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士们还没有戴上划桨者草帽，也没有戴上巴拿马大草帽，女士们却已经戴好草帽了。律师的妻子，格兰道尔太太，肌肤特别细腻白皙，为了躲避四月份的骄阳，已经撑开了遮阳伞。在大十字街头，一些喝啤酒的人，还逗留在国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乐得观赏轻骑兵军官的红军裤、镶有肋状盘花纽的天蓝色上装，以及帕里索姐妹那种花枝招展的装扮，那是布莱蒙全城最惹眼的两个活宝。儒勒·弗雷维尔结了啤酒钱，留下两苏小费给连声道谢的招待员，他决定等几分钟再去约会地点。从昨儿起，他就处于急不可待的状态，足足提前一刻钟就离开家，途中不得不停在国家咖啡馆消磨时间。他也喜爱这家店的豪华：大理石面的独脚圆桌、绿色的植物，弥漫着锯末、雪茄和香水的气味。也许除了有集市的日子，平时这里的顾客大多都非常体面。他特别爱同轻骑兵军官相邻而坐，尤其赞赏他们看平民百姓的方式，仿佛视而不见，有点儿像透过了他们的身体。

终于时间到了，弗雷维尔站起身，伸手抚一抚礼服后襟，以确认垂了下来。他穿过大十字街头，踏上主街。他强挺着抵制诱惑，没有停在帽店的橱窗前照照自己的形象，但是走到书店前就再也撑不住了。他佯装对法兰西共和国新总统普恩加莱[1860—1934，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共和国总统]的彩色肖像感兴趣，实则是在审视他自己的身影。在橱窗玻璃的映照中，这身影显示不完全，有空白处和透明处，灰突突的，暗淡无光，好似虫蛀了一般。尽管如此，他还是一见如故，十分满意，面颊随即潮热起来，觉得自己的形象极为端正，无可挑剔，体现出适度、雅致的特色，颇具英国绅士风度。从这方面看，他这双有排扣的靴子、这副砑光皮手套，同为淡黄色，就衬出了他那身灰礼服和条纹裤的价值，组成了一个成功的整体。还有他那银质的领带夹，制成鳄鱼的图形，给整身衣着定了轻快、俊俏的基调。弗雷维尔重又上路的时候，确信能给人一个好印象，从而赢得一筹。布莱蒙城上流社会人士，那些身份高的人物，再也没有一点点借口排斥一个体面的人：他这个人尽管出身低微，但是穿戴讲究，有资格跻身一个荣耀的族群。他信心满满，非常乐观，忽然瞧见迎面来了他的房东——博尼埃先生。房东驾着有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沿主街上行。二人的目光相遇，博尼埃勒紧右侧缰绳，将马车停到人行道边，弗雷维尔趋步上前，高高掀起礼帽问候房东。

“我正要去您那里。”博尼埃悻悻地说道，他只是用鞭杆碰了碰帽檐儿，算是回礼。

“我也正准备给您写信呢，博尼埃先生。我等钱回流，要到月初了。”

“总之，您又往后推。十五号那天，您用过一周的话打发我，现在，又要推到下月初。您要当心，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您滥用得太过分了。”

弗雷维尔还要为他的诚意辩解，对方盯着看他，拉起缰绳说道：

“好家伙，您这身打扮，像个大阔佬。”

