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瑞士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的纪念图书目录所写的序。圣加伦修道院我还没有去过，好像是个很美的地方。德语译文与日语原文一道收录，2005年11月刊行。不知为什么会向我约稿，总之那是一份漂亮的刊物。在日本，此文刊登于《Monkey Business》2009年秋季号。

所谓小说家，根据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讲故事的人。在人类还住在潮湿的洞穴里，啃着坚硬的树根，把瘦瘠的野鼠肉烤来吃的太古时代，人们就不厌其烦地开始讲故事了。在篝火旁依偎在一起，抵御着就算奉承也难说友好的野兽和严酷的气候，度过漫长的黑夜时，交换故事肯定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娱乐。

不必说，故事这东西，要讲就必须讲得高明。愉快的故事总得讲得愉快，恐怖的故事总得讲得恐怖，庄重的故事总得讲得庄重。这就是原则。故事必须让听的人或是不寒而栗，或是泪流满面，或是捧腹大笑。让他们忘却饥寒，即便是一时片刻。优秀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这种可以凭肌肤感觉的物理效用。因为故事必须把听者的精神转移到另外的场所去，哪怕是暂时也好。说得夸张点，就是必须使听者跨越隔断“这边的世界”与“那边的世界”的高墙，必须巧妙地把他们送到那边去。这正是故事被赋予的重大使命之一。

在任何集团里，必定至少有一个人擅长这样栩栩如生地讲故事。而这个人物多少会作为专家，将部族的诸多故事储备在记忆中，再自加润色，生动巧妙地讲述出来。大概在世界上众多地域，就算有语言的差异，也可以在相似的时间见到类似景象。

掌握了讲述这些故事的技术（或才能）的人们，在部族获得自己的文字之后，便开始担当以文章形态将故事固定下来的使命。漫长岁月中通过口头代代承继的部族神话、传承和技巧，被刻在木片和石片上，最终又写在纸上。然后资讯功能终于分化，当确立虚构这一概念时（这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不过是昨天的事），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开始被称为“作家”，并被赠以荣誉的桂冠，受到贵妇人的宠爱，被毫不理解的民众投石攻击，某些情况下则触怒为政者，不是惨遭砍头，就是被活埋甚至火烧。

我也是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我写小说，出版成书，用得来的版税购买食品，购买红辣椒乐队的CD，支付电费。这项工作前前后后已经坚持二十五年，所幸至今还未被杀头。虽然背上不时挨几块石头，但比起身首异处，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麻烦。

作家相对而言是孤独的职业。独自窝在书房里，一连几小时枯坐案前，聚精会神地与文字的排列组合格斗。这样一种工作，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全神贯注写作时，常常会一整天几乎不跟人说话。估计天性喜欢社交的人会觉得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但不顾这种本质上的孤独，我却仍然是“篝火旁讲故事者”的后裔之一，这个事实一有机会便令我感触良深。一个人紧盯着电脑屏幕，我偶尔会目睹夜晚黑暗之深，耳闻篝火爆裂的声响，感觉到人们围坐在身边侧耳聆听我讲故事。于是我被这虚构的情景激励，坚持写作。是的，我拥有值得讲出来的故事，拥有表达它的语言，而且属于某种部族的人们（我该如何表达感谢才好）热心倾听我讲出的一字一语。我能（或多或少）让他们跨越阻隔“这一边”与“那一边”的高墙。在这种“讲故事”的喜悦里，不管是现代也好，还是一万年前也好，难道不是没有多大差别？

我来说说图书馆。

每次走进图书馆，不管那是怎样的图书馆，我都会有小小的惊叹。从小时候起就是如此，至今未变。念小学时，我就最喜欢去图书馆（我也喜欢打棒球，遗憾的是在棒球场上并不优秀）。放学后，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市立图书馆去。在收藏少儿读物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眺望上面排列的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无数故事，感觉目不暇接。简直像从森林深处走出来的孩子，头一回看到蓝天下耸立的中世纪大王宫。

