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说：“我讨厌该死的脆弱。”我对面是一位心理医生，我确信她以前遇到过很多更艰难的案例。她越早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我们就能越快结束治疗。“我讨厌不确定性。我讨厌不知情。我无法忍受敞开心扉后感受到的受伤或沮丧。这太折磨人了。脆弱很难对付，而且令人痛苦。你懂我的意思吗？”

戴安娜点了点头。“是的，我了解脆弱。我很了解这种感受。它是一种细腻的情感。”她抬头微笑，仿佛在描绘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我的表情肯定很困惑，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画面。我突然担心我们会不会有沟通问题。

“我是说脆弱折磨人，不是说它细腻，”我急着解释，“我先声明，如果我不是在研究展现脆弱与全心投入生活的关系，我就不会来这儿了。我讨厌它带给我的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

“就好像被吓了一大跳，感觉我必须解决眼前发生的事，让情况好转。”

“如果你做不到呢？”

“那我就很想给谁一巴掌。”

“你会这么做吗？”

“不会，当然不会。”

“那你会怎么做呢？”

“打扫房间；吃花生酱；责怪别人；把身边所有的事都做到无可挑剔；控制一切我能控制的。”

“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脆弱？”

“害怕的时候。”我抬头看着戴安娜，她正用恼人的停顿和点头动作示意我说出内心的挣扎，这是心理医生的惯常做法，“当我对事情的进展感到焦虑和不确定，或者跟别人沟通不畅的时候；当我尝试新事物、做一些让自己不自在的事的时候，或者面对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戴安娜点点头以示同情。我继续说道：“当我想到我有多爱我的孩子和史蒂夫的时候，想到如果他们发生什么事，我的生活就完了的时候；当我看到我在乎的人备受煎熬，而我无法帮他们或让情况好转，能做的只有陪伴的时候。”

“我明白。”

“如果事情太美好或太糟糕，我就会提心吊胆，会很脆弱。我希望自己能喜欢它的细腻，可现在我只能感觉到它的折磨。这种情况可以改变吗？”

“可以，我相信会改变的。”

“你能布置一些作业或者别的什么吗？我应该查查资料吗？”

“没有资料也没有作业。我们这儿既不设任务，也不设奖励。少思考，多感受。”

“我能在不感到脆弱的情况下变得敏锐吗？”

“不能。”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你对我写的其他书、我的博客或网上疯传的TED视频一无所知，那么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如果因上面我提到心理医生而让你觉得不自在，请跳过前面的内容直接阅读附录里提到的研究过程。我一生都在努力远离脆弱，战胜脆弱。我是第五代得克萨斯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是“子弹上膛，准备战斗”（lock and load），所以，我从骨子里厌恶不确定性，厌恶袒露情绪。念中学的时候，我开始培养并磨炼远离脆弱的技能，那时恰好是我们大多数人开始与脆弱展开较量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尝试着在不同阶段体验不同的人生。我按照“表现—完美—取悦”的惯例扮演过“好女孩”，还体验过吸丁香烟的诗人、愤怒的社会活动家、职场攀爬者和放纵派对女郎的生活。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人生发展阶段，但对我而言，它们不仅仅止于表面。我在前述的所有阶段都穿着不同的盔甲，确保自己不会过于投入，也不会过于脆弱。我的每一种策略都设有相同的前提：与每一个人都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确保随时可以全身而退。

除了对脆弱的恐惧，我还继承了父母豁达的心态和感同身受的共情力。于是，快三十岁的时候，我先是辞去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管理职位，找了一份服务员和酒吧招待的工作，后来又重返学校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面见AT&T老板递交辞呈时，她当时的反应：“让我猜一下。你是想辞职去当一名社工，或者去重金属舞会（Headbanger's Balla）当个音乐节目主持人？”

像许多钟情于社会工作的人一样，我很喜欢解决人和制度的问题。然而，在拿到社会工作专业学士学位（BSW）、即将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MSW）时，我发现社会工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与“融入环境”和“体验”有关。社会工作就是让你去体验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适，打开一个移情空间，让人们能够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处世方式。总而言之，社会工作非常棘手。

