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电话答录机，收听留言。有一条留言。“哎呀，布比……你去哪儿了？总是不在家……”

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她的留言几乎毫无二致。首先会有一段沉默，接着，我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吸了一口气（她在吸烟），然后能很清楚地听到吐气声（她在吐烟）。她在拖延时间，在与自己一时的挫败英勇搏斗。她的口吻永远都是一样的：强颜欢笑，其实对一切都毫不关心。她叫我布比。她说布比时懒洋洋的，带着不确定的情感，好像在哄孩子。她说布比时，仿佛在邀请我去给她一个拥抱，又仿佛是为了说给自己听，就像走夜路吹口哨那样，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布比。”她向死一般沉默的听筒说道。

然后要等很长一会儿，那句你总是不在家才会出现，这句话好像只是为了说而说，没有太大意义。她既不是真的要责备，我不在家这事对她也并非真的构成什么困扰。这句话只起到延续沉默的作用，她在听自己的声音，同时，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希望：也许我的声音，会突然在线路另一头冒出来，打破沉寂。她总是挂得突然，我能感觉到她放听筒的迅速，好像一个孩子，刚刚进行了一场恶作剧。她甚至因为我不在家而有点高兴。真的跟我说上话，也许反而痛苦；但像现在这样，她既打过电话了，又不受到任何伤害。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留言都一样。她总是吸烟、吐烟、吸气、用沙哑的声音发出小小的求救信号。除了我，谁也听不见这些信号。而我什么也没做。

我时常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母亲。她的一生在我眼中好像一块便宜的布料，别人塞给了她，而她要永远拿着，它没有弹性，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她对待她的一生，似乎也真的像是对待一块布料那样：她洗它、熨它、缝补它，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收在橱柜里。

我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她，为什么我唯一了解的那一点儿，又都如此琐碎。她对我要了解的多了。她像我的房东又像一个小偷那样，掌管着我的密码，通向我疼痛的密码。我自己也不了解那种疼痛，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战胜它，为什么每次都为了它而不能呼吸。

我只了解她的姿势，她的动作，她的表情，她的语气，这些东西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照镜子时，总有某些时刻、某一瞬间，好像在二次曝光的照片上一样，我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镜像，而是她的样子。我看到两条线，不可阻挡地往下走，停在（目前而言还）隐约可见的松弛下垂的地方。

我越来越多地在夜半因为胸闷而醒来，越来越多地像她一样咂嘴。她午睡时，我会偷偷观察她。她的上唇上面会出现小小的汗珠。不知道我睡觉时，脸上是否也这样清晰地显出我向绝望越陷越深的样子呢？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摆起了双腿，扭动脚趾，仿佛要碾碎空气。而这是一个她的动作。

有时我会突然被焦虑席卷，好像于意想不到之时被打了一棍，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的脸上是否也有跟她一样的无助与脆弱？我是否也会用轻咳来假装平静，就像她所做的一样呢？

有时我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她的沙哑，有时她的声音会闯入我的声音，那样的时刻，我说话就仿佛是两个人在说话，我只好像她一样不时欲言又止，把某些词的尾音拖长，耐心等待这一刻过去。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约会归来，才刚与男孩一遍遍经历了我们的离别之吻——到家时，浑身还笼罩在肾上腺素里，脑内还下意识地重复着刚才的内容，回放着刚才的画面，结果就在母亲嘴唇上，结结实实地，像吻那个男孩一样吻了一下。这个笨拙的举动令我莫名不安。如今想来，也许因为当初我冥冥之中知道自己吻的正是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的镜像，当然，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每当我在自己身上看到她，每当她的形象浮现出来，我的眼前就会重现那个吻，那是我们的开始：她双眼睁得圆圆的，有点惊讶，眼中反射着我与她相同的尴尬表情。

“名字？”

“爱丽莎薇塔……”

“姓氏？”

“西梅昂诺娃……”

“父亲的名字？”

“西梅昂……”

“生日呢？”

“1926年8月2日。”

“出生地点？”

“瓦尔纳。”

“瓦尔纳在哪儿？”

“在黑海……在保加利亚……”

“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我相信，那些年她一定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对话。在海关，在警局，在各种办事处、领事馆，面对各种灰衣的公务员和发证的无名工作者。我相信那些人在写下她平凡的个人信息前，一定都先问过她为什么离乡来此。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这么漂亮吗？这句话其实属于我的父亲，而且不是初次见面就问的，而是在后来怀着真诚的钦慕问的，至少我这么相信。“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她说。他一时的轻率，以及这句话的老套，都让她瞬间愣住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诞生。

1946年的那个夏天，二十岁的她，带着不值一提的过去，带着二十这一整数的圆满，带着健康与梦想的光华，从瓦尔纳出发，去往南斯拉夫。

她坐的是火车。从瓦尔纳到索菲亚，从索菲亚到德拉戈曼，那是她地理知识的边界，也是她即将穿越国境线的地方。就要进入南斯拉夫时，她突然害怕起来，或许是因为海关关员的黑胡子，或许是因为她此番离家的决绝。总之，她一边打开手提箱，一边在心里盘算，或许还有机会改变主意，或许还能回去，然而手提箱却从她手里滑走了，一些不起眼的行李从里面掉了出来。她记得那些在地上滚动的苹果（有很多很多很多苹果，我也不知道自己干吗带这么多）。她的记忆，停留在了滚动的苹果上。而且，仿佛是苹果，而不是她，替她做出了决定：就在她忙着把苹果都捡起来的时候，回去的火车开走了……

很多事她都记不清了。在那遥远的1946年，她乘半空的火车，颠簸着穿过一片被蹂躏的国土（一切的一切都被毁了……）。她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件放回手提箱里：她的乔其纱夏裙，雅致的丝绒鞋，她的书，她的软木塞高跟凉鞋，款式是巴黎时尚杂志最时兴的样式（那年冬天，黑海从某艘沉船上给瓦尔纳港冲来大量软木塞。转年夏天，瓦尔纳女孩们就都穿上了这种软木塞做的凉鞋，脚步轻软地踏在温热的鹅卵石上，所到之处都留下海水的气息。）。她把苹果放在了最上层。

她透过油腻的玻璃窗，希望能看到什么新东西，但一切都旧了，毁了，无望至极，接着，开始下雨了，黏腻的细雨飘飘洒洒，一连好几个小时，窗外迷蒙一片。她蜷缩起来，想着自己的未婚夫，一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南斯拉夫小伙子，一个她在瓦尔纳海滨步道上遇见的水手。她想象着两人未来的家，在心里第一百次重复着下车的站名，想象他的微笑会在车站等着她，在这模糊的未来所带来的微暖中，她睡着了。就那样几小时几小时地颠簸着，昏睡着，偶尔醒来吃几口苹果。

她唯一清晰记得的（我不知道这么多事里我为什么独独记得这一件。她说，重音放在这么多事上）只有一个老人（他有一张高贵的脸），老人在某一站进了她的车厢。她给他一个苹果，他拿出一把小折刀，熟练地给苹果削皮，把皮做成一朵玫瑰。

“给你，小女士。”他说。

（真是太神奇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玫瑰！）

她在自己念叨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一站下车，手里提着箱子。然而，站台上并没有人在等她，黏腻的细雨飘洒着，天已经黑了。

在那里，就在站台上，她用一块黑布，将自己的过去盖了起来。我只能偶尔从这块黑布上抽下一两根线。

“他笑起来很好看。”她会这样说，他的照片，是她第一批销毁的。

他是国土保卫队的水手，船在当时尚未被战争染指的瓦尔纳港抛了锚。由于这个历史细节，一些瓦尔纳女孩在战后只身去了南斯拉夫。

她会找到他，嫁给他，在新婚之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身于他，开始恨他，几个月后离开了他，很快学会了当地语言，学会了打字（很容易学，我身边有文化的人很少），先在当地木材场、后在当地警察局找到了工作，租房，搬家，抹去一切，忘掉一切……

与此同时，被遗忘的一切，在黑布下辗转不安：那里有一间肮脏的、被遗忘的屋子，有他的谎言、誓言与乞求，有他的另一个未婚妻，一个巴黎女孩，那女孩挥舞手枪，扬言要将他杀死，有成群的苍蝇，有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婆婆，有一个长了一口大板牙、喜欢将自己患有甲状腺肿大的妻子放在膝盖上颠动、同时用一手揉搓她丰满的胸部的公公，有哼哼唧唧的猪，有污秽不堪，有大汗淋漓，有凝满油滴、没有窗帘的窗户，有黑夜，有她必须去拾柴禾的黑夜中的树林，有叫她小女人、外地人的当地人。她为自己身处黑暗的树林、记不清瓦尔纳的方向而哭泣，为即使能记清、自己的心里也不会更好受一点而哭泣，为周遭人们多疑的眼神而哭泣，为自己的绝望而哭泣，为潮湿的墙壁而哭泣，为煮甜菜的刺鼻气味而哭泣，为它们像苍蝇一样黏腻的视觉效果而哭泣……所有这一切凝聚在一起，固化为一种麻木的羞耻感，它像肿大的甲状腺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由于这羞耻，由于这块肿大的、看不见的甲状腺，她在某一刻做出决定，她不会回去，她要留下来，她要留下来……

