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呢？”我问。

“会来的，他不会错过这个的。”哈利说。

检方团队已经到达：由德鲁·怀特带领着一群助理检察官，都是男性，都20多岁，都想借这个案子扬名立万。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拥有一大批能干且智慧的女性助理检察官，却没有一人在这个案件中获得表现机会。怀特精心挑选了他的支持团队：全是男性，都是朋友，他们都愿意忽略，必要时甚至还会掩盖怀特在审理此案时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当行为。他们没有人为受害者考虑，而且只关心一点，那就是在将简历投给那些起薪高达六位数的华尔街律所前，能把这个案子写进简历。

检方桌子后面坐着一排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比尔·宋坐在过道的尽头。这实际上是他的案子，本来有可能上交到联邦法庭的。我有种感觉，如果他们抓到睡魔，比尔会坚持让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根据联邦管辖权处理。但这不是睡魔，而是次优选项，比尔聪明地让地方检察官处理此事。这个案子是个无风险的试验，是一次对证据的自由尝试，但他不必承担后果：如果案子搞砸了，凯莉·米勒被判无罪，比尔可以全身而退，把责任推给州法院的人。之后，他可以确保在联邦法院的睡魔审判中，不会重演同样的错误；如果怀特成功获得定罪，比尔可以独揽全部功劳。

“他肯定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我说。

哈利站起来转过身，扫视着我们身后挤满人的长椅，后面有只手举了起来。我站起身来，看到法庭的角落，奥托·佩尔蒂埃举着手。昨天听证会后，我们通了电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为凯莉争取权益，对这个案子投入了很多。而且，凯莉失踪，他的报酬也就没有着落了。我喜欢奥托，但也不免想到，如果凯莉已经支付了那100万美金的律师费，他可能就不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找她了。昨天，他出去调查了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的汽车旅馆、小酒店和招待所——任何收现金且不问问题的地方——这类地方正是像凯莉这样的人可能会躲藏的地方。他驱车300多公里，打了上百个电话——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毕竟有七位数的报酬在诱惑着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她的踪迹。

“我去跟他谈谈。”哈利说。

“别提凯特。”

“我不会提，但他会问她在哪儿。”

“就说她和布洛赫一起出去找线索了，然后让他给你一份他已经找过的地点清单。”

我看着哈利穿过法庭走向大门，并向奥托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去聊聊。

我等待着。

在法庭上有很多等待的时候，你得看法律体系和法官的日程安排行事。我交叉双臂，用手肘支住桌面，试图阻止双手发抖。书记员看到了我，举起一只手，表示还有5分钟。

我检查了我的手机，没有新短信——我正在等《哨兵报》的贝蒂·克拉克给我提供一些资料。由于布洛赫和莱克一起外出了，我需要另一个消息来源。我对贝蒂做了一些调查，她在《哨兵报》担任犯罪记者已经有五年了。现在想想，我曾在夜审法庭见过她徘徊。在那里，你会看到很多渴望成名的记者，盼望着有一个喝醉的名人被带进来，这样他们就能抢到独家新闻，好把自己推销给《纽约时报》或《纽约邮报》。经过打听，我发现贝蒂很受欢迎，甚至受到信任，这意味着她能接触到很多内部消息。有时候，对于一名记者来说，不发表故事反而是更聪明的职业选择。以后总有更大的新闻，而结交朋友总能帮助打开那些可能隐藏着惊世秘密的大门。

我给她发了条短信。

然后等待着。

我的手机振动了。

我迅速打出回复，按下了发送键。

在兴奋的人群的嗡嗡声中，我听到门开了。哈利大步走过中央通道，在我旁边坐下。

“一切顺利。”哈利说。

我起身走近斯托克法官的书记员，一个名叫杰瑞的老家伙。他之前为一位酗酒的法官工作，有时那位法官来到法庭时，醉得东倒西歪，连坐都坐不直。直到杰瑞给他灌下一壶咖啡，并拖住所有的律师来为他争取时间。换句话说，杰瑞来自那种忠诚的群体，这种品质在辅助人员中是很少见的。杰瑞效命的那名法官一退休，他就成了斯托克法官的第一人选。

“杰瑞，我需要进去见法官。”我说，“是私事，我不想让地方检察官跟我一起进去。”

“这被允许吗？跟案件有关吗？”杰瑞问道。

这时，哈利走过来跟杰瑞打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悉，杰瑞甚至在哈利为高级法官举办的非法纸牌游戏中充当庄家。

“艾迪需要单独和法官谈一分钟。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同寻常，但没关系。告诉斯托克法官，他没什么可担心的。”

通常情况下，庭审中的律师不能在对方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交谈，这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暗示以及实际或感知的偏见。这一规定没有明文写出，属于那些不成文的惯例之一。