就在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在社会工作方面有所建树时，学校里的一位研究员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如果你无法测量它，它就不存在。”他解释说，与项目中的其他课程不同，研究都是关于预测和控制的。我被这番话打动了。也就是说，我可以用整个职业生涯去预测和控制，而不仅仅是参与和支持？我找到了我的使命。

一路从社工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求学生涯，让我对一件事确定无疑：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彼此间的联结。我们天生就想和他人建立关系，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给了我们人生目的和意义，如果没有这种联系，我们的社会生活将充满痛苦。于是，我想深入剖析关系的本质。

研究人际关系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在明白这一点之前，我曾被受访者的言论误导过。当我让他们谈谈自己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和经历时，他们反复提到的却是悲伤、背叛和羞耻—害怕自己不值得和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结。我们人类给某个事物下定义时，倾向于用其对立面来定义它。这一点在定义情感体验时尤为明显。

于是，我意外地成了一名羞耻感和同理心的研究者。我耗时六年建立了一个理论，解释什么是羞耻感、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在认为自己“不够好”的情况下培养复原力。所谓的“不够好”，指的是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爱和归属感。2006年，我意识到，我还必须了解羞耻感的另一面：“那些最容易从羞耻感中复原的人，那些相信自己的价值的人—我称他们为‘全心投入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非常希望答案是这样的：“他们是羞耻感的研究者。要做到全心投入，你必须对羞耻感多做了解。”可惜，我没猜对。“全心投入”是自信地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了解羞耻感只是对全心投入有所帮助罢了。在《不完美的礼物》（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一书中，我定义了全心投入生活的十大准则，指出要做到全心投入，我们必须培养什么和放弃什么：

1． 培养真实感：不去理会别人怎么想。

2． 培养自我关爱：放弃完美主义。

3． 培养坚忍的心智：放弃麻木和无力感。

4． 培养感恩和快乐之心：放弃空虚感和对忧郁的恐惧。

5． 培养直觉，坚守信念：放弃对确定性的执念。

6． 培养创造力：放弃攀比。

7． 培养适时玩乐和休息的习惯：不再认为忙碌是身份的象征，也不再认为生产力能代表自我价值。

8． 培养平静安宁的心态：放弃焦虑的生活方式。

9． 培养有意义的工作习惯：不再自我怀疑，不再坚持“非做不可”。

10． 培养欢笑、歌唱和跳舞的习惯：不再装酷，不再“掌控一切”。

在分析资料时，我发现自己只做到了其中两个。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它发生在我41岁生日的前几周，并引发了我的中年危机。事实证明，理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与全心全意地生活和爱是不一样的。

我在《不完美的礼物》中详细阐述了全心投入的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觉醒”（breakdown a）。但我想在本书中分享的是全心投入生活的定义，以及上述十大准则中五个最重要的主题，正是这些主题引领我取得了突破。希望这能让你对未来有个大致的了解。

全心投入生活，也就是自信地参与生活，它意味着我们要培养勇气、同理心和人际关系，让自己在早晨醒来时思考：无论我做了什么，还有多少没做，我都已经够好了。晚上临睡前再思忖：是的，我不完美，我很脆弱，有时还会害怕，但这并不会改变我很勇敢、值得被爱和拥有归属感这些事实。

这个定义基于以下这些基本理念：

1． 爱和归属感是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可削减的需求。我们天生就互相联结——人际联结赋予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意义。如果没有爱、归属感和人际联结，我们就会感到痛苦。

2． 如果将所有受访者粗略地分成两组——一组能感受到深刻的爱意和归属感，另一组很难体验到这种感受——那么只有一个可变因素能将他们区分开来：那些感觉被爱的人、那些大胆去爱的人和那些有归属感的人，只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和归属感而已。他们并没有生活得更优越或更轻松，他们与成瘾或抑郁的斗争也并不比别人少，他们也曾受伤害，破产或离婚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痛，但当经历这些苦难时，他们依然能够坚信自己值得拥有爱、归属感和快乐。