看到如此众多的故事排列在眼前，少年时代的我望洋兴叹，不知该从哪一本读起。最终还是把进入眼帘的依次拿在手上，逐一翻看。但在那个阶段，并不太需要细密理智的考虑。只要翻开书页，我便能轻易踏进书中展开的虚构世界。埋头阅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就会迁移到“并非此地的世界”中去，在那里久久滞留。最终那个房间书架上的书我几乎都读了一遍。我迁徙到许许多多“并非此地”的世界中去，当故事结束，书页阖起，便立刻回归这边的世界里来（有时也很难顺利回归）。读完少儿读物，就像贪婪的老鼠转去别的粮库一般，又开始涉猎大人看的书了。就这样，我没完没了地被书籍世界吸引进去。

直至今日，我都觉得图书馆是特别的场所。只要走进那里，任何时候我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篝火。有时那是微小可亲的篝火，有时又是势头难挡的冲天大火。于是我站在那些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篝火前，温暖着身心。我作为小说家，写过几个以图书馆为舞台的故事，不必说，那恰是因为图书馆对我有重大意义。

我来举几个例子。

在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出现过一个收藏有大量独角兽头骨的图书馆。年轻的男主人公被关在高墙环绕的奇怪街市里，被夺去影子，奉命逐一描摹那些头骨讲述的梦境。而另一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十五岁的主人公离家出走，因为机缘所致，生活在四国郊外小小的私人图书馆里。他在那里邂逅了奇妙的旧日幻影，不由分说被卷入其中。在面向少儿的小读物《奇怪的图书馆》里，主人公少年被住在市立图书馆地下的可怖老者抓住，被吸食脑浆。老者通过让少年读书、吸食其脑浆，把他的知识据为己有。少年必须逃离那里，可是他的双足却被铁链捆绑。

所谓图书馆（当然对我来说）是寻找通向“那边”世界大门的场所。一扇扇大门，拥有一个个不同的故事。那里有谜团，有恐怖，有喜悦。有隐喻的通道，有象征的窗口，有寓意的暗橱。我通过小说想描写的，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

故事能做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相信它的效用，相信它的普遍性。小说家——假如顺利的话——能够制造出这种效用和普遍性来，送达读者手中。然而同时，这样的效用和普遍性也可能反作用于作家。这并非只要向外部发送出去便万事大吉的东西。一度发送到外部去的东西，会如同回飞镖一般飞回原处。飞回来的东西被咀嚼，再度改变形态，然后再次发送出去。而它还会飞回这边来。于是便创造出一个循环。

我想举几个这种循环的具体例子。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发表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中，写到了诺门罕战争时期的蒙古。诺门罕战争是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陆军与苏联红军围绕着“满洲”与蒙古的边界问题展开的战争，不妨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是一场血腥的局部战争。双方投入飞机、坦克、远程炮，战斗持续数月，造成惨重伤亡。获取德国预定进攻波兰情报的苏联政府希望尽早终结远东地区的纷争，结果形式上以双方战平告终，但实际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近于战败。为此军方隐瞒了事实，这场战争的详细情况长期被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中。我由于一个小小机缘，决定写个以这场战争发生时的蒙古为舞台的故事，那只是这部以现代日本为舞台的长篇小说的几个故事中的一个。

诺门罕这个村落现在位于中国内蒙古地区，靠近蒙古国境线。我没有去过那里，所以完全是凭借想象，边在脑中随意浮想情景边写作。小说出版后才得到机会，实地访问战场遗址。也许因为曾驱使小说的想象力对细节进行详尽描写，尽管是初次造访，却奇妙地觉得那里的风景似曾相识。说来有点奇怪，我甚至有种亲切感。