他愠怒地微微一笑，没有说再见，一抖缰绳，马车又动了。弗雷维尔再次摘帽施礼，可是，车子已经扬长而去。他继续往前走，心气儿受到挫辱，猛然感到穿着这套新的行头，身子不自在起来。房东的一句怪话，将他揪出飘飘然的状态，再回想一下自己的恭维态度，心里不免慌乱了。他的礼服、他的皮手套、他的皮靴，加起来总共花费了八十多法郎，并没有使他摆脱受辱的身份。这个博尼埃，据说拥有将近三十万法郎的财富，每一年的生活花销至少四百金路易（合八千法郎），恰恰是一个他去侯爵夫人府上要面对的那类人。他们两个人一接触，差距就显现出来。博尼埃傲慢，说话直截了当，而他，弗雷维尔，地位低微，连想都不会想，就毕恭毕敬，向人家献殷勤。在那里要出现的场面，刚才就是一次彩排，他们相会的情景，就这样定格了。何必自欺欺人呢？侯爵夫人、市长、本堂神父、公证人、上校，还有其余那些人，他们都已经知道他是干哪行的，有多少收入，以及有什么社会关系，且不说其他情况。在他们眼里，这身礼服并不能抬高这种贱民的职业：骑着自行车，跑遍周围的乡村，推销一种不知名品牌的罐装饼干。回想起那乡间土路，他十分厌恶，漫漫无边，不是泥泞就是灰尘暴土，坑坑洼洼，起伏不平，有积水，有裂缝，有陡坡，寒风吹面有如刀割，而且乡村食品杂货店商还疑虑重重，抱着敌视态度，执意要某一品牌，或者讨价还价。多少职业是那么美好。这位轻骑兵上尉，穿过主街，腋下夹着领带，大家无须知道他的姓名，就会对他十分敬重。且不说他必定是个贵族子弟。轻骑兵团的军官，无不出身于贵族之家。荣誉、天蓝色、招待会、单片眼镜、上流社会美妇、金钱、真正的生活，全都属于他们。弗雷维尔一时间又幻想自己就是轻骑兵上尉。矮个头儿，身体干瘦，他具备这种体形。况且，他还在第八十九重骑兵团服过役，如果再服役，就能当上下士，往后再晋升为中士——混到那份儿上也不赖，在骑兵团，有些人待得挺满意。然而，他舍弃了这一切，复员后，相继到专区政府当抄写员，在特里尔商场当售货员，给保险代理人当文书，还做过缝纫机推销员、银行职员、工厂出纳员，最终做了饼干推销员，这还不算他试干几周或者数月便鄙弃的各种工作。所经之处，最终他必定惹恼老板，引起员工的仇视。无论老板还是员工，都责备他热忱过度，进取心太强，未免自负，总不安于现状。愚蠢的人不能容忍一个运气不佳的人总想冒头。他时常想离开布莱蒙这座城市。他对这里太熟悉了，回忆他的穷苦家庭和他艰难的青少年经历，总是一片凶险的黑暗，遮蔽了他这才能的光辉。他多么渴望发迹，去闯荡里昂或者巴黎，然而没钱，负担又太重，就把他困死在这里了。他干的蠢事，就是娶了个洗衣女，一辈子都抛不掉，要知道，他跟这工人家庭的女儿结婚，难免受到拖累。比起任何外人，妻子对他更不理解。工人没有理想，她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岁的时候，她长得那么艳丽丰满，而她种体形，在平民身上，就会肥胖起来，倍加失态，简直不能戴帽子，那样会更加粗俗不堪。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总该有个拿得出手的女人，哪怕只是夏天的傍晚，坐在国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听交响乐队演奏《散步的白人》或者《快乐的寡妇》，跟顾客一起哼唱：“美好时光……让我们的心荡漾……”

