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当山雨欲来，但还没有多少人觉得可能演变为战争时，奴莎曾说过一句当时听来不切实际的话：“我觉得每一家都应该出一个人去保卫祖国。”

1991年秋，第一批被送上前线的人中，就有她十八岁的儿子。

我们第一次去奴莎家时，那孩子才刚出生……

可爱的奴莎……奴莎是我们中最漂亮也最有女人味的，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她。她高挑，骨骼精致，非常苗条，举手沉静，投足轻盈。她有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眼珠，面容上总是染着一层淡淡的轻愁。微笑就踟蹰在她唇边，随时准备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这表情看起来，好像她正要去揶揄谁，又像是她自己刚刚受了唐突。

很长一段时间里，奴莎身上都带着婴儿与婴儿皂的香味。第一个后她又有了第二个儿子。

奴莎搬新家时我们也都去了。房子在山上，露台俯瞰一片绿坡。整个山坡都是奴莎的。山脚下有一棵刚种下的小树，看得我们有些感动。它似乎在英勇保卫着奴莎，不让她受恶灵的侵蚀，似乎在祝愿她一生和谐美满，并写完关于俄国符号主义的博士生论文。因为有了小树的加持，那天我们没有摆牌阵。

奴莎通过关系把儿子从前线调回来送进一所大学。然而，他很快就自己回到前线去了。人们说这是对战争上了瘾。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叫人成瘾……据说她的父母先后死了。丈夫也越来越不肯回家。白皙的奴莎脸色越来越黑。

那片绿坡简直变成了树林。一开始，奴莎还会听取一位景观园艺师的建议。世界上有景观园艺师这个职业我们还是从她那里知道的。但现在，据说奴莎沉迷于种树，经常把树种拖回家种起来。她知道什么树长得最快，于是就只种那些树。人们还说，奴莎已经把树种到了露台边……

顺便说一句，我打听过了：世上长得最快的树是白桦。

阿尔玛经常翻到好牌。可能因为阿尔玛对待人生也是如此，所有人生大事对她来说都是竞技游戏，她要做的就是赢，就是保持领先。

新时代降临伊始，她准备指认父亲，一个已故的旧党将军，为杀人凶手，好像已经感觉到正确的一方很快就会变成错误的一方，而错误的一方很快就要变得正确了。

“他不是凶手又是什么？”她带着坚定的信念这样说，得以独善其身。

有一回，我在柏林买了一份克罗地亚报纸，看到她的名字。报上有一个请愿书，倡议归还居民购买国有住房的权利。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就放弃市中心的那套将军府。再说她凭什么放弃？阿尔玛很清楚，革命从来不是为了正义而发生的，革命的发生是为了房子，为了效益，为了地皮，为了领土……父亲获得那套海边的房子，是因为效忠了某个理想；在新的历史时期，还会有新的杀人凶手，以忠于新的理想之名，搬进那套房子。

“男人不懂怜悯……”有一回她说。

其实她心里知道，没有人懂得怜悯，因此她严阵以待。她申领了两本护照，在家附近的街区又买了一套房子，从西城搬到更安全、更欧化的城区。她把儿子远远送到另一个欧洲国家，好让他没有被禁足的后顾之忧。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不给偶发事件留下任何余地。就好像她是我们中唯一明白自己在与虎同眠的人……

诚然，她对许多事也不无厌恶。她的邻居出门度假，有前线归来的克罗地亚士兵携家带眷占住进来，邻居回来后只能流落街头。这件事叫她义愤填膺，久久不能平息。搬进来的那户人，那群新的革命者，连衣服都不让邻居回去拿，更不用说别的东西。动物性是人类的第一天性，其余一切不过是有条件时的良心发现。那些不多的理想、教义，别管是什么，是什么都不重要，不过都是些包装，不过是为了将人的粪便包起来，别让臭气熏到了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脑的人都懂得见风行船，在黑暗时期变得铁石心肠，成为一种新的人类品种：胸襟缩小、眼眶增大。

诚然，她对许多事也不无厌恶，但她无意成为英雄。何况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英雄的下场。短短几年前，她才刚去父亲出生的小村，在一所以父亲姓氏命名的学校里，参加了父亲雕像的剪彩。她本不必去，但还是去了。不过几年后的现在，雕像很可能已被推倒，学校的名字（那也是她的姓氏啊！）也换了。

阿尔玛的美独树一帜。她有雌雄同体的中性味道，古铜色的短发又柔又亮，颧骨线条分明，嘴唇宽厚，笑容开朗。她出门总是穿戴得非常整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铜的发色变深了，变成一种更美的栗色。她身边总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情人。她坚持认为，对女性性爱与情感世界来说，三角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这与她早年就知道男人不懂怜悯而且看了《祖与占》不无关系。她平均每七年更换一个情人，丈夫则经年不变。所有阿尔玛的情人至今还都单身。

她从不屈服于人。据她说自己祖上是亚得里亚海盗，祖先留下的基因不许她向任何人屈服。她要像军人一样生活，定期做形体训练，定期做美容，定期做心理治疗，定期去看牙、美发，每个冬天她都去滑雪，每个夏天都要去海滩，每一季度去的里雅斯特给衣橱换季。阿玛尼，莫斯奇诺，米拉舍恩，费拉加莫，克里斯奇……高雅富贵的阿尔玛只穿最贵的丝绸长筒袜，只戴货真价实的珠宝。