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一样漂亮吗？

那是她生命中第一批照片的起点，由此她开始记录她平凡的一生，她真正的、光明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与她一样年轻的男人，她的男主角，新时代的青年，因为在战争中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而脱颖而出的战士。从此她有了她的第一张快照。她穿着乔其纱小裙子、软木塞凉鞋举行了婚礼。婚礼的午宴上还出现了鸡肉，真正的鸡肉！

那是贫瘠的年代。人们凭票领东西。唯一能买的商品只有土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吃不饱……饿的时候只能做穷人的食物充饥……

“什么是穷人的食物？”

“茴香籽做的汤。”

“只有汤吗？”

“还有包菜、土豆、小豆、炖芜菁、下水煮包菜、馄饨、面包蘸肉汁、白糖打蛋，最后这个是给小孩吃的……”

“我怀着你的时候也吃不饱。”她说。她怀着我。父亲在医院咳血。链霉素难以获得。食物难以获得。她记得自己弄到过一罐蜂蜜。早晨起来发现，蜂蜜里浸着一只死老鼠。她哭了，不知是为自己而哭泣，还是为老鼠而哭泣……大家有什么吃什么，都没有钱。“我们只好节衣缩食，把裤带系系紧。”

每天她都用碱液给租来的房子洗地。在床上找到虱子，就把床垫翻过来。她洗净大家的衣服，用开水煮透，在阳光下暴晒，熨烫，擦拭室内一切直到它们闪闪发光，因为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她用清洁来替代富足。窗户像钻石一样晶莹，床单像绸缎一样发亮，木地板是陈年的黄金，就连死一只老鼠，都以蜂蜜的琥珀裹尸。清洁的气味赶走其他一切气味。那是一个没有气味的年代。

有些词的意思我其实根本不懂，比如：碱液（用来洗东西），票（货币的替代品），床虱（一种那时的昆虫）。

有些词的意思我只能隐约记得，比如：土布，糖面包（蛋糕的替代品）。

有些词是母亲当时惯常使用的，比如：下水，肉汁，炖芜菁，糖面包，票，床虱。

我出生那年，世界的字典里包含着……一整个世界。

那一年，哈里·杜鲁门成为第三十三届美国总统，七英里长的仪仗队在华盛顿为他举行了庆典；西雅图发生一起恶性地震，媒体称损失高达千万美元；欧洲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由十个欧洲国家组成，是后来欧盟的雏形；大英帝国结束了配给制度，白糖限制得到放宽，十年黑暗后，伦敦终于亮起了霓虹灯；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迈阿密市开放了一所未来主义大学，堪称建筑技术之奇观；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同年，联合国迁入新楼，开幕典礼上，杜鲁门总统将它誉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筑；英镑对美元汇率急剧飙升；摩纳哥公国加冕了它的新王，兰尼埃三世；伦敦修复了圣保罗大教堂；那年的夏天奇热无比；小王子查尔斯长出了一头迷人的卷发；马歇尔欧洲经济援助计划启动；柏林被分割，苏联辖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划为东柏林，其他三区划为西柏林；一架双层民航用机，仅用九小时就从伦敦飞到了纽约；美国与苏联政府进入冷战时期；英国女王在一次皇室宴会上邀请了埃罗尔·弗林，格里高利·派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罗莎琳德·拉塞尔；一种新型止痛剂即将诞生，女性或可无痛分娩……

那一年，世界的字典里有一整个世界，那个世界的词典里没有我们。而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世界。我出生的那天，3月27日，贝尔耶农庄的体育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维里米罗伐克公社的生产欣欣向荣，国家即将全面完成春耕计划，斯普利特的一万名妇女参军入伍。那一天，D-1消费者获准领取炼乳，一张票可以领两罐。那一天，萨格勒布的巴尔干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青年近卫队》，萨格勒布市立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开往东方的列车》，亚德兰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布哈拉历险记》，罗马尼加电影院放映了《瓦良格巡洋舰》，也是苏联电影。

那一年，母亲的字典里，也没有世界。她的字典里只有我、一个不会死的丈夫和茴香籽做的汤。

三汤匙猪油或黄油

四汤匙面粉

一茶匙茴香籽

一升半水

盐适量

面包切粒，猪油炸过待用

加热猪油，加入面粉，炒至金黄。加入茴香籽，翻炒片刻，加水，不停搅拌。加入盐，继续烧煮十五分钟。浇在适量面包颗粒上。

我们搬到有两个房间、一个大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储食间、一个门廊和一个花园的新家后（当时我应该有三四岁了），我开始探索世界（它像鸡蛋一样，是圆圆的），而母亲终于得到了她一直想要的东西，一个很大的玩偶之家。我们的乔迁，开启了一段愉快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了许多许多的第一次。

我的父母贷款为他们的卧室买了第一套成套的家具，家具由核桃实木打造，包含一张大双人床、两个床头柜、一个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的宽敞的大肚立柜，还有一个带立镜的矮抽屉柜，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梳妆台。这套家具里很快又加入了一些厨用设备，比如一个厨房里的抽屉柜，他们的第一台煤气灶，卫生间里，骄傲地摆上了一台前所未见的烧柴禾的热水器，看起来很像后来的火箭，然而，最受瞩目的第一次，还要数我们的第一台录音机，它的名字叫尼古拉·特斯拉。我们搬进新家后，我第一次吃到了一种迷人的南方水果，叫橘子，拥有了我的第一个用印度橡胶做成的娃娃，穿着巴伐利亚风格的裙子，隐约暗示出世界上还有着其他的国家，住着穿不同衣服的别的小女孩。

后来，这一切都会再改变。我们又搬进了另一个新家，但愉快的日子没有结束，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些第一次：第一罐大规模生产的加夫里洛维奇肉酱，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留声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大众1300家用小轿车。母亲点燃了她的第一支香烟。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我们第一个家所在的地方（被称为新村）与以新村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即将过去，以媒体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将（随着电视机的出现）取而代之。我对世界像鸡蛋一样，圆圆的，是一个整体的印象，即将被我们的流行金曲所证实（《玛丽亚》与《穆斯塔法》），但很快又会被击碎。破碎的印象中，其他世界的轮廓涌现出来：首先，出于某种原因，我知道了墨西哥，墨西哥人，还有他们的胡安妮塔妈妈；接着，过了一小段时间，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印度人。后来，两千万南斯拉夫人共同为印度电影洒泪的事实，还会进一步证实这些其他人的存在。接着，更多其他国家开始蜂拥进入我们的视野，大部分来自非洲。它们的存在，由它们派来的代表所证实。我们挥舞小旗子，结结巴巴地念着他们神秘而佶屈聱牙的名字：恩克鲁玛、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纳赛尔、海尔·塞拉西……母亲会告诉我，在我出生前，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帝国。但在一开始，我没能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用来证明它的存在。

煤灰是一个我出生后第一批学会的词，它就像妈妈、爸爸、面包与水一样自然。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工业小镇，镇上有一家煤灰厂。父亲就是那家工厂的工人。油在当时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词汇。离我们镇上不远，有一个油井，煤灰就是一种从油里出来的东西。

我们住的地方被称作新村（全名为工人新村，新村里的房子（包括我们家在内）在当时都以未来的现代工人之家的理念建造。

母亲常带我去煤厂的公共澡堂洗澡（这要比在家里点燃那台现代化热水器简单多了）。工人的睫毛上沾满煤灰，就像化了妆一样，眨起眼来好像玩偶娃娃。我记得我们在冷飕飕的石头隔间里洗热水淋浴，黑水如溪涧，向四面八方流淌，渗进灰色的肥皂水里。

母亲每天都与煤灰展开搏斗。早晨，她会用一块湿抹布擦窗台。

“又下灰了……”她会说，用食指，她最精准的测量仪器，抹一下窗玻璃，然后竖起食指，用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物质时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看到没有？”

“看到了。”我盯着母亲沾满黑色油腻粉末的手指答道。

每天她都会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看看天，嫌弃地撇撇嘴，再把窗户关上。

“天上又有灰啦！”

煤灰，就像第五元素。

在灰色的日子里，天空仿佛飘洒毛毛细雨一般，持续飘洒着煤灰颗粒。在出太阳的日子里，空气中仿佛飘荡着金色的小蜘蛛。我常屏住呼吸，看它们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侵入进来。当一粒这样的小蜘蛛落在我的手上，我就会将它碾碎，金色的它就会变成一个油腻腻的小黑点。

冬天，当天上下雪时，煤灰会连夜在积雪上铺开。早晨我们会抹去灰色的脏雪，激动地看着下面的洁白一片，玩造天使的游戏，即将我们小小的身体印在雪地上。

在我的记忆中，油这个词，总是跟铁托亲自这个表达联系在一起。有一年，某油井开幕，我们的主席铁托亲自到场。石油以惊人的力量喷向天空，在场所有来宾都被淋了一身。父亲专门为那次活动做的新衣服再也不能穿了。

“连翻个面儿穿都不可能了……”母亲伤心地说。

那个年代，家里第一件没用的东西是一个玻璃球。球里有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上方是一片深蓝色的天空。把球倒过来，雪就会飘落在村庄上。这个球有一种魔力，让我一直转来转去，从不同角度研究它，想看看除了雪花以外，我还能从这片风景中摇出什么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许多魔法球被人们扔出家门（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被宣称为媚俗的产物）。

