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联系到段义孚先生，询问先生在本书出版过这么多年之后，是否对“我是谁”这个话题有了新的理解，若有的话，可否补充些内容以飨中文版的读者。段先生答复说，他对这个话题的新理解，集中体现在了这份演讲稿中，并将稿件发来。译者把它放在本书附录里，这是这份讲稿首次公开出版。

我虽然也看报纸，但对政治却没多少兴趣。到了21世纪，美国的身份政治吸引了我，然后是国际上的霸权政治吸引了我。我原本一生都致力于成为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就像下面这场演讲体现出来的那样，我在垂垂老矣的时候却成了一名政治地理学家。演讲是在2012年夏威夷大学举行的。听众里的夏威夷人和非裔美国人感到很不安。他们并不赞同我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因为这同地方之根和地方主义的观念相左，而后面这些观念又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风格。

借着这次演讲，我想提出一些观念，尽管现在听起来这些观念完全不切实际，但可能会打破当前这种对文化的僵化理解，给我们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文化的多样性、现代性和个体性。这种新思考方式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这样，一个人在大地上短暂逗留的这段时间里，才有机会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学习，而不囿于他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这种观点听起来夸夸其谈、不切实际而且口气很大，似乎想要实现这种道德与实践上的意义，只有在某种宗教信仰的支撑下才可以，但是时间有限，宗教信仰的事我就不提了。

让我以一则有趣的经历开始。1995年，为了了解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创作对当代建筑有什么影响，我同一群美国主义者和建筑师一起参观了迪士尼乐园。在大大小小的景点里，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名叫“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地方。最初，它是为纽约世博会设计的，很受欢迎。世博会闭幕后，它搬到了迪士尼乐园里。直到今天，人们还很喜爱它。我们一行来到了“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入口，踏上一艘船，进入一处黑暗的洞穴。在那里面，我们见到了来自一百个国家的三百个动画娃娃的歌唱表演。他们都身着别致的服装，为观众带来了朗朗上口的歌曲。起初，动画娃娃的服装色泽艳丽，但随着我们一行深入洞穴，他们的服装渐渐失去了颜色，直到旅程结束时，服装都变成了白色。随后，我们队里的那位美国主义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段旅程显然是以前的人设计的，那时候的社会强调人类的共性，而不是差异性。服装的色泽艳丽，突出了差异性，但在旅程结束时，颜色逐渐消失，突出了理想的共性。”她接着说：“虽然世界很小，但如果把这趟旅程颠倒过来，以白色服装的娃娃开始，而以彩色服装的娃娃结束的话，那么，这就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致了。”以共性开始，以多样性结束，才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和趋势。

我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见证这种逆转。令人心惊胆寒的二战结束以后，人们渴望和平，为了保证和平的延续，人们便强调彼此没有什么不同，虽然都是潜在对手，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类大家庭里的成员。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人们不再支持这种观点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同一个世界”的心态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天真无邪，它反而有着霸权主义的倾向，而且，不光是帝国主义，就连现代化本身都有一种夷平效应，会使得地方和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很显然，人们的情绪已经摆向了另一端。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差异性而非共性，强调社区而非个人，强调稳定而非进步。

文化多样性与进步性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两个东西为什么很少肩并肩地同时出现。当有人夸赞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像自由主义者常做的那样，就会对进步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进步性关联着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相反，推崇进步性和现代化的人士则会对文化多样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后者是在怀念过去，更糟糕的是，把人刻意划分成彼此不相容的群体，而这些群体本来完全没有那么大的不相容性。

我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才对。我其实属于进步和现代化的阵营，这意味着我会支持个人的福祉，即便这意味着要牺牲集体，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去牺牲个体。我之所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尤其重要。我先来说一说最简单的原因。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我认为，现代化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出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化多样性。诚然，你到任何一个人口密集区去看城市景观时，都会见到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由此，我们便看到了一致性。但是，当我们参观某座繁华都市的核心区时，或者即使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核心区，也会遇见强烈的多样性。以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为例。当漫步于市中心，我会一头闯入眼花缭乱的文化里，星巴克、寿司吧、爱尔兰酒吧、当代艺术博物馆、圣公会教堂、宣传宝莱坞罗曼史的电影院、出售印度教用品的商店，以及做瑜伽、佛教冥想、空手道和针灸的场所。麦迪逊是州议会大厦和大学的所在地，可能会呈现出文化的大杂烩，但这种丰富性远非麦迪逊所独有，任何一座拥有国际化愿景的大都市，包括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小型大学城里，都能拥有这样的丰富性。