他离开主街，走进一条狭窄曲折的街巷。住户的生活，似乎退隐到花园里，只是影影绰绰露出几处门脸。渐行渐近圣埃卢瓦街，侯爵夫人府要到了，弗雷维尔感到他的机遇在衰减。突然，他脸红耳热，睁大了眼睛，心开始猛跳起来。在这条没有行人的小街上，距离十五步至二十步远的门廊下，有一位盛装的年轻女子，小腿露到腿肚，右手伸进不敢再往上搂的裙子里面，左手在裙子外面摸索，似乎在尝试重新系上长袜带。裙子的精美白镶边拥着黑长袜里显得突出的小腿，由漆成浅色的门扉衬托出来。弗雷维尔觉得自己的目光附在裹着长袜的弧形腿肚子上，两个眼珠简直冲出了他的脑袋。那年轻女子听见他的脚步声，窘迫的脸转向他，于是，他认出了是库尔特曼太太，库尔特曼医生的妻子，他曾当过售货员的大商场老板特里尔的女儿。她麻利地放下裙子，尽量快步走开，小碎步绊到了紧身衣裙现在遮住皮靴的下摆。她的珍珠小手包吊在她的小臂上，雨伞的带子套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露指手套的手，动作优雅地扶住绿色的大帽子，而帽子上摆动着一大支粗粗的鸵鸟毛，一边的帽檐儿几乎拂到了肩头。弗雷维尔跟在她身后走，目不转睛地注视人家。他还是看到了衣裙里面的那条小腿，看到了两条小腿，看到了双膝上面，目光迷失在了绣花彩饰深处。他甚至想象那年轻女子脱去了衣裙，裤子正面大敞四开，展现一种性感的渊深秘密，在布莱蒙上流社会的这个女人身上，却装饰着一个保险箱。库尔特曼太太听到身后有个男人一颠一颠的脚步声，似乎有些害怕，就拐进一侧的街道。弗雷维尔也冷静下来，自责刚才沉溺在那种令人厌恶的想象中。他并非最不讲道德的人。譬如上周，他就吃了亏，在周边一个村子的食品杂货店，到后间同老板娘调情，连一罐饼干也没有推销出去。那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可以毫无顾忌，随便想入非非。即使最漂亮的女人，就她们本身而言，也只是女人而已，也许多那么一点儿道德。然而，出身好、受过教育、家庭又富有的女子，培养成了优雅的人，那便另当别论了。她们是修道院里长大的，会弹钢琴，会做绒绣，她们优雅的举止，不仅表现在沙龙里，而且跟随她们到床上。的确，上流社会的男士同她们相爱的方式，从来就不让她们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在库尔特曼家，一如在让道家，或者瓦洛通家，拥抱之前，要无休止地抚摩，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行为，犹如一场谈话中一句简单的暗示。弗雷维尔始终认为，上流社会那些男人性器官缩得很小，富有细微变化，可以宠幸那些太太，又不触犯她们的羞耻感。当然，想象支配库尔特曼太太及其同类的下身，也有低俗和不忠的意味，差不多跟想着和拉克美或者米妞睡觉同样肮脏。可是，那条小腿的形象在弗雷维尔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他颇为伤心地想到库尔特曼博士的艳福，那个男人长相不佳，五官不正，留着浓密的黑胡子以掩饰丑相。弗雷维尔觉得，他在库尔特曼太太跟前成功的概率不亚于博士，尽管他的阴茎是普通百姓的类型，但是他力求愉悦、谨慎和令人信赖的温柔，准能博得欢心。

他走到圣埃卢瓦街，望见侯爵夫人府邸，所有这些胡思乱想便都逃之夭夭了。他在心里最后忠告自己，譬如不要拂弄胡须，要注意自己的关系，要让人明白自己熟知教会和三年兵役法。猛然，安静的圣埃卢瓦街充满了尖声的喧闹。下午四点，毗邻街区的小学一部分班级放学，途经那里。弗雷维尔远远认出他儿子古斯塔夫，一个十一岁男孩，头戴制帽，身穿黑罩衫。父亲走到侯爵夫人公馆的门口时，孩子们也就相距几步远了，可是，古斯塔夫稍稍落在后面，转身背向他，装作埋头看一个作业本。毫无疑问，孩子看见他了，父子的目光曾经相遇，孩子脸红了。弗雷维尔不自在，但也不奇怪，心里非常清楚古斯塔夫为什么躲避他：“他在同学面前为我感到害臊，觉得我穿的这身太讲究。”

受邀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整体上反对接收儒勒·弗雷维尔为纪念委员会委员。市长的一番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强调这个弗雷维尔的妻子，一个爱饶舌的肥胖女人，根本谈不上长相，让她坐到荣誉席位的前排，实在有碍观瞻。唯独轻骑兵团指挥官厄泽埃尔·德·萨拉克上校，似乎保留自己看法。他大致抓住了与会者原则上持反对态度的缘由，然而，他客居该城，还跟不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弯弯绕。譬如，他就理解不了，纪念荣誉委员会同意接纳食品杂货批发商阿尔弗雷德·戈比洛为委员，为什么如此强烈抵制儒勒·弗雷维尔进入，而这位先生比起那个商人来，职业的名头毕竟更扎实些。按说，这件事他并不很上心，他的这种异议很可能只是想想而已，怎奈那个批发商人突然插了几句，就消除了他的犹豫，态度强硬起来。

“从事了十一种行业，有十三场败局，”戈比洛先生朗声说道，“眼下，他是索尔兰牌饼干在本地区的推销员。他若是代表一个好品牌，那还有点意义。可是，索尔兰饼干，别逗我笑了。”

