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不由得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进入的这片领土，属于垃圾的无冕之王，库尔特·施维特斯的后裔，这个家族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秘密族群，日常考古学派，其族人还有罗伯特·劳森伯格、阿尔曼·费尔南德斯、约翰·张伯伦、安迪·沃霍尔、列昂尼德·舍伊卡（伟大的垃圾堆哲学家），等等等等。

这一族群的俄国分支始于果戈理，发展至先锋派（先锋派在登上他们著名的现代性轮船时，真的只带了果戈理），以及天天跟日常byt’（byt’一词在其他语言中可直译为此在，但它在俄语中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范畴）死磕的形式主义者。其中最古怪的文学人物，当数被遗忘的先锋文学家康斯坦丁·瓦吉诺夫。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梦想着成为日常byt’博物馆的建造者，新老垃圾世界的组织者，指甲、火柴、糖纸的收集者，伟大鸡毛蒜皮系统化者，或如他在《哈帕哥尼亚达》（Harpagoniada）中写的朱龙宾那样的烟头分类者。“分类是最具创造力的活动之一。”等到桌上所有的烟头都分类登记完毕，朱龙宾说。“本质上，世界是被分类形塑的。没有分类，就没有记忆。没有分类，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想象。”瓦吉诺夫的男主人公这样想道。

三十年后，预感到苏联时代即将终结，俄国先锋派的继承者，即另类艺术家们，自觉接过了瓦吉诺夫的衣钵。莫斯科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开始创作他的理解现实（Making Sense of Reality）系列，他先是画出了很多日常生活场景，就像是很久以前的报纸和苏联主题图册里的照片，或是电影海报所做的那样；其中所涉的场景，也都是消费者潜意识中已经符号化了的典型苏联生活场景。

通过这种方式，卡巴科夫将高度写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令人困惑又不无讽刺地融合到了一起。在卡巴科夫的画中，苏联日常生活看起来特别逼真，但与此同时，有鉴于其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表现手法，这些画面又是一种对日常byt’的元描述。卡巴科夫画的虽是当下，用的却是过去程式化了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某一幅画甚至直接复刻了1937年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展纪念册中的一幅。我们的考古学家卡巴科夫使用的（实物）材料均来自日常生活：苏联画册当然也是日常生活材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卡巴科夫的画作中，文本有时会完全代替图像。在巨型油画布上，卡巴科夫一丝不苟地复刻并放大了各种各样的苏联日常文件：火车时刻表、居民行为规范、公告牌上的通知、各种文件与表格。在复刻的过程中，卡巴科夫尽可能地不去做任何艺术干预，而只是原原本本地从苏联日常生活中进行提取：无论是交流的方式（公告栏、告示牌），还是信息的内容（居民行为规范）。将这些文件放大，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作为官僚主义文本，可视作单纯的装饰品，而没有实际内容；作为一篇文字，可以被重新审视；而作品本身，也可视作对官方艺术规范的观念性挑衅（认为居民行为规范条例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品）。然而，卡巴科夫自己并没有给出任何解读。这些被放大到画板上的官僚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素材，有待观众/读者自己去解读。

卡巴科夫还将过去只属于文学范畴的主体，也都搬到了他的画布上。在厨房系列作品中，卡巴科夫将某公社大楼（这种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日常居住单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厨房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每幅油画上都粘着一个（真正的！）厨具（一把刀、一把擦丝器或一把笊篱），并附有一段对话（这是谁的擦丝器？这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看，有人留下一把刀！这是彼得罗维奇的刀！）

在《奥尔加·格奥尔基耶娃，你有东西煮开了！》中，卡巴科夫使用日常口语拼凑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作品。那是一面打开后长达四十五米的用墙纸做成的屏风，两面都贴满了用官僚主体字体写成的字条，字条的内容是某公社大楼居民说的话，这些话组成了一场漫长的交谈。各种蜚短流长、评头论足，商量搬家的事。可虽然表面上在交谈，实际上却没有交流产生，好像谁都听不见谁。卡巴科夫如纪录片般精准地复制了这些日常对话，将观众/读者引入了日常美学的残暴陷阱，引发出他们（从同情到焦虑各各不同的）复杂情绪。