请注意，我所讲的文化多样性并不是一群彼此孤立的个体的集合，仿佛特定类型的建筑与景观都只是每个国家的本土天才创造出来的。相反，它是商品、品味和思想加速交流的结果，而新的通信与物流技术使得这种交流成为可能。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多样性是因孤立而产生出来的，纹理显得粗大。人们可以乘坐火车或轮船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旅行来了解不同的文化。但是，以技术为基础，通过高速的文化交流与贸易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其纹理是细密的，人们一边走路一边就能体验。而正是这种体验的便捷性才支持了我的观点，也就是，如今人们更有可能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它作为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比几十年前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

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进步与现代化才使得细密的文化多样性成为可能。让我换个角度来讲，从文化多样性转向文化本身来看。文化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但当人们把文化当成自己的身份认同、自信与骄傲的来源时，就会向文化本身变本加厉地索取更多。首先，人们会相信自己的文化完全是由本民族创造出来的，这一信念是错误的，因为各自的文化总是会受到其他民族思想产物的影响。而至于如何去探究自己的过去，寻找真实的细节，以此去重建一种文化，则存在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于，除非开展的是一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探寻，否则，建构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只是一种迷思而已，而非真实的历史。

但迷思又有什么问题呢？所谓迷思，是指渲染了想象甚至幻想色彩的历史。我认为，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用想象力去创造迷思或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在政治压力下运用想象力去建构一种文化的产品，比如某个节日，就另当别论了。就这一点，我有必要讲述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想讲的例子是宽扎节，这是1966年为非裔美国人赋权而设立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里的事件究竟来自非洲真实的信仰与实践，通过大量的研究才为人们所知晓，还是仅仅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临时构建出来的？当然是后者了。尽管如此，宽扎节还是流行了起来。想参与进来的人不计其数，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都喜欢把自己归入某个亲缘关系里，借着说话、穿衣、饮食和舞蹈来自豪地呈现自己的血统。但宽扎节是否真正提升了人们的自信，是否真正超越了节庆的场合，让人们的情绪和志向得到了升华呢？我表示怀疑。自信可以变成自欺，除非自信建立在真实的东西上面，其内涵不仅被自己认可，也要受到其他民族的认可才行。那么，对于曾经的非裔美国人而言，宽扎节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讲述一个应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假如内战结束以后，黑人领袖选择采用教育这一手段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再假如他们选择这一途径的原因，是因为发现这一做法曾经很能鼓舞人心，也就是说，尽管过去的种植园主残暴地压制人们读书写字的愿望，但当时，人们依然勇敢地在学习读写。可想而知，如果黑人领袖当初将那一点点资源用于教育，那么通往经济与政治的成功道路就没有那么畅通了，其结果便是今天的国会里几乎没有黑人代表，也没有黑人社群，商界里也没有黑人大亨。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黑人的教育从一百五十年前就开始重视，那么今天，最优秀的大学生、学者与科学家群体里，黑人的比重会不会远超其人口比重？也就是说，通过占领知识高地的方式，而非占领其他高地，会不会让非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里取得比今天更高的社会声望？

以史为鉴可以洞悉未来，让我们变得更明智一些。现在，让我转过来看一条已经走过的道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并以下面一种方式来提问：有没有在一段时期内，一群人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今却落于边缘地位？答案是肯定的。仅在一个世纪前，都还存在着这类孤立的小群体。他们都相信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直到与西方打了交道后，这样的信念才逐渐瓦解了。

想想哈德逊湾南安普敦岛的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以及猎人和渔民。他们曾认为自己的岛屿位于世界的地理中心；甚至觉得自己的岛屿还是世界人口与文化的中心。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并非无知的幻想，而是以经验与推理为依据的。他们越是远离自己的定居地，遇到的人就越少，而且来到他们定居地的外来者也只是极少数，并总是会向他们请教知识和智慧。

想象一下，当二战期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突然遇见一大群美国士兵来到自己的岛屿建造一个简易机场时，他们会何等惊讶。那些士兵会表现出真正的实力，而不需要当地人的帮助。一夜之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忽然沦为自己主场上的板凳球员。不久以后，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其实只是世界上众多人群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强大的外来人而言，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而已，是其他人猎奇的对象。所以，一个民族的确可以继续自豪于自己的传统习俗，但却丧失了自豪感里至关重要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信念。

