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柏林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地方。”很久以前，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那是因为，在柏林，这里没有的东西比有的还要多。”博亚娜说。

“那是因为，柏林就是个没有的地方。”理查德说。

87. 柏林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在柏林的公交车上，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最老最硬朗的老妇人。她们不会死，因为她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佐兰说。

88. 柏林是一个考古发现。时间一层层堆叠，伤口难以愈合，到处可见罅隙与裂缝。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考古家，极为困惑地把错误的标签贴得到处都是：事物的出现都很难分什么前后。

“那是因为，柏林是一座只有之前和之后的城市。”理查德说。

89. 柏林是一座博物馆之城。那里有很多博物馆：糖博物馆、发型博物馆、玩具熊博物馆与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Muzey istorii bezogovorochnoy kapitulatsii fashistskoy Germanii v voyne 1941——1945。这座可能是全世界名字最长的博物馆位于卡尔斯霍斯特，1945年5月8日夜里24时，也就是9日的0时，德国在这座建筑里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此地位于柏林苏占区，苏联军营与士兵生活区就坐落在这里。那都是之前的事了，但现在仍有人生活在这里。据说有三万左右。透过破碎的玻璃窗，人们能够看见许多公寓依然荒废，墙纸像地衣般剥落下来。公寓楼前，摆着生锈的大集装箱。人们说，这些集装箱里装的是苏联士兵准备回国时带走的东西。家具、电视机、电冰箱等。到了晚上，小偷们就会来这里抢东西。

博物馆入口有一个小警卫室，站着一个士兵，他还是个孩子，看起来不满十八岁。他戴着一顶对他来说太大了的皮帽子，抽着烟，咧嘴笑着，露出黄黄的牙齿。他说自己是从摩尔达维亚[即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宣布独立，成立今天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来的，刚来八个月。八月就要回国。这位士兵抽着烟，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双手，他也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作为一个从前的士兵，守卫着从前的军营。

小偷人如其名，只敢搞些小偷小摸，在半夜掏一掏集装箱之类的；真正的大盗正忙于打入原先禁止入内的城区。人们说，康德大道已经落入俄国黑手党的手中。

90. 博物馆中很安静，没有参观的人。透过办公室半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老妇人，正坐在椅子里打盹儿，双手抱着肚子，仿佛那是一个垫子。

博物馆前厅有一座巨型列宁像。展厅中一股霉味，这里收藏了三千多份历史资料：地图、照片、旗帜、图画、战斗场景素描、海报，以及一座巨大的柏林模型，用俄语标着每一条街道的名字，上面落满了灰尘……墙上都是咄咄逼人的西里尔字母标语：祖国在召唤、政委是所在军队的父亲与灵魂、人民群众的视死如归是胜利的保证。

老妇人醒了。她站在角落里，用手捋了捋头发，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整个博物馆都属于苏联。他们要拿它怎么办呢？我想。也许是装进集装箱运回国去吧。

91. 柏林跳蚤市场里，博物馆一族的人们贩售着早已毫无用处的东西。土耳其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吉卜赛人、过去的美国大兵、前南斯拉夫人，卖着虫吃鼠咬的兔皮、旧奖章、蒸汽熨斗、带铅制砝码的铁秤、古老的收音机、留声机唱片……

一个戴着蓝色军盔的男人，我的一位同胞，在卖磁带。他身边的木椅上放着一个卡带机。民歌咿咿呀呀地唱着，歌声仿佛垂死的苍蝇围绕着卖磁带的人，终于断了气。

92. 在有些地方，墙依然挺立，只是又薄又脆，仿佛犹太人的无酵饼。和欧罗巴中心中庭那块一样，到处都有装在玻璃展柜里的墙体碎块。来购物的人饶有兴味地在那玻璃罩前驻足，仿佛头一回见到似的。

93. 我与理查德坐在普伦茨劳大道天文馆巨大的穹顶之下，把脚搁在面前的空座上。一场星雨从天而降。小小的人造星星不断从我们上空滑落，我轻轻地说：“一切都混在了一起，理查德……我写一件事，其实是为了写另一件事，就像我为了记住真正发生了什么，要先回忆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情节。一切都好像走错了方向……”