卡巴科夫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深度收集，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了《从不扔东西的人》这件多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整件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采用了各种媒体作为记录手段的日记，一部全方位多角度记录自己的自传。卡巴科夫这件作品的作者，拟定为一个不知名的苏联市民，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美的理解，自己的语言，并写下了这部不寻常的（自己的）传记。

作品一开头是一段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对自己的描述；接着是大量分门别类地有序地粘在或钉在巨幅画板上的实物垃圾；然后还有各种被绑住吊起来或装在盒子里的器物，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分类标签；最后还有数不清的练习簿、文件夹、文件、日记本。那个平凡的苏联市民，既是这些东西的作者、主人，又是这些东西所刻画的主角。

有些画板上粘着很小的垃圾，捡到每一件垃圾的日期和时间（如：3月15日晚）与垃圾被发现时的情境描写（如：起床时在床边角落里找到，因为没有扫帚，就去问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借了一把；四月大扫除时在桌上找到；当时在下雨）通常都写在画板的顶部。在每件小垃圾（蛋壳、弹簧、面包屑、指甲、头发、剃须刀片等）下面，都有一行标注（晚饭吃掉了；尼古拉给我的；剔牙所得；未知；从拖鞋中找出；当时我在做针线活；我不记得；我在吃鸡蛋；我在削铅笔；我用它刮了十五次胡子）。

在叙述过程中，卡巴科夫不仅重现了一个普通苏联市民的思想、世界观与美学品味，而且，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确切说来，他采用了对自己，一个普通市民来说，能够胜任的创作方式：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记录流行文化的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粘的东西越大，画板上的说明性文字也就越具体。比如，在一个药片的包装盒下面，他写道：弗洛迪亚头疼，问我有没有药，我没有阿斯匹林，只有扑热息痛，他吃下去好了点。而在一个空玻璃罐下他写道：这是维卡给我带蛋黄酱时用的玻璃瓶。

根植于混乱的日常byt’之中，卡巴科夫为琐碎之物书写了一部宏大的多媒体传记/自传。在名为《我的一生》的手帐集（自然，这又是卡巴科夫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的创作）中，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原原本本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世俗的日常生活。卡巴科夫用垃圾来书写这部传记/自传，本来就颇具荒谬（或悲剧）的意味，而这一意味，又因传主本人的缺席而显得越发深重。这位匿名公民兼传记作者的个人命运，完全是整个体制（即苏联）及其品味、观念与语言的后果与缩影。通过隐藏在普通苏联市民这一面具背后，通过以他的身份收集到的日常垃圾，卡巴科夫向我们展示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文化、教育对日常与私人生活复杂的渗透，并通过将垃圾置于所谓高雅艺术的主题之上，从根本上向官方文化发起了挑战。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我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从未见过如此骇人、苦涩又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普通人的传记/自传，被这样清晰、苦涩而赤裸地降格为事实，被如此粗暴地打满了体制的烙印。

我告别了卡巴科夫的记忆，告别了这位垃圾的无冕之王，这位苏联时代博物馆的创建者兼导览员，除了朋友或像我这样的偶然来客，他从未指望还会有什么人来到莫斯科这座明亮的工作室，即博物馆的所在。

那以后不过三年，我在纽约苏豪区闲逛，在一个画廊里偶遇了一幅卡巴科夫的作品。这幅作品很小：背景是一张从童书上撕下的插画，插画上粘了些看不出写的是什么的皱巴巴的字条。插画本身无甚意味，字条看起来对作品也没有什么加成，价格却高得吓人。想到卡巴科夫耗数年之力，在莫斯科某个到处是灰尘的阁楼中创作出的不见天日的作品即将闻名于世，我的心中泛起隐隐的失望。不知将它们暴露在空气与阳光之下，是否会摧毁它们的本质；不知用平凡生活中的垃圾所创造出来的令人心痛的美，是否会就此丧尽它所有的意义，而变成真正的垃圾。

