支：一支家财万贯，住在合肥，是段祺瑞所属的一支；另一支家境贫寒，住在银山（可能在安徽芜湖附近），是段茂澜所属的一支。所以，段祺瑞一直资助段茂澜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段茂澜接受了西方教育，为段义孚的童年创造了中产家庭的成长环境。汪精卫是段义孚母亲的一位远房表亲。由于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段茂澜一家对他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在私人感情上又不得不有所顾念。周恩来是段茂澜的好友，虽然两人最终在政治路线上迥然不同，但私下的友谊却一直维持着。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常常拜访段义孚家。段义孚说，父亲和周恩来在客厅里掰手腕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正因为父亲的外交官身份，他和众多世界级的政治人物都有或近或远的关系，这使得童年的段义孚总能亲历各种公共事件，生活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环境中，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

而同时，段义孚就读的小学也为他开启了世界主义的视野。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段义孚的记忆里并非一处温暖的家乡，而是一个贫穷、战乱、充满死亡和迷信气息的地方。这或许同他家位于重庆乡郊有关。在那里，他每天都要忍受空气里的酸腐味、遭遇恶臭的泥浆、路过脏乱的小摊小贩和黑市上的交易，偶尔还能撞见村子里的迷信——预防诈尸的白事。与此相对的是，1938年，段茂澜和他的朋友们在南开发电厂旁创办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段义孚在这所小学里获得了世界主义的启蒙教育。在课堂上，他不仅认识了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伟大的科学家，还读到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些人物和故事都令他的思维超越了地方主义和国族主义的狭隘性，融入更崇高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宇宙”里。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说：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注："［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24页。">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以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却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了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由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段义孚塑造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的广袤“宇宙”。童年时期，他就已实现“炉台”与“宇宙”之间的穿梭。因此，“宇宙”的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为这般自我的成长与塑造，才让段义孚的情感轨迹与大多数人的情感轨迹不同。译者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于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了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这四种爱。那么，段义孚在这四种爱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原生家庭是段义孚最初的心灵寄托，然而，这样的寄托并不牢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父爱的匮乏，二是易逝的母爱和兄弟们的暗暗争夺。

事实上，段义孚并非完全体会不到父爱，只是儒家式父爱的坚硬棱角，令内心敏感的段义孚屡屡受伤，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了一层酸楚。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我“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酸楚。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

当父爱被责任的外衣包裹起来，显得既克制、坚硬又略带冷漠时，在儿子的记忆里就形成了若即若离、空洞可怖的意象。再加上父亲对长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爱，对次子和小闺女（段思孚）的忽视，令段义孚对父亲的感情充满了矛盾。最终，幽灵的梦魇成为根植在段义孚记忆深处的父亲形象。但此梦境也依然透露着他对父爱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

2005年，当75岁的段义孚再次回到重庆时，这个噩梦竟然重现了。<注："这一细节详见［美］段义孚：《回家记》，志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25—127页。">可想而知，当1980年父亲在台北去世的时候，段义孚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脆弱到多么地毫无心力。

与父亲相比，母亲却给予了段义孚最温暖的抚爱，然而，这样的爱却总是时而相聚时而分离。况且，兄弟之间还潜流着对母爱的争夺。

年幼时，因有一位保姆在他的身边照顾，母亲反而和他有一段距离。结果，在他眼里，母亲就成了一位疏远、高贵、有魅力的人物。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在他的印象里，又变成了一位脆弱而不谙世事的女性，这便激起了他想要保护母亲的欲望。但母亲独立的个性并不需要儿子的保护。