“继续走下去。这里是柏林，在这里，错误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理查德安慰我。

94. 在勃兰登堡门前，人们可以买到那个时代的纪念品：装在塑料盒装里的一小块墙、斧头和镰刀、红色的星星、苏联奖章等。兜售这些东西的小商贩不再是苏俄移民，而换成了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站在不久前还立着柏林墙的地方贩售着纪念品，这番景象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个留在柏林的俄国人给我看了几个小小的列宁像章。

他朝我眨眨眼，说：“来，买一个爸爸吧……”

95. “我们是布瓦尔与佩库歇的孩子，所以才搜集了这么多毫无意义的事实，而很少感到快乐……”一个同事说。

96. 柏林上空有一片难以描述的苍穹。有时我会觉得，这座城市——包裹在暗蓝色的天空中，被一个展开双翼的金色女孩托起——好像是对玻璃球美学的模拟。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头朝下地走在一个颠倒的玻璃球里。柏林是一座云端之城，从窗玻璃中，从水面上，从人们眼中的倒影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在金色女神的吸引下，天使像扑向街灯的昆虫一般，着魔似的飞来，自上而下地建起了这座城市。

97.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的地下室有一个咖啡馆。咖啡馆里有一个柜台、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柜台上有一台电视，电视后有一个窈窕的金发女招待，是俄罗斯人。一张小桌上陈列着一些俄罗斯纪念品：套娃、茶炊、木勺和一条白色山羊毛裹巾。

“比莫斯科卖得便宜。”迷人的俄国女招待用俄语说道。

我的同胞，住在附近的南斯拉夫难民都是咖啡馆的常客。这里可以喝到用格鲁吉亚产的长柄咖啡壶煮的土耳其咖啡，与我们的咖啡一模一样。电视机滚动播放着俄罗斯广告：莫斯科健身中心，英语培训……上了年纪的俄罗斯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出现在屏幕中，开始推广一套英语教学卡带。贝拉的脸上带着明晃晃的投降神色。

我黑头发的同胞们，脸色阴沉、面颊凹陷，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下棋、打扑克。

“他们每天都来，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女招待满怀同情地叹了口气。

98. 德国艺术家约亨·格尔茨花了三年时间，与自己的学生们一起，秘密建造了一座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得知德国有两千一百四十六名犹太人的坟墓被毁掉后，格尔茨与学生一起偷来萨尔布吕肯主广场上的铺路石，在每块背面刻上其中一位犹太人的名字和墓穴编号，再偷偷铺回原处。于是，萨尔布吕肯主广场有了一个新名字：无形纪念碑广场。

99. 1994年夏天，随着数万滞留的苏俄士兵终于离开柏林，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也关闭了。过了不久，普伦茨劳大道75号办了一个展览，名为《俄国人在柏林》。在小小的地下室里，一个看不见的投影仪投射出柏林的建筑在苏俄占领之前和之后的样子。放映室门口挂着长长一溜控诉的纸条。纸条上列着被俄国人毁掉的每一条柏林街道的名字。我还记得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的气味，浓重、不新鲜、带着甜味。这里的气味，与那里一模一样。

100. 1922年，卡塔琳娜·科林出生于南斯拉夫小村庄塞尔维亚米莱蒂奇一个贫穷的volksdeutscher[德语，意为：德意志裔。]家庭。1939年，她来到德国，在杜德施塔特镇的一家兵工厂找了份工作，与工人菲克雷特·穆里奇相遇并相恋。由于这份恋情当时在种族上是不可容忍的，菲克雷特被当地政府羁押入狱，卡塔琳娜被遣送回南斯拉夫。卡塔琳娜回到家乡，但很快就跑了。她回到菲克雷特身边，不久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艾莎。

战争接近尾声，菲克雷特与卡塔琳娜带着他们的女儿去了波斯尼亚。由于卡塔琳娜是德裔，而菲克雷特曾替侵略者干过活，两人被送进位于泽蒙的德国人集中营，却在1945年11月机缘巧合获释，来到波斯尼亚小镇布尔奇科。卡塔琳娜学会了波斯尼亚语。当地人叫她德国人凯蒂[Katica Švabica，Švabo是“二战”时期南斯拉夫人对纳粹的蔑称，取其与Šváb（蟑螂）形近之义，Švabica是Švabo的阴性形式。]。她干遍了所有最辛苦的活。又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害怕自己最终无法与菲克雷特葬在一起，她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法蒂玛·穆里奇。[Fatima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之女，伊斯兰教五大杰出女性之一，被什叶派穆斯林尊称为圣母。]