我定定地凝视着这座小村庄的风景，在我眼中，它就像另一个星球一样，渺小而遥远。我被魔法迷住了，把它翻了过来。于是，小小的雪花从大地飘向天空，和煤灰一样小……

“不好意思，请问您还有边角料吗？”一个胖大的女人坐在那里望着我们，眼神睿智、犀利。我们像苹果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在她的窗前，趴着窗台往里望去。女人大手一扯，从麻袋里扯出大把碎布，像捧落叶一样捧着，给窗外的我们一人一把。

我们带着我们的宝贝，满脸绯红地跑开，迫不及待地检查起手中的东西。宝贝在我们眼前闪闪发光：带条纹的碎布，带圆点的碎布，带方格的碎布，带花、带图案的碎布，纯色的碎布，多色的碎布……

德语，意为：浅蓝色。 公爵夫人是我们小街最重要的人物。她就姓公爵，所以大家都充满尊敬地叫她公爵夫人。我们要她的碎布给娃娃做衣服。娃娃都是用帆布随便缝的，头和身体里塞进稻草（或破布），用tintenblei （一种写出来是紫罗兰色的软芯铅笔）画眼睛、鼻子和嘴（点一下，戳一下，再画一条弧线——一个漂亮的娃娃就做好了）。然后，我们给这些没头发的娃娃，穿上用公爵夫人的破布做成的衣服。

在我们用公爵夫人的破布做娃娃的衣服时，公爵夫人也在为我们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小女孩儿做衣服。公爵夫人是一个裁缝，在那成衣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裁缝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几乎与医生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我们去公爵夫人那儿吧！”母亲每次一说这句，我就会急忙伸手牵住她。

我从来没在街上见过这位胖大的女士。她好像已经在家里生了根一样，而她的家就好像一个潜伏着各种危险物种的步步为营的丛林。屋内的一切，似乎都不完全受到公爵夫人的控制，只要她稍不留神，凶猛的野兽就会醒过来。蛇一样的软尺有时会驯顺地盘踞在她的手上，有时却不知溜到哪个角落去了。线卷们没有牙齿，不会伤人，但跑得很快，经常奔奔跳跳、你推我搡。针插就比较危险，好像刺猬，动不动就竖起浑身的刺；麻袋里，鹦羽般五彩斑斓的碎布相互扭打，老是跳出来往地上滚，怎么也按不住；绸带与花边，像华丽的藤蔓，为打盹儿的小虫洒下阴凉：金属顶针箍威严地打着灰色的哈欠；时有蟑螂般的小钉扣，受到光线的吸引，穿过屋子跑去；未完成的衣服挂在衣帽架上，身上爬满了白蚁般的限位针；从每一个角落里，各种线头，带着你能想到的各种颜色爬出来，侵略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每一寸空间。

这位胖大的女士也仿佛是跟自己会唱歌的缝纫机长在了一起。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会唱歌的公爵夫人用一只脚踩住自己的踏板（另一只脚永远安安静静地留在后面），一只手摇动自己身上黑色的摇轮，另一只手用力量与限位针来驯服活蹦乱跳的布料。像所有大型野兽一样，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也会发出嗡嗡声、喷吐声，身上沾着各种线头，插着各种针……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是这片丛林的霸主，她深沉有力的低吟，压过了其他一切声响，压过了一切叮当、哐啷与窸窣，也压过了小虫与蛇掉在地上时轻柔的钝响。

丛林一角祭着一尊躯干，没有手臂，也没有头，清心寡欲，看不见、听不见、也不关心丛林中的生活——那是裁缝的木模特。

在那个成衣尚未普及的年代，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什么都做：内裤、胸罩、泳装、连衣裙、女衬衣、半裙、长裤、大衣、披肩。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拿走父亲的旧外套，把里料翻到外面，帮母亲改成一件雅致的外套，有时候，余下的布料还能替我做一条半裙。会唱歌的公爵夫人还会做凯瑟琳·赫本（母亲长得像的女演员）在《非洲女王》里穿的那种衬衣和艾娃·加德纳（母亲希望自己长得像的女演员）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里穿的那种连衣裙。

不过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公爵夫人也会突然变得有点强势。

“领口这里我们想几层褶皱，公爵夫人……”

“加片普通的胸饰就够了。”公爵夫人会生硬地说。女人们也就默许了。

她会直针、收针，明针、暗针，打褶、埋线，什么也难不倒她，不管是亚麻、印度纺、褶皱纱、乔其纱，还是绿呢子、抛光花布和丝绸，到了她手里都服服帖帖的。

“我们想要个波浪领，公爵夫人……”

“拉夫领才对……”公爵夫人会说。女人们也就默许了。

感谢公爵夫人，感谢她曾在瓦尔纳这样跟我们的小镇比堪称真正大都市的城市里度过的日子，感谢她对电影美术的熟悉，在那个成衣尚未普及的年代，我的母亲是我们镇上穿得最漂亮、最优雅的女人。

所向披靡的线头大军，从各个角落包围过来，从天花板挂下来，在地板上匍匐、爬行——像水蛭一样，沾到会唱歌的公爵夫人的顾客们身上。

所以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在送走客人以前，总会先帮她们捡线头，在把最后一根线头像掐死虫子一样掐起来时，她会说：“有个深色皮肤的人在想你。”

如果是白线，她就会这么说。而如果掐到的是黑线，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就会说：“有个金头发的人在想你。”

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有一个女儿，大家因为意大利女星吉娜·劳洛勃丽吉达而叫她吉娜。吉娜真的很像劳洛勃丽吉达，简直就是她的双生姐妹，跟她一样漂亮！她的脸非常白皙，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水灵灵的，嘴唇丰满可人，牙齿皓白，腰身不盈一握。

“吉娜的腰就这么细……”女人们说着，把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圈。

吉娜的头发又黑又亮，剪得短短的，打着圈披在脸颊和额头上。她总是像要数钱时那样，把拇指和食指放到嘴唇上舔一舔，然后用它们把发卷润湿，熟练地卷成一个6。吉娜的脸颊上，一边至少有六个这样的6。额头上还有两个卷，就像两只黑色的大蜗牛。

虽然她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穿得像娃娃一样好看，虽然她身上从不缺少黑色的和白色的线头，虽然照此看来许多深皮肤和金头发的男人都曾想过她，吉娜却到最后也没有结婚。

“她男人运不好啊……”女人们说。

谁知道呢，也许吉娜的不幸，其实是住在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店里的那些会法术的生物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我有一张跟父母工会活动出去玩时与吉娜一起拍的合影。合影中，风吹起了吉娜的印度手织花布裙的下摆，衬得她的腰更细了。在她如降落伞般张开的裙摆后面，可以看见一个头发里扎着白丝带的我。在我们的身后，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那是照片拍摄地阿瓦拉山上纪念无名烈士的纪念碑之火。

我站在被金光照得暖融融的抛光木地板上，踮起脚尖，挺直腰板，收紧小腹，抻着脖子，头上顶着一本书。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一步，黄色抛光木地板把光线反射到高高的天花板上，我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好像马上要跳水，再小心翼翼伸出另一条腿，书啪的一声从头上掉了下来。

“你还是拉倒吧！”菩葩阿姨大笑着说，她的笑声响亮刺耳，宛如大咳不止。

Tante Puppe[“菩葩阿姨”的法语写法。]，她很高，很瘦，模样清爽，鼻子像细细的鸟喙，在末尾轻轻往里勾，双眼隐隐带蓝，忽闪忽闪的，总是胸有成竹地看着世界，好像什么都懂。她有一点点跛，但她走路的时候特别挺，特别轻盈，头抬得特别高，脖子抻得特别直，好像某种长颈的动物，然后用优雅的鼻孔，特别小心地嗅着周遭的空气。

她住在独栋的小房子里，有门廊和大花园。她家的房间都很大，阳光充足，把门全部打开后，所有房间可以打通，与本地的房子截然不同。进屋后得换上大大的软底拖鞋。大家在她家里走动时都没有声音，就像在俄国人的博物馆里一样。不知为什么，她花园里只种灌木植物，都特别华丽，特别花团锦簇：有种白花，像皮球一样大，她叫它们汤包，有大朵绣球，像变色龙一样会变色，还有粉朵和白朵的富丽堂皇的牡丹。我跟她一样，也喜欢大朵的花：我喜欢看上面的蚂蚁，一看就是几小时。

战前，菩葩阿姨在学校教书（她打仗前是老师哦！），她懂德文，会弹琴，谈起优雅没有人比她更权威。

她想教我走路的艺术，但失败了。她坚信用正确的姿势走路，即便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起码也能排上前几。

“你看动物，”她说，“看它们走起来多优雅！”我仔细地观察了身边能看得到的几种动物。

“那母鸡呢？”

“母鸡有母鸡的优雅。”她会端庄地说。

我记得她有一间洒满阳光的屋子，她就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手杖叩着地板，像一个舞蹈老师。我踮起脚尖（收紧小腹！），我收紧小腹（屏住呼吸！），我屏住呼吸（现在，呼吸要轻缓……）……

我没能学好走路的艺术。我不懂怎样在收紧小腹的前提下呼吸，但为了能跟她待久一点儿，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她让我做的一切。有时她会开恩让我在她家过夜，那时候，我就会开心得要死。

