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降临前抵达》记录了我在欧洲大陆的两次漫游：“夏”以搭火车的方式，“冬”以自驾的方式。

其实去欧洲大陆的次数远不止两次。这三年来，总有各种机会让我像旧地重游的幽灵一样回到中欧，这其中或许有什么潜在的缘由，就像地心引力那样存在。我想，除了这一地区本身的魅力，中欧对我的吸引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它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而这让三十岁的我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并不是说我此前遭遇过多大的不幸，以致丧失了人生的意义。在我看来，随着年纪渐长，尽可能有尊严地应付日常生活，已经是足够有意义的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时常觉得，需要在这平庸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支点”——只有找到了这个“支点”，今后的生活才会获得更有力的抓手。这恐怕也是我这一代人的共同感受。

作为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战争，也没有过父辈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猛的三十年，目睹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我们希望找到某种恒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故乡还是童年，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某种层面上，遥远的中欧就像一个镜像：它也在撕扯、游移、焦虑，却依然保持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这种特质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需要旅行者耐心地观看、倾听。这大概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欧的原因。

当然，我也喜欢旅行者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我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权。在旅行中，我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我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没人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自由自在的身份，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最为稀缺的东西。

旅行之后写下什么，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获得现实世界“支点”的过程。写作时，我仍能闻到奥地利山间雪松林的松脂味，想起摩拉维亚啤酒爽朗的口感，看到自己驾驶的小汽车像玩具一样漂浮在匈牙利大平原上。如果不能以写作这一艰苦的方式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加以确认，我总害怕有一天记忆会像我曾经养过的那只小猫，不辞而别。

很多年前，英国作家罗伯特·拜伦被一张土库曼高地的塞尔柱人墓塔的照片吸引，远走中亚，写出了非凡的《前往阿姆河之乡》。他是一位绅士、学者和审美家。在奔赴西非的航船被鱼雷击中前，他已经游历了很多地方，写出了几本充满可爱成见的著作。

曾是苏富比最年轻董事的布鲁斯·查特文在祖母的餐柜里发现了一小块棕红色的兽皮，开启了他半生的放逐与写作。从巴塔哥尼亚高原到捷克斯洛伐克，从澳洲土著到非洲政变，查特文的视野和经验让我深深着迷。

旅行写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世界是一座巨大的美术馆，国家就是一幅幅画卷。面对一幅画，除了需要时间细细品味，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感受、理解，以生动、有趣的语言表达出来，更是需要高明的技巧。

遗憾的是，旅行文学很少被当作一种严肃写作。很多人往往把它和流水账、攻略混为一谈。流水账和攻略自有其价值，只是与旅行文学不同。在我看来，旅行文学应该有一种更为严肃而精致的呈现——就像我们在毛姆、拜伦、查特文这些旅行作家的书中反复读到的那样。

在西方，旅行文学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我们的“回望”似乎才刚刚开始。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旅行文学或许已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但以文学的笔触写下旅程，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仍然自有其价值。我希望做的，就是尽量避免无知的傲慢和廉价的感动，以旁观者的宽容和鉴赏者的谦逊，观看眼前的世界。这或许就是旅行文学在今天仍然不失的意义。

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在定义他的作品时说：“在理解精致艺术跟低阶艺术界限的前提下，刻意将低阶艺术以精致艺术来操作。”这本书便是妄图以文学的手段让“廉价”的旅行写作重新焕发光芒。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也不确定如何抵达。就像我在本书中写过的一句话：“旅行中最大的困难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这不仅适用于旅行写作，也适用于生活中的诸多事情。

好在，我已经出发。

---2015年8月15日

---安塔基亚，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