如今，卡塔琳娜已经第三次回到德国，和她的菲克雷特住在东柏林一个难民heim[德语，意为：收容所。]里。女儿艾莎在贝尔格莱德，一个儿子在加拿大，另一个在慕尼黑。卡塔琳娜·科林、法蒂玛·穆里奇和德国人凯蒂只有一个愿望：回到她的布尔奇科。

德国人凯蒂的故事是从卡什米勒·R那里听来的，现原样奉上。

101. 卡什米勒·R来自布尔奇科，刚毕业的法律硕士，一个难民。卡什米勒的父亲不久前被南斯拉夫祖国军杀害。女友奈尔米纳在即将被释放的前一天，于德国某医院精神科悬梁自尽。卡什米勒与母亲一起住在收容难民的heim里。

卡什米勒喜欢在柏林街头闲逛，经常去克罗伊茨贝格。芳香四溢的土耳其小店让他有身在布尔奇科的幻觉。周六与周日两天，卡什米勒喜欢光顾柏林跳蚤市场，去那里看看我们的人。

卡什米勒的母亲也喜欢跳蚤市场。她自己没事的时候爱钩几条垫子，星期天就搬一把椅子到费尔贝林广场坐着。在那里，她假装卖垫子，其实是在等我们的人过来，好聊上两句。有时他还带那些人回自己在难民之家的小房间，为他们做咖啡，烤波斯尼亚馅饼，问问他们老家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卡什米勒的母亲因为无证摆摊而被捕。卡什米勒交了罚金。他无法向德国警察解释清楚，母亲去跳蚤市场的主要目的不是卖货，而是找同乡聊天，好让自己开心一些。

“她又开始钩小垫子了……”卡什米勒说。

102. 在柏林，每个人都觉得孤独，却没有人有时间。

西塞尔来电了。

“你有时间吗？”

“没有，我没有时间。”我说。

“你在干吗？”她问。

“我在写别人的生平，然后把写着生平的小纸片粘在卵石上……”

“你用什么粘？”艺术家问。

“胶水。”

“嗯……这件作品有意思。”她说。

“这不是作品。”

“那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103. 展览《记忆的艺术》上有一件展品，作者是霍斯特·霍海塞尔，名叫Denk-Stein-Sammlung[德语，意为：一个会思考的石头的集合。]。作品由卡塞尔的孩子们制作而成。每一个孩子都被请去了解一个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一生，将他们的故事写在纸上，折好，粘在石头上，或裹在石头外面。这些携带记忆的石头，其后被放置在了根据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时所使用的铁轨所制造的铁轨的模型上。

104. 德累斯顿银行就在我家街角，那里还有一个公交站台，和几栋居民楼。我等车的时候，为了自娱会去念列在居民楼门口的名字。没有一个德国名字，看起来都是我们的人。贝西莱维奇，哈吉塞利莫维奇，卡拉贝格，德米罗维奇……我常念出声，好记在心里，没有任何理由。

一个波斯尼亚老人常穿一双拖鞋蹲在街角德累斯顿银行的墙根下抽烟，向柏林的空中，吹出一个一个的烟圈。

105. 柏林为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流亡者、战争难民等外来人员签发居留许可的办事处设在威丁区，需要绕过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非常难找。人们总是很早就去办事处门口排队。办事处早上七点开门，但人们开始排队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七点。门一开，申请人依次领取绿色号码，沿长廊匆匆走去，依照号码进入指定区域等候。

等候区的地板都铺着灰色油毡，墙漆成某种黄黄的颜色。除了写着Rauchen verboten[德语，意为：禁止吸烟。]的红色标语外，墙上空无一物。与电影院相似的塑料椅面门排列着，门的上方有一个数字显示器。申请人将显示器上的数字与自己手中的数字进行对照，轮到自己时，便走进门内。门内一块玻璃板后面坐着签证官。他拿过申请人的护照。然后他起身消失在好几架文件之中。看过文件后他又给申领人一张新的号码。申领人拿着号码回到等候区，重新再等自己的号码出现在显示屏上。