我躺在她的床上，把所有被子毯子都拉到下巴上，就这样躲着。通往隔壁的门敞开着，她的儿子从浴室走出来，皮肤像迈达斯王一样发着金光，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收音机里放着流行音乐。他随音乐的节奏用毛巾擦拭自己，舞蹈般摇曳的身姿，抖落一地金色的水珠。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左——君士坦丁堡——右，伊斯坦布尔——进，君士坦丁堡——退[该音乐或为1953年的新奇喜剧歌曲“Istanbul（Not Constantinople）”。]……

菩葩阿姨出现在门口，缓缓嗅了嗅周遭金色的空气，步履轻盈，体态笔挺，接着，她鸟喙般纤细优雅的鼻子慢慢转过来，在被子下面看到一双左顾右盼的眼睛……

你还是拉倒吧！

现在我坐在扶手椅里看书时，有时候还会突然站起来，在头上顶一本书，踮起脚尖，收紧小腹。我头顶心上感觉着书本的重量，身体隐隐感觉到一种愉悦……然后，我回到扶手椅上坐下来，拿起书，心想，正确的走路姿势里，可能确实包含着人生的秘密，人生的奥义，它就像所有其他的奥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透的。但是菩葩阿姨参透了。

我经常求母亲给我讲她在保加利亚的娘家人，她的娘家人口众多，分散在五湖四海，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首先是我外公米兰和外婆柳芭。”她从自己的外公外婆说起。

“然后呢？”

“然后外公米兰和柳芭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博古米尔、托多尔、埃克塞娜、帕夫列娜、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尔卡、茨维坦卡……”

她总会略过博古米尔和托多尔，因为他们本身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去讲太外婆和几个姨婆……

“埃克塞娜小名叫阿森卡，帕夫列娜小名叫帕夫拉，阿纳斯塔西娅小名叫娜扎，瓦西尔卡小名就叫瓦西尔卡，而茨维坦卡嘛……嗯，就叫茨维坦卡。”她继续道，我听得高兴，她也就讲得高兴。

“然后呢？”

“埃克塞娜嫁给了西梅昂，帕夫列娜嫁给了斯拉夫科，阿纳斯塔西娅嫁给了凡科，瓦西尔卡嫁给了茨维坦，而茨维坦卡嫁给了列夫科……”

听到茨维坦卡没有嫁给茨维坦我有点失望，但也没什么办法补救了。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

她把族谱上的各支都给我列了出来（帕夫列娜和斯拉夫科有四个孩子：鲁门，丹卡，伊尔科和米兰卡……）我则专注地听着，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童话故事。瓦西尔卡是姐妹里最漂亮的，但很早就死了，帕夫列娜嫁的男人最蠢，但后来发了大财，成了家里最有钱的亲戚，埃克塞娜的丈夫最英俊，茨维坦卡的丈夫最聪明，而从不遗漏谁的命运安排给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最喜欢放屁！

“他是家里最喜欢放屁的人。”母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有机会说出这个粗俗的词。“他放出来一串串鸽子，震得整个房间直发颤。”她用较隐讳的说法代替了那个粗俗的词。

埃克塞娜，帕夫列娜，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尔卡和茨维坦卡都是我想象中的玩偶，我的幸运符和法器（埃克塞娜会劈柴，帕夫列娜会扫地，瓦西尔卡会做饭，阿纳斯塔西娅负责锁门——而茨维坦卡，茨维坦卡就——就负责乖巧吧！），这是一些有魔法的名字，是孩子的塔罗牌，五个女士，五个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母亲说的那些细节就够用了（阿纳斯塔西娅用烧过的火柴化妆；埃克塞娜，也就是我的外婆，不到十六岁就被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也就是我的外公，掳走了，带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也就是黑海的海岸边；帕夫列娜背着她那愚蠢的丈夫乱搞，上帝还是赐给了她许多漂亮的孩子）——我就用这些细节给我的娃娃们穿戴起来，缝出她们的命运，用想象给她们加上孩子，加上丈夫……

在我的童年里，有埃克塞娜，帕夫列娜，瓦西尔卡，茨维坦卡和阿纳斯塔西娅；有潘多拉和她的魔盒；有迈达斯王和他麾下军队的轶事；有阿尔戈人和他们寻找的金羊毛；有小时候偷了一只猪头，用它喂饱一家人的铁托；有郁郁不得志的美狄亚；有俄罗斯童话；有《保罗街小子们》里的内梅切克；还有美国西部片英雄奥迪·墨菲——这些人，这些故事，将会永远保存在我童年的宝藏中。

此刻我已记不得那个人口众多，如蒲公英种子般四散分离的家族了，虽然其中有一些我曾亲眼见过。真正的埃克塞娜、帕夫列娜和阿纳斯塔西娅，因为丢失了童话的光环，都在岁月中愈来愈失色。不知为什么，我唯一还清晰记得的，是那个原本不怎么重要的凡科（啊，记忆真是捉摸不透！），家里最喜欢放屁的人。虽然小时候，我只能靠想象来勾勒他的形象，但现在，相册中硕果仅存的照片之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真实性。

所以，我记得他有一个朝天翘着的将军肚，一个鼻孔上翻的鼻子，整张脸都像是被上帝之手往上抹了一把。他穿着宽松的白裤子，白衬衣，戴着一顶带檐的白色水手帽，鼻子上架一副墨黑的眼镜，像个瞎子，手上自然也少不了一根藤杖。他正沿着金光四射的滨海大道，悠闲地散着步，身后，一群鸽子忽扇着翅膀，发出扑棱棱的声音。他转过身去，生气地用藤杖驱赶着，好像驱赶苍蝇，但鸽群依旧扑棱棱地在他身后，萦绕不去。最后他只好放弃，重新昂首迈步，迎着金光四射的太阳走去。影子——他自己的影子，藤杖的影子，鸽群的影子——仿佛一列皇家火车拖曳在身后。我们的屁国之王，又上路了。

“你在这儿呀，”母亲会说，把一个包袱塞到我的怀里，“交给碧娜，让她给补补。”

出于某种只有捉摸不定的记忆才知道的原因，我心中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意大利人碧娜的照片（他们是意大利人。母亲说，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意大利人是什么）。

碧娜会补跑丝的丝袜。后来（因为破了的丝袜会直接被扔掉）再没有人说跑丝这个词（我的丝袜跑丝了；跑丝的地方得补一补），这个词也就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这门技艺。

碧娜脸色惨白，话很少，笑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一双吊梢眼，有点妩媚，整天在那里补跑了丝的丝袜。全镇只有她有一根针，特别神奇，头上带钩，所有女人只要尼龙袜（我们叫najlonke）破了，都会去找她补。尼龙袜比真丝的还稀罕，一开始的款式上有一条缝，后来缝也没有了。碧娜用她神奇的外科医生的小钩子，耐心地一根根、一圈圈地补着跑掉的丝，熟练地把令人羞耻的白色跑丝补得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碧娜似乎能在这微不足道的小活计中找到某种乐趣。而她罗圈腿的丈夫成天打她，她罗圈腿的婆婆成天一边喝酒一边在附近一条小溪里钓鱼（有一天喝多了，被水鬼抓着脚脖子拖进深处，再也没有回来），她拖着鼻涕的孩子们则成天喊饿，都不能让她舒心。

每次经过他们的小房子，我都会放慢脚步。我喜欢看她（她总是坐在窗前）摇头赶苍蝇的样子，喜欢看她用疲惫的双眼捕捉一天最后的光线，手上拿一只透明丝袜，找到跑丝的地方，然后像脱昂贵的手套那样，把它从手上脱下来，套在一个木头蘑菇上，把跑丝的地方挪到当中，拿起闪闪发光的小钩子，开始一针一针地把跑掉的丝都钩回来。每次看到我，她就会对我微笑，摇摇头，赶走苍蝇，眯起她妩媚的眼睛，框在窗框里，就像一幅会动的画。

有一天午夜前后，大家都睡熟了，碧娜先把所有跑丝的袜子都补好了，将钩针别在胸前，穿着拖鞋走进了前院。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瞥了一眼星空，接着，仿佛中蛊了一般，她缓缓走进花园，在井边停了下来。在那里，她脱下拖鞋，看了一眼井底月亮的倒影，也许是因为，在那明晃晃、淡黄色、如丝一般的倒影里，她看到一条跑了的丝，需要她去补一补，于是，她拿下针……跳进了井里。

早晨，人们在井边发现一双摆得整整齐齐的拖鞋。在她的葬礼上，她罗圈腿的丈夫、罗圈腿的婆婆，她的四个孩子，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声嘶力竭地哭着，像苍蝇一样萦绕着她的棺椁，挥之不去。

我时常看到那双摆在井边的拖鞋，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那双拖鞋是飘着的，恰恰飘在与井台齐平的位置。那以后，每当有人说起某某某死了，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依然是那双拖鞋。

母亲的朋友缇娜家有一棵树，一棵日本苹果树。

“快来。”托米卡招呼我，他是缇娜的儿子，跟我同岁。

我乖乖地跟着他跑去。我们来到树下。树上开着深粉色的苹果花，树盖伸展，遮天蔽日。

“现在我们要爬上去。”托米卡说。我们爬上低矮的树桩，舒舒服服地坐在由枝桠构成的网中。

“看见了吗？”托米卡趾高气扬地说，指点着树下属于他的江山。

我们坐在天堂树上，藏身繁花似锦的树盖中。阳光穿透进来，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小圆点。我们就这样，在这个暖融融的盛着苹果的碗里坐着，沉醉在昆虫的嗡嗡声中，沉浸在深粉色的醉人的花香里。这香气又甜又浓，仿佛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直逼过来。我被这甜香熏得几欲摔倒，伸手去抓一根树枝，手指在粗糙的树皮上擦破了。