由于段义孚常年在异地求学和工作，他与母亲常常见少离多。但每次相聚，母亲深切的关怀与不舍，都令他倍感温暖。《我是谁？》回忆了他因工作和母亲离别之际，母亲挖空心思，用“计”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9月临近，我和母亲都变得惴惴不安，但我们彼此都把这样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过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纳州上班了。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母亲都起得很早。我们先到城里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餐，这似乎是母亲发明的拖延战术。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走了。但是，母亲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计策，她坚持要我带一些加利福尼亚州产的橙子，在我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解解渴。于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银台旁等着她，而她则沿着过道故意慢条斯理地挑选着橙子，最后，她抱着一大口袋向我们走来。我们来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我把橙子放进车里，转身对母亲说再见，她立刻紧紧拥抱了我，掉下了眼泪。平日，她很少拥抱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母亲不明原因的持续背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是一直笼罩在段义孚心里的阴影。只是当母亲的背痛偶尔消失或轻微时，他才会再次沐浴在母亲的欢声笑语与朗朗艳阳的家庭氛围里。然而，日子却总是阴多晴少，最终，母亲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当医生带来母亲离世的消息时，段义孚发现自己的一颗扣子掉了，便立刻钻到椅子下面去找，到暖气片里面去找。那一刻，命运似乎宣告着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耸立在了他的生命里。丢失的扣子仿佛一个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若从常理出发，大概一个人年少时获得的抚爱越多，成年后越有更大的动力将这种抚爱传递下去——哪怕不是传递给人，也是传递给宠物。然而，段义孚在这本自传里明确否定了宠物在他生命中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因为他认为宠物是“强权的心理学”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在于：

既然我放弃了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个能给我带来最大风险和回报的东西，就不想再退而求其次了。其原因可能出于自尊心或者任性，但还有一件事——我不想伤害狗的感情，不想对它说：“我没有软玉温香可以揽入怀中，所以将就着摸摸你好了！”岂有此理！

虽然有这些话，段义孚却在晚年收养了孩子，抚爱居然以这种方式传递下去了。他一生寻根，最后自己反而成了别人的“根”；他一生追求永恒，自己的情感反而有很大的流变性。显然，相比于他去世时92岁的高龄，不到70岁时出版的自传只算得上一张历史的“定格照片”而已。

在对友情的探寻中，段义孚不仅看到了它美好的一面，还时常能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嫌恶。

大卫·哈里斯是来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念书的一名英国学生，与段义孚一见如故。哈里斯从念书到工作再到结婚，段义孚就像一位年长的亲戚一般见证着他的成长。然而，尽管交往颇深，段义孚仍能感受到友情里的张力。他回忆说，大卫成家后：

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准确捉摸。因为在原先那个大卫的身上添加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样），以及未来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们。甚至当我和他单独交谈时，都能感觉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时候，在考虑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之前，都会考虑一些额外的因素，所以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期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另一次激烈的友情张力，出现在段义孚和哈里斯一家的野外考察期间：

或许是大卫觉得自己认路，没必要跟在我后面；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需要照顾。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后方传来一声鸣笛，随后，大卫的车卷起尘土超过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远，所以也加大了油门。但我的卡车显然在速度上比不过他们。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车掉头开回阿尔伯克基。当然，我没有，因为恢复了理智。

友情的张力很大部分源于段义孚的独身身份，他无法像大卫那样，从家庭关系里汲取更新的自我。进而，他觉得自己从未成熟过，或者说，还未成熟就老了。当岁月静好时，他常把孤独的时光打发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投入读书、思考、反省和白日梦里。然而，当身体遭遇病痛或暂时无法自理的时候，亲密关系的缺失就会像生命的一道裂口，豁然矗立在眼前。

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

而让段义孚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友情伤痛，出现在办公室里忽然病倒、无法自理的一个周末。段义孚给同事们打电话求援，但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是找各种借口推辞不来。事后，段义孚再也不像往常那样去餐厅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已无心力再去承受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

当然，段义孚在《我是谁？》里也回忆了曾经有过的无私友爱。比如，和研究生约翰·希基、同事吉姆·诺克斯，以及和同事10岁的儿子约书亚的友情。它们就像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印章，铭刻在了人生最美好的记忆里。

但问题也在于，友情本身通常不易达成亲密关系的建造。当他步入迟暮之年，也看到了对专属两人且排他的友情关系不切实际的理解与期待。

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

亲密关系的缺位与友情的不完美，令他缺乏足够的自信彻底融入当地的社会。当然，段义孚也十分渴望能像本土人士那样，不戴面具地与人谈天说地；然而现实却是，他很多时候只能借由一些社交技巧、适度伪装、肢体语言和专业术语来实现交流。同时，他也感受到自己根本无法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米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以直言不讳。