号码显示的同时会伴随嘀的一声。嘀声响彻各个等候室，让人想起某个小地方没有多少人的小机场。如果某个等候室中恰好无人等候，座位就会翻回墙上，每一个座位的上方，都隐约可见一个头的印记，好像由黄土沤成的光圈。室内是霓虹灯照明，窗外是柏林早晨灰暗的天空，地上是灰色油毡，嘀声在空中此起彼伏，墙上印着头形黄色印记的空荡荡的等候室，看起来仿佛死了，非常吓人。

106. 一位现居柏林的泽尼察难民，离家时走得很急，只带了几件要紧的东西。等走到街上才想起来，应该再拿一些家人的照片，好带在身边。他回到家，但门已上锁，里面已经有别的人住了。

“我只是想拿照片……”他说。

“现在这是我们家了。”里面的人说，没有开门。

107. “难民被分为两类：有照片的难民，和，没有照片的难民。”某波斯尼亚难民说。

108. 清晨在已经停下的火车中醒来，感觉到自己正面朝大海；五岁第一次知道自己有影子时走过的斯科普里杜尚桥上光溜溜的鹅卵石；与父亲去萨拉热窝边的亚赫里纳雪山滑雪；在长有茂盛地中海植物的达尔马提亚北部岛屿希尔巴岛上度过的某个五月的夜晚；马其顿普雷斯帕湖中一个用石头砸鱼的男孩；少年时在弗尔萨尔的一场为期三天的闪电般的恋爱；去里耶卡的特尔塞服兵役；萨格勒布与贝尔格莱德铁路沿线上一个名字我已经忘了的小站，站上有一个仿佛从曼佐的电影《细看列车》里直接搬出来的小候车室（以及那里稠得像油一样的寂寞）；去黑塞哥维那克尔卡河瀑布的那次郊游；波斯尼亚泽尼察市郊的一条淤泥河，我常沿着它走去以迪特里希姐妹命名的学校，我的鞋带总是松着，因为我不会系；一群斯拉沃尼亚奥西耶克市酒店套房里的蟑螂，以及开着灯睡了一夜；迪奇阿伊奇寄望踢赢英国队的1968年意大利欧洲冠军杯；从萨拉热窝乘窄轨列车去黑山的尼克希奇；人们在斯普利特码头迎接墨西哥奥运会夺金归来的德尤尔德娅·别耶多夫；波斯尼亚乐队白色纽扣在贝尔格莱德一个新体育馆举办的早期演唱会；乌纳河的源头；全国运动会上万人国歌的仪式；苏博蒂察废弃的犹太会堂；篮球明星克雷西米尔·乔西奇的每一张照片；四岁时险些淹死在瓦达河里（与死神擦身而过）；普拉一条隧道般的林荫道，以及下在林荫道上的一次夏季阵雨；格里高利主教像的脚；八月艳阳中奥赫里德街头的静谧与洒在空寂处的光影；小时候在尼克希奇附近一个村庄废弃的屋边尿尿，险些触电；作为少先队员等候迎接访问亚非拉各国归来的总统；第一把捷克产约兰纳牌电吉他；在黑塞哥维那山中搭起帐篷夜宿，慢慢从莫斯塔尔取道内雷特瓦河谷去杜布罗夫尼克；斯科普里大地震；我收到的墨西哥（也可能是委内瑞拉）救援物资里的格子衬衫；玛特克湖上，一个一边演奏某种声音刺耳的东方乐器，一边唱着歌的流浪汉：我们喝茶吃啥好，土豆面包和奶酪……

所有这些冰冷、伤感而客观的画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语词描绘的画面），都来自过往生命中的前祖国，一个现已不存、也永远不可能再次联合的国家。米哈伊洛·P.在一封信中写道。

109. “我越来越认为我们只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了……”佐兰说。

110. 柏林的跳蚤市场与海象罗兰吞食了太多不消化物的胃极为相似。与其长期掩盖的瓦砾即将破土而出的魔鬼山也极为相似。柏林的跳蚤市场是开放的博物馆，展览着过去与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在柏林跳蚤市场内，不同时期与不同意识形态得到和解，万字符混在红星里，每一样不超过几马克。在柏林跳蚤市场内，各种幸存下来的军装与肩章和谐地堆叠在一起，穿过他们的人很久以前已经死了。他们相互摩擦着、挤压着，飞蛾是他们唯一的敌人。

