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2年3月，接受共同通信社的约稿，就森达也导演的电影《A2》而写的。这是一部自然却又执拗地描绘奥姆真理教（阿雷夫）信徒生活状态的纪录片，与上一部作品《A》相同，一时成为话题。也受到了批判，说影片没有追究教团责任。不过我认为这两部电影是一种珍贵的记录，创作态度认真。

森达也导演的《A2》，是一部投入时日、经过细致采访拍成的纪录片，记录了“后麻原”体制下奥姆真理教的情形，一如片名所示，是上部作品《A》的续篇。与《A》相比，淡化了原先那种几乎到鲁莽程度的漫无计划（令人联想起昔时新现实主义的杂乱无章，不用说成了《A》的一大特色），手法更为洗练，画面更为清晰，作品的方向性更为明确。

然而谈论哪一部作品更好、更有冲击力，这样的比较恐怕没有意义。我们得把这两部影片视为一套作品，合在一起看，才能更准确、更立体地观察和把握其中的状况，反倒是在这两部作品的不同中，方可求得延续性的意义。

《A2》描绘了一九九五年的地铁沙林事件过去四年乃至六年后的世界。奥姆真理教仍旧存续，坚持宗教活动，只是改了个名字。后期的麻原追求的那种反社会的、暴力的组织行为，当然已经封存（恐怕实际上也没有余力实施），但并未改变以出家制度为中心、严格且激进的修行体制构成的主干。尽管不再公开提及，对麻原的个人崇拜无疑至今仍在延续，麻原的照片在他们的修行设施中随处可见，询问他们个人是如何看待麻原的，得到的回答大都不得要领。事实上，在《A2》中就有信徒发言说：“假如当时尊师命令我去散布沙林，我也会去做呀。”

当附近出现奥姆真理教信徒的集体居所或修行设施时，正常的普通市民便会惊惧、混乱与愤怒。细想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一群曾发动集体恐怖袭击的不可理喻的家伙凑在一起，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不可理喻的勾当。

人们便赶制招牌：“杀人集团奥姆滚出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歇斯底里的示威游行，千方百计让他们不快。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信徒赶走。政府机构不受理居住地迁移登记，学校拒绝接受信徒的孩子入学——这当然违反宪法。最终，他们把信徒们逐出了街区。那么，被驱逐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又到哪里去了？当然只能再去别的地方，隐瞒身份，偷偷地租房用作集会所。于是相同的情况周而复始，就像游戏厅里玩的“打地鼠”游戏。

然而推进驱逐运动的一方也渐渐生出情绪：“就算翻来覆去采取这种行动，不还是于事无补？”在《A2》中，这样的人物形象得到细致刻画。大叔们搭建起监视棚，钻在里面监视那些信徒，可是一来二往，竟然渐渐与监视对象交好起来：“单个儿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坏吧？”给信徒们送去书籍和食品，试图让他们“洗心革面”，把他们拖回己方“正派”的社会（他们当然不会回来）。

还有一部分右翼民族派，因为反权力（反警察）的情绪共通点，虽然立场不同，却要求与奥姆信徒对话。更有松本事件的受害人之一河野义行先生，努力尝试接受奥姆真理教干部的谢罪。只是奥姆真理教干部这时还没有向他谢罪的明确意志，此事几乎是荒诞地失之交臂……

看来，这样的人并非无论如何都要彻底排斥奥姆信徒，不如说是想发现与他们共生的新路，借此激活自己（或所属社会）的功能。这应该是极正当的想法。教团方面表面上似乎也想和颜悦色地接受对方伸过来的手。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信徒方面当真有与包围自己的社会共生的意志吗？

坐在电影院的观众席上，我陡然想到，像这种认识上的（有时甚至是荒诞的）分歧，恐怕才是《A2》这部影像作品向我们揭示的重大主题。其实就是这种意识上的偏差，制造出了我们社会的巨大扭曲。

我们生活的一般社会，可谓“开放的回路”，但这个社会里还并列存在好几个“封闭的回路”。说来有点像悖论，但不妨说我们是通过理解与宽容这种封闭性，来维持开放性原理。

奥姆真理教（阿雷夫）也是我们体内这种“封闭的回路”之一。它拥有独立的教义，并在这理论之下追求大义，结果犯下了无差别屠杀的罪行。然而针对他们，我们却避而不用“破坏活动防止法”，允许他们作为宗教团体继续存在。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内侧接受了这深重创伤，同时勉为其难地选择了维持这开放性。我认为这大概是正确的选择。

但只要不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教团的封闭性今后大概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追求打造远离现世的修行空间，在迥异于现实社会的价值观下追求自己的内在。不管有没有麻原，一个牢不可破的修行运作体制业已形成。周遭俗世间的人们可能会迫害他们，但或许反而会强化他们的团结。

