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朝日新闻》的晚报写的随笔。1990年5月21日的文化栏。杰克·伦敦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记得我曾经多次（虽然想不起是在哪儿了）写文章谈论他，还拜访过加利福尼亚州纳帕他住过的寓所。最近好像到处都对他重新评价，我非常高兴。他基本是位优秀的故事作家，同时又有某些部分出人意料地忽然冒出来，是位可以在各种意义上从各种方向趣味盎然解读的、不可思议的作家。

杰克·伦敦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当然，我常读他的小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要了解伦敦的小说世界，最便利的捷径大概是阅读欧文·斯通写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这本书恰到好处又扣人心弦地描写了伦敦波澜壮阔的生涯，读来不会生腻。把它和杰克·伦敦的自传小说《马丁·伊登》拿来一起阅读，他那巨大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就会鲜明地浮现出来。《马丁·伊登》是部颇为独出心裁的作品，其间有种独特的凄厉，抓住读者的双足一直拖向地狱最底层。要知道，杰克·伦敦在此书结尾让自己的投影——主人公作家马丁·伊登自杀，然后自己也像追随小说而去，在名望的绝顶自杀身亡了。

读了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有处感慨颇深的地方。是他作为日俄战争的随军记者单身奔赴朝鲜半岛时的事。杰克·伦敦仗着天生的冒险精神，跑去朝鲜北部一个外国人几乎从未涉足的偏僻村庄投宿。村里的官吏赶来他的住处，郑重其事地寒暄。想必您已疲倦，万分抱歉，但全体村民都说想一睹您的尊容，方便的话可否去广场，让众人见见您？

杰克·伦敦惊异不已，又暗自高兴。当时在美国与欧洲，他的文名急速飙升，但没想到在朝鲜这个寒村里，自己的名字居然也广为人知。果然，村民们把广场挤得密不透风。了不起的人气嘛，杰克·伦敦心想。然而当他站到预备好的高坛上，官吏说道：实在抱歉，有劳您取下假牙给我们看看可以吗？原来众人想看的不是杰克·伦敦，而是他的假牙！于是他只得在村民的热烈掌声中，站在高坛上把假牙一会儿取下来一会儿装上去，足足展示了三十分钟。

那时，杰克·伦敦打心底想，“不管人们如何拼尽力气死命追求，能在某一领域得到众人认可也极罕见。”他一面如此铭记，一面站在寒风呼啸的广场上，向村民们笑容可掬地展示假牙。

读到这里我想，杰克·伦敦这个人真伟大。我甚至感动了。当然，能够不怒不嗔，一连半个小时把假牙忽而卸下忽而装上，这种善意也相当伟大。下巴的肌肉肯定也疲倦不堪。但我更为感佩他那汲取教训的方法。哪怕有一千人放在完全相同的立场上，能从中引出这种特殊教训的人，除他之外大概也不会有旁人了。

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的确如此。一个人哪怕是朝着目标百般努力，也未必就能赢得别人的认可。这大约是不妨铭刻于心的事实。我读了这段插曲，比从前更加喜爱作家杰克·伦敦了。

关于吸取教训的方法，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虽然没那么富有戏剧性。大学时代，我曾经背着睡袋四处旅行。有一年秋天去青森旅行时，我在深山里迷路了。到了傍晚，气温陡然下降。那是随时可能下雪的恼人天气。这下可糟啦，我心想。但刚巧有辆林业局的吉普车经过，我请他们载我到公路上，然后再搭便车，好容易赶到了城里。载我的是辆面包车，里面坐着一群大叔，大概十来个人。不是哪家小公司的职员旅行，就是社区组织的集体旅行，大伙儿都喝得醉醺醺,开心地吵吵嚷嚷。大叔们对我很亲切。学生哥，来喝一杯！劝我喝日本酒。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得喝了一杯。但大概是累得精疲力竭，很快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忽然回过神来，大叔们正凑在一起说我的坏话。什么做学生可真快活啊，拿着父母的钱四处游玩；什么好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还喝了人家的酒。就是这类的坏话。好像整辆车的人都在骂我。我想这可麻烦啦。可是又不好爬起来，只好继续装睡。等到坏话告一段落，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假装猛然醒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笑容可掬地谈笑。到了城里，我低头说着“万分感谢”下了车。大叔们也应道“啊，加油哦”。

那时我还很年轻，因此很受伤。为什么自己非得挨那班大叔痛骂不可，理由我也百思不解（至今仍然百思不解，或许我身上有些惹人不快的地方）。但觉得不去深思为好。并且这么想：“当别人说自己的坏话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睡。”

作为吸取教训的方法，也许不够正统。但这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装睡其实也很累人，可是我认为在那个场合，或许那才是最正确最妥当的抉择。

在之后的人生中，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每一次我都想，跟那时候的面包车不是一模一样吗？便总是装睡应付过去。当然也有几次无法置之不问。但根据我的经验之谈，这样的情形并不会频繁发生。大多数的事情，装睡之际就会烟消云散。就像那辆面包车里的大叔们一样。

我想，个人教训绝非想要就能得到。它是经由不可思议的途径忽然从天而降的东西。而且让人觉得途径越是不可思议，效用就会成正比地越大。至于这样的教训有多少一般性和普遍性，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