阿尔玛明白，只有对自己的心严加管控，她才能够享用到某些特权。她文论写得越来越精彩，却鲜有人知。但她不在意。她已经放下芥蒂，接受了学院、学术、文学、文化领域的高位永远属于男人的现实——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一样。

在日本度过的一年里，她还联系了位于北海道的斯拉夫语学院，多亏有阿尔玛，八竿子打不着的克罗地亚人与日本人，竟被她的文学学术项目联系到了一起。

我想象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充满绅士风度的大岛博士，身量矮小，专门研究俄国诗化散文，被阿尔玛迷得神魂颠倒。携带海盗基因的高挑白种女人，大刀阔斧地粉碎了他瓷器般脆弱的心脏。在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大岛博士都深深地迷恋着阿尔玛。

尼娜在一个亚得里亚滨海小镇教俄国文学。小镇靠山，山上住着塞尔维亚人，山下海边住着克罗地亚人。1991年，她的一些学生拥进山里，回到自己人身边。后来对小镇的轰炸也有这些学生的参与，这一点不无可能。而尼娜，她不喜欢谈这些事。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尼娜彻底将生活搬进文学里了。她沉浸在别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的海洋里，完全不想靠岸。我还在萨格勒布时，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你听到了吗……？”她会突然说到一半停下来。

话筒中，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枪炮声。

“他们又在打了。好像今天的指标还没完成。”她平静地说，仿佛只是在聊天气，只是在说下雨。

“那是你的学生在向你开枪……”我会开玩笑说。

尼娜轻轻地笑了，笑声喑哑，像一个老人。

“那些开枪的都是些傻子，不是我的学生。”

“你干吗不走？”

“我干吗走？”她总是以决绝的语气结束这个话题。

尼娜本来大可以回萨格勒布。她的父母都在这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待在那个小镇里，与她刚融入不久的镇民们一起面对战争的命运。好几个月里，她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水，也没有暖气。而她非但不离开——这个矫健纤细、轻盈柔软、绿眼睛、猫脸型、永远绑着一个发髻、永远穿着黑衣服的尼娜——还养了一只猫。

“贝西摩特比中央供暖还暖和。”她说。

那些个月里，尼娜通过卫生间与世界取得联系。她将电话机带进卫生间，那是她家里唯一安全的地方，然后裹上睡袋，躺进浴缸。她在浴缸边放了一张小桌子，在上面准备好烟缸、香烟和酒，然后轮流给每个人打电话，阿尔玛、多蒂、奴莎……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什么坚持待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小镇上，待在自己学生的射程内。她的学生有些已经入伍，有些加入的是我们的军队，有些加入的是他们的军队，大部分人因为战争而停止了学习……我只能认为尼娜是为了遵从生活的安排，因为生活将她带到了那里……而贝西摩特也习惯了她的陪伴，她的邻居，乃至于其他一些人，都需要她的帮助……

久而久之，她就像一株植物一样，长在了浴缸里，长在了过去只在小说里读过的战争的日常里，并最终长在了她的自由里。她终于不用再对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喝酒了。她们说她越喝越多。她们还说，当禁足令放宽后，她曾来过萨格勒布，参加一个斯拉夫主义者集会。大家都觉得非常尴尬。阿尔玛、玎卡和多蒂，她们自然都站在了她这一边，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她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将她除名了，她不再属于她们的小圈子，况且她本来就难以相处，让我们的外国同事看见她这个样子也着实难堪。

有时候我想应该打个电话给她。但很快又会打消这个主意。主要因为我没有她的号码。我想她应该能告诉我一些汉娜的近况。只要情况允许，尼娜是经常给萨拉热窝的汉娜打电话的。不知为何，我确信她们至今仍有联系……

波斯尼亚境内一开打，多蒂就紧张地给汉娜去了电话，欣慰地发现她还活着。但她对汉娜对政治的无知很有意见，至少多蒂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你怎么样？”多蒂问。

“他们在开枪……”

“谁在开枪？”

“每个人。”吓坏了的汉娜说。

“如果她还不能说出这是塞尔维亚人在开枪，那我真的看不出还有什么必要再打电话给她了。”多蒂结束了有关汉娜情况的汇报。

此后一段时间，汉娜被遗忘了。再后来，萨拉热窝的情况越来越糟，电话线被切断，进出都遭禁止。然后，某个与萨拉热窝有关联的人突然想起汉娜，说她小时候曾是共产党，另一个人点头称是，说实际上汉娜一直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又有人说汉娜的丈夫虽是塞尔维亚人，却不帮自己山里的同胞而替萨拉热窝打仗。于是，汉娜又复活了。更有甚者，恰恰由于她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她的形象反而比过去更亲切了。我们似乎在利用她来修补我们之间的裂痕，好像她的名字能够打开一条通道，通往一段已不存在的共同的时光。“汉娜怎么样？”“你跟汉娜联系了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我们确实做了点什么，虽然有时，我们对汉娜的关心与其说是为了汉娜，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能有共同的事情可做。我们给她寄有官印的信件，寄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请柬，我们请国外的同事帮忙……有一天，汉娜的妹妹来到萨格勒布，预计只待一小段时间，此前她已经同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在布拉格作为难民生活了一段日子。我们聊了很久，想知道如何才能帮汉娜和女儿离开萨拉热窝……