在柏林的跳蚤市场内，不拘来自何方的人都可以做生意。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吉卜赛人、前南斯拉夫人、德国人、俄国人、越南人、库尔德人、乌克兰人……已逝的日常，时间的垃圾，都被他们当作纪念品，在这里贩售。这里能买到大量没人要的东西：别人家的相册，不走的表，破口的花瓶……现代商业世界有一种发明，叫奇趣蛋，一种包着巧克力壳的塑料蛋，蛋中装有小零件，可自行组装——这些塑料小零件的利润很高。

111. 在柏林跳蚤市场内，相册的售价在一到两马克之间。成堆的相册就摆在那里。有些相册的照片流到了外面，有些遭到过虫吃鼠咬，有些里面的照片已经不见了，还有一些看起来非常新。我偶尔见过一本相册，看起来曾经属于一个孤独的上了年纪的女人，从照片可以看出她曾喜欢到处旅行，拍照留念。我看着胖大衰老的她，在埃菲尔铁塔前拍的一张照。照片下面她工工整整地写道：我站在绮丽的埃菲尔铁塔前，它代表着美轮美奂的巴黎，1993年4月21日。

这是相册中最后一张照片。

112. 克里斯蒂安·马克雷在展馆四壁上钉了一圈大小相同的照片。照片都面朝下。从背面看，它们都是老照片了，有些照片上可以看到拍摄者的印章，有些上面写着致辞。泛黄的相纸上渗出斑斑锈迹。墙壁仿佛被某种奇特的植物所侵略。这些照片仅仅因为被钉在了墙上，仅仅因为岁月而看起来有些变形，看起来就突然具有了生命，一张张活了过来。

113. 土耳其小贩坐在卡车车厢里，巡视自己的疆域：一堆散乱的旧书、唱片、相册与照片……这位贩卖死灵的人静静地坐着，吸着烟。每当有人询价时，他便用手指示意：一马克、两马克、三马克……

东西比人活得要久。相册比相册的主人更长寿。旧大衣里藏着许多场漫长的生活，它曾对某个人具备某种意义，今后还会对别的人具备别的意义。灵魂就是这样迁徙的。

这里是波斯尼亚难民聚会的地方。他们追问谁从哪里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变成了什么、那个现在又在哪里……他们交换信息。他们的聚会单位以乡镇为划分。聚会过程中，他们会买一些东西，好让在难民之家的房间看起来更有家的感觉。

每到周末，这里的古斯塔夫——马勒大街上，早已不存在的波斯尼亚国，在空中重新画出自己的版图，重新画出它的镇、它的乡、它的河与它的山。版图短暂闪耀，旋即化作泡影消失了。

114. 我在柏林跳蚤市场翻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我猜，也许是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地区的德国士兵，不过看不出他的军阶。照片里可以看到他与他的妻子，二人都穿着平常的衣服。大部分照片都是风景。有几张拍的是宁静的布拉格（战争旅游胜地），还有大量照片拍摄了同样宁静的巴伐利亚乡村。照片多摄于冬夏两季。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是有艺术追求的。他喜欢拍被窗户、开着的门或者隧道等东西框定下来的自然景物，且尤其喜欢表现高度的场景，比如沐浴在阳光中的雪山之巅，比如河谷与湖泊的俯瞰图。照片里没有孩子，没有父母，也没有其他人。时间从“二战”开始，至“二战”结束止。整本相册人迹匮乏，传达出一种空旷感。种种迹象表明，它的主人或许希望用沐浴在阳光下的雪山之巅这一美学的意象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115. 美国黑人简喜欢柏林，也了解所有欧洲人，她在柏林跳蚤市场买了一些旧照片，叫人整整齐齐地框裱起来，挂到墙上，现在正眉飞色舞地讲着……“这是我曾祖母，这是我曾祖父，这是我爷爷，这是奶奶，这两个是我父母，这些是我阿姨……”

“里面没有黑人。”我注意到。

“你真残忍……”简笑道，摇了摇头。她的头发梳成许许多多细细的麻花辫，看起来像某种意大利面。

116. 在精神分裂的柏林，存在着两座相互冲突的城市：一个柏林想要遗忘，另一个想要铭记。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汉堡大街上做了一个代表另一个柏林的装置。装置的名字叫《消失的房子》。