他果然笑起来。对此，德·萨拉克上校发问，儒勒·弗雷维尔先生跟将军，是否同属于一个家庭。提问题的语气十分冷淡，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市长瞪大眼睛，注视脸红到领带的食品杂货商。侯爵夫人眼神流露出喜色，低下她那张嘲讽的老山羊脸，瞅着从她紫缎衣裙下探出的皮靴头。大家将一张张敬重的面孔转向她，认为唯独她能劝解上校息怒。

“上校，这件事情有些微妙之处，稍许超出我们的判断，”侯爵夫人说道，是一种会心的声调，“就我而言，我得承认看不大清楚其中的奥妙，不过，我感觉到了无比严肃的一点情况。换了本堂神父先生，他会讲得更清楚，告诉您在我们这样一座小城，道德水平和思想健康，可能取决于什么。”

“千真万确，”教堂议事司铎马尔丹赶忙附和道，“在这方面，有教养的人的榜样，以及因此而选择上流社会予以敬重的人，就至关重要了。”

“这话讲得再好不过了，”侯爵夫人赞同，“当然了，您的问题，也照样要求一种内行的回答。在这点上，要对您解释清楚，我认为在我们中间，没有比让道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上校瞧了瞧让道先生，一副善气迎人的样子。让道先生则恼恨交加，面失血色。前一天，他还去找上校，抱怨轻骑兵团的一名上尉成为他妻子的情夫。他又嫉妒又愤恨，情绪非常冲动，一通诋毁轻骑兵，上校却回答说，上流社会的女士，在军营中屈指可数，他的军官们就不得不从俗找情妇了。

“如同许多军官那样，”让道先生讲起来，“弗雷维尔将军出身寒微。他于一八五〇年出生在于尔絮勒街，父亲在那条街上开锁匠铺。他有个堂兄弟，就是我们今天涉及的这个儒勒·弗雷维尔先生的祖父维斯帕先·弗雷维尔。那个堂兄弟，一辈子也没干什么正经事。他总打短工，干活儿没常性，就喜欢喝酒。他还去过非洲，在轻骑兵团服役。”

他交代最后这个情况时，鼻子还轻轻哼了一声，流露出点儿不易觉察的讥笑，衬托了他那不悦的声调。上校感到火气上来了。

“总而言之，”他说道，字字强调后半句话，“族亲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让道先生微微颔首，单片眼镜后面闪起快意的目光。这些委员理解不了公证人双关的语意。然而，见上校坚持己见，让道先生又不免惊慌起来。上校的坚定态度，似乎引起了侯爵夫人的注意。市长也感觉到了危险，便发言了。

“上校，族亲关系，的确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也应该了解，仅仅一周前，这个儒勒·弗雷维尔先生还不知道他是将军的曾侄孙，之后偶然才得知这一点。再说，将军本人三岁就离开了这座城市，终生没有回乡，在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是否还有族亲留在世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位儒勒·弗雷维尔先生，打出了这样一门远亲的旗号，依我看未免失当。”

“有何不可？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弗雷维尔将军对他出生地的城市抱着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是这座城市，照样给他竖起了一尊纪念雕像。”

这种快语毫无顾忌，所有委员似乎都十分诧异，多数人深感挫伤。一下子冷场了。德·萨拉克上校也觉出自己言语过当。况且，他占了上风，就该适可而止，于是表明，归根结底，整个这件事与他并没有什么干系。气氛这才缓和下来，轻轻的议论声传遍各座席。大家意见达成一致，侯爵夫人吩咐仆人，去把儒勒·弗雷维尔先生带进来。

众人望见客厅门口出现一个矮小的男人，一件灰色礼服紧束瘦溜的腰身，一副新手套握在左手中。他那头发抹了油，胡须打了蜡，他那张皮包骨的脸瘦骨嶙峋，棱角挂着阳光，闪闪发亮形同金龟子，他的形象，在上校看来，甚至在侯爵夫人眼里，还不算讨厌。当然，她还下不了决心伸出手去，略一颔首，又动一动眉毛协助表示欢迎。

“弗雷维尔先生，”侯爵夫人说道，“感谢您来到舍下。我邀来这些先生，恰恰是要请您遵照自己的心愿，同委员会谈一谈您此行的要求。”

新来者坐到指定座椅上，用他那闪亮着忧惧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客人。乍一看，胡须、单片眼镜和怀表链涌入眼帘，乱糟糟一片。他惊魂稍定，那些单片眼镜和胡须才完全明晰了。委员们的面孔都那么冷酷无情。他情愿相信，通情达理能取代这种刻板的态度，大家正期待他的言谈举止，以便决定他是否够资格进入委员会。