卡巴科夫用来创作传记/自传的素材，也就是那些垃圾，其本质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后来又见到过一次卡巴科夫，那是在我去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室的整整八年以后。1994年2月，在柏林博德维宫，他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卡巴科夫站在乐谱架后一盏小台灯的光照中，念着公社大楼厨房里那些不知名的居民的马拉松式对白。这是卡巴科夫旧作《奥尔加·格奥尔基耶娃，你有东西煮开了！》的舞台表演。第二男声（由鼓手塔拉索夫担任）从另一个乐谱架后加入。二人仿佛在表演一首二声部的卡农。某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播放着典型的苏联电台节目：甜到发腻的情歌、爱国主义的军歌、古典乐，当然还有《天鹅湖》。同时，整场演出还伴随着锅子、勺子、叉子的碰撞声，背景上，一直播放着真正的苏联公社厨房的黑白幻灯片。

这是一首唱给已逝年代的安魂曲，唱给它的悲凉、它体制的内核。词句连绵不断地打在我的身上，令我身心疲惫，令我晕眩，几欲作呕。这是一场用烙在心上的词句发动的攻击，一场声音的幻觉，一个已逝时代痛苦的呻吟。

卡巴科夫在柏林舞台上的表演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被触动。公社厨房并不是我曾有过的日常。但我还是哭了。而且觉得自己有道理哭、有权利哭。无论如何，卡巴科夫的表演确实牵动了我体内某根不知名的伤感神经，也许这根神经拥有对东欧共同创伤的记忆。“性格形成期所遭遇的创伤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我的朋友V. K.曾说过，“有些人把这种感觉叫作怀旧。”

1月9日

米尔亚娜来过了。给我做完午饭才走。米尔亚娜真好。我把儿子的干净衣服都想办法熨了熨。他应该会来拿。我得提醒他放进衣橱时要仔细叠好。他打电话给我，说布比已经安全到达。但因为她还没给我打电话，所以我还是不放心。

快十二点了，我还不想睡。我没有发烧，但时常咳嗽。他们说最近流行一种亚洲流感，为什么偏偏是我染上了呢！我准备看一会儿书，可能就能睡着了。

1月10日

我生病了，幸好波莎的病已经好了，她能照顾我和薇瑞卡。薇瑞卡问我要香烟，给她的喉咙消毒。这又是她偏方里的一颗明珠。我们的薇瑞卡，她什么都懂，没有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有时，她太博学了，我们也觉得有点烦。

我的邻居波莎和斯冯科出去买东西了。斯冯科申请提高了养老金利率，波莎喜欢买东西，但斯冯科不让。每年一月，他们家就会变成一座真正的家庭剧场。很可惜我不是一个作家，不然可以来写一写。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这两个邻居，我现在的境况肯定更糟。

我得去煮点茶。什么时候我的流感才能好呢？今天外面的天气好极了。

1月12日

我大概十点的时候起床，有人在敲门，肯定是波莎叫我去喝咖啡。我去了银行，想看看有多少利钱可以拿。我有五千万，够付电费和生活费了。虽然可能会过得比较紧巴，但我想，我的养老金应该能帮我撑过这几个月。

从银行回来后我到信箱拿信。有一封德米特里娜寄来的信，问了新年好，还说索科尔死了。信看了让人难过，我哭了。她说得掏心掏肺，把一切遭遇都告诉了我。居然把开膛破肚的病人直接送回家里，这我在恐怖片里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在现实中了！德米特里娜却要看着索科尔经历这一切，她自己也是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呀。

由于伤心过度，我又睡不着了。我一直想着我们家的人，想着那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人。我还记得索科尔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姨茨维坦卡。她以前多开朗！我娘家所有人都很开朗，除了外公，他喜欢喝酒，也是死在酒上。

索科尔小时候总是流鼻涕，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不太喜欢他。后来他长成了一个英俊的男人，文明、讨人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他，他弟弟就不一样了，不过我到现在，也还是不怎么关心他的弟弟。好人没有好报啊，索科尔也是。他跟他第一个妻子米玛关系就不好，后来跟德米特里娜在一起，但只过了很短时间，真不幸。这就是好人的命运啊！