1993年2月，我收到一封汉娜的信。我没有回。当时我即将离开萨格勒布，正带着一种自杀性的高昂情绪，准备抛弃我的永久地址，奔向充满各种临时地址的未来……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因为这里的事，对外界的朋友，我真的有些说不清。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口头表达能力，落于书面自然更难了。尽管如此，有时一个友善的举动却能叫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动力，这多么神奇啊……比如我妹妹告诉我说，在萨格勒布，你们接待了她的事。

请替我感谢所有为我的证件奔走的人。我们，萨拉热窝人，我们每一个都像老鼠一样，掘地三尺地寻找着出去的道路，但我们同时又都知道，离开诚然能保全性命，但这性命自此将毫无意义。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一个萨拉热窝人一旦离开萨拉热窝，他所感到的将不是宽慰，而是羞耻。我不知如何向你解释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这种动物求生欲与爱国主义的混合交织，这种情感我们在书中读过，也曾以为只有书中才有……我试图说明的这件事，其实不说也罢。但既然现在我已切实考虑要离开，我想还是说一说，我想知道自己还活着。你们的邀请给了我合法离开的希望，这希望一来到心里，就由不得我不去想它了。主要是因为伊妮丝，她已经十一个月没出去过了，天天睡在食柜里，此处没有一户人家未遭到炸弹的轰炸，也没有一个地方不随时面临着被炸弹轰炸的危险……我们街道只有她一个女孩，她的五个朋友都是小男孩。他们每天一起到四楼、三楼或五楼玩两个小时，冻得像冰棍一样回来吃晚饭——幸运的话，我们六个能分食一个美军丢的救援包，但也有吃不到晚饭的时候……

要我怎样来描述这种在自己的家乡当流亡者的感受呢？去年四五月间我们还住在家里，后来不得不离开了。我的家现在成了前线。我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每两个月我们与她联系一次……要我怎样来描述这种历尽千险只能走出家门五十米，而再往远去则根本不可能的生活状态呢？在这样的生活中，一个人无法打听到至亲的状况，无法再走过那座已经走过千百次的桥……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地看看窗外，寻找生命的迹象……

我能对你说什么？在我的身后，有萨格勒布路上一个防空洞里可怕的记忆，有萨拉热窝街道上鲜血淋漓的场面，有我为许许多多朋友哀悼的日子……我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不知道这场死亡之舞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变了。我们习惯了过一天是一天的生活。觅食、寻找柴禾与水，成了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我们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年代。我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是土豆与洋葱，但我们学会了用奶粉做奶酪。我们用大米做肉饼，还能用大米做波斯尼亚传统馅饼。无中生有是我们用来烹饪波斯尼亚美食的秘诀。我们自己搭灶台，我们学会了劈柴烧火。我们已经砍倒了街上和公园里所有的树，我们并不为它们惋惜。我们没有电，蜡烛也早就用完了。我们自制了油灯与利用各种能源照明的灯具。我们无权抱怨时代倒退了。过去萨拉热窝曾自诩为多重文化交流的大方之地，如今我们只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与之最伟大的产物即将消失的地方。

我日常的工作也许与过去毫无关系了。每周，如果有条件，我会去两次大学。我所有的书都在占领区内，即使有一天能回去，大概也都找不到了。战前我刚出过一本书，但应该连打样都没能留下。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进了艺术系楼，它恰恰落于前线战场上，是萨拉热窝遭毁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溜进本来是我办公室的碎瓦砾堆中，找到了一个副本。对了，我现在开始写诗了，不写理论了……

好了，我已经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虽然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写不出来。我希望它没有太冗长、太词不达意。盼望听到你的消息。在这里，收信是大事。信被送到镇上各种匪夷所思的地方。邮政活动封锁了，但胆大的人、救援工作者、犹太社区的朋友和七日复临会会员还在继续送信。我们也托外国记者带信，可以说用上了一切可能的渠道……

希望我们在萨格勒布重逢。我挺想去萨格勒布，但只能是一小段时间，而且必须是在能回到萨拉热窝的前提下。一切都结束的可能还是有的，虽然还会有一段时间，生活将继续如地狱般可怕下去……因此，我想离开一小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好的。向奴莎、阿尔玛、玎卡问好。爱你们的，汉娜。

1993年秋，我已经置身国外时，听说汉娜终于想办法离开了萨拉热窝，到了萨格勒布。但不知怎么的，汉娜在萨格勒布时，多蒂家太小，阿尔玛家有客人，玎卡因故无法接待，奴莎正好不在城里。而且，奴莎当时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事实上，每个人当时都各自有麻烦事……大家心里都感觉到有压力，相互通电话，都表示愿意帮忙，看在上帝的分上，她们怎么会不想帮忙呢，大家都很热忱，也都很快厌倦了各自的热忱，而且说到底，谁又关心过她们？玎卡的父亲刚刚过世，母亲正在病中，奴莎的儿子又上前线了……接着，时间也出了问题，或者，也许只是她们的时间出了问题。不知为什么大家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去见她，于是就没有去见她，但是感谢上帝，汉娜很好，反正她也不能久待，最后办法也想到了，她借住在了她们的同事家里。这个同事大家都认识，但从来没有邀请过。谁也说不出为什么从来没有邀请过她……