“首先，”弗雷维尔说道，“我要感谢侯爵夫人和整个委员会，能赏光聚会审查我的请求。我在此明确表示，一定老老实实，不带偏见，回答可能向我提出的问题。”

侯爵夫人则保证，他的诚意令她感动，但是语气透出一种和善的嘲讽。其他委员依旧沉默，不动声色。弗雷维尔心中开始没了准星，责问自己何以想得如此简单，即将入驻委员会，跻身布莱蒙城这些地位最高的人当中。他们都拥有仆人、电话、三角钢琴，还订阅了《画报》，而他既没有财富，也没有地产，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家族地下墓室。他一定会怎么进来怎么出去，这才叫顺理成章。

“我本想凭着将军亲属的身份，能以某种方式效力。”

“您这种想法令人敬重，”市长回答道，“不过，完全坦率地讲，我看不出您能凭什么效力。纪念雕像正在落成，剪彩的日子差不多定了，邀请函业已发出。委员会成立有半年了，因此，纪念委员会未经准备，不可能再追加一名新委员。那样的话，就要敞开门，其他跟您同样不能入选的人，也会提出申请了。”

弗雷维尔被排除了。座位上的胡须、肚腹、皮鞋满意地骚动起来。戈比洛，食品杂货批发商，声音憨厚地对弗雷维尔说：

“您就别管这些事儿了，弗雷维尔先生，这无助于您的事儿的进展。”

“我申请加入委员会，并非为了促成我的事情，”弗雷维尔辩驳说，“在这个问题上，谈不到我自己的事情。”

“我完全赞同您的见解。”上校朗声说道。

市长再次瞪了食品杂货商一眼，可是，弗雷维尔有了上校的支持，振作起来，抓住机会重又站住脚。

“我认为当下，最危险的念头正取得进展，在办事情之前，有不少东西需要打理。”

上校点头同意，侯爵夫人也一样，然而，让道先生却撇了撇嘴。其他人审慎地保持缄默，只在心里琢磨，这个儒勒·弗雷维尔意欲何为。

“我要加入委员会，既不是为了促成我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出风头。要知道，我认为弗雷维尔将军是我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人，而我要教育我的两个儿子热爱祖国，并期望得到回报，就很想让他们亲身参加即将举行的仪式，亲眼看见对一位英勇的将官、一位有远见的爱国者的纪念。”

侯爵夫人和德·萨拉克上校交换眼色，表示首肯，然而，委员们依然持保留态度。

“昨天晚上，我还对我的长子——一个十七岁的大男孩说：假如弗雷维尔将军还活在世上，他就能让全国理解明智的声音，不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文学、哲学和历史等方面学识深厚，又长于雄辩]们，以及其他出身底层的政客给吓住，这些人极力玩弄普鲁士人那套把戏，抨击三年兵役法。”

“讲得好！”上校嚷了一声。

他屁股离开座椅，站了起来，上身朝前探去，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些小模小样的人，使得他们当中的半数，即五六个人不再拘谨，开始谈论三年兵役法，还广泛地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弗雷维尔通过贬损无神论和所得税，找到了唱高调的话题，让一些委员开始忽略他既无财产，也没有家族地下墓室。他们颇有兴致地听他的言谈，对他宣扬的信念取其乐观的一面，又不完全上当受骗。不久，就只剩下公证人让道一人态度尖锐，敌视这名申请者。儒勒·弗雷维尔喜爱军人，尤其显见引起了德·萨拉克上校的兴趣，令他极为不快，以至引发了他对三年兵役法近乎敌视的念头。上校终于毫不客气，打发他回座位，然后兴致勃勃，俯身对侯爵夫人低声说，将军的这位侄孙给他的印象极佳。“为什么他不能成为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呢？”他说道，“我们已经接纳了一个杂货批发商和一个反军国主义者公证人。”侯爵夫人被这种理由说动，几次跟申请者寒暄几句。她的这种态度，市长和本堂神父无不看在眼里，都害怕惹她不快。让道先生面部抽搐失态，窥视着委员会立场变化的迹象，他见上校准备发言，明确支持弗雷维尔，便抢先朗声说道：