粉红的擦痕渗出小小的血珠，静悄悄落到一片花瓣上。

“快把血吸掉……”托米卡轻声说。

“为什么？”

“不然你会死的……”他用一种故弄玄虚的声音说。

我乖乖地吸掉手指上的小血珠。血的味道很甜，也很奇怪。我的心莫可名状地悸动着，仿佛即将发现什么伟大的秘密。我颤抖着，深吸着馥郁的花香，好像盲人一样循着气味的线索，探究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死这个词好像一个金色的指环，在空中回荡，久久不去。我坐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看着擦破的皮肤上细小的金色绒毛和下面粉红的血肉，一只黑色的大蚂蚁从伤口上爬了过去。感觉上我很小，而蚂蚁很大。

“现在，我们来下雪吧。”托米卡说，开始晃动树枝。

下方如茵的绿草地上，下起了深粉色的暴雪。在飞旋的花瓣中，我看到了我带血的那一瓣。我们就那样坐着，小小的，仿佛坐在玻璃球中，身陷一场花瓣的雪暴，托米卡和我，独处在世界上。

这个煤灰每天都要像花粉一样飘飘洒洒的安全的世界，有着非常严格的边界。边界的附近埋伏着危险，埋伏着神秘的广度与可怕的深度。

边界之一，即是轨道。轨道那边，是未知的远方。夜晚，那里闪烁着喑蓝的灯火，噪音鼓动着、蒸汽喷吐着，于噪音中，可以听到蒸汽机嘹亮的口哨声和青蛙沙哑的鸣叫声。到了早上，那未知的远方就在淡蓝色的烟雾中懒洋洋地摇晃着。就在那里，在那轨道的另一边，在蓝色烟雾的面纱所掩盖的远处，生活着会偷孩子的吉卜赛人。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他们，我想象他们将蓝色烟雾的面纱向他们的方向收过去，把裹在这块面纱里的我也一并收了过去，然后我就永远地消失了。许多好奇心重的孩子就是这么消失的……

另一处边界比较具有欺骗性：春天时，它看起来像一条雪白的花边丝带那样诱人，到了冬天，则会变成一排长满倒刺的黑色矮灌木。藏在这条边界后面的东西，比会偷孩子的吉卜赛人可要可怕多了。这个东西的名字叫作水鬼，是一种生活在小溪中的神秘生物，许多好奇心重的孩子都是被他拖走的。我曾怀着恐惧与甜蜜的颤栗，钻过矮灌木，躲在河边碧绿的羊齿草丛后，用兴奋的手指揉搓着河泥，紧盯着黄色的河水，希望能看到它的身影……

在这两个伺伏的危机之间，我向着第三个危机进发了：我的小学第一课。

出于偶然的原因，我的第一本识字课本从一个装废纸的盒子里滑了出来。课本第一页上的四幅图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记得刚开始上学时，我曾久久地沉醉在这些图片鲜艳的色彩中（大多是蓝色和绿色），我记得自己用痴痴的凝视，给这些简单的平面图加上了景深。我倒不是在给这些图编故事，我只是在细看，想收进每一个细节。我细细凝视图画，就像水底的鱼细细凝视清澈的水。

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地记起用铅笔复制苹果、梨子、乌梅，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圆圈（成串的葡萄）时的快乐；也记得在树桩上对称画出小尾巴，组成一棵松树的快乐（我曾整整齐齐地画满了一个笔记本，就像一座森林）。我记得自己还没完没了地画过一排又一排的胡萝卜、洋葱和土豆。那种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乐观信念，我到现在还能真切地感受到，甚至能听到我的那些苹果和梨子，从笔记本上滚下来，填满了另一片想象中的空间。所有或粗或细的线条，所有圆圈和蜗牛，所有钩与蛇，所有圆环与小点——都窸窸窣窣或叮叮当当地，在那个想象的空间中混到了一起，它们没有消失，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变成真正的窗户，真正的梨子，真正的词语和真正的句子……

我细细看着课本上的画。当时我还不识字。只注意到各种毫无关系的物品与概念，以非常和谐的形式，被鲜艳地画在了一起：这里有一匹马和一张卡，这里是一个人和一扇门，这里是一只鸽和一辆车……每一个物品、每一种概念，都心满意足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个男——孩——、一只绵——羊——、一头牛——……

我注意到画中的东西：老式收音机、老式钢笔和橡皮。我注意到画中对进步的激情与信仰：有一幅画里，孩子们在向一架飞机招手，另一幅画中，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围坐在桌边。而桌上摆着——一台收音机！一辆蒸汽机车向着一马平川的未来开去，河上架着大桥，烟囱欣欣向荣地吐着烟，拖拉机犁着地，大轮船犁着海。人们（我现在才注意到只有男人）积极快乐地工作：有飞行员，有拖拉机手，有医生，有矿工。女人都是些母亲。或者小女孩。

天空永远是蓝的，阳光永远普照，任何地方都没有云，也没有雨，就连在天气那一节都没有。

我开始学字母。C是cvijet（花），G是grad（城市），S是sunce（太阳）。Milića, vidi more! Glatko i svilenkasto more!（米莉恰，看大海！如丝般光滑的大海！）

我开始学句子。杰梅尔和贾福尔是好朋友。两人都是波斯尼亚人。贾福尔没有家人。他与杰梅尔生活在一起。杰梅尔的母亲很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杰梅尔和贾福尔一起去很远的地方学手艺。杰梅尔的母亲在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放了一个苹果。他们离去时，她说：好好学习，孩子们，我的生命之光。用好成绩来让母亲开心！

这些句子在我们心里刻下浅浅的痕迹，为我们尚且空白的未来勾画出共同的框架。有些字母比其他的要大上一些：D代表家（dom）；N代表祖国（narod）。（祖国就像一位父亲，按照新的计划照顾所有的儿子。）B代表兄弟（brat）。（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尤其是非洲人。）

在那遥远的非洲，生活着许多深色皮肤的人。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水手。他们指着我们旗帜上的红星。他们紧紧握住我们水手的手，用他们的语言喊道：南斯拉夫水手是我们的兄弟！我课本上有一节这样写道。

课本上还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也是同胞。全世界兄弟团结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意志！我的课本这样宣称。

课本的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课本的世界里没有邪恶。那里只有善良，没有与它对立的反面。学习是好的，清洁是好的（清晨早早起/洒水又扫地），勤劳是好的（大家一起来/建设新时代），唯一邪恶的只有法西斯。通常与形容词黑暗的一起出现。

在我的课本里，祖国似乎没有疆界。课本中有普拉（给我们身在普拉的老朋友，先锋队员佩罗寄一张明信片吧），有斯拉沃尼亚人菲利普，有达尔马提亚人弗拉尼，还有我们的海（more）。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它亚得里亚海。

在我的课本中，有克罗地亚名字，塞尔维亚名字，斯洛文尼亚名字，马其顿名字，各种名字的配比都很平均。有多少佩塔尔，就有多少米塔尔、乔奇、伊凡……

我课本中的世界是写实的。书中戴着干净围裙的母亲目送自己的小儿子上学的画面，与我母亲的形象如出一辙。我还记得母亲治下雪白的围裙，干净的床单、布帘与软垫，那是穷人的美学。在战后普遍的贫穷中，我们都采过野花插在家里，都用小布帘和小软点，成功地掩饰过我们贫瘠的生活。

M代表mașină（汽车）——汽车的图画，展现出南斯拉夫日常生活不为人知的篇章。我还记得那时，人人坚信每一个明天都会带来美好未来（今年我们买车，明天我们去看海）。

Milića, vidi more! Glatko i svilenkasto more!并不仅仅是用来练习字母M的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而是一句每次我们看到大海时都会说的话。而一家人坐在火车窗前（车上用拉丁文与西里尔文清楚地写着南斯拉夫国家铁路局字样），与我们现实中举家乘火车去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愉快旅行也完全相符。

在画着收音机的那张图中，我清晰地看到了我家的第一台尼古拉·特斯拉（我记得自己曾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机体上闪烁的小绿灯不放），而图中围坐桌边的一家人在听的节目，肯定也是《船员点播》……