我理解这个有关汉娜的故事。那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场对每个人、每句话的背叛……而个人的背叛，一旦躲在集体的背叛身后，就微不足道，更容易被原谅了。有人摧毁了房屋，有人杀死了住民，有人搬走了家具，有人拿走了剩下的一切，有人怀着兴趣观看这一切，有人怀着厌恶观看这一切，有人闭上了眼，有人干脆离开了……这就是整件事的全过程。

我在国外遇见过许多将去萨拉热窝的记者，也遇见过许多即将回到萨拉热窝的萨拉热窝人。我本可以给汉娜寄信，我本可以给她寄面霜、围脖、手套、钱……这并不难，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为她做这些事，毕竟我为了一些对我来说不如她重要的人，都曾做过这些事。

我的书，我的照片和我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喜欢轻装前行，天性不爱为超重的行李埋单……但仍有两三样东西是我走到哪里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其中就有汉娜的信……

天知道总是为我们解牌的玎卡是否预见到了这一切。我一直觉得她对我们要比我们自己对我们更了解。虽然我也能凭记忆清清楚楚回忆起阿尔玛的活泼、奴莎的沉静和尼娜像猫一样的脸型，但想到玎卡和她的纸牌，浮现在脑际的却不是面容，而是气质。严肃、可靠、谦逊……

“那是因为我长得像土豆呀，而且我气质也像土豆！”她开玩笑说。

男人们都爱玎卡。我想他们爱的是她的独立，和她有自己的房子。玎卡是避难所，是哭泣时倚靠的肩膀，是无需承诺与永恒就能获得的干净的床。她当然不是真的像一颗土豆，但她确实是一个无意于维系任何长期关系的人。

我想玎卡或许是一个害怕正式关系的人。她的第一个丈夫四十岁不到就死了，她后来交往的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恋人，据她们说骑摩托时出车祸死了。玎卡从不提这件事。也许她的这种干涩、喑哑的气质，源自她对情感的严格控制。

她长期与一个已婚男人保持着关系，对方的身材尚有着清晰的线条，有一颗又圆又亮的秃脑袋，每天给玎卡买一束花。由于这些玫瑰，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个人。玎卡对他十分重要。对我们亦然。她是一个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去讨主意的人，她自己有事则从不找任何人商量。故此，我们特别喜欢去玎卡家玩。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奴莎和阿尔玛至今还会去玎卡家玩。

玎卡知道时代不景气，因此总是希望把一切纳入秩序。大学是令人安心的机构，文学是令人安心的职业。我相信她什么都看在眼里，只是不说。每天都有人把在她隔壁办公的老师的名牌从门上拿走。那位有着塞尔维亚姓氏的老师到她办公室诉苦，说自己快疯了，你来，你自己看看……不必看。她当然早就看见了，她只是不说。她心里想，时局如此，确实很难捱，但她的同事一定是能捱过去的，说到底，他的不幸微不足道。如今正值战争时期，成百成百的克罗地亚士兵正因为塞尔维亚人的轰炸而丧命……接着她又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名牌被不断摘掉，自己会怎么样呢……但她立即转移注意力，去想别的事情了。

我想多蒂可能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命运专门写给她的剧本在演绎的人。仅就我们这几个人的生活来说，真实显然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以及我们所持信仰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蒂是不可战胜的。

多蒂出生于斯拉沃尼亚的一个小地方。据说“二战”结束后不久，她的父亲就被乡人用草叉叉死了。因为他打仗时站错了队。多蒂将父亲彻底从自己的生平故事中抹去了，至少看起来是如此。

多蒂少女时，爱上了一个英俊的黑眼睛男孩，他后来成了她永远的也是唯一的爱。人们说他们各自的家世也都很相似。男孩的父亲同样是在“二战”后期的黑暗中被吞噬的，人们说，他父亲遇难的地方在德国。

七十年代，多蒂与丈夫来到萨格勒布，分别进修哲学与文学。多蒂的丈夫生性好斗，不知是签了一份本不该签署的声明，还是说了什么本不该出口的话，不得不出国避难。多蒂因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她在国外学习，为一份微薄的薪水在工厂里洗瓶子，写了许多交织着苦涩和甜蜜的爱国主义诗歌，演绎着命运写给自己的剧本，暗自觉得不无乐趣。当她的同侪在萨格勒布过着灰色的生活时，她则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当然，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美丽、悲伤的难民故事。

多蒂对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及各种现代体制的殉道者有着共鸣，欣然将自己也看做这些媒体的反派明星中的一员。她喜欢把自己想作乌尔丽克·梅茵霍芙。不过，由于多蒂的美学标准经常发生剧烈改变，后来她又摒弃了梅茵霍芙，开始把自己和丈夫想成邦妮与克莱德，这是一对美国电影中著名的银行抢劫犯，同时也是夫妻。但在多蒂自己的电影里，她与她的克莱德并不抢银行。他们要毁掉南斯拉夫联邦，并在任务完成后牺牲，浑身打满南斯拉夫警察的子弹，嘴里喃喃念着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名字。