“委员会似乎丢掉了我们会议的真正议题。我们当中一些人，仿佛受到了儒勒·弗雷维尔先生和已故将军的亲戚关系的影响。然而，我有责任告知诸位，将军在本城区还有三个侄孙，他们是昂塞勒姆·弗雷维尔，工厂的技工；莱翁·弗雷维尔，大磨坊的车夫；第三个，约翰·巴里耶，商贸咖啡馆的伙计。”

“显而易见，”市长指出，“我们若是接纳了儒勒·弗雷维尔先生，就毫无理由排斥其他三个人。”

“诸位想一想吧，”公证人又说道，“在参加仪式的人物中，还有参议院议员和大主教。让德·维尔布恩大主教去恭维一个车夫，或者一名咖啡馆伙计，你们看得下去吗？”

这样的场景惹得委员们微笑起来。儒勒·弗雷维尔也笑了，但这是出于怯懦，是为了表明他跟他们一样，不会麻木不仁，能够理解这样一种设想所包含的幽默。这回，戏演完了。侯爵夫人终于镇定下来，而上校本人，尽管很想反驳公证人，但认为现在断乎难以辩驳。委员们都长出了一口气，相互交换意图明确的眼色。

“弗雷维尔先生，委员会非常遗憾……”

市长的话，弗雷维尔几乎充耳不闻，他聚敛浑身仅余的气力和解数，以便告辞。体面地撤离，尚可给委员会成员们留下一丝愧疚，也未可知。他这样顾虑着尊严，还能挺直身板出门，可是回到街上，就再怎么也撑不住了。足足折腾了一周时间，追求荣耀的热忱，随同他的希望一齐跌落谷底。纪念委员会拒绝认可他同将军的亲属关系。纪念雕像揭幕的那天，他不会坐到贵宾席上面对布莱蒙全城的民众了。他本可以风风光光在城区开展活动，陪同公证人和上校出现在国家咖啡馆，起草请柬，许诺工作岗位，讨论揭幕典礼的程序，还有，会见某个熟人，以忙碌的口气对人家说：“亲爱的，请原谅，我得看看我叔祖的纪念雕像工程进展如何。”在这一周里，他不止一次考虑这次争到的地位，他可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一切都化为泡影。微开的缝隙，让他瞥见喜人的前景，随即又关闭了。他又跌回劳苦而黯淡的生活轨道。他什么也不是了。礼服和砑光皮手套，都变成了可笑的装饰品。弗雷维尔哭的心都有了，一时又幻想委员们见证了他的伤感，都于心不忍，又赶紧撤回他们的决定，纷纷向他表示热情的关切。他想到这种回心转意和感情的流露，非常强烈地感动了他自身，不由得眼泪流下面颊。他擦了擦泪水，不免惭愧，自己何以耽于如此羞辱的假想中，再一转念，他竟然流了泪，果真让市长或者公证人窥见，可能引起的嘲讽会远远超过同情。他喜滋滋想起那些传闻，揭示公证人的妻子，让道太太的妇德，以及布莱蒙的市长，瓦洛通的财富来源。受到不公正迫害的意念掠过他的心头，却不敢停留，不过这回，他排除了一直抱有的对他们高看的偏见：认为委员会委员及其同类跟他不一样，可能天生是另一种材质。

弗雷维尔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妻子的肥臀。她跪在过道的瓷砖地上，用大盆水洗衣裳，没有听见开门声响，继续用狗牙根刷子刷洗。她穿着粉红色短裙，坐在脚后跟的臀部圆滚滚的，宛如庞大的穹顶。一时间，他一动不动，怀着恶意审视这臃肿的躯体，想要从中看出他失败的原因之一。过道尽头的一扇房门半打开，走出欧仁，他十七岁的大儿子。欧仁少年老成，在布莱蒙中学上一年级，获得半膳奖学金。他能让所有学科老师都十分满意，成为弗雷维尔的骄傲，指望将来能当上军官。他扬头示意，询问谈话的结果，得到摇头否定的回答，他非常惊诧，露出极度失望的表情。玛尔特·弗雷维尔猜出丈夫回来了，扭过头去，明白了回答的意思。她站起身，在围裙上擦着两只肥胖的红手，说道：

“看来，他们打发你回家睡觉了，嗯，所有你那些漂亮的先生？我跟你说得还不够吗？哼！你往委员会里插一腿，还不是白费劲儿！你这么干，就能往家里拿钱，是吧？！”