汉堡大街上曾有一幢房屋，它于“二战”期间被毁。在相邻房屋的侧墙上，波尔坦斯基钉上了被毁房屋居民的名牌和职业。大部分居民是被纳粹杀死的犹太人。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是本世纪末最伟大的档案保管员与传记编撰者，极其擅长重建无名者的一生。他的装置艺术——无数用绳子串起、装满属于无名者的照片与纪念品、好像装儿童尸体的小棺材一样大小的硬纸板箱——无异于柏林跳蚤市场归类收纳后的版本。人类垃圾通过被回收进入艺术展览，获得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永恒的生命。

117. “来看一看！罩衫！罩裤！长短内裤！来看一看！”一个吉卜赛女人在古斯塔夫——马勒大街上喊道。我在一大堆衣服前停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

“你是我们那儿来的……？”她小心问道。

“对，我是。”我说。

“你是哪儿来的？”

“萨格勒布。”

吉卜赛人的脸上立即露出热情的笑容。

“嘿！她是克罗地亚人！”她喊道。

“克罗地亚哪里？”一个吉卜赛男人问。

“萨格勒布……”

“哦，萨格勒布啊！我们以前也去过……那里地势很平呐，你知道萨格勒布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以前住在萨格勒布哪里？”

“市中心……”

“我们是波斯尼亚别尔吉纳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生活……你住在哪个heim？”男人问。

“嘿，她是我们那儿来的……”吉卜赛女人又喊住一个过路人。那人停了下来。

“你们哪里？”

“萨格勒布。”

“我是泽尼察来的……”他说。

队伍逐渐扩大。我们都意想不到地热烈起来，好像在集体参加某个小孩的生日聚会。我们聊着天，问着家长里短的问题，愉快地说着我们都知道的村镇的名字。他们都是波斯尼亚人。我是唯一的萨格勒布人。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不是难民。天上下起迷蒙的细雨。我们毫无理由地笑着，几乎像一家人，我们仔细端详彼此的脸，嗅闻彼此的气味，快乐地摇着尾巴……接着又突然涌起了伤感之情，不安地左右顿足，耸肩，点头……

吉卜赛女人摇着头叹息道：“唉，愚蠢的人……唉，愚蠢的人！”

118.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用来陈列小东西的。那里的玻璃展箱中装着贝贝颂牌婴儿食品；色彩鲜艳的塑料购物袋（Einkaufsbeut）；用来放调味料的白色塑料筐；一件1969年东德成立二十周年时用当时的新面料聚酯纤维制成的男士礼服，上绣东德二十周年字样；一只纳尔瓦牌电灯泡；一台克梅特牌搅拌机；东柏林颁发给五好家庭的金色门牌（Goldener Hausnummer）；美国飞机残片制作的越南纪念品；少年先锋队的蓝领巾与蓝制帽；刻有Heute keine Ware[德语，意为：今日无货。]的告示牌；直升机中的小沙人，一个根据动画片《小沙人》（Sandmännchen im Helikopter）制于1972年的玩具；一个忠实反映了东德典型的三居室格局的公寓模型（儿童房的墙上还贴了一张小小的《小姐与流浪汉》海报！）。

“萨沙小时候我给他吃的就是贝贝颂。”佐兰说。

“我们那里也有《小姐与流浪汉》……”佐兰说。

展馆的另一角展示着五十年代西德的一些小东西。一间现代厨房；可口可乐与口香糖的海报；沃立舍牌点唱机；家用鸡尾酒酒吧；一辆大众小汽车；一台飞利浦电视机；一个当时流行的刺猬梅吉公仔；1951年设计制造的一条连衣裙，上面有各航空公司与机场的名字。

“我家的厨房跟这个一模一样。”米拉说。

“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博物馆了。”佐兰说。

“国家都消失了怎么会有博物馆。”米拉说。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会走路的展品……”佐兰说。

“但国家不存在就意味着集体记忆不存在。周遭事物的消失会带来我们对日常生活记忆的消失。而且，虽然这一点未得到言明，但怀念一个前祖国似乎是被禁止的。到这种禁止被取消时，人们早全都忘了……而且不会再有什么留下来让人们去记忆。”我说。

“那大家所记得的一切，就等于从未存在过……”米拉说。

“我什么都记得。”佐兰说。

“你记得什么？”我问。

“比如加夫里洛维奇肉酱。”他说。

“我也记得一些事。”米拉说。

“你记得什么？”