因此，这里衬托出段义孚进行学术思考的两片重要土壤，一是“与人的疏离”，二是“无根性”，它们相辅相成。“与人的疏离”促使他思考孤独与个体的意义。比如，《分隔的世界与自我》正是借由对空间分隔的历史考察，来思考现代个体生存状况的原因及现实意义；而“无根性”则促使他思考人与环境之间或正或负的关系：正如《恋地情结》，负如《无边的恐惧》《逃避主义》等，这构成了他对“地方之爱”(topophilia)与“地方之畏”(topophobia)的反合性思考。

段义孚对友爱的渴求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回家记》里记述，在北京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就和两个学生助手（志丞和左一鸥）产生了友情；在他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晚，志丞没能当面和他道别，竟然成了他北京之行的一桩憾事。回到家后，他把两个小友的照片做成了冰箱贴，一直贴在显眼的位置。《回家记》译本成书之后，译者志丞朗读了全文，并制作成音频CD寄给了段义孚，他非常喜欢，经常拿出来听。对于他来说，这段音频形成了超越性的意义，让友情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朽烂，也不会随着空间延展而衰弱。

在这部自传里，段义孚甚至对自我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之所以在友情与人际关系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缺少生命力，这让他一直都欠缺主动与人建立关系的勇气，或表白的能力。

顺便提一下，本书成书于1999年，写作此书时，段义孚与1996年才到麦迪逊任教的朱阿兴还未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但在随后的日子里，朱阿兴热情爽朗的性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段义孚深受触动，两人也成了忘年之交。读者在《回家记》里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情感纽带。朱阿兴不仅以同事的身份关照段义孚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家人还以中国人的面孔和行事风格，让段义孚的情感重新连结到自己的“根”。朱阿兴在段义孚的追思会上曾说，段义孚的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位地理学上的导师、一位自己热爱的同事，甚至可以说失去了一名家庭成员。如果《我是谁？》写于2009年，相信段义孚一定会对友爱有另一种体会。

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于身体上的缺陷。对此我很怨愤，因为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绿泉”能在我的血液里涌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童年的段义孚是一个病恹恹的孩子，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是缺乏一种热情洋溢、帮助他人的力量，也欠缺占据主动的勇气。因此，他一直认为身体上的不足造成了生命力的欠缺和安全感的匮乏。进而，造成了性取向的错位。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壤课上，更让他的性别意识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在男同学们的眼里：

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小妹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

其实，段义孚并没有在《我是谁？》里去追忆太多具体的情感经历，正如前面所言，一五一十地讲自己的故事，并不是这部自传的追求，从心理上刻画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才是。因此，段义孚借由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他选择了曾在多篇文章里表达过敬慕之情的对象——地理学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所遭遇的三次同性情爱的故事，来引发读者与他之间的共情。共情的地方，不仅在于这样的感情关系常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而且，还可能会让人失去“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以在睡前和爱人一起吃点心”，换言之——婚姻的权利。

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维活跃，不断收获着来自各方的荣誉和尊敬。只是在感情问题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关系中寻求满足。

同时，双性恋文学家约翰·契弗积极主动、热情奔放的情爱力量，就仿佛段义孚的反面一般，观照出他既缺失又羡慕的那个狂热奔放的自我。

当我读到他欲壑难填般地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

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

所以，情爱，与内心极其敏感的段义孚之间，一生之久都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关系。他从不敢亦不会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委身到与另一个人的情爱关系里，因为，对他而言，这无异于飞蛾扑火。最多，他只是在相关的小说、诗歌或散文里去纾解自己的渴望，并客观地观照“情爱”本身，产生出理性思考的强大力量，融入学术作品的创作里。

当段义孚步入老年阶段，父母的抚爱已成为感怀的往事；友人的情谊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尺瑜寸瑕；情爱，或者爱情，早已在具体而微的关系里主动疏离了。最终，这部自传里最大的主角仿佛只剩下了那个茕茕孑立的“自我”？