在杳无人迹的广袤沙漠深处，当年鏖战的形迹几乎原封不动地残留在那里。那一带连路都没有，又与中国国境线很接近，军方禁止一般人出入。因此几乎没有游客来访。空气极度干燥，被击毁的坦克、迫击炮弹、步枪子弹、变形的水壶之类，虽然多少现出了铁锈，形状却没有走样，散落满地。那是难以言说的异样光景，令人毛骨悚然。仿佛忽然被抛进上溯半世纪的历史中央，活生生地飘浮着令人窒息的紧迫感。看上去那场血腥的战斗仿佛就在数日前刚刚发生过。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就这么一连几小时滞留在那片沙丘上。除了不时吹过沙丘的风，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产生了一种时间轴被扭弯的感觉。

乘坐俄罗斯造的吉普车，摇来摇去花了很长时间从战地遗址返回宾馆，筋疲力尽地钻进被窝。半夜过后发生剧烈的摇晃，我竟然从床上滚落下来。地震，我想，而且是规模很大的地震。我感觉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刻冲到外面去。我力图爬起身，却站不起来。想到门口去，可床铺在大幅度地摇摆不停，我只能匍匐前进。周遭漆黑一片。尽管这样，我还是拼命爬到门口，拉开门，滚到走廊里。然而爬到房间外面一看，走廊里鸦雀无声，也无人跑到外面吵闹。偷窥邻室一眼（碰巧门没上锁），我的同伴正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呼呼酣睡。

我的大脑混乱已极，半天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终于想到：“那不是什么地震。大概是在我内心世界发生的剧烈的个人的震动。”虽然并非逻辑性的归结，但想不出其他理由。我再也无法入睡，直到窗外慢慢变白，一直一个人坐在邻室的地板上想来想去——我没有勇气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围绕着那些为了争夺很难认为有战略价值的冷寂荒野一角，无谓地丢掉宝贵生命的人们（其中多数是被征来当兵的乡下青年）的悲哀、愤怒和痛苦，我浮想联翩。待到天明时分，终于感觉有某样东西在我内心落下。感觉我通过那剧烈的摇摆，物理地、肉体地理解了某种东西。听来或许有些夸张，但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由于这次体验，自己的构成多少被重新编排了。

写小说这件事，就是在大脑中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地编织故事。那也许完全是凭空想象的故事，有时或许还荒唐无稽。然而故事一旦编织完毕，印刷出来，被赋予作品这一形态，就屡屡（如果那是正当的故事）作为自立的生命体开始自作主张，独行其道。甚至还会在出乎意料的时候，将令人震惊的真实侧面展示在作者及读者眼前。宛如电光石火，转瞬间将不可思议的颜色与形状，赋予房间里早已司空见惯的事物。或者说，就仿佛原先并不存在的东西忽然间冒了出来。我认为这无疑就是故事的意义，是它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在内蒙古那座大地尽头的宾馆中，半夜我经历的奇妙体验，也是这种“出人意料的真实展示”的实例。我编造出来的故事，恐怕会向我要求更为明确的同化。如今我如此认为。我不妨说是为纯粹的好奇心驱使，写了这个故事。一开始仅仅是好奇心——一九三九年，在内蒙古沙漠的腹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脑中想象那番情景。我选择那个场所和时代作为小说题材，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和寓意。但从那样的地方升腾起来的故事却获得了自身的意志，要求我更强更深地介入，要求我对这个故事负责。所以我才被引导到内蒙古腹地小小的宾馆里去，不得不在那里体验个人的、深夜的剧烈地震。我如此感觉。

作家制造出故事，而那个故事反馈回来，要求作家更深地介入。作家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成长起来，获得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自身故事的可能性。不必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永恒运动。但如果勤于保养，想象力和勤勉心这些一如既往的燃料又不曾断绝，历史的内燃机车恐怕就能维持那循环，我们的车辆就会向着前方顺畅地——说到底只是尽力前行到能去的地方——前进不止。我坚信这种故事的“良性循环”功能，坚持写作小说。

说不定我过于乐天了。但若没有这样的希望，当小说家的意义与喜悦究竟又在何处？而一个没有希望与喜悦的讲故事者，当他面对包围着我们的饥寒，面对恐怖与绝望，坐在篝火前又怎么可能拥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