“第一罐南斯拉夫洗衣粉，普拉维·拉迪昂牌的！”

“我也记得一些事。”我说。

“你记得什么？”

“第一个南斯拉夫电视剧，迈克·邦焦尔诺和凯斯勒姐妹演的《一号工作室》。”

“你们看，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我们都是移动的博物馆呀……”佐兰说。

119. 佐兰说：“我出生在一个给机关办事员住的楼里。我们的公寓有四十二平米大，在一个半层上。怎么跟你形容半层呢？就是你站在比如13号和14号当中，然后你走几步楼梯，你就到了15号和16号门前。那里住着西莫·所罗门和亚当·斯塔尔切维奇。13号和14号面朝楼后的院子，15号和16号跟我们家一样朝向另一边。我们这边与朝院子那边的人区别很大……

“说起17号和18号嘛！他们也是朝院子那边的，但比我们高一层。也就是高半层意思。你明白了吗？上下两户的墙壁是有交集部分的。从我家的卫生间可以听到18号有人弹钢琴。他们家的钢琴腿，大概就在我们家马桶水箱抽绳把手的高度。

“有一回18号女人的儿子需要天鹅绒外套去参加音乐会，母亲就把我的借给了他；后来我哥需要看军事百科全书时他们却不肯借给我们……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把钢琴弄上去的。走走廊肯定是不可能的，楼梯太窄了……

“我好朋友的父亲就是在那条走廊里自杀的。他在去看亲戚的路上，走到一半，从顶楼的楼梯口跳进了楼梯之间的窄缝里。那个亲戚叫拉特克维奇……

“好像有人说，那家的钢琴是从楼外吊上去的……

“拉特克维奇家的儿子跟我上的是同一个学校，但不在我们班。他学的是英语，而我学的是俄语。他住在有钢琴那户邻居的正上方，那是我们楼最高一层。他父母去上班时，他经常坐在他们家阳台的围栏上，两条腿在空中晃来晃去。叫院里的孩子抬头看他。我们经常在院里的晾衣架上做引体向上……

“我很早就恋爱了。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他的眼睛特别黑，特别大，睫毛特别长，小腿纤长健美，大腿也很结实。我以前经常把腿揿在椅子的坐板上，想让小腿充血变粗，让细细的红色血管浮现出来。关于他还有一件事也很吸引我，那就是他父亲去世了。”

120. 一个波斯尼亚女人穿着波斯尼亚传统灯笼裤，站在柏林地铁阿登纳广场站出口，看似完全迷失了方向。

“我在哪里……”她无助地问。

121. 贝尔齐格大街的I Due Emigranti[意大利语，意为：两个移民。]餐厅里有一幅巨幅三折油画，画的是餐厅老板的一生。最左边一折画着一个沿海小村（小村面海），当中一折是一条小船载着两个男人与一些行李箱（两人都戴着盖帽）；最右第三折是一幅德·基里科风格的超现实城市景观。仔细看还会发现，这第三折画的是1989年。唯有通过长时间的仔细观看，一个人才能在画中发现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尖顶，U线选帝侯路堤站，和一片正在分解的柏林墙。餐厅一侧墙壁画满涂鸦，只能看出一个词：那不勒斯。

如果食客自己也是流亡者，他就会发现三折画中的第三折，虽然画得很业余，却能击中他心里的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这幅自传式三折画的最后一折没有去表现柏林的意大利餐馆，却表现了一种幻觉。

122. 流亡者总会觉得，流亡生活的构架与梦境很相似。突然之间，他忘记的脸，他不曾见过的脸，他肯定以前从没去过却觉得似曾相识的地方，都像在梦中一样，一齐在他面前出现。梦境是一片磁场，它吸引着过去的、现在的与未来的画面。流亡者突然会在现实中，看见受梦的磁场吸引而出现的面容、事件与画面；突然间，他会觉得自己一生的传记其实早就写好了，他不是因为外部原因，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流亡的，他只是在遵循命运早就为他编织好了的人生轨迹。这一可怕的想法同时又十分具有诱惑力，流亡者深陷其中，开始把日常的种种迹象当作征兆来破译。突然他会发现，一切事物似乎都符合着某种神秘的内在和谐，都能用一个闭环的逻辑链串起来。