现在，家里只有两个人住在村上，帕芙拉阿姨和托什科叔叔。

我一共有四个阿姨，但帕芙拉阿姨是我最喜欢的阿姨。我妈的五个姐妹里，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帕芙拉阿姨和娜扎阿姨。帕芙拉阿姨是五姐妹里最小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嫁给了斯拉夫科，长得很帅，但是人非常笨。她不爱他，但还好他们生的孩子都很可爱。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婚礼。因为不爱斯拉夫科，新婚之夜她要我跟她睡在一起。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用手捂住脸；我差点儿挨了揍。这对新郎是多么大的侮辱啊！那时我才几岁？好像十二岁……我的眼睛开始痛了，我看不下去书了，但怎么能睡着，我还不知道。

1月15日

我早早地就起了床，整理了房间，弄好了午饭，等着我儿子来。他来了，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说的话比平常多。他出于礼貌多待了一会儿，但我知道他等不及要走。他在我面前藏不住什么，我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怕他心里过意不去。

这不能怪他。我自己以前也在家里待不住，只不过我父母比我严格多了。仲夏夜九点我就必须到家，那时候天还亮着，幽会什么的就更别想了！

1月16日

今天我又起得很早，把窗帘拆下来洗了，拧干后直接挂了回去。我还给家里做了大扫除。还是没有布比的消息。

1月19日

昨天晚上我又发烧了，不知道是因为流感，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起雾和天气凉，我的关节炎又犯了。布比还是没有给我写信。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想佩特雅。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以前什么话都跟她说。我们一起上学，是同班同学，都住在老火车站的居民楼里。那个火车站发生了多少事啊，那里有我的一整个童年！

夏天是最舒服的季节，当所有班次的火车都开走了，我们就在站台上乘凉。我的初恋伊凡负责弹吉他，我们跳舞、唱歌……现在我也说不清，自己是爱他，是喜欢他这个人，还是喜欢他会弹吉他。但这都不重要了。那时候我们是邻居，他读中学三年级，我读小学最末一年。我那时大概十五岁的样子，现在的女孩十五岁时什么都懂了，我那时候只要看着他就够了。他喜欢爬山，我记得他曾给我带过一朵雪莲花。我还把它夹进书里收藏了很久。

佩特雅很瘦，还没怎么发育，个子很小，金头发梳成两条麻花辫。男孩都不怎么注意她，但最后她却跟最英俊的那个跑了。我还有点嫉妒呢。后来她嫁给了他，而我出了国。我永远也忘不了离开瓦尔纳的那一天。佩特雅和高沙到快开车时才赶到，手里拿着给我的花。后来我回娘家探亲要走的时候，佩特雅每次都会来送我，但每次都是最后才赶到。后来我们开始开车回来探亲，送我时她终于不用紧赶慢赶了。挺好，这一切我都还能记得。现在我们都是寡妇了。

今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写到明天早上，可惜我的眼睛疼。

1月24日

最近我越来越懒，成天不是躺着，就是吃东西，再不就是看电视，跟邻居喝咖啡，听他们讲身上的毛病，讲粪便的软硬，讲什么茶通便，什么茶止泻。有时我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他们怎么会没发觉自己一直在重复相同的事呢？有时甚至重复五遍之多，而我出于礼貌就一直听着，好像是第一次听说。

我真希望安吉卡或米尔亚娜快点来。希望能跟安吉卡好好笑一回。米尔亚娜不喜欢笑，但她有她自己叫人心安的办法，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安吉卡就像我曾经在瓦尔纳的佩特雅。

我记得佩特雅家有六个孩子，每一个都比前一个矮一个头。他们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经常犯头疼病，我从来没见她笑过。她不会做饭，从不打扫屋子，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忙不过来，所以佩特雅每天都到我家来吃饭；我母亲很会做饭。

我的佩特雅喜欢我家的一切，我们家也不怎么拮据，她便成了我家的第三个孩子！我觉得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亲妹妹。我妹妹比我还壮，经常跟我打架。我更喜欢佩特雅。但还是在两件事上对她产生了妒忌心。一件是她得到一条蓝底白花的乔其纱裙子，虽然我衣服很多，比这条好的也不少，但还是嫉妒她。还有一件就是高沙。但高沙真的是佩特雅生命里唯一的好事了。

这一切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嫉妒她。但那条裙子，我是真的喜欢，直到现在闭上眼我还能看见它。真奇怪。