随着处于隔绝状态的民族越来越少，独特的文化也在减少。世界的调色板，曾经那样丰富多彩，现在也开始变得苍白起来，失去了异域色彩。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谁会对这样的损失感到遗憾？隔绝的民族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没有超出自己定居点的范围。所以，我再问一次，谁才会对这样的损失感到遗憾呢？我的答案是，西方的精英们才会。他们将世上的文化视为自己的财富。像博物馆馆长就是如此，他们随时以警惕的目光守护着自己的收藏品，生怕遭遇任何损失，即使其中某些物品在当地人看来一文不值。除了博物馆馆长以外，还有一些精英人士，像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也都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视为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财富。当他们呼吁着要去保护这些财富的时候，也部分是因为自己的研究所需，以此可以建立起个人的声望，这些声望都有赖于那些异国生活方式的持续存在。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化的多样性还受到了有钱游客的青睐。有钱的游客始终渴望享受琳琅满目的土屋、服饰和舞蹈，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保存下来才行。

先进的社会往往把民族性的社会与文化视为静态的事物，并把其中的任何变革都看成是非本真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把自己文化里的任何变革都看成一种积极的进步。欧洲、中国和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都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革，废除了不良的习俗：曾经在欧洲，即便是最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而在中国，女性缠足的习俗存在过上千年；而在印度，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严格的种姓制度，它是该文明的核心。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型且复杂的文明，能抛弃根深蒂固的习俗而不损害文明的整体性，这实在是一件幸事。然而，对于小型民族文化来讲，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失去了某种习俗，即便没有太多的道德审美价值，都会造成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

抛却恶俗是件好事，但美德与良俗一旦丧失了，还能重新找回来吗？我想，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做就需要恢复整个生活方式才行。例如，倘若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丧失了一贯的狩猎方式，那么他们还能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重拾一贯的坚韧品格吗？或者，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当西方世界的物质基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它如何才能够重新恢复忠诚的骑士精神，这一曾经有过的美德呢？然而，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一些历史学家、历史小说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哦，对了，还有电影导演们，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准确刻画历史的电影导演的努力，曾经的岁月才可以重新构想出来，甚至部分恢复出来。例如，刻画19世纪波士顿的场景里要准确使用爱尔兰的土腔，或者，拿破仑军队里士兵制服的裁剪方式一定要正确。这些学者和艺术家让我们可以重新想象我们的自我，超越“我们是谁”的藩篱，延伸至我们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意味着，即使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无法重建，但作为个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在当下重新去体验过去秉承的美德。

从文化所定义的自我，转变为有着多种模式的易变自我——包括从过去、现在甚至是构想出来的未来模式里进行选择，这就是人类转入现代性与个人主义的关键一步。少数民族，即使知道这条路，也不愿走上这条路。而社会精英们却常常鼓励少数民族，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价值观与实践都足以带来自我价值感。而结果呢？无论少数民族曾经有过怎样的自信，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这种价值感都会变得难以捉摸，因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而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这样的中心感，少数民族必须感到自己拥有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能提高世界各地的人类尊严与价值才行，而不光是拥有一些能展演自己的特色习俗和节庆活动，招揽一下游客而已。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西方社会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某些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而让这些价值观复兴，不仅有利于西方，还有利于受到西方侵害的其他人。那么，少数民族体现自身贡献的方式，就可以是去劝告那些先进社会里的人们，要尊重一切生物和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就像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这样的群体也可以通过在极端的身体胁迫下体现出勇气和坚韧的美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更一般地讲，这种坚韧的生活态度，虽然承认生活的可能性，但也能让人看到其中无法改变的局限性。而在帮助这些价值观与美德不断复兴的过程中，可以说，这时候，少数民族才是西方人的老师，即便少数民族依旧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下，即使他们传授的经验被许多人忽视，他们依然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中心感。