多蒂除了有这许多天真的幻想外，还曾真的做过一件天真到难以理解的事。三年的流亡后，她主动咬钩，为接受南斯拉夫联邦某文学评委会授予她诗集的奖项，回到了萨格勒布。奖确实拿到了，但夫妇俩的护照也在一入境时被警察没收了。

而这，开启了多蒂人生篇章的第二阶段：殉道。

多蒂身上确实带着政治殉道者的光环，但这种在当时还很迷人的光环，却因她过于积极的个性而大打折扣。而生活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消解了她悲剧境遇的价值。多蒂在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买了一套房，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就连她的克莱德也在一所中学找到了工作。但多蒂则认为，这是新体制下一切都在倒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份中学教员的工作，在她看来，是对她丈夫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极大浪费。的确，她的丈夫时不时地还会被逮捕，尤其是在铁托造访萨格勒布时，但只要他一走，警察也就因为找不到继续拘留这位好斗分子的理由而让他回家了。虽然多蒂不肯承认，但对警察这样无耻地剥夺了丈夫成为悲剧英雄的机会，她其实是有点失望的。我们理解多蒂，甚至有些嫉妒她。虽然我们都有护照，但我们没有命运写好的剧本。

多蒂的样子，令人想到某小镇大婶偶遇上帝之鞭阿提拉的产物。你第一次见到多蒂时，很难确知她究竟是马上要拿起棒针平静地打一件套头衫，还是要跳上战马去打下半壁江山。这其中自然有她眉眼比较像亚洲人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她那头狂浪不羁的头发。它们看起来像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没有被剪过，又长又黑，多蒂甩动这头黑发，就像甩动一条战鞭，当头发挂到前面时，她就像小孩一样把它吹开。

多蒂的脸很有意思。它给人一种暗自较劲的印象，总是挂着一副酒店接待员式的、混合着善意与歉意的表情，仿佛是多蒂精心安排的。多蒂总是保持着它，只在特别罕见的时刻，某些不同的表情才会因为失控而出现。这时，多蒂会毫无理由地脸红，仿佛说谎被捉了现行，然后迅速换回原来的表情，好像那是她的制服。

我们在奥帕蒂亚开会时，发现有一类人特别喜欢多蒂。当时有一个不知是从中国还是韩国来的商务旅行团，一直跟着多蒂，像被施了魔法。后来，多蒂说，这群不知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旅客，在她酒店的套房门口转悠了一晚上。

多蒂认为文学是观念与思想的集合，她喜欢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勾连，喜欢研究文学乌托邦。她用思考的能力，弥补自己阅读量的不足。

多蒂酷嗜写信；多蒂真正的自我也许都体现在了她对书信的酷嗜上。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写便条，虽然我们都有电话机，虽然那天我们刚刚见面长谈过，虽然翌日我们还要再见面长谈。多蒂喜欢在书信与便条里为自己之前谈话过程中的某些无心之言而道歉。然而她的信都晦涩难懂，很难看出她究竟要说什么、那些注脚中所指的又是什么。尽管如此，多蒂的书信癖也有过一段比较光明、有建设意义的时期，那时她总是给工厂写信，一旦买到的东西不合她心意，她就写信投诉。社会主义的工厂对顾客投诉这种现象极其陌生，很快会给多蒂重发货物。因为爱写信，多蒂的电费、煤气费和电话费都降低了。我想那些被信件轰炸到喘不过气的公司，大概到最后都不得不举手投降。多蒂当然也写信给权力机关，索要自己和丈夫的护照。而只有权力机关，面对多蒂的这种书信表现主义，能够岿然不动。

我乐于想象多蒂人生的第三章是从那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出现后开始的。当然，他的出现，与她发现线人，确实发生在同一时期。多蒂发现自己家的楼里常年住着一个警方的线人，而且就住在自己隔壁，现在已经是个管道工人；整个故事并不有趣。

“偷窥的猪猡！”多蒂说，眼里闪出一种隐藏至今才爆发出来的新的光芒，显示她人生的新篇章就要开始了。我们都不太懂，何以重要的事情这么多，她却要为一个以前做过线人的管道工人大动肝火，决定将其归咎于警方长期以来对她施加的创伤。

多蒂之所以能查出这位密探的底细，是因为代替原共产政权执政的新党从旧政权手中接过了它所有成员的档案。而与此同时，多蒂的丈夫加入了新党，对它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力。多蒂自己也全心支持新政权。当地媒体一天到晚在宣传该党的事迹，称其实现了克罗地亚国民做了一千年的梦。这也是多蒂的梦。唯一奇怪的是，梦想成真后本该平静下来的多蒂，却燃起了另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疯狂。