与此同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自己的社会定位。也就是用于修行的场所，以及获得生活之资的经济活动基盘。否则活动就难以为继。然而他们是否寻求与外部现实卓有成效的“共生”呢？这一点极其可疑。因为他们的体制说到底，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互换互补式的“共生”。

于是，基本上需要共生的人们，和并不需要共生的人们，究竟有无可能在同一个社会中共生下去？电影《A2》把这个本质性的疑问推到我们面前。

我在《地下》这本书里，采访了超过六十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随后为了写作《在约定的场所》，又采访了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及前信徒）。在这样的访谈过程中，比起与事件本身的瓜葛，我对他们是怎样的人更感兴趣。他们生于何处，此前以什么为生，由于何种过程与理由才有今日。我首先想知道这些。换个说法就是，我收集了他们的个人历史。

若问两者之间谁的历史更令我怦然心动，居压倒地位的还是“普通百姓”的讲述。因为在这些人讲述的历史里，有深深扎根现实方可获得的深邃和幽远。对身为小说家的我来说，这是实实在在介入意识的东西。

与之相比，信徒（包括前信徒）讲述的个人故事，确实大多包含非同寻常的经历，可是其起始方式呆板而缺乏深度，诉诸心灵的东西相应便稀薄了。若要更一般地展开话题，则将“历史（history）”置换为“故事（narrative）”也无大碍。

在封闭的集团里，“意识的语言化”有和“意识的符号化”结合的倾向。他们固然对意识的语言化极度热心，然而他们在此认作语言的，其实大多是徒具语言外形的符号。因为在狭隘紧密的共同体中，信息的符号化简单且传递效率高。与同伴分享符号化的信息，连带感也会随之加强。在辩论的场合，这样的符号化语言会发挥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然而这种符号化，以长远眼光看无疑会削弱个人的故事 = 历史的潜力，损害其自立性。身为小说家的我通过与他们对话，相当切实地体味到这一点。

换言之，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与之相比，我们则生活在效率极低的混沌的社会里。阅读每日的报纸便可一目了然。不难理解毫不留恋地想逃出这种鬼地方，迅速融入心旷神怡的同质共同体的心情。

森达也导演在电影《A2》中评论道：“社会确实在恶化。”（发言相当克制，但这恐怕是制作方留下的重要寓意。）但果真如此吗？

老实说，我不能断言社会正在恶化。社会大约没有变得更好，但也没有变得太坏，仅仅是日复一日变幻着混乱的状态，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说得粗暴点，社会原本就是恶劣的东西。可是不论如何恶劣，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却不得不在其中苟活下去——尽量诚实地，正直地。重要的真实毋宁在于这一点。

说得再深入些，我认为这里的外在混沌，不应当作他者和障碍加以排斥，而应视为我们内在混沌的反映接纳下来。其间的矛盾、庸俗、伪善和软弱，其实不正与我们内心暗藏的矛盾、庸俗、伪善和软弱相同吗？就像跳进大海时，包围身体的海水与我们内部的体液在成分上彼此呼应……

如此思考，我们的心情也许能多少轻松一点。我们皮肤的内侧（自己）与外侧（社会）也许能顺利开始通信。我们拥有的个人的故事也许就能成为连接两者的装置，获得必然性。或许就能从中生出有效的收支交流来，我们的视点就会复合化，我们采取的行为就会多层化。

许多人或许觉得加入奥姆真理教追求自我的年轻人“纯粹”。可是，所谓纯粹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单纯地排除外在的混沌与矛盾，岂不等于将自己的体液=故事也一并排除出去？

大概是在这种意义上，不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也许都不得不将这个社会中的许多“封闭系”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接受下来。当然，犯罪理应视为犯罪受到审判，教团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仅仅将犯罪事件中的几个实施者处以绞刑，我们的社会内部受到的创伤难道就能愈合了？恐怕不能愈合，也不该这么简单就愈合。我们今后必须一直把这痛楚当作自身的痛楚来承受，来感受。

把他们当作痛楚来接纳，在某些情况下予以宽容——我想这恐怕就是与他们“共生”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接纳和宽容，我们的故事或许能增加厚度，作为集合体的社会组成或许同样会增加厚度。

不管那社会原来何等恶劣，不管改良的余地多么稀缺，我们都必须不断强化它，哪怕一星半点也好。恰恰是这样的意志，恰恰是忍着痛楚坚持社会开放性的强烈意志，才能正确地激活我们内在的封闭性。我基本是如此感受。不管对方是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

电影《A2》中当然没有包含如此具体的寓意。其中只有公正率直的影像信息。一切判断都交托给每位观众。我也是其中一人，一面观赏电影，一面得出自己的结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