“好了，”弗雷维尔咕哝道，“生活当中，不是只有钱才重要。”

“当然了，”玛尔特嘲笑道，“重要的事儿，就是打扮成穿礼服的先生。可是我呢，去买东西，食品杂货店老板并不想了解我丈夫的穿戴，肉铺老板也不闻不问。他们感兴趣的是，买东西给钱。为了去委员会，白折腾了多少天，也不能给我们当饭吃。其实，你早就应该想到……”

欧仁早已溜走，怕给母亲抓去当旁证。弗雷维尔没有情绪争论，此外，他也认为老婆占了上风。于是他嚷道，他这家成了地狱，跟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一起，简直无法生活了。他打开过道旁的一扇小门，走下四级台阶，把自己关进厕所里。他对着便池撒尿的工夫，玛尔特还隔着门跟他说话：

“儒勒，你清楚，我并不想惹你生气，可是你也知道，因为钱的事儿麻烦不少，房租拖延没交，欠我姐七十法郎，今天早晨她还问我要来着。我知道他们接受你进委员会，会让你特别高兴。一方面，我也同样会高兴，但是，你说得漂亮不顶用，典礼仪式，处处总要花费。另一方面，儒勒，听我说，你没有看透。我们这样的人，跟那些人搅和在一起干什么呀？”

这些话恰恰是他听都不要听的。他出于报复，希望引起他妻子担心，就决定待在厕所里，一声不吭。气味实在难闻，他只好将鼻子伸向采光的小窗洞。狭小的窗口对着一条死巷，他能看到几米见方的地块。对面靠墙角站着一个男孩，身穿黑罩衫，头戴皱巴巴的制帽，伫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似乎在监视死巷的入口。铺石马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表明走来一个男人。果然，他的视野里出现一名轻骑兵，衣着单薄，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身后随即又出现一个玩着球的男孩，有十岁至十一岁。弗雷维尔经常遇见这个男孩，有父母陪伴，即上校和德·萨拉克太太。估计他们将孩子交给了勤务兵，而勤务兵来死巷找洗衣妇或修鞋匠。这孩子身体瘦溜，穿戴讲究，相貌俊秀。他那件蓝呢子短外衣上了浆，有大高领，扎一条大花白点蓝领带，戴一顶耶稣会学校学生的垂边制帽。古斯塔夫没有离开墙角，敏锐的目光追随那男孩，脸上的表情讥笑而冷酷，是父亲没有见过的。萨拉克家的男孩似乎没觉察到有人在监视他。他边走边玩球，将掷到地上弹起来的球接住。弗雷维尔很快就看不见那孩子和那名轻骑兵了，但即使是从全城男孩的声音当中，他也能听出那清亮嗓门儿干脆的声调：

“我在这儿等您，”孩子对勤务兵说，“您快点儿啊。”

勤务兵朝死巷里面走，脚步声渐远渐弱，在铺石路上拍球的啪啪声，随即传到弗雷维尔的耳畔。古斯塔夫一直守在观察的位置，不过，他的后背缓缓离开所靠的墙壁，凝注的眼神放射出更为冷酷的光芒。父亲用不着纳罕，就知道儿子心里闹腾着什么情绪。从前，他自己也经受过，就在此刻，他毫不费力又感受到了，而且十分强烈，震颤着身心，竟使得这对父子之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共鸣。拍球的声响靠近了，现在似乎到了厕所的窗下。突然，他瞧见不平的铺石路面上，皮球缓缓滚向古斯塔夫。古斯塔夫稍一抬脚，就踩住了皮球。德·萨拉克上校的儿子走向古斯塔夫：

“这是我的皮球，”他冷淡地说道，“请把球还给我。”

古斯塔夫先是嘿嘿冷笑，见对方坚持索要，就恶狠狠地骂道：

“傻×。狗娘养的耶稣会校生[从前法国大量存在耶稣会办的私立学校，学生称为“耶稣会校生”]。”

小萨拉克脸涨红了，想不出一句回骂的话。古斯塔夫跨前一步，跟他面对面，又补充一句：

“不许你到这些街道来。”