啊，多蒂……后来的事，至少在我们看来，发生得太快，如今已经很难理清头绪……发现密探后，多蒂在家中书架上的斯宾格勒与康德后面发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于是我们也就都知道了——因为多蒂什么事都告诉我们——原来掌权的新党不仅给党员们提供了旧党成员的名单，还给他们提供了武器。父辈的阴灵真的来索债了，就像我们不同寻常的访客阿尔弗雷德说的那样。不过在当时，我必须说，我所认为他们真正索得的偿还，是一份每个执政党党员都能享用的三千马克的长期贷款。“我现在至少可以去给自己买个像样的祖坟了。”多蒂说……

是的，后来的多蒂变了。她又活跃起来，她的胸中又燃起了正义的火焰，她绝不轻易原谅，决不允许哪怕是一丝疑点。人们说她那几个月里一直在废寝忘食地搜集每个教职工的个人材料，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加号与减号。我无由得知她的心意，只能猜测加号代表克罗地亚与忠诚，而减号代表非克罗地亚与不忠诚，两个减号可能是塞尔维亚与密探。她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克罗地亚人的千年梦想，为了保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与完整，为了保卫一个她一生都在为之默默奉献与牺牲的理想。冥冥之中，她父亲，那个五十年前站错了队的人，他的阴灵一直注视着她。是的，多蒂要替父亲的惨死索债，要替自己无父的童年索债，要替自己失去的护照索债，要为因此而无法去那些我们都去过的外国而索债，要为自己也为丈夫索债，与此同时，她也绝不放弃对自己伟大与正义的命运的信仰。

啊，多蒂……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滥用我们这个词……她将自己对南斯拉夫及铁托的恨意化作了对他的复制品、铁托的将军与追随者、新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的爱意。仁慈的失忆症让她完全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不久后，当她看到克罗地亚军队开拔前线时，她会竖起胜利的手指，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仇恨那些野蛮、好斗、嗜血、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她会继续写信，以个人名义寄给许多外国的政客与公知，在他们中寻找听众，有时，她还真的能找到听众……

啊，多蒂……我想着第三章的人生，无疑是她对自己人生故事的一次捍卫。我去萨格勒布时见过她一次，在电视上。“我很高兴，我们的胜利是干净的。”她就一系列克罗地亚的伟大胜利，面对摄像机这样说。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剪短了，她穿着正装，脖子上的金十字架大得突兀，闪着自以为是的光。某一刻，或许是由于电视画面突然的闪动，又或许是我的想象使然，一瞬间我突然看到了许多个多蒂的重叠，被她的自相矛盾与二元统一惊呆了……那一刻的多蒂既像由男性变装而来，又仿佛一个复仇天使，真叫我说不清是哪一个。

那次短暂的萨格勒布之行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些早就知道的事，看到了成百上千人被赶出家门无家可归，看到那终于替人民实现了千年梦想的权力机关目无法原则、暴力执法，看到了大规模裁员，看到了贪婪、不知餍足、犯罪、发国难财的人，我得知许多村庄被烧毁，村民被驱逐……也知道了许多从前并不知道的事。比如，我得知在此期间萨格勒布有近千人自杀，大部分是克罗地亚士兵和老人，前者帮我们获得了干净的胜利，后者本来可以继续活下去，但已没有足够的养老金供他们生活……

当然，我还得知了多蒂频频获得的新的荣誉、新的功勋。由于她加入了正确的一边——因为她这个人是永远不会站错队的——自然也就成了文化政治生活中每每被人提及的标杆人物（文化与政治当然是不可分割的），成了这个协会、那个团体的会员，这本刊物、那份报纸的主编……忠贞不渝的多蒂不仅要高举自己的旗帜，还要高举丈夫不慎落马时掉落在地的旗帜：新政权将多蒂的丈夫作为外交官送到了他父亲五十年前被黑暗吞噬了的国家。他父亲的阴灵显然也降临在了他的心里，一如多蒂父亲的阴灵降临在了多蒂心里一样。他开始酗酒，开始像训练有素的警犬一样到处嗅闻，人们说后来大家都受够了他，因为怕惹上麻烦，他们把他调走了。是的，多蒂要为自己，也为丈夫正名。

有时我觉得多蒂真实的本性就隐藏在她所写的洋洋洒洒的信里，这些信总是在道歉、总是在要求……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苏联时期，有个穷人经常做同一个梦，梦中斯大林叫他早上七点去他那里开会，而他却到了八点才醒，醒来后，这个穷人挖空心思，想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借口。如今我想，或许多蒂脸上永远挂着的抱歉的表情、她对写信的酷爱、甚至她涉足文学本身，似乎都是为她迟到了一小时而找的借口。可她究竟在怕什么，又究竟在恐惧谁呢？恐怕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不过我知道，在画满加减号的系教员名单上，我的名字后一定有一个、甚至两个减号。多蒂的减号。而我想，曾经我在女伴圈里，是多蒂最喜欢的人。

后来我在柏林时，还有一次想起了多蒂。朋友寄来的信里夹了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访谈，上面有一张很大的多蒂的照片。访谈中，多蒂聊到了自己的新书，聊到了作为命运的文学，或是作为文学的命运，接着她抨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道德沦丧，呼吁在国民生活与文化中恢复道德准则的地位——并在呼吁中，又一次驾轻就熟地使用了我们一词。“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新的、道德伦理下的后现代社会。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她说，接着她提到了我，我的名字真的大写加粗地出现在了访谈报道里。多蒂谴责我像许多后现代人一样缺乏道德底线，然后以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束了访谈。“柏林墙虽然被推倒了，但一堵新的墙，已经在我们心中竖起。”她说。据我对多蒂的了解，这句有关柏林墙的话是对我说的。这一次，她躲在她神圣的我们身后，公开对我进行了处决。