甚至课本中的铁托，都和真实的铁托主席一模一样。他过生日时我们会给他寄信。我记得我们会把信卷起来塞进木头接力棒里，接力跑着去送给他……

课本给了我们新的挚友。它们就是字母。我的课本上用全大写字母写着。没有这些朋友的人是要受苦的！我的课本威胁道。

我开始上学是1957年。那一年，我获得了前往古登堡活字印刷世界的通行证，同时，也获得了另一本通行证，它通往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课本就像这个民族中几代人共用的通行证。而这几代人就是这个民族的整个历程。今天，我还能在各个地方看到我的那个民族。他们就像我刚上学时在笔记本上画的梨子与苹果，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总是能准确无误地认出他们，即使是在国际机场这样鱼龙混杂、利于隐藏的地方。我能从他们眉梢眼角的颤动，从他们偷眼环顾的样子，从他们努力不去偷眼环顾的样子，从他们一遍遍检查行李的样子，认出他们来，即使他们要去的地方与我相反……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套课本教出来的。[那套原本与我生活休戚相关的课本，很快被束之高阁。生活不回头地继续，追寻着更生动、更丰富的画面。1991年，当最后一场南斯拉夫乌托邦解体的血战打响之时，时间画了一个圈，一切回到了最初的样子。解体各方厌弃了聒噪的媒体战争，回归到初级课本中简单、干脆的方式：约凡开始袭击伊凡，西里尔文与拉丁文对骂。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互掐，乔奇和贾福尔大打出手。课本上的绿皮飞机，带着闪闪的红星飞升到空中……我们的南斯拉夫水手开着他们的船，轰炸了我们的港湾和我们可爱的蓝色大海。没有疆界的祖国开始剌出新的疆界。我们最好的朋友书籍，被焚毁，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教堂与铁托石膏胸像一起被炸成碎片，飞到空中。课本上的字母、数字与符号，纷纷奔赴在自我销毁的路上。乌托邦世界，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饿鬼埃律西克通一样，在我们眼前贪婪地自我吞噬，在它留下的空白里，新的课本，即将被撰写！——原注]

“你写我，是为了你自己；我写我自己，却是为了你。”阿尔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动物园》中写情书给她的那位女性，曾这样说道。

我写母亲，实际上是为了在遗忘的黑暗中捕猎我自己的画面。但其实我与母亲所有的画面都是共同的，即使她不在某一帧里，她也依然存在于整个情境里。

翻阅相册时，我注意到照片和记忆之间存在对称性。当我们的照片（以及同期我的照片，在校内、学校组织出游时或者跟朋友在一起时的照片）结束时，记忆也随之结束了。我不太记得之后发生的事。仿佛共同的照片才是记忆的保证。遗忘的灰色地带始于我们不再一起拍照的那一刻起（我的照片越来越多，她的照片越来越少）。诚然，我或许还记得事件的大概（比如这一年我们去了什么地方，那一年家里换了什么新东西），但具体的画面完全记不得了。

记忆这东西，现在看来，不仅是捉摸不透。它还有自己的秘道，遵循一种只有它自己才知道的对称法则。

后来，我在家乡的对岸，在敖德萨，看到过一次她的黑海（每次她给我看照片时都会说：看，那是我的瓦尔纳，那是我的黑海），当时我隐隐觉得，这个海景和这个小镇我似乎在哪里看到过。但一时间的晕眩（或者可能是记忆拐了一个合理的弯）让我无法立即想起究竟是哪一个海边、哪一个小镇。当时，我的脑中并没有联系到对岸我常去的瓦尔纳。我听着海潮，躺在恋人的怀中，心里的绝望令我感到脆弱。我也记得苹果切开后晾在空气中所发出的浓郁香气（苹果是我们好心的房东用她那双看不见的手用铁盘盛了放在我们床头的）。这种气味与绝望的感觉相混合，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年以后，我在纽约华盛顿高地上一个公寓里，又闻到了同样的气味。我发现这个公寓的住户是一个来自敖德萨的移民，正是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将那个海边的房子租给了我们，还在我们的床头用铁盘放了一些半干的苹果……啊，命运的套路是多么的通俗易懂啊！

我还会在另一处地点的另一个情境下，再一次清楚地回忆起黑海。那是一个夏天，在英国布莱顿海边长长的木板道上，我买了棉花糖，裹着风衣在海滩坐下（像这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浑身兜风，衣服扑棱棱地鼓动着，像一只鸟），呼吸着冰冷的狂风，用舌尖溶化一丝丝蜜糖。有一个片刻，我清楚地感到自己只有十八岁，有时人们叫我爱丽，而在我眼前，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小镇，我曾作为不是我的另一个人在那里生活——那个小镇叫瓦尔纳。

记忆，在我看来，是人类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所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的替代品。它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包括迁移。除此之外，在回忆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明显的返祖现象，鉴于这一过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且，一个人记得的越多，也就意味着他离死亡越近。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当记忆出现卡顿时，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然而，记忆更常发生的是蜷曲、缩卷或向四面八方舒展，这一点上，它也具有尾巴的特性；所以，一个人叙事时也应如此，即使这意味着他的叙事听起来可能无序而乏味。说到底，乏味才是存在的常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致力于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散文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如此之差。

但是，即使一个作家具备了准确捕捉意识最小颤动的能力，要想还原尾巴的蜷曲，让过去与过去的事自如地卷到面前，却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自然有进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被拉直了，直到完全被抹去。没有什么能把它们卷回来，就算卷来卷去的花体字也不行。（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

书是母亲最大的财富，在这笔财富里，有一部分是她跟苹果一起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她来这儿以后陆续买的。

我的出生也有书为证，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父亲没有读过它，但受到书名的蛊惑，认为很应景，就买下送给了刚生下我还在医院的母亲。

在战后普遍贫穷的年代，我们（除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外）有一句特别流行的口号，叫书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宣传口号称，知识就是力量、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民间俗语也有头脑领导力量，力量掀翻木桩之说，除此之外，一系列有关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如何对自己千锤百炼的故事，也说明了书的重要性，有些人好像一天到晚在读书，比如列宁；有些人借着月光也要读，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无足轻重的农民通过教育可以将自己改造成会说几国外语、精通钢琴演奏的学者，比如铁托。（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套路故事，在四十年后，当我们新的克罗地亚总统需要经营他的媒体形象时，还会再流行起来，他曾要求别人给他拍一张照片，照片上，他手拿小说，沉浸在阅读中。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约翰·艾文[约翰·艾文，美籍加拿大畅销书作家，有多达五本小说曾被改编为电影，其改编剧本《总有骄阳》曾获第72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真是太应景了！我一边看着这张令人作呕的摆拍照片，一边想起了另外一个艾文，艾文·斯通，他在我母亲的战后收藏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我母亲对书的热情是真挚的，并非由任何外力所驱使，这种热情也感染了我，于是她小小的收藏，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而由于这份收藏中，面向少儿的读物非常少，只有《帕街小英雄》和《赫拉皮克的小学徒》这种，我干脆很快读起了《卢克雷齐亚·波吉亚》（教皇的私生女）和厄普顿·辛克莱尔的《石油》。《石油》是母亲的收藏中较早的藏品。我记得是父亲1946年买的，当然还是因为书名应景，因为他当时的工作属于石油工业。厄普顿·辛克莱尔、艾文·斯通和西奥多·德莱塞是母亲最喜欢的三位美国作家。后来还出过一套电影书，有一本扉页上有一张《第一夫人》的剧照，于是斯通的《美国第一夫人》就在母亲的收藏中占据了永久的位置。

母亲馆藏中的书名对考据“一战”后期克罗地亚出版与翻译状况的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母亲有意识地陆续把战后文学市场上不多的出版物全都买下来了。

我们二人共同培养着阅读品味，为特里格维·古尔布兰森的《山里来的风》和《无处可逃》，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班底》，拉约斯·塞拉西的《死泉》，皮埃尔·拉穆尔的《红磨坊》，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瑞贝卡》，巴尔扎克的《小麻烦》，司汤达的《阿尔芒斯》，乔治·梅瑞狄斯的《自私的人》，克朗宁的《帽商的城堡》，马里沃的《玛丽安妮的一生》，左拉的《真理》，朱利安·格林的《列维坦》，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究竟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

1951年，母亲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克莎》，我想她并没有读过。她买这本书纯粹是因为她喜欢书名里带女人名字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魔女嘉莉》《阿尔芒斯》《瑞贝卡》《露西·克劳恩》……以女人的姓名为书名，说明她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进行联系，进行比较。有时她买书纯粹是喜欢书名，比如买莫泊桑的《像死亡一样坚强》。

尽管如此，有一本书，是我与母亲都共同挚爱的，那就是1954年出版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之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因为这本词典有很多很多图片。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绘本，没有电视、录像、电脑，书是唯一的娱乐。我饥渴、懵懂、塞满书籍、充满疑惑的儿童的大脑，会以通过母亲的小说学习生活的同样的热情，去探究《知识之书》中的那些鱼、花、蝴蝶、船、拉丁动植物名与名人介绍。

我们办了图书馆借阅卡，与管理员玛吉塔交上了朋友，她是个安静的人，酷爱阅读。玛吉塔荐书给我时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依据她自己的标准。于是，当其他孩子都在一窝蜂地读卡尔·麦[Karl May，德国著名探险作家、小说家，著有《盐沼逃生》《洞窟幽灵》《沙漠之城》等作品。]时，她借给我的却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既然小说讲的是人变成昆虫的故事（玛吉塔想），那么小孩子肯定会感兴趣的！

玛吉塔与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与我和母亲的读书会互不相干的阅读关系，我的阅读轨迹，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母亲，而这，天知道为什么，又是法国人的错。

在我小时候，有许多一听就着魔的词，其中有一个，在当时意义还很模糊，那就是索邦。起因是母亲曾提到某个人，说他在索邦大学念书，说的时候，好像这是什么奇迹，而成就这一奇迹的人，当得起最由衷的褒奖。当时我念索邦的方式长期是错的，我念成了索布朗。