3． 对自我价值形成坚定的信念并不简单——只有在我们依照准则进行日常练习时，它才会形成。

4． 全心投入的人最关注的是，要过一种由勇气、同理心和人际联结所定义的生活。

5． 全心投入的人将脆弱视为勇气、同理心和人际联结的催化剂。事实上，敢于脆弱已经成了所有全心投入的人所共有的最明确的价值观。他们将一切——包括事业上的成功、婚姻和最自豪的亲子教育时刻——都归因于他们愿意展现脆弱的能力。

我在以前的书里写过脆弱，甚至在学位论文里用一章的篇幅阐述过脆弱。从研究初期开始，我就把包容脆弱视作一个重要的类别。我还去了解了脆弱和我研究过的其他情绪之间的关系。但在之前的书里，我认为脆弱和羞耻感、归属感、价值感等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只是巧合。经过十二年的深入研究，我终于明白了脆弱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脆弱，是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经历的核心。

这个新发现将我逼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怎样才能在不表现出脆弱的情况下，真诚而有意义地谈论脆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如何在不牺牲科研精神的前提下表现出脆弱呢？说实话，我认为情感上的可接近性会让研究人员和学者感到羞耻。在早期接受培训时，我们就被告知，冷淡的距离感和难以接近会给我们带来声望，如果你太容易被接近，你的资历就会受到质疑。虽然在大多数场合被贴上“学究气”的标签是一种侮辱，但在象牙塔里，我们被教导要把“学究气”这个标签当作一套盔甲来穿。

我怎么能冒着展现脆弱的风险，通过这项研究讲述自己混乱的经历，而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怪人呢？那我的职业盔甲呢？

2010年6月，我应邀在TEDx休斯敦发表演讲，这是我“无所畏惧”的时刻，就像西奥多·罗斯福曾鼓励公民做的那样。TEDx休斯敦是以TED为原型的独立组织策划的众多活动之一，TED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传播技术、娱乐和设计领域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TED和TEDx的组织者聚集了“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实干家”，要求他们在18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讲述自己的人生。

TEDx休斯敦主办方与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活动组织者都不一样。邀请一名羞耻感和脆弱的研究者登台演讲，会让大多数组织者有些紧张，还会迫使一些组织者对演讲内容有所规定。当我询问TEDx的组织者他们希望我讲些什么内容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喜欢你的工作。只要是你感觉很棒的事情都可以聊—说你想说的就好。我们很高兴能与你共度这一天。”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下定决心让我尽情发表演讲的，因为在那次演讲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是可以拿出来聊的。

那个可以自由发挥的邀约让我既欢喜又烦忧。我又回到了焦虑不安的状态，一边是不适区，一边是“预测和控制”这两个老友提供的避难所，我进退两难。最后，我还是决定硬着头皮上阵。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会陷入什么境地。

我之所以做出无畏挑战的决定，与其说是源于自信，倒不如说是源于对所做研究的信心。我知道我是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我相信自己从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有效且可靠的。脆弱能把我带到我想去或者可能需要去的地方。我还说服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里是休斯敦，来听我演讲的都是家乡的观众。最惨的情况不外乎被现场的500名观众外加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的一些观众当成疯子罢了。

演讲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次脆弱经历的后遗症还没消散。你明白那种感觉吧？就是当你醒来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很好，直到你打开记忆的大门，那一幕幕画面向你迎面袭来，你是不是恨不得把自己蒙在被窝里？我做了什么？现场的500名观众肯定以为我疯了，这真是糟透了。演讲时我把两件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真的有一张幻灯片上写着“breakdown”（精神崩溃）这个词来强化我一开始就不该讲的故事吗？我得离开这个城市。