倘若这就是结局，或许也能折射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三类情感在终极层面上都是不可靠的，即，它们都无法让段义孚感受到永恒的稳固，无法坚若磐石地让他委身其中，这亦是他在心里面早已洞悉的实际；另一方面在于，段义孚对这些关系用情至深，而用情至深也意味着伤痛会刻骨铭心。于是，作为一个内心极易感伤之人，他只能将自己摆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用几十年的心血，拿理性的经纬调和着情感的绿泉将它们倾泻在文字里。

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段义孚其实一生都在寻找那块能让自己的情感去寄托的稳固磐石——永恒。

然而，何为永恒？

对“永恒”的把握，能帮助我们理解段义孚思想中形而上学的部分。段义孚的思想里透露出很强烈的对形而上学的追求，这是解读其思想时不能忽视的。比如，在对地方感的分析中，他就曾谈到，在标准的地方感的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神秘的地方感。<注："参见［美］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宋秀葵、陈金凤译，《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第38—44页、第126页。">标准的地方感模式是指，在某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人获得的直接而复杂的地方经验；而超越标准模式的神秘地方感是指，在没有复杂体验和时间积累的前提下，人对某地方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与认同。段义孚曾在《恋地情结》里谈到诗人华兹华斯戏剧性地被赫尔维林峰的景色所冲击的经历，这激起了诗人对无限存在的向往。而就段义孚自己而言，能令他触及永恒存在的风景是“荒漠”。

害羞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最后，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里，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荒漠对段义孚的巨大吸引力令他自己感到意外，因为，如此这般风景从不曾出现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因此是上文所说的“神秘的地方感”。沿着这样的感动不断深入分析，他发现：在自己眼里，美必须与人无关——甚至与生命无关——才能慰藉灵魂。

在段义孚的审美情结里，荒漠可以呈现为沙漠、冰原、海洋、无人的城市……它们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们都不需要肉体的参与，而只需精神和想象的融入。与此相对的是，他厌恶热带雨林的环境，雨林会在他心中唤起腐烂和性欲的意象，即死亡的意象（性欲关联着死亡<注："［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第245页。">）。死亡，在他看来，意味着对个体的消灭，将个体吞没在一团没有秩序的混沌里。相反，荒漠，则能凸显出个体的存在与美感，让人产生鲜明的个体意识。

死亡，意味着个体的消亡，再次融入没有差异的整体之中。热带雨林凭着过剩的生命力拒绝着个体的存有。在那一团生命里，没有植物、动物或个人是独立存在、显眼夺目的。但在沙漠里，每个生命都与别的生命有着空间上的分离，个体也能因其自身而感到自豪起来。在沙漠里，我会觉得自己太过显眼，犹如一根孤独的棍子在地面投出轮廓分明的影子。在那一刻，我若遇见另一个人，一定会望着他，独一无二，珍惜无比——衬托着背后的荒漠与天空，他显得美丽而清晰。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两组对子出现在了段义孚的生命观里：

其一：个体——生命——永恒

其二：整体——死亡——暂时

很显然，在他眼里，个体与永恒是相互连接的：个体在永恒里获得归属，反过来，永恒在个体里被认识，进而释放出他能感受到的生命意义。

步入中老年阶段，段义孚的思想愈益朝着抽象的观念、概念或理念演进，它们似乎成了更能代表永恒的事物；而具体的地理事物，如社会、景观和地方渐渐退居其次了。

在5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

段义孚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希腊人，或许是因为他在晚年更能清晰看见自己命运的轨迹？也看清了自己精神的归处是个体在永恒里的意义？而古希腊思想的基本维度正是由永恒的命运与微小的个体不断交织起来的。

若在古希腊人的众多形象里去选择的话，与其说，段义孚很像他自己提到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不如说，他更像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长年漂泊在返乡途中的奥德修斯——命运迫使他离开了抚爱的海岸，途经一座座友爱的海岛，穿越一片片情爱的迷雾，朝着他总能望见的圣爱——永恒的理念进发，似乎，那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他的“伊萨卡”。而从孩提时代伊始，无机的世界——矿物、冰块、荒漠……就像返乡旅途中的一块块路标，指引着这位“奥德修斯”的脚踪。

那么，最终，段义孚是否真像古希腊的奥德修斯那样，回到了失却已久的故乡？

在自传的结尾，他仿佛又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返乡之旅”。他似乎望见，自己这趟旅途的终点不过只是重重的黑暗而已：