另一个有魔力的词是梦莎[Mansarde，一种带窗的顶层阁楼。]。这个词听起来跟索邦一样叫人着迷，其意味也跟索邦一样模糊，但我对梦莎只在巴黎有的信念坚如磐石。但我不太确定什么地方有索邦。

于是，法语逐渐与梦莎、巴黎、索邦这些词汇联系在了一起。我曾经常把家里第一台收音机调到法语频道，开心地听里面汩汩流出的法语。我透过尼古拉·特斯拉的绿眼睛，乘着法语的河流，飘出总是下着煤灰的偏远小镇，进入一片广阔、未知的天地。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像儿童文学家米努·杜露哀一样出名的人。后来又立志成为弗朗索瓦丝·萨冈，为此还剪了个《你好，忧愁》中珍·茜宝的发型。

再后来，我又决定要找一个像让——保罗·萨特一样的男人，跟他一起住在一间梦莎里。那个梦莎里没有我母亲的位置。最后我放弃了梦莎与萨特，但法式诱惑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在属于我自己的图书收藏里，最初的几本书，都是法国文学。

她爱看电影。在我们镇子这样的小地方，一开始并没有电影院，只有一架放映机，用它在镇上的旅馆临时搭了一个放映厅。母亲每天都带我去看电影，一部电影她会看好几遍。

她订阅了《世界电影》杂志，里面有许多漂亮的图片，有影星极具趣味的生活八卦，有丑闻，有结婚，有离婚，有外遇，有酗酒，有不幸。她津津有味地读着，直到烂熟于心。

后来出了一种口香糖，包装纸上印着电影明星。曾经有个比我大的孩子，因为决定不再幼稚下去，把他搜集的整整一套，都给了我：整整一本相册，全是印着演员的口香糖包装纸。我一张张细看，对每一张上的人物，母亲都能说出一个故事：艾娃·加德纳家里是种地的，非常穷，所以大家叫她赤脚伯爵夫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她的美貌并没能挽救她不幸的一生；苏珊·海沃德可爱俏皮（母亲看她的《伤心泪尽话当年》时哭了）；演过《吉尔达》的丽塔·海华斯，被誉为人间爱神，嫁给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阿里汗王子；费雯丽古怪精灵，叫人捉摸不透，她是《飘》中美丽的郝思嘉，又是《欲望号街车》里令人难忘的半老徐娘，她嫁给了劳伦斯·奥利维尔；让·迦本是人人尊重的戏骨，从艺前是个工人，后来娶了玛琳·黛德丽；钱拉·菲利普是个爱做梦的浪漫主义者，他在《肉体的恶魔》中饰演死于癌症的青年，令人难以忘怀；克拉克·盖博饰演的白瑞德英俊非凡，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冒险家也叫人难以抗拒；还有玛蒂妮·卡洛，莱斯莉·卡伦，神秘的米歇尔·摩根，同样神秘的葛丽泰·嘉宝，刻薄严厉的琼·克劳馥，古怪的贝蒂·戴维斯；克拉克·盖博的妻子，美丽动人的卡洛·朗白死于飞机失事；忧郁、玩世不恭的亨弗莱·鲍嘉和他的妻子劳伦·白考尔；还有斯宾塞·屈塞与凯瑟琳·赫本终生不渝的爱……

后来又有了更多明星，主要是我的偶像，比如曾获二十四块英勇勋章、善演西部英雄的美国演员奥迪·墨菲；但母亲曾经如数家珍般爱过的那些明星，以及这些明星的生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不会褪色。

后来有一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了，我看了约翰·福特的《青山翠谷》，一时间时光倒流，心中闪现那本口香糖纸的画面。在玛琳·奥哈拉的位置上出现的……是我的母亲。

放映厅的管理员，是一个捷克人，他身材很小，皮肤是咖啡色的，像个小矮人，下唇上永远粘连着一支香烟。任何时候问他你怎么样？，他都会用捷克语回答：像青松一样！同时迅速挺直腰板，展露笑容，用拳头啪啪捶胸，好像要看它结不结实。不过他终日笼罩在烟雾中的身板，其实与青松毫无相似之处。

他让我们这些孩子看白戏，还让我们坐在正式座位上，如果正座坐满了，就让我们坐在折叠椅上。周天的日场，一般只有孩子和我们那儿的一个教师的太太会来，这个女人生了一大群孩子，突然不想再做谁的母亲、谁的妻子，决定重返童年。于是，她每天都去看电影。教师太太整天神情恍惚，不去在乎周遭的人，每天，她拖着水桶腰，一手冰激凌一手糖果地走进电影院，在黑暗中响亮地嚼着硬糖，揉着糖纸。

放电影的捷克人总会在我们入场后关上门，伴着烟雾的围绕爬回自己小小的放映室，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松先生独自一人负责放映厅里所有的事务：卖票、要片子、检票、关门、放电影。

如今我有时看电影，还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幅曾经重复了无数次的画面：在狭窄垂直的光带里，青松先生的脸和陪伴他的烟雾缓缓消失，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等他一步一步地，抵达他的放映机前。

许多年后我偶尔见到他，还觉得很开心。我问他：“你怎么样？”他照例腰板一挺，露出旗帜般的微笑，用早已衰老的手捶捶胸说：“像青松一样。”几天后他死了。冬夏常青的青松先生，他看完自己还结实，就放心地去世了。

我用手指划着玻璃球。我将它握在手里，像握一个苹果那样，用我的手心温暖冰凉的玻璃，用冰凉的玻璃冷却我的手心。玻璃球中，坐着我的母亲，她正在舔指尖上的雪花。

我透过玻璃看着她，想着她，试图感受内在的她。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她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与苔丝、玛琳、嘉莉、艾娃、安娜、爱玛、贝蒂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我翻转玻璃球，突然间，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这么的小，这么不自由，她一定很孤独，很冷……我将玻璃球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苹果那样，我将它送到嘴边，用我的气息温暖它。母亲在水汽中消失了。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时会突然大笑起来。我总是惊讶地看着她，有点怕她这样笑会噎住。通常这时候，父亲都会摆摆手，撤离现场。而这又会让她笑得更厉害。这种笑，好像能让她暂时突破内心包裹着、监禁着她的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现在想来，这种迅速爆发、势不可挡的大笑，其实是她对自由的短暂的夺回（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是她再回到常态之前的一次深呼吸。

她笑完，就会像开始笑时一样突然停下来，擦擦眼睛，满足而深沉地叹一口气，再余音袅袅地轻笑几次，怕又笑起来似的，放松一下自己笑得发紧的下颌，确保自己完全镇静下来，然后抱着我说：我没事，别担心，狂笑结束了……

父亲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们与亲戚一道出去玩。她穿一身黑，半裙包得很紧，并不是适合踏青的服装。当我们在树林中安静地散步时，她突然深吸一口气，毫无理由地提起半裙跑了起来。她跑得很快、很轻盈，像小孩一样提着裙子。她跑得真快啊，她的身体向前舒展着，仿佛再过一秒、再踏出一步，她就能穿过那层缚住她的茧了。当最后气喘吁吁地停下时，她用手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仿佛在擦眼泪（与她大笑过后一样），又仿佛挥挥手，在说对不起。

我想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开始老了。

“我喜欢跳舞，我和爸爸以前经常去参加派对，但是因为他不会跳舞，觉得无聊，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就不去了。”她说。

“我喜欢笑，但是爸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所以我慢慢就不怎么笑了。”她说，语气中丝毫没有责备。

我想，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一定也回首望过：她的故乡不再是她的故乡，她的母亲、父亲和妹妹都死了，再也没有理由回去。她内心的地图上，瓦尔纳慢慢被遗忘的湿气吞噬，变成一抹无法辨认的湿痕。然后她举目向前：她的丈夫也不在了，她的孩子们都离开了家，她的朋友都老了，慢慢消失了，在她前方唯一的联系，只有每月第一天给她送来养老金的邮递员。这样一合计，她感到头晕目眩，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就要摔倒了……

我想，就是从那一刻起，她开始不愿出门了。一出门，她就被突如其来的疲劳所击垮，觉得自己一定会摔倒，会心慌悸动，无法呼吸，她会大汗淋漓、面如死灰、显出惊惧的样子。“你到底在怕什么？”“我怕摔跤。”她坚持这样说。“你不会的，有我在呢。”“我会的，我会摔跤的……”

她怕去商店，怕下馆子，怕散步，怕人，怕噪声，怕汽车，怕狗，怕小孩，怕绿化，怕广场，怕集市，任何东西在她想来都能激起一阵焦虑，任何东西她都讨厌，就像一只瑟瑟发抖的野生动物，只有躲在家里才能让她安心。

她好像开始喜欢上了对自己的监禁。只有穿自己的拖鞋，她才觉得舒服，虽然她想换双带翅膀的小鞋子，已经好多年了……

一段时间以后，她又开始向外观望。慢慢地，又开始出去买东西，去看朋友，但她的世界比以前小多了，她的恐惧再也没有消失，只是被藏起来了而已。

她怕未知，怕人，怕疾病，怕死亡，怕开阔的空间，怕封闭的空间，怕坏消息，怕旅行，怕新的地方，怕可能发生的意外，怕战争，怕饿，怕街道，怕人的不友善，怕飞机，怕电话……