然而，我无处可逃。演讲结束半年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TEDx休斯敦主办方的电子邮件，他们在邮件里祝贺我，因为我那次演讲将会出现在TED的主要网站上。我知道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项梦寐以求的荣誉，但我很害怕。首先，我刚刚接受“只有”500人把我当疯子这个想法。其次，在一种到处都是愤世嫉俗者和吹毛求疵者的文化中，我在工作中已习惯低调行事，而且一直都比较有安全感。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如果我知道那段关于脆弱和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重要性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会让我感到如此不舒服的（且让人哭笑不得的）脆弱和不安全，我会如何回复那封电子邮件。

今天，那段演讲已成为TED网站上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点击量超过500万次，还被翻译成了38种语言。我从没看过那段视频。我很高兴自己勇敢地尝试了，但那次经历仍然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在我看来，2010年是TEDx休斯敦的演讲之年，而2011年是巡回演讲的一年。我的足迹遍及全国，听众从财富500强企业、领导力培训师、军队到律师、育儿组织和学区团体等。2012年，我应邀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举办的TED大会上做另一场演讲。对我来说，2012年的演讲使我有机会分享我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实际上是我所有研究的基石和跳板—我讲述了羞耻感，以及如果我们真的想做到无畏挑战，该如何理解并克服羞耻感。

这次分享研究成果的经历促使我写了这本书。在与出版商讨论了出版一本商业书和/或一本育儿书，外加一本教师用书的可能性后，我意识到，其实只需要出一本书，因为无论我讲什么，或者对谁讲，核心问题都是不变的，那就是：恐惧、疏离和对更多勇气的渴望。

我针对企业做的演讲几乎总把重点放在激发领导力或创造力、革新力上。上至C级高管下至一线员工，他们每个人跟我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源于疏离、缺乏反馈、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的恐惧，以及明确目标的需求。如果我们想重新点燃创新能力和激情，就必须使工作重新人性化。当人们对羞耻感的恐惧被用作一种管理手段时，参与感就会消失。如果无法容忍失败选项，我们就会忘记学习、创新和改革。

说到养育子女，将父母定性为好或坏的做法甚嚣尘上，且危害性大—这种做法将养育子女变成了一场羞耻感的严苛考验。对父母来说，他们真正应该接受的拷问是“你陪孩子了吗？你关注孩子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接着大胆犯错，别怕再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当孩子看着我们努力找出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我们下一次如何做得更好时，那些并不完美的亲子教育时刻就变成了珍贵的礼物。我们的使命不是完美无缺地养育快乐的孩子。完美是不存在的，我发现，若想让孩子快乐，就不要一味要求他们准备好成为勇敢、忙碌的成年人。学校也是如此。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是由于父母、老师、管理层和/或学生间的疏离，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造成的问题。

我发现，我的工作中最困难且最值得的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地图绘制者和旅行者。我绘制的关于羞耻感复原力、全心投入和脆弱的地图（或理论）并非源自我自己的旅行经验，而是来自我过去十几年收集的资料—那是成千上万名男男女女的亲身经历，他们正在开辟道路，并沿着主宰自己人生的方向前进。主宰自己的人生，也是我和许多人的心愿。

多年来，我渐渐明白，一个脚踏实地、充满自信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一个行动敏捷的旅行者。我一路跌跌撞撞，发现自己必须不断地改变路线。尽管我努力遵循自己绘制的地图前进，但很多时候还是会被沮丧和自我怀疑打败，我把地图揉成一团，塞进厨房的垃圾桶。从痛苦到敏锐，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对我来说，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它也是过去几年我一直在与领导者、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沟通的内容—就是构成本书核心的事实：我们知道什么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我们是谁更加重要。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认识自我，还需要走出去，让别人看见真正的自己。这就要求我们无所畏惧，敢于展现内心的脆弱。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了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面对什么，以及我们需要去哪里。我认为，我们最好审视一下我们无处不在的“永远不够”这种文化。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研究，眼睁睁地看着匮乏感蹂躏我们的家庭、企业和社群。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已经厌倦了恐惧。我们想变得无所畏惧。那些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话题，比如“我们应该害怕什么？”“我们应该责怪谁？”，令我们无比厌恶。我们都希望自己变得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