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出版时，为讲谈社的小册子《书》（1997年4月号）写的文章。写作《地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工作，当时自然是全力以赴，可《书》的这篇稿子却写得从容不迫。也许是写完之后陷入脱力状态的缘故。像这样偶尔把从前写的文章翻出来看看，虽然不无自夸之嫌，倒也大有深意。

为了撰写《地下》这部非虚构作品，一年间我采访了多达六十二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及有关人士。节奏大约为五天采访一人（也许不到）。其实本想听听更多人的心声，可由于种种原因，这已是极限。

每个人的采访时间，平均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其中也有近四小时的，但说到底是例外的个案。总之，想悉数囊括进来得费相当长的时间。做的时候全神贯注，几乎不曾在意时间的流逝，可完成后望着纸板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一百二十分钟录音带的小山，感慨颇深。

常有人问：“采访了这么多人，要弄出原稿来很不容易吧？”老实说也不太辛苦。当然很费功夫，但没觉得特别疲倦。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别人说话。我不太擅长口头表达，自己接受采访时常常紧张得说不好话。（一般而言，能畅所欲言地表述思想的人，就不会吃足苦头写小说了。）不过，我一直喜欢倾听旁人说话，最好是普通人讲普通的事。

倒不是说有朝一日要拿来做写小说的材料，纯粹是听得津津有味：“哟，那后来怎样啦？”不妨说我是擅长倾听的一类。拜其所赐，采访中许多人非常诚实地告诉我许许多多（事实上成稿后有不少因“过于私人化”被废弃）。

当然，这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是以文章形式再现地铁沙林事件，只是“津津有味”自然不行。己方的动机和讲述的事实总之都非常严肃。尽管如此，对了解采访对象是“怎样的人”，这“津津有味”的好奇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好奇心这个词欠妥，但事实上，假如不深入内心，直接感知对方是怎样的人，就不可能理解最重要的部分：对此人而言，地铁沙林事件意味着什么？单单将对方的话罗列成文字，那成不了有血有肉的采访。这话出自何人之口？有必要把握其出处。

我孜孜不倦地做了一年这样的工作。拜访各种人，倾听各种话，经历各种事情。用“难得的体验”一句话概括当然容易，但那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其实还不能完全感同身受。无法那么简单地处理。

不过有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乘坐电车时，会极其自然地环视周围的乘客，想道，“这里的这些人，各自都有深刻的人生啊”。想道，“是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孤独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孤独”。着手这件工作之前，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电车仅仅是电车，乘客无非是“陌路人”罢了。

在眼下，这于我就是一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