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这种“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不禁让人思考起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观念，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奥德修斯的另一个意象——“尤利西斯”。

“奥德修斯”的传统意象是归家。而七百年前的但丁一反奥德修斯的原型，根据西塞罗等罗马人的作品，再创了一个新的形象“尤利西斯”，出现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尤利西斯的意象是“离家”，与奥德修斯相反，他寓指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夹角下的新人类；而拒绝回家的尤利西斯，深刻地预示着现代人在自然世界与社会风暴中的剧烈动荡。<注："吴功青：《但丁逝世七百年｜吴功青：尤利西斯寓言——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Detail_forword_14479380,2021年9月14日。">

那么，段义孚的生命观是否与尤利西斯的意象更接近？

本书附录中收录了段义孚的一篇演讲稿，作为对《我是谁？》内容反思后的补充。这次演讲作于2012年，在夏威夷大学，题目为“文化多样性、现代性与个体”，从讲稿里我们能观照出和上述“黑暗终点”命运观的不同。

2012年的这篇演讲与他同年出版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了生命观的呼应。从这些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见，段义孚皈依了基督教。那么，基督信仰或许是他最终寻觅到的一片心灵家园。2012年，段义孚82岁，从创作《我是谁？》的那年算起，他又跋涉了十三年的人生旅途。

十三年里，他有过怎样的经历，促使他认定基督教是自己的最终的心灵归宿，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本自传作品里可以看到，早年，他在悉尼的教会学校念中学时已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之后在牛津就读本科期间，他“所崇拜的智力与想象力非凡的人，……都是基督徒”。<注："［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第248页。">

他渴望以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想来驱散前文“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或许正是他希望在《我是谁？》里补充2012年这篇演讲稿的原因之一。文中，他将人类个体的价值直接归到“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的基督教神学观里，以此，来让个体释放出永恒的价值感与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无论人是多么模糊地在反映着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能变得完美起来。……倘若，这一信仰还存留了少许，倘若宇宙依然有着秩序之美，那么，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局限于炉台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么，把他们的视线局限于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灵魂里依然铭刻着普遍而神圣的道德律，那么，把他们的道德限制在所属的共同体里，同样是不合理的。

在文中，段义孚也表明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深刻危机——“消极的自我中心”。他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相反，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为着智力的启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呼召。然而，耶稣不仅对少数功成名就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对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呼召。”

最后，段义孚承袭他的一位精神导师C.S.刘易斯的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观，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觉知。因此，“灵魂不灭”的永恒性与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当中产生了终极的连接。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段义孚的经历也许是特殊的，但他的问题却是普遍的。我们漂泊无依的命运，个人如此，人类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存在各种迷离，但我们最终得回到家中。<注："叶超：《今日，我们如何读义孚》，《人文地理》2019年第5期，第159—160页。">当然，我们只是从现有的素材中去解读段义孚——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他的家，每一本书都仿佛是一个房间，每一个段落都仿佛是一件物品。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的目光倏然落在厨房的桌子上，桌面摆着一盏仿蒂芙尼的台灯，长椅上的靠背又软又鼓，一张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光碟，多年来积累的书籍，还有一堆没来得及看的杂志。它们是多么平静、甜蜜，令人安心啊！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会永远陪着你的。”这就是我的屋子和里面东西的情形。它们会一直存在于这个地方，这让人心安。它们便是错综变化的生活里的一道避风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我离世以后，它们就会浮光掠影般地呈现出那个最好的也是最真实的我来。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段义孚先生本人补充了很多信息，帮助译者完成了对他人生片段的解读。志丞曾向他表示本书出版后还会朗读全文并发给他音频，但段先生已于2022年8月溘然仙逝，不胜唏嘘之际，也向他表示敬意和谢意。

段义孚先生的养子常超一先生提供了本书中绝大多数照片，使译本的照片比原本丰富了许多，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了段义孚。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范晶和俞诗逸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译者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教授为此书作序。魏潇对本书的译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小余一茶对此亦有贡献。若没有上述几位老师的心血，本书也不会顺利出版。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