布比还是没有给我来信。已经凌晨一点了。我准备看会儿书就睡觉。我最近在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1月28日

今天，布比终于来信了。她很好，这让我心上的石头放了下来。

我看了电视，领导们说国家的形式很坏。我有点害怕。钱越来越少了，每样东西都贵得吓人。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过下去。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小时候就没有过多少东西，现在应该也能凑合，反正我这把年纪的人需要的东西也不多。

想想二战前与二战后十年的生活，现在就不错了。只要人们说的内战别打起来就行。上帝保佑。

我儿子明天中午来吃饭。我很高兴。

2月4日

两个月了，天一直在起雾，没出过太阳。空气像毒气。我什么都没力气做。今天早上五点我醒过来，打开收音机，轻轻地放着，听着听着，又睡着了。但九点时我还是起了床，去外面买了需要的东西，花了五百万，唯一费钱的是一公斤肉，其他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我不敢每天去市场，基本上三天才去一次。有点怕日子再这样过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能把屋里的什么换一换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每天都看着一样的东西，但我还是什么也没做，因为想不到能换什么。我喜欢待在家里，喜欢漂亮东西，喜欢换家具，喜欢家里窗明几净，但目前就算了吧……

我的邻居波莎和薇瑞卡都得了流感，我居然没被她们传染。每天我都听她们说相同的事，真的很无聊，无聊得我都快吐了，但我还是耐心地听着，还是继续跟她们喝咖啡。我还能去找谁呢？

2月10日

安吉卡来跟我住了三天，很开心，我们一起去买东西了，我买了一件好看的雨衣，而且还很便宜，这在目前是很重要，因为钱不多，东西又贵。

2月11日

最近都没下雨，电和水马上要限制使用了。真棒，好像我们还不够倒霉似的！

2月12日

我儿子到外地去了，今天是礼拜天。这一周也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我不喜欢礼拜天一个人吃饭，就宁可不吃。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很想去外面转转，但不知道去哪里，而且我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在家就够难了。

还是波莎和薇瑞卡。虽然受够了她们，我还是盼着她们早上来找我喝咖啡，或者我去找她们。她们说的还是同一些无聊的事。但如果她们不在，我的心情会更糟……

2月15日

今天测了血压，高压一百七，低压一百，我的血压第一次这么高，真叫人担心。

今天晚上看了《费城修女》。不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我看电视不能看得太久。

2月21日

我又得流感了，比上次还严重，还好米尔亚娜在这里照顾我。昨天我们进城了，我买了几个咖啡杯，一双凉鞋，都很便宜，也都很漂亮。米尔亚娜买了靴子，也很便宜，而且漂亮。

她送给我一块自己钩的桌布。多好的米尔亚娜啊！我能送给她点什么呢？这么重的人情怎么还的清呀！

2月23日

我躺在床上听新闻。政治形势日趋恶化。科索沃非常紧张。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流感没有好转，这次我病得有点重。我盼着米尔亚娜快点从城里回来，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待着了。她早上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2月24日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他三十二岁了，但还只是个孩子。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给他买了一件小礼物，因为没有钱买什么大东西了。但我做了个蛋糕，他礼拜天会来吃。

我儿子三十二岁了，我女儿四十岁，我自己肯定老得不行了。有这么大孩子的人是不可能年轻的。

2月25日

今天我觉得好点了。终于下了雨，但不大。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新闻都是坏消息。科索沃的矿工还没有离开矿井，他们不接受食物，也不接受谈判。政治形势依旧紧张。

3月11日

我感到不安，自己也不能排遣。有时候我试着想一些小事，好赶走糟糕的念头。于是我想到以前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吃煮牛肉，喝汤，蘸番茄酱。那是我丈夫最喜欢吃的东西。礼拜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菜场，我喜欢跟他一起去，高高的他会帮我拿篮子，小小的我就走在他旁边。

