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ALC出版的《村上春树HYBLIT》那本书的序文而写。刊行于2008年11月。我至今仍然认为肯定存在“翻译之神”。但也许不在天上。一位性格比较朴素的神，住在比较朴素的地区比较朴素的房子里，一身比较朴素的穿着，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引人注意。兴许就是这样一位神。然而该看的他全都看在眼里（大概）。

我大致以小说家为本业，翻译算是副业。实情也是如此，写小说时便万般皆靠后，小说最优先。每天一大早起床后，趁头脑最清醒时集中精力写小说。然后或是吃饭，或是运动，“行了。这下今天的份额就算完成了，接下去想干啥就干啥了。”于是慢慢开始做翻译。

就是说，翻译对我而言说是“工作”，不如说更接近爱好。作为日课和职责的工作已告结束，（比如说）现在可以去钓鱼，可以练习黑管，也可以去画杜鹃花的速写，不管做什么悉听己便，可是我没有选择这些，却偏偏要来伏案译书，总之纯粹就是喜爱翻译吧。自己来说有点那个，但我想作为爱好还是蛮不错的（能吹黑管好像也很开心）。

身为小说家，迄今为止始终坚持做翻译，我觉得有几样好处。首先是现实问题，就是在不想写小说的时候可以做做翻译。散文的素材总会告罄，翻译的素材却无穷无尽。再者，写小说与做翻译使用的大脑部位不同，轮换着做还可以很好地维持大脑平衡。还有一点，通过翻译工作能学到很多文章技法。阅读用外文（在我来说就是英文）写的某部作品时，我觉得“精彩”，便试着翻译。这一来那文章什么地方如此精彩，这种结构似的东西会更明确地显现。实际上动手从一种语言移换成另一种，显现的东西比用眼睛阅读要多很多，并且变得有立体感。长年持续这样的工作，自然能领会“好文章为什么好”这种原理性的东西。

就这样，对于我这个小说家，翻译工作始终是宝贵的文章之师，也是亲密无间的文学伙伴。其实我没有可称为老师的人，也没有可称为文学伙伴的私人朋友。将近三十年来，始终一个人写小说。这是漫长孤独的历程……这么一说就成了陈词滥调，可是该怎么讲呢，许多时候实情就是如此。假如没有翻译这个“爱好”，作为小说家，我的人生有时可能会难以忍耐。

而从某一刻开始，对我而言“翻译”成了双向移行。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光是我把其他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日文，我写的小说也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如今已被翻译成四十二种语言，用外文阅读我的作品的读者以惊人的数量增加。去国外旅行时走进书店，目睹自己的作品成堆摆放的情形也多起来。这真是令人高兴。当然在任何作家来说都值得高兴，但尤其是我这样密切参与翻译工作的人，亲眼看到自己的书变成“翻译书籍”排列在那里，实在是感慨无限。

我第一篇卖到外国杂志上去的作品，（好像）是短篇小说《电视人》。那是一九九○年的事，刊登在《纽约客》上。《纽约客》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憧憬的杂志，在这种近乎“圣域”的地方居然刊登了自己的作品，印着自己的名字，简直难以置信。更何况还可以领到稿费！对我来说，这比获得任何文学奖都高兴。尽管程度不同，但我觉得身穿洛杉矶道奇队的球衣头一回站在投手板上的野茂英雄一定体味到了同样的心情。

那时候我深切地感觉，“这世上肯定存在翻译之神”。志贺直哉有一篇叫《学徒之神》的小说，就是同样意义上的个人的神。我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按照自己的方式，精心而珍惜地一一翻译。虽然还有种种不足，翻译技能却也在一点点提高。没准翻译之神正在天上看着这一切，心想“村上也在努力做翻译嘛，差不多该给他发点奖金啦”。

我每日自戒，即便是为了不背叛翻译之神，今后也得继续努力，把翻译做得更好。来日方长，还有许多想翻译的作品。这也意味着身为小说家的我还大有成长余地。

从本书所收的雷蒙德·卡佛和蒂姆·奥布莱恩的作品中，通过翻译工作，我也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为重要的，我想就是对待小说创作的正确姿态。而这种正确姿态肯定会在文章里渗透出来。真正能吸引读者心灵的不是文章技巧，也不是故事情节，恰恰正是这种姿态。我刻意追求的，就是将他们的“正确姿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坦率地转换成日语。若能顺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