123. 我坐在普伦茨劳大道天文馆的穹顶下，把脚搁在面前的空座上。穹顶上，星体雨点般向我落下。

“Wo bin ich？”我问。

124. 柏林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有西柏林与东柏林两张面孔：有时候，西柏林的面孔会出现在东边，而东柏林的面孔会出现在西边。柏林的面孔，有时候还会与其他城市的面孔出现叠加。去克罗伊茨贝格时，我分明看到了伊斯坦布尔，坐S线远离市中心，则会来到莫斯科的郊外。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六月走上柏林街头的数百异装爱好者，既是它畸形面孔的真实写照，又是一种隐喻。

夜幕降临前，深皮肤的塔米尔人走上街头，贩售玫瑰，他们长着稚气的圆脸和湿润的眼睛。谷仓区幽暗的小巷与咖啡馆中，年轻人倾情演绎着末世后景象。白种牙买加人顶着脏辫走过铺满消逝生命的街道。奥拉尼恩大街烟雾缭绕的酒馆里，土耳其人就着土耳其音乐玩扑克。U线列车站台上，阴风舔舐着张贴在一起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选帝侯路堤上明亮的宝马车店内，德国青年露出胸口与汽车合影留念。选帝侯大街上距离爱因斯坦咖啡馆不远的地方，一个波兰妓女神情紧张地来回踱步。一位美国犹太同性恋作家为找男妓逛了好几个酒吧，终于找到一位为逃兵役来到柏林的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青年。从萨格勒布杜布拉瓦区来的没有牙齿的吉卜赛人阿拉嘉，在欧罗巴中心门口笨手笨脚地演奏着一个儿童音乐合成器。柏林动物园站门口，一个面颊凹陷的年轻人，露出断腿坐在沥青路上乞讨。路人丢下的硬币打在他面前肮脏的硬纸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纸板上写着：Ich bin aus Bosnien。[德语，意为：我来自波斯尼亚。]

125. 陶恩齐恩大街13号四楼有一家JOOP女子健身中心，是伟大的尤尔根·乔普博士所创办的连锁健身房中的一家。中心临街的巨型玻璃窗后摆着许多运动器械，窗户正对欧罗巴中心与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后者被柏林人称为灵魂的筒仓。欧罗巴中心的顶端，缓缓转动着梅赛德斯的三芒星。

在这座城市中，这个健身中心就是我用来治愈身心的殿堂，我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安慰，因此经常光顾。我站在踏步机上（这是我唯一使用的器械），将目光投向梅赛德斯三针星标志。一二、一二。我原地做着攀爬。

女战士们纷至沓来，这些强壮、苗条、年轻的女人，都有完美的肌肉和线条清晰的下颌，脸上带着旁人难以理解的表情，一个个与我有着很大区别。一二、一二。我们排成一行，一同攀爬。我们，这些会动的玩偶，各自决定着自己的节奏。前方的三针星标志缓缓转动着，几乎有催眠的效果。这位金属女神，仿佛一束祛除城市粗糙疤痕的激光，一点点弥合着不同时间、不同世界、过去与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分歧……

我听着自己的心脏在夜色中跳动。怦怦，怦怦，怦怦……突然有些被打动了，好像体内有只迷了路的老鼠，出于恐惧，正在敲打我的心墙。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对那个国家混乱的记忆，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在这里，在我面前，是一场并不通往任何地方的攀爬。

我只要抬头，便能看见那金属的三针星标志，只要低头，则能看见从萨格勒布杜布拉瓦区来的没有牙齿的吉卜赛人阿拉嘉，坐在欧罗巴中心门口的一把折叠椅上，笨手笨脚地演奏着一个儿童音乐合成器。

一二、一二。我向天空映照下的三芒星——那抚慰人心的天使——鞠躬，用身体力行的攀爬，向对此毫不在意的乔普大人致敬。有时我也想到，也许我应该离开，但每次都留了下来。我不知道离开这个玻璃球，我能去哪里。再说，我的脚累了，我的脚似乎黏在了踏步机上……于是我咬紧牙关，脸上带着旁人难以理解的表情，继续在原地攀爬着……

透过窗玻璃，我能看见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残破的塔顶。没有谁能看见站在这个角度的我，除了那些在塔顶上小憩的俄国大喜鹊。柏林人说它们每年冬天都来。它们迁徙至此，因为这里的气候更温暖……

---1991年—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