我为照片中她的脸感到惊讶。它看起来沉静如水，波澜不惊。她显然有些发福，但照旧穿正装，丝衬衫，戴十字架。但一切终于不再冲突。她的表情与她的脸终于和谐了，是的，多蒂终于做成了真实的自己。我看着她在报上的照片，几乎感到妒忌。这是一张再也不会做噩梦的脸。多蒂不再叫人想起那个总是梦见去斯大林处开会迟到的穷人，而开始变得像梦见穷人来自己这里时迟到了的斯大林。

那天晚上回到家吞下了羽毛的伊凡娜可能不知道，在许多古老的信仰中，女人在吞下苍蝇或飞蛾后会怀孕。巴尔干地区有一种飞蛾叫作女巫。许多人相信，女人摸过这种女巫，就会怀孕。至于吞羽毛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那天晚上后，整整过了九个月，三十八岁的伊凡娜诞下了一个儿子。

十年前，伊凡娜在贝尔格莱德遇见并爱上了一个萨格勒布人，她出去某文学学院里的教职，抛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离开父母、亲友，跟着他搬到了萨格勒布。

伊凡娜有一颗宽广的心。与伊凡娜在一起的每一天，无论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外出购物，上咖啡馆喝咖啡，都像过节一样快乐。她就是有这种让一切热热闹闹的天赋。她嗜书如命，文学品味极其敏锐，善下棋，学语言奇快，口才超群，电脑到了她手上也服服帖帖，不得已时，甚至几天就学会了开车，虽然她其实一直有点怕车。

终于，她也想要一个孩子了。第一次怀孕后，她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以流产告终。她怀孕的时候我们好像在露营。她会躺在客厅沙发上，把脚抬高，周围堆满书，我则根据她的指示去厨房给她拿吃的；我们吃着东西，撒着碎屑，笑闹着，有时毫无理由，一连几小时地聊这聊那……每次伊凡娜怀孕，我都要长上好几磅肉。那几个月里——不知是因为她心里的希望，还是她的荷尔蒙使然——伊凡娜周遭的空气总是轻盈馥郁，令人沉醉，好像香槟酒。伊凡娜自己，也像香槟一样，升腾着、弥漫着幸福……

最终，伊凡娜生了一个异常俊美的男孩。突然间，生活变得醉人，充满了光明，虽然有时出门她会看到（贝尔格莱德车牌的）车上被吐满唾沫，虽然信箱里时有匿名信，上面写着：塞尔维亚娼妓，滚回家去！

伊凡娜用萨格勒布车牌换下了贝尔格莱德车牌。生活依然充满了光明，虽然去贝尔格莱德时，她的车还是会被吐满唾沫，虽然信箱里时有匿名信，上面写着：克罗地亚娼妓，滚回家去！

1991年9月，当萨格勒布人纷纷搬进地窖、防空洞躲避可能的空袭时，伊凡娜带着儿子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很快，在相隔四百千米的萨格勒布与贝尔格莱德之间，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伊凡娜从萨拉热窝给丈夫打电话。当时人们都学会了对付体制的办法，懂得继续保持通讯应该打什么号码。伊凡娜的丈夫定期就会消失几天，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坐客车经由匈牙利进入贝尔格雷德。这种客车是屡禁不止的，卫生条件也很差。伊凡娜也坐同样的客车，同样凄惨而半地下地带着孩子从贝尔格莱德溜进萨格勒布。这些时刻表与车费都由司机自己决定的客车，总是装满了不幸的人，装满了他们各自不起眼的几件东西，载着他们如幽魂般赶来赶去，不知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边哨长官阴沉着脸，对乘客极尽羞辱之能事，而匈牙利边境的匈牙利官员给乘客的护照盖章时，脸上都挂着同情的表情……

有一段时间，伊凡娜无所畏惧。唯一害怕的是她的儿子在客车里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因为突然受到惊吓而哭闹。她怕自己无法控制他胡乱挣扎的小身体。然而，小孩仿佛知道她有此一怕，坐车时总是闭上眼，好像外面太亮，他要将外界隔开，或用手捂着耳朵，好像嫌外界太吵。

除了儿子，伊凡娜没有怕的事。她接受羞辱，一次次穿越国境，来回在争执不下的世界、城镇与人之间，帮助它们和解，在人们的伤口上打上绷带。她轻描淡写地掠过仇恨，仿佛掠过清水……人们说她的孩子不太正常。他降临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在他的眼前摧天毁地——城镇、人口、记忆，一切都遭破坏——他会记住这一切，当然，是以孩子自己的方式。世界对他来说仿佛一本目录，罗列着毫无关联毫无意义的数字、字母、符号、语词，当然，也许他的看法是对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的母语——这个他即将要学习的语言——正被迫一分为三，孩子若无其事地迅速学会了三种相差无几的语言，自然，是用孩子自己的方式。尽管如此，他说得最好的词，全都来自一个不属于他的语言，当然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是属于他的——那些词来自英语，是伊凡娜跟他玩时教他说的。当身份一词仿佛神旨般人人称道，当人们以此圣名理所当然地杀戮时，孩子拒绝说我。他看待自己——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就像看待别人，需要的时候，他自称以自己的名字……