3月12日

我看了两部好电影。已经是春天了。布比很好，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3月13日

3月1日是保加利亚传统节日三月节，亲友在这一天互赠三月花，庆祝新春的到来。三月花是用红白两色丝线编织而成的男女娃娃，通常从节日当天开始佩戴，直到看到鹤、麻雀或开满春花的树才会摘下。 又是一个好天。今年好像没有入过冬。没人再给我寄三月花 了，真叫人难过。三月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春天，想起只有保加利亚人才有的庆祝春天的方式，想起太阳和爱情。我家里有很多三月花。

3月15日

我喉咙开始疼了，应该去看医生，但我不想去。最近我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整天感觉很累，也很困，很怕自己又抑郁了，所有症状都跟八年前一样。八年前我抑郁的理由很充分，可现在呢？现在我有什么理由抑郁？因为无所事事，因为存在之虚无？还是不谈哲学的好，只会让人更抑郁。可我除了过去还能想些什么呢？已经没有未来了。

3月20日

终于有人给我寄了三月花，居然是萨什卡，她在我心里是最不可能给我寄三月花的人了。我自然很高兴。电视新闻又开始了，我明天再写。

3月27日

今天是布比的生日，我给她拍了封电报。我都不敢相信！她已经四十岁了，虽然对我来说，她永远是二十岁。这就等于说我六十三岁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想她。最近天气一直很好，真正入春了，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3月30日

我刚从医生那儿回来，就接到茨拉塔的电话，说薇姬卡也走了。他们家真是倒霉。一个一个都死了。

4月1日

我还是没能联系上儿子，墓也没有人扫。别的事就算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连扫墓的责任都尽不到。看起来还得我自己去收拾。等我死了，他们也会忘了我的，就像他们忘记他们的父亲一样。叫人伤心呐。

明天中午我又得自己吃饭，礼拜天独自吃饭真叫人受不了。

布比应该多给我写信的！我真希望她快点回来啊。可我连半本本子都还没写完呢！一切都那么空虚，没有意义。没有任何趣事发生。唯一的消息就是谁谁谁又死了，没什么好事，我的邻居也都病了，我自己也不太好。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政治形势依旧非常紧张，我们担惊受怕地活着，唯恐要出事，然而会出什么事——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今天的确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我买了一顶帽子，我从来不戴帽子。我戴上帽子简直笑死人了！

4月4日

体检结果不是特别乐观。淋巴细胞又增多了，血糖刚好压线。不知道医生会怎么说。

我最近很烦躁，想跟人吵一架，可惜没有人可以跟我吵架。

又想出去走走，可我不喜欢一个人旅行。以前年轻时我挺喜欢一个人的，但现在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孤独感，就算是身处人群之中。某种程度上我好像一直都人在心不在。

唯一还让我有兴趣的只有书和电影。我以前看这些电影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瞪！不过我从没挨过打，我妹妹则经常挨修理。

我们姐妹俩完全不同。母亲以前一生我的气，我就不吱声了。我是优等生，特别听话，而妹妹则不管做什么都能犯错。但我一直都觉得父亲其实更喜欢妹妹，他对我只是自豪。他叫妹妹时会叫出玛鲁什卡、玛谢、米谢等各种小名，但叫我永远只是薇特。只有母亲会叫我爱丽。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童年挺幸福的，有时候又觉得不幸。我记得第一次从瓦尔纳去索菲亚。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那年我十四岁。真自由啊，终于没有人说什么薇特，站好，薇特，坐好，薇特，把你的膝盖遮上，终于没有人叫我留意跟你说话的人，小心贼，小心男人，仔细，留神。但我还是乖乖的，我把自己珍藏起来，送给了一个一事无成的家伙，但我现在不想想这件事了，想起来就难过。

总之我通过了我的第一场考验。那以后，一个人旅行变得容易起来。但现在，我连一个人去买东西都不肯了。

我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旅行，那是1946年。当时我吓坏了，但我不想让父母看出来。当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因为紧张，箱子脱了手，里面的苹果和书撒了一地，当然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报关，尤其当时是1946年，但我还是吓瘫了，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那种恐惧。我后来无数次往来保加利亚边境，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紧张……

那次旅行的其他事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直在下雨，火车车窗外除了废墟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有段时间我很想回家。整个阴沉的旅途中，只有一件开心的事：有一个老人给我削了一个苹果，还用苹果皮做了一朵玫瑰花，送给了我。