弗雷维尔在厕所里激动得脸都红了。他与古斯塔夫同心同德，儿子的一声喝令，激得他热血沸腾。上校的儿子神态非常窘迫，他朝死巷尽头望了一眼，可是不见勤务兵出来。古斯塔夫发出禁令的深厚含义，想必他完全理解了，因为他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他甚至可能隐约意识到，他踏入这些街道的行为不当，至少不够谨慎，因而陷入尴尬境地。不管怎样，他没有反击。

“小傻×，现在，闭起你的臭嘴！”古斯塔夫又强调一句。

这下子，小萨拉克认为必须发声了，他运了一口气，同样爆出粗口。

“你的嘴更臭，说话像放屁。”他说道，还保持一种高雅的声调。

弗雷维尔将脑袋钻进窗洞，不想漏掉一点点这一场景，只见两个男孩扭打起来，他心里便祝愿他儿子获胜。古斯塔夫比对手略显敦实，而且惯于这种打架斗殴。萨拉克打斗时形同女孩子，张着小巴掌乱抓，揪人耳朵和头发。他俩在铺石街道上滚打，古斯塔夫明显占了上风。死巷深处忽然传出勤务兵的奔跑声，弗雷维尔好不气恼。古斯塔夫看到了危险，设法停止厮打，成功地窜入一条幽暗的过道。小萨拉克艰难地爬起来，鼻子流了血，膝盖磕破了，一条裤腿扯掉了半截，他的白衣领、他的花点领带，都沾满了鲜血，耷拉着歪歪斜斜。

“他妈的，怎么搞成这样子！”勤务兵哀叹，“我可怎么向太太交差啊？您就不能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吗？”

“是那个小流氓先动手的。”孩子解释。

弗雷维尔一听这话，真是怒不可遏，他尽力往窗洞里钻，头皮都让棱边蹭破了，气急败坏地嚷道：

“不对，是他先动的手！是萨拉克！是上校。”

勤务兵和小萨拉克朝死巷口走去，心思全放在这场飞来横祸上，甚至没有回头望望。弗雷维尔什么也看不见了，离开了窗洞。现在已真相大白，他犹如困兽，在小间里开始打转。事实上，萨拉克才是始作俑者，带着他那浆洗过的大高领、他那勤务兵、他那花点领带、他那漂亮的蓝呢外衣，以及到处陪伴他的一整队看不见的扈从，来到这条死巷，而那队扈从主要有纪念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的家庭、他们家中的大钢琴、他们的仆役。说起来，古斯塔夫并没有看错。

弗雷维尔离开厕所，径直跑到卧室，脱掉礼帽和礼服，换上一顶软帽和西服上衣，几乎马上就出来了。玛尔特听见房门响，来到厨房门口察看，只见丈夫大步流星走过去，面颊红红的，两眼炯炯放光。

“你去哪儿啊？儒勒，你不会去干傻事儿吧？儒勒！”

弗雷维尔不搭理妻子，跨出门去。他感到满腔正义的怒火，激发他反对委员会那些成员及其同类：一帮反动分子和教权主义者，他还自责视而不见他们的专制。现在他看明白了，那些人总是处处都要控制，根本不尊重才能和智慧。那些高傲的伪君子，同神父、耶稣会士、挎着战刀的军人沆瀣一气，将天真者和无知者投入一种屈辱的生活境况，逼他们为提高地位，不得不买房产，买树林，买自家乘坐的马车和俄罗斯债券，还为打扮他们的妻子大量购置金银首饰和带羽毛的帽子。他们对受害者十分无礼，他们那一整套高雅言谈举止存在的价值，无非是抬高他们的身份，甚至不遮掩露骨的现实行为。然而，这种不公正引起报复的呼声，并非无谓之举。时候到了，应该高高举起反抗的战旗，彻底扫荡那些金玉其外、思想陈腐的败类，必须掀倒这尊会带来灾难的、不公正的纪念雕像，揭露厚颜无耻的利己主义，驱散迷信的黑暗，终结本堂神父滑稽可笑的仪式和军官们的骄横傲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新世界的曙光必将升起，照亮注定塌毁的旧建筑的废墟。

点灯人开始每天巡回，举着长杆上的火苗，点亮街上的煤油路灯。这工夫，弗雷维尔也高昂着头，步伐坚定，走上主街。一种沉着冷静的权威，从他的周身散发出来，不过此刻，他那变得冷峻的目光，透着投身社会变革的意志的冲动。他领悟了古斯塔夫的这堂课，前去报名参加了激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