孩子没有什么不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自出世起就不断想要离开。伊凡娜知道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因此她想尽办法修缮一切，磨圆它的棱角，用自己的气息温暖它，把它装饰得仿佛天使的巢穴，试图说服孩子来到世上。她开始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大笑，也许她的目的是驱散恶灵……有时她也会感到精神不支，这时她会跑进卫生间，打开所有的龙头。水声遮掩了她的哭泣。

那个独独我还记得的晚上，伊凡娜已经忘了。否则，我想她也会像我一样觉得似曾相识：有时，伊凡娜的儿子会走到她跟前，将自己的额头温柔地贴在她的额头上，好像要在上面轻轻地盖一个图章，他用胖嘟嘟的小手捧住伊凡娜的脸，左右摇摆着额头。伊凡娜沉醉在他摇摆的节奏中。他们贴着额头，闭着眼睛，摇摆着身体。看起来，俨然在跳某种不属于人间的舞蹈。孩子轻柔地呢喃着，有时含混，有时仿佛鸟鸣，有时又特别低沉……

“姆……妈妈，妈——妈……”

然后他松开小手，回到他自己的角落里，去玩别的东西了。伊凡娜冲进卫生间，打开所有的水龙头。

我呢？整个故事之所以存在，看来都是因为这个我将要在最后说明的原因：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本意，天使忽略了我，没有给我羽毛。不管原因是什么，天使在给她们羽毛的同时，也赠予她们遗忘，只把斑驳的记忆留给了我。就好像他不知道他这件事做反了：他应该把记忆留给她们，把羽毛和遗忘赠予我。这样有朝一日，我便能从这个遗忘中——踮起脚尖努力回忆——创造出现实。因为创造现实，正是真文学的本职工作。

是的，阿尔弗雷德抹去的不仅仅是我照片上的图像，还有她们的记忆。女孩们什么都不记得了。此事我只勉强对尼娜提过一次，那是在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

“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也清楚我主要研究的是恶魔的力量。”专研布尔加科夫的尼娜说，她醺醺然躺在浴缸里，裹着睡袋抱着贝西摩特取暖。

或许天使历来如此，或许无影、无形、无名的天使，就喜欢在这里那里留下零碎的印记，好有人据此来描写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阿尔弗雷德大概没有赶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以才来找了我。另外我还想到：俗谚有上帝转身或上帝说晚安之说，用来描述一个地方将被上帝遗忘。我想，上帝总不会派天使去一个自己即将说晚安的地方吧。

也许上帝不会，也许他就是会，谁又说得清呢……天使毕竟是成年人编造出来的东西，好让日子不要那么难捱。作家则是成年人之中尤其喜欢编造的一群人。所以我才给她们一个天使，一个让生活不要那么难捱的小东西……虽然这个东西的力量微乎其微……天使的能力，说到底，是作家的能力决定的。为以防万一，我还给她们每个人留下了一支羽毛，这样真正的天使，或许就可以在那片可怕的神圣的黑暗中，找到她们。

是的，她们的世界黯淡了，她们的心似乎也黯淡了。她们一点点被自己的房间所吞噬，她们的头渐渐像家里养的花一样低垂下来，她们沉默了，更匆忙，更忧伤，更少反抗，她们像窗帘吸收油烟一样，吸收了时间的尘埃，她们长在了自己的家里，长在自己的家具上，家庭回忆上，她们越来越多地在夜半醒来，心里闪过不详的预感，她们自我放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心引力变得越来越沉重，于是她们试图马虎一点，得过且过一点，因为日子必须得过下去，诚然，世界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她们试图忘掉这些不愉快，也越来越善于忘掉这些不愉快，是的，她们沉默了，她们被迫噤声，新的一代来了，他们声势浩大，从十九世纪的旧仓库里搬出一切条框，一个个年轻人，成为了二十世纪末的共产政委。有时她们觉得，时光可能倒流了，只是她们没有注意到，再说，谁还能说得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呢？这个时代就像一切时代那样，也会过去，也许当它过去时，她们还会相遇在某个新的时代，而那个时代，也会同样的似曾相识。是的，世界被分裂了，世界上唯一还能确定的事情只是：每个人都变了……

每个人都变了，我也变了。我也像她们一样，变得沉默，忧伤，匆忙，不再反抗。我的生活变了：我去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别的人之间生活。就连我对天气的偏好都改变了。自从阿尔弗雷德从天而降又匆匆回去后，我这个亚得里亚海的女儿，开始喜欢下雪。

下雪时，我走出室外，沉醉地望天。我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雪花，我啜饮雪水，仿佛啜饮忘川。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这具我丰满的祖先通过嗜权如命的基因传给我的身体——变得轻盈了。然后，突然间，我用力挥了挥手，看见雾气弥漫在上空的玻璃穹顶……羽毛落在我身上，羽毛般的风雪卷裹着我，包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