她创造出一些生活习惯，来约束这些恐惧，但只想到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礼拜天跟儿子一起吃饭，一种，是定期去给丈夫扫墓。她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要我和弟弟参与到她的习惯中去。有时，她也会把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钢铁意志，用到某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比如，只用某种特定的塞子，只买某种特定的灶台零件，灯泡一定要是这一款，铆钉一定要是那一个……

她的血糖其实只升高了一点点，她却想象它已经高的不行了，开始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起它来。但有时候，她又会犯忌，而且每次还都要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昨天吃了一点巧克力！要是我轻描淡写地说：这没关系啊，不算什么大错……她就会觉得很失望。

她又开始读她读过的书，她不刺绣也不打毛线，东西破了她不补，冬天快到了她也不囤吃的东西（囤给谁？我血糖已经这么高了！），她不养狗，不养猫，不养鸟，从来不喜欢动物（要是出远门，我拿它们怎么办？她总是这样问，但其实她从来不出远门），她没有爱好，也不去婆家走动（你爸都死了，我去干什么？），她不肯去旅游（我死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她只喜欢她的两个老朋友，两人都是跟她一样的寡妇：安吉卡与她一起笑谈往昔，米尔亚纳则安抚她的创痛。

她所做的一切好像都不得善终。只有养在窗台上的非洲紫罗兰，在她的照顾下，还能开出大朵粉红、雪白的花来。

直到她彻底病倒了，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她的孤独有多么深重。她把每天的亲友探病当作生日来过。那些花和闲谈好像让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终于，在长久的寂寞之后，她不再寂寞了，每个人，从医生到访客，都真诚地关注着她的状况……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几乎难以察觉。以前她就一直喜欢睡衣，花色要新，颜色要鲜，出院后更是以生病为由买了许多新睡衣。“我就放在家里，万一再去医院，我要用的……”

然后，她又说自己需要一件居家的浴袍，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是日式的。

“你要的那种日式缎子浴袍，不值钱的，只要两美元。”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

“就因为它看起来廉价啊。”

“我可不觉得。”她固执地坚持。

于是有一回，她买了一匹紫绿花的便宜缎子，叫人按日本的式样做了一件浴袍。这条浴袍她从来没穿过。又有一回，她买了一条日本进口浴袍，很便宜，人造丝做的，样子是她一直想要的那种，背后有条大龙。这条浴袍在我心中激起了愤怒与怜悯。这条浴袍她从来没穿过。

再后来，她在我的立柜里发现我出国时买的一条淡粉色浴袍，便像孩子一样赖着我，要我给她。一时间我被她幼稚失态的样子激起了恶意，任她怎么求，我就是不给。

有一天，我又出国去了，她干脆自己拿走了那条浴袍。“反正你穿也太小了呀。”她说。她说的没错。她把这条粉红色闪闪发亮的缎子浴袍放进她的立柜里。这条浴袍，她也从来没穿过。

她越来越经常地给我看她新买的套衫、半裙和衬衣，这些新衣服越买越难看，虽然以前人人都说她品味很好。

她开始喜欢去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本地小商贩临时搭建的跳蚤市场买东西。经常买回一些用不上的床单被套，莫名其妙又多出一把的镊子，没有什么价值的钟，就这样买回越来越没用、越来越丑陋的东西，摆到她整洁的玩偶之家里。

她以前从来不戴也不买珠宝。但突然间，她开始买便宜的假首饰，假项链，还坚持要给我买金戒指，给弟弟也买一个带印章的金戒指，作为留念。

她越来越频繁地参加专为退休老人举行的格拉茨购物游，买大米，买咖啡，几公斤几公斤地买葡萄干。其他老人买的东西也一样：大米、咖啡、葡萄干。她储食间里全是吃不掉的东西。

她的邻居薇瑞卡在一个意大利牌洗衣粉里找到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就要我给她买意大利牌的洗衣粉，我（怀着同样的愤怒与怜悯）拒绝后，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的朋友。说的时候，语气好像在逗他（我知道有点蠢，但是……），好像她正在跟他分享的，是什么甜甜的小秘密（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拍照）。

这件事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痛了我。她的天真（竟以为每一包意大利洗衣粉里都有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单纯的愿望，她看见什么都想要的孩子脾气，好像在她的世界里打开了一道裂痕，透过裂痕，新的光线洒在她身上。我开始看到，也许她一直想要的不过是陌生人用苹果做的玫瑰。不过是一个奇迹。一颗在里面能找到惊喜的奇趣蛋。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这些，只要这一点小东西，帮她捱过难捱的日子。只要一块帽子里变出的丝帕，一只白鸽，一根魔术棒，几张活画片儿。只要玻璃球中的一场暴雪，只要苹果皮做出的一朵玫瑰。再不需要别的了。天啊，她要的算多吗？天啊，她要的只是这些吗？

在那遥远的1946年，她乘一辆列车，驶过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奔向她的未来。一个面容和蔼的老人（这是她唯一记得的细节），走进她的车厢。车窗被黏腻的细雨打湿，人坐在里面看不清外面。她给老人一个苹果，老人拿出一柄折刀，用外科医生的精准，给苹果削了皮，用皮做成一朵玫瑰。也许那一刻，陌生人裁的不是苹果皮，而是她的命运。他把它裁得小小的，很不起眼，把一个苹果，变成一朵玫瑰。

母亲小时候，害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而每一张算命纸牌都有正牌和倒牌，每一枚硬币都有正面和反面。也许那条被削下后像蛇一样缠绕在陌生人指尖的苹果皮，就包含了她生命的全部，包含着所有的细节，甚至也包含了四十三岁那年她在胸外科手术中挨的那一刀。

我打开电话答录机，收听留言。有一条留言。“哎呀，布比……你去哪儿了？总是不在家……”幽暗中，答录机滋滋转着，然后突然仿佛很决绝地，传来咔嗒一声，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哔——，最后一切复归寂静。

我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包裹在寂静中，床头灯柠檬色的灯光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我拿起听筒，放到肩膀与脸颊之间夹住，用冷冷的塑料听筒上摩挲我的脸。也许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在她睡觉前跟她聊聊，用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哄她入睡，抱怨抱怨我自己的低血压，她会一下子精神起来。今天我的血压也很低！她会说。她会问我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应该把一切都细细说给她听，问她有没有去买东西，告诉她我自己去买东西了，告诉她每样东西都贵得很，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她会说。我应该问问她的邻居，告诉她我买了一个新的水龙头，装起来不滴水了，她会说，不是吧，你能把它修好真是太好了，你花了多少钱？我应该告诉她我花了多少钱，天呐，真贵，真吓人，我应该问她明天准备烧什么菜，医生怎么说她的血糖问题。又高了一点，她会说。我应该显得惊讶，怎么会呢？我真的不知道，她会说。然后，我应该说一些宽心话，并祝她晚安。

可我没有给她打电话，却打给了电话报时。十一点五十五分，三秒，话筒中的声音说。我静静地坐着，把听筒贴在脸上摩挲着，用脸颊擦着冷冷的塑料，十一点五十五分，五秒，报时音毫无起伏地播报着。我张开嘴，好像要说什么，我的嘴唇噘成一个圈，似乎准备发出一个圆润的音，“十一点五十五分七秒”，对面的声音说，我无声地说，“你好，我来了，我是……布比……”圆润的声音像小气球一样飘到空中，“十一点五十五分十秒”，对面的声音说，小小的气球悬停在空中，像飞蛾一样萦绕着我……时间无动于衷地从听筒中流出来，冷却着我温热的额角……

我想象此时她躺在床上，正在读书。她感觉眼睛疼了，缓缓脱掉眼镜，合上书，把眼镜放在书上。她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摆动双腿，用脚趾搓捻着黑暗。她看了看自己浮肿的手，伸到床头灯下细细检查。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一再更换着频道——每个台都是雪花片。每个台的雪花片都漫出来，下在了她的房间里。她关掉电视，懒洋洋地走进卫生间。她久久地坐在马桶上，一边用脚趾搓捻着空气，一边小便。黑暗中，她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她又从卫生间走进厨房。她任由灯就那么暗着。她打开冰箱，盯着被照亮的一切看了一会儿，好像要找什么东西。白色网架上有一盒酸奶，一盒牛奶，一小块奶酪——仿佛一顿给老鼠吃的晚饭。她关上冰箱，什么也没拿。

她走到窗边，在黑暗中摸了摸非洲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她靠在窗台上，抽着烟，凝视着夜色。在她的下方，大片油亮的绿叶颤动着，发出沙沙声。在月光的照耀下，看起来都像银色的盘子。一两年后，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银盘将会长到她窗户的高度。阔叶乔木长得真快啊……

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夜色中跳动。怦怦、怦怦、怦怦……突然有些被打动了，好像那是体内一只迷了路的老鼠，出于恐惧，正在敲打她的心墙。她抚摸着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这让她的心安静下来。

临近的楼里，苍白的灯光零星亮起。在其中一扇窗前，她看到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正在抽烟。另一扇窗前，一个女人倚在窗台上，也在吸烟。她看着那个女人，仿佛看着自己的镜像。三个烟头，三个光点，在夜色中闪烁，肥厚的叶子吸收着香烟。她突然很想跟她们招手，但打消了这个想法，在夜色的掩护下，她微微地笑了。她在想象中完成了这个动作，用手指，谨慎地发送出一个小小的讯号。并且想象那两个吸烟的人，也在向她发送同样的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