还有一次旅行，我乘飞机往返列宁格勒。一路上，我紧张得直冒冷汗，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坐飞机。但除此之外，那次旅行相当精彩。

此刻我一边写，一边享受着回忆起来的每一件事。除了这两次，和每年往返萨格勒布与瓦尔纳以外，我再没有别的值得一提的旅行了。瓦尔纳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不幸的是，现在就算我想去，那里也没有人了，除了佩特雅。我亲爱的佩特雅。

4月15日

已经4月15日了，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政客们打得火热，但还看不到走出僵局的办法。

终于开始正正经经下雨了，天也凉快了一点。安吉卡和米尔亚娜都走了，她们在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又只好去找邻居波莎和薇瑞卡喝咖啡了，bonjour，无聊的生活。

我在换频道玩儿，但很快也玩儿腻了，因为电视上没什么好看的东西。

两天来我一直在干活儿，打扫了房间，现在又开始闲得发慌。

只有布比给我打电话时我才觉得开心，一整天心里都暖洋洋的。不过只能暖一天。而我多希望一年至少有三百天能这样。

明天我儿子应该会来吃午饭，如果他不去外地的话。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他不来我也不太在意了。反而他一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担心。

电视一直在重播播过的内容。我明天再写。

4月25日

昨天晚上我跟缇娜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看了《雨人》，里面有达斯汀·霍夫曼，这个电影很好看。缇娜送我上了电车，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感觉腰酸背疼，头晕眼花，把我看电影时的好心情都糟蹋了。

我开始打针了，但没什么用。我又开始害怕一个人上街，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还去体检了……结果还是一样，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我的体感很差。还是闭上嘴忍耐吧，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前天我跟蒂娜通了话，她一家很好，复活节准备回瓦尔纳。如果我能飞回去，我也想回去。要不是她提醒我都忘记复活节这件事了。我们家以前是非常重视复活节的。母亲会专门烤一个蛋糕，我们会自己画复活节彩蛋，用柳条装饰前门。

我和妹妹小时候，每到复活节，就要穿漆皮皮鞋——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是漆皮的——和新连衣裙。那些漆皮皮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们总是磨脚，母亲买鞋永远可着脚买，绝不大一码甚至半码。我会忍着痛，坚持漂漂亮亮的，而妹妹则会脱下来，赤脚回家，每次都挨打。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乔治节。那天学校会组织郊游，我们做秋千，在头上戴花环，大人烤羊羔，开心极了。都是过去的事啦。

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里，他一整天都没打电话。他没提自己五一节要去哪儿。我照例准备待在家里，跟波莎、薇瑞卡在一起，没有她们我可怎么办呐！

5月2日

今天是长假第二天，一直在下雨，全国有雨。这影响了许多人出游。不过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哪儿也不去，只可惜不能去扫墓了。

明天米尔亚娜应该会来拿养老金，我自己也要去拿。她来我这儿我很高兴。

我一直在看电视新闻。阿尔巴尼亚人开始自毁城池了，已经砸坏了普里什蒂纳所有的主要管道，不让他们成立共和国，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这么想立国，大家让他们立一个不就好了嘛！

我已经没有新书看了，这让我郁闷，于是我又开始重看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我喜欢这本书。

雨总也不停，这也让我郁闷，暖气又不足，所以我还很冷。真希望布比马上回来。最近我总是想起她。

5月20日

终于出事了，最坏的事，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5月31日

做了更多检查，还是在住院。我心里很害怕。

6月2日

他们把我的血糖降下来了，我不那么怕了，这周末我能回去，但很快会到周一，那天我要动手术。希望布比陪着我……

1989年初，即将出国几个月的我，给她买了一本花面笔记本。

“这个干吗用？”她警惕地问。

“给你写日记啊。”我说。

“我从不写日记。就是小时候也没写过。”

“那就写别的。随便写什么……笔记啦……”

“我又不是作家。我能写什么呢？”

“1660年1月1日，塞缪尔·佩皮斯写道，他起床后穿上了一件礼服和一条宽大的长裤子，近来他都是这样穿的，1669年1月1日他写道，贝克福德船长送给他一个很好的暖手炉……”