“既然你说没问题，那好吧，哈利。不过，我想法官大人恐怕一点都不喜欢这样。”杰瑞说。

“毫不意外。他最近怎么样了？”哈利问。

“他是个公正的人。”杰瑞说着，叹了口气。这口气好像在说，所谓“公正的人”实际上是个“暴躁的浑蛋”。

“坚持住，杰瑞。回见。”哈利说。

于是，杰瑞领着我穿过法庭后门，沿着走廊进入斯托克法官的办公室。他皮肤呈现橘黄色，正坐在桌后。如果说今天的他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今天早上看起来肤色更深了。也许，他预料到即将到来的无数国际新闻报道，想确保自己看起来处于最佳状态，或者至少确保自己是想象中的样子。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像是被浸在一桶清漆里，然后掉进了抛光机。总之，一切看起来太不自然了。然而，这就是某些男人的方式——为了掩饰内心的黑暗，他们会进行伪装。只是他们不确定正常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感觉如何，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极端的选择。

“早上好，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讨论一件私事。”

“你得等到杰瑞把地方检察官带进来再说。”

“他不会带地方检察官进来。就像我说的，这是件私——”

“杰瑞，地方检察官在哪儿？”斯托克打断我的话。

“福特法官说您可以与弗林先生就私事谈话。”

“他不再是法官了，杰瑞，”斯托克说，“我是这个案子的法官。”

“您是个公正的人。”杰瑞说着，离开了办公室，并关上了门。

“杰——”

“法官大人，这是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有关的潜在刑事不当行为问题。如果您把他带进来，就会提前给他通风报信，这将构成程序滥用，甚至可能妨碍司法公正。我不会无缘无故地闯进法官的办公室，要求私下与法官交谈。”

斯托克靠在椅子上，浓密的眉毛在他那块橡木般的前额上抽动着。

“怎么回事？”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辩护团队进行了窃听，他正在监听我们的通话，这侵犯了律师与当事人的秘匿特权和工作成果特权。我希望这种行为停止，并且我想要他录下的所有通话记录。”

“什么？我是说，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绝对不是真的——要进行电话窃听，必须有一位法官签署批准令。”

“当您还是初级法官的时候，有多少次纽约警察局的人在凌晨3点跑到您家，把一份五十页的宣誓书和一份草拟的搜查令塞到您面前？有多少次您从头到尾阅读宣誓书，逐行审阅那份搜查令？您不会告诉我，地方检察官不够聪明，不能骗过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法官并悄悄通过这项行动吧？”

斯托克倾身向前，肘部砰的一声放在桌子上，粗壮的手指锁在一起，仿佛这是一个架势，一个让他发起猛烈攻击的姿势。

“你有证据支持这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吗？”他问。

“不，我一点证据都没有。”我说。

“如果你确实发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你的电话被窃听了，那就提交一份申请，到时候我会处理的。”

“我不能提交申请，因为我必须将其送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那样就会提前通知他们。”

“弗林先生，我们的司法系统并不完美，但我们的程序规则存在是有原因的。”

“请答应我这件事，如果我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电话被窃听了，您会作出裁决，让我获取那些记录。”

他咧嘴一笑，说道：“如果你能给我那份证据，我会下达那个命令。现在，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我们还得审理案件呢。你的当事人出现了吗？”

“她还没到庭，但我有信心能在审判结束前把她带到这儿。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再多说了……”

“当然，因为律师与当事人的秘匿特权。我明白了……”

我站起来离开了。

在回法庭的走廊上，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是贝蒂发来的一条短信。

短信给了我一个名字。

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并且贝蒂已经确认这些信息是准确的。

我开始奔跑。

回到法庭，我沿着从法官席下来的台阶慢跑，径直冲向辩护桌，把手机拿在手里。哈利站了起来，跟上我。当我们经过检察官桌时，我对他说：“如果法官出来了，告诉他我不得不打一个紧急电话。”

德鲁·怀特的眼睛睁大了，我注意到他转过椅子，与比尔·宋对视了一眼。他们两人都知道我正要做某事，但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哈利和我迅速向出口移动，穿过大门，来到走廊上。

“奥托在哪里？”我问道。

“他在街对面的咖啡店里，等着地方检察官的传唤。”

助理地方检察官德鲁·怀特坚持让他的证人在法庭大楼外面等候，以便在被召唤提供证词之前，他们不会听到审判的任何内容。这些证人收到了一个传呼机，并被告知去喝杯咖啡。今天早上，在审判开始前，奥托就来见我们了。现在，他已经离开法院区域了。

我拨了他的号码，他立刻接听了。

“我有一个线人，不能透露是谁，但凯莉·米勒将在1点15分与她的私人金融顾问在海军准将餐厅见面，就在鱼缸后面的私人桌。我们需要和她谈谈并把她带进来。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我会到的。”奥托说。然后我结束了通话。

哈利和我回到了法庭，就在杰瑞喊出“所有人起立”并介绍斯托克法官为主审法官时，我们坐回了座位。直到陪审团进来，怀特的目光才从我身上移开，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陪审团对我们不太有利。

十一名陪审员看起来都没问题。

但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毒害整个陪审团。发现“问题陪审员”的不止我一个，哈利挠了挠他头上那撮白发，靠过来低声说：“看看5号陪审员，穿花裙子的那个。”