而至于个人主义，我认为，现代性总是将人当作一种独一无二的实体来看待，而不是某个群体里的一员。传统社群里普遍使用的人称复数“我们”分解成了现代生活里的人称单数“我”。每个“我”都是单一的，都有可能超越性别、肤色、国籍和文化等普遍的身份标记。当然，现代性还没有把我们带到那么远的地方，使我们能彻底摆脱地方之根的约束，因为我们依旧会认同自己是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纳瓦霍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尽管我们已经体现得很个人主义、很世界主义了，但在一些重要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具有民族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出生在某种文化里，在母亲身边学着成为某种特定的人。然而，我们的根性与早期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成长经历，并不能束缚我们。相反，它们是我们的起点，从此出发，我们便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在传统的民族共同体里，人类个体的生命路径是从家庭走向民族，而在现代社会里，通往成熟的道路会走得更远一些，也就是说，会从民族进一步走向宇宙，换言之，从炉台走向世界。而这样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所固有的。如何证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在小孩子那里找到证据。在五六岁时，小孩子的想象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直接经验的范围。那样的世界生动而奇幻，很容易去拥抱那些遥远而奇异的事物。美国的小孩会看到床底下的怪物、天空中的飞碟、沙箱里的恐龙、浴缸里的潜水艇和月光下的仙子。而世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会通过另外的方式激发出想象力，他们看到和梦想出来的事物也肯定是生动离奇的。此外，似乎所有的孩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兴趣并不是从家庭延伸到社区，再到城镇，最后从城镇往更远的地方依次延伸出去。相反，他们的兴趣会跳过中间尺度的区域。所以，当美国的孩子长得更大一些的时候，他们的兴趣会从家庭延伸到社区，但却会跳过城镇和县城，在他们眼里，这些地理环境都是很无聊的。他们会直接去关注世界上更遥远、更具异国特色的地方。更形象地说，他们会跳过当地牧场里的奶牛，去关注动物园里的大象，会觉得中国的长城比镇上的水塔更有吸引力。简而言之，他们会直接飞跃到想象力的领域里去。

到7岁左右，当孩子们渴望被集体接纳的时候，心理格局就开始变小了。为了被接纳，他们放弃了与想象出来的朋友交谈时发明的丰富词汇，也放弃了他们幻想出来的世界，转而参与到同龄群体里以最低的共同准则建立起来的活动当中。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孩童才正式步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会持续多年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它还会伴随着不断成熟的生理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个性的衰减，因为文化的适应与成熟意味着要成为某种类型的男性或女性。然而，当环境允许的时候，有些人也总有可能去超越社会强加的各种类型。因为从生物学上来讲，人与人是不同的，而这样的差异是其他物种成员相互间的差异所无法相比的。同时，每个人的生物独特性越强，就越有可能超越这个世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从这一点来看，某个人就会选择去超越公共的要求，成为他想要的自我，以满足他自己最深的需要和最高的渴望。

正如我在这次演讲开始的时候所承认的那样，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原因，我重视人类的个体远远超过重视群体。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可衡量的标准，那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在持续时间之内所能取得的成就。一个共同体可以持续数百年而不发生任何变化。相比之下，一个人，即使在短暂的生命里，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他能接触到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同胞最优秀的成果的时候，无论这些成果是知识领域的还是道德领域的。尽管这听起来非常不切实际，但它依然是西方文明的理想所在。该理想承认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无论人是多么模糊地在反映着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能变得完美起来。

最后，我要提及一个事件，在我看来，这个事件表明我们已经偏离这个理想有多么遥远，所以，重提这一理想是多么重要，哪怕只是为了制衡一下人类那些低级、世俗的唯物观念。1972年，有一个疯子进入圣彼得大教堂，轻微地损坏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杰作《圣母怜子》。他凿碎了圣母的眉毛。世界为此惊呆了。各地的头版头条都在报道这件事，就像在抗议同一天里，在越南丧生了数十名士兵一样。这两件事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于，我们常常觉得《圣母怜子》是件不可替代的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而士兵呢，他们都差不多，数量也丰富，很容易被替代。但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其实并不是大理石雕像，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士兵，因为他们的价值是由上帝来背书的。倘若，这一信仰还存留了少许，倘若宇宙依然有着秩序之美，那么，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局限于炉台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么，把他们的视线局限于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灵魂里依然铭刻着普遍而神圣的道德律，那么，把他们的道德限制在所属的共同体里，同样是不合理的。

在今天这个世俗的时代里，个人主义只剩下了一个意义，那就是，消极的自我中心。但这种意义却与我的观念相左。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为着智力的启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呼召。然而，耶稣不仅对少数功成名就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对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呼召。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3—45）

这些话在我听来仿佛是对道德完美主义和知识普世主义的呼吁。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还只是相当普通的人的时候，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但问题却在于，我们真的就只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人吗？在夏威夷大学的这场讲座开始的时候，我承认这一观点有它的宗教基础，但我却没有明说它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说了，大多数听众都会离开。那么，现在我想说，它的宗教基础在于：“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