“所以呢？……”

“佩皮斯还在日记里写自己要把假发送去除虱呢……他就是记最最平常的事，但今天看起来多有趣！”我说。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有时我也困扰，但通常我只是看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信号，我们过去心照不宣的小习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由于我的无动于衷，大家逐渐放弃了将我记忆唤回的信念。最终他们变得无话可说。而触动我最久的其实是他们的样子：我女儿把头发甩到脑后的样子，我儿子咬眼镜腿的样子，或者，我妻子疲惫时一再伸展后背的样子。那都是铭刻在我心里的样子。然而这些样子逐渐被新的样子，或是我未曾留意的旧的样子所取代。回想过去，我感到疑惑：我对他们了解得这样少，我们何以这样共度了一生？”哲尔吉·康拉德说。

“有些事我确实还记得，比如年少时的渴望。现在看来都很傻了。比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马，总梦想有一天可以骑马……连这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母亲说。

“小时候，我是一个狂热的虎迷：不是美洲虎，也不是亚马逊丛林或巴拉纳河林岛上那种带斑点的虎，而是带条纹的亚洲帝王虎，只有沙场上骑战象的战士才敢与之相斗。我曾经常在动物园的虎笼前久久伫立；我看一本百科全书或自然史书好不好，只看它收的老虎漂不漂亮。（我还记得那些插图：虽然我是这样一个连女人的眉眼和笑容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人。）童年过去了，虎老了，我对它们的热情也老了，但它们依然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潜意识的乱流中，它们依然举足轻重。于是当我睡眠时，梦境的幻象令我着迷，而有时我会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时我就想：这是梦，完全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让我来造一只虎吧。

“但我实在做不到啊！我的梦从没能造出一只我渴望的虎。老虎确实出现了，然而它们或臃肿，或粗糙，或奇形怪状，或尺寸不符，或稍纵即逝，或有点像狗，或有点像鸟。”博尔赫斯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在渴望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从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母亲说。

“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持久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本能冲动成了情感与信息处理的主要依据，然而，这种模糊的需要在其理性一面的对冲之下，往往不会导向实际行为动……”《哲学词典》如是说。

“细想之下，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东西，是恐惧。小时候，我很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出奇，却能在我心里激起极大的恐惧。”母亲说。

“实际上，我体会到的恐惧都是短暂的，与其说我感到恐惧，不如说我感到不真实……”彼得·汉德克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拉丁文，指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恐惧真空/自然界厌恶真空。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 ……”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我请求墨水、羽毛笔，以及借由它们写下的文字来见证；请求黄昏与夜晚中朦胧不定的暗色，及其所复活的一切生命来见证；请求审判之日，连同悔过的灵魂来见证；请求时间，这万物的开始与终结来见证——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梅沙·塞利莫维奇说。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平淡得吓人。而有些人活得却像精彩的小说一样。我以前总是很羡慕那种人……”母亲说。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精彩的小说大可不必模仿真实的生活。”巴别尔说。

“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

最后那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是我后来加的，1991年9月20日，母亲突然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会是本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一直在尝试的题材可以就此打住了。这句话是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加上的。整个九月，我们往返于停电的家和防空洞之间，被警报的声音、电视上国破家亡的画面和心中的恐惧折磨着。每次去防空洞，我们都随身带着证件，以便万一炸死，别人能知道我们是谁。她在日记中曾天真而动人地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但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人们窃窃私中所说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1946年，她来到战火蹂躏的南斯拉夫。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来到这里，错过了整个开头。如今，在她人生即将结束的此刻，她把这个开头补上了。她小时候最怕的是里外翻转的手套。如今，真假就像手套的里外两面，被彻底翻转了过来。

每次去防空洞，她都会带着……一个笼子，里面是她那只虎皮鹦鹉。她把她心中剩余的所有爱，都给了这只我一个月前不顾她反对给她买的鹦鹉。她好像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甚至不担心她自己。她的整个人——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的人——将最后一口气，倾注在了这只微型的天使身上。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带进防空洞的东西只有两件：她的身份证和她的虎皮鹦鹉，在这小小的、天使的复制品中，一颗心脏正怦怦、怦怦、怦怦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