5号陪审员是一位快70岁的白人女性，穿着一件蓝色印花连衣裙，银色的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你甚至可以看到头发拉紧了她那双小小的黑眼睛周围的皮肤。一副又大又厚的眼镜框住了那双眼睛，使它们看起来更小了。她的嘴唇紧紧抿着，仿佛刚从仙人掌上舔了凝固汽油般紧绷。她像拿着防暴盾牌一样，把一个小米色手提包放在身前，双手握着提手。你绝对不会想招惹5号陪审员，她的体格足以让大学橄榄球队的后卫嫉妒。而且她看起来很凶恶，容易愤怒——除了她看着检察官的时候。当她的目光落在德鲁·怀特身上时，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但时间很短。然后，她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稍微往左移了移，对坐在她右边的陪审员投去一个厌恶的眼神。那位陪审员是一位年龄与5号陪审员相仿的非裔美国女性。

“那位女士看起来就像希望世界下一秒就爆炸。”哈利说。

“我的建议是，别娶她。”

“你知道我喜欢离婚，但她不会要我的。你看到她对6号陪审员的那个眼神了吗？”

“她没有对任何白人陪审员投去那种厌恶的眼神。”我说。

“看起来也不像是害羞或内向的类型，她在陪审团室里会非常吵闹的。”

我在平板电脑上打开了陪审员名单，每个陪审员下面都有一些基本的备注，这些是奥托在陪审团挑选过程中做的记录。

“她叫伊塞尔·戈尔曼，以前是新泽西一家屠宰场的经理，从未结过婚，业余时间致力于为当地教堂和美国步枪协会筹款。她是注册共和党人，坚决反对佩戴口罩和注射新冠疫苗。”

“她是个……这种人你怎么称呼来着，‘凯伦’[俚语。指自以为是、利用特权为所欲为、常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中年白人女性。]？”哈利问。

“她就像是凯伦们的外星女王。”我说。

我看了看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第一候补是克雷·德莱尔，他和其他两个候补陪审员一起坐在陪审团席旁。

他的年龄和伊塞尔差不多，除了环绕着锃亮头顶的一圈浓密的白色发带外，头发几乎掉光了。他戴着红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海军蓝西装外套和斜纹棉布裤。在他的手腕上，手表前方还戴着什么东西。我仔细看了下，是一串色彩鲜艳的珠子手链，上面挂着一块皮质吊牌。我离候补陪审员足够近，能辨认出吊牌上的字迹。虽然不能看清，但根据看到的部分，我猜这个词是——爷爷。

奥托的笔记中提到，克雷是一名退休木匠，结婚已有五十年，有七个已成年的孩子，还养了三条狗。现在，孩子们和他们的配偶工作时，他和妻子帮忙照看孙辈。他们喜欢进行大型的家庭度假，每年夏天，七个孩子、他们的配偶以及十三个孙辈，都会来到州北部的一套小屋，一大家子共享时光。

“我们必须让伊塞尔出局，让克雷进入陪审团。”我低声说。

“同意。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伊塞尔会在陪审团室里引起轩然大波。天哪，这真是一团糟，还有凯特……”

他指着屏幕上的陪审员名单，声音颤抖了。

“凯特全靠我们了，我们怎么才能让伊塞尔出局？我们现在不能提出异议了。”

我不得不埋头于工作中，思考着这场审判、证人、检察官、法官，现在还有陪审团。我的心思全集中在摧毁针对凯莉·米勒的案件上，因为必须如此，这是拯救我朋友的唯一途径。我必须抛开恐惧、痛苦的焦虑，将注意力集中在我唯一能把她带回来的事情上。

但有时候，就像刚才和哈利在一起时那样，我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她到底在哪里？她受伤了吗？她害怕吗？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过道对面，德鲁·怀特站起身，绕过检察官桌，走到法庭中央，面对陪审团，开始了他的开场陈述。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德鲁·怀特，我将引导你们了解针对凯莉·米勒的起诉证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件，我想不出有哪个案件与之相似。而像所有不寻常的案件一样，这个案子需要特别的关注，需要你们的关注。在审判结束时，我们认为可以形成两种合理的观点：第一种是，凯莉·米勒与其丈夫丹尼尔·米勒（大多数人更熟悉他的绰号‘睡魔’）共同实施了谋杀。她有着和她丈夫一样的意图，那个意图就是杀人。明知道她丈夫是杀手的情况下，她还故意帮助他犯罪。我们有证据证明她的意图，并且我们将证明她给她丈夫提供了帮助。换句话说，她是个帮凶，这就使得凯莉·米勒也成了一个凶手。

“然而，如果你在所有合理怀疑之外都不确定她是否与其丈夫有共同杀人的意图，还有一个替代指控，即她为他的罪行提供了便利。这两项指控都可能导致终身监禁。有一点很清楚，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凯莉·米勒知道她丈夫是一个杀手，但她没有联系警方，也没有联系联邦调查局。相反，她向她的律师吐露了心声。而在得到法律建议之后，她做了什么？她选择了保持沉默，并协助她丈夫逃避追捕，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实施杀害。凯莉·米勒今天没有出现在这里，她弃保潜逃。她在逃避，逃避正义，逃避你们。你或许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无辜的女人会选择逃跑？答案很简单：她有罪，我们都能看清这一点。你们的任务，就是从法律上正式认定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