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离开柏林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陈旧的大理石。风驱赶着路人的雨伞，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弄街边的花瓣。但很多人根本不用雨伞，他们在雨中浑然不觉，仿佛早已习惯了柏林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湿了开往查理检查站的旅游巴士，淋湿了奔驰公司的户外广告牌，也淋湿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马路上的汽车很少，经过地铁口时，可以听到列车尖锐的刹车声，然后又轰隆隆地开走。

那天上午，我还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创办的《图片报》的大厦里，凝望窗外。我的工作很简单，把一篇台湾网站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那篇文章讲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给iPhone充电。我谈不上喜欢这份差事，所幸它将在中午结束。下午3点，我将搭乘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经住了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住在东柏林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个星期搬到了西柏林选帝侯大街附近的一家老式旅馆。这家旅馆曾是柏林一位时尚摄影师的私宅，二战前是柏林文化人的聚会之所。旅馆夹在宝格丽和卡地亚的店铺之间，可房价却和它的装潢一样还尽量维持着多年前的样子：走廊两侧和二楼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当年文人们留下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电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镜，踏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当然还有那套持续至今、连经理本人都为之感动的待客之道——每周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费提供的丰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着领结的服务员会把装在小壶里的咖啡放到你的桌上，然后你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观看餐厅墙上的照片或窗台上的雕塑。

那样的时刻总是很美好——柏林夏天的早晨，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沮丧。当我即将离开时，我发现我最怀念的正是这样闲散的时光。我不再喜欢在旅行指南上画钩，像积攒邮票一样积攒必去的景点。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随意漫步、坐下，像一个旧地重游的幽灵。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欧洲大陆更适合幽灵游荡了。

我把翻译好的文章发给同事，然后提着行李下楼，迎着清新的风穿越被雨水冲洗过的广场，对面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杂货铺门口，望着雨中空荡荡的街道。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拐进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木质桌子上摆着亮闪闪的餐具，窗玻璃在雨中显得雾气蒙蒙，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独自坐在桌边喝着开胃酒。我在靠窗的长椅上坐下来，面对着意大利女人，侍者走过来问我要喝点什么，我说要一大杯“柏林客”鲜啤。

啤酒十分冷冽，很好喝，杯身上是一层细密的水珠。我就着餐前面包，慢慢地喝着。在柏林，几乎每人都可以喝上几升啤酒。在东柏林居住的那个星期，我几乎在任何时间都能看到一个个拎着酒瓶的年轻人。他们在地铁上喝，在餐桌上喝，在路边长椅上喝，从早喝到晚。有轨电车轰鸣着驶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那些高大空旷的苏式住宅，像一只只眼睛，凝望着东柏林的滚滚红尘。

街边是便宜的小餐馆，从土耳其烤肉到越南河粉应有尽有，墙上是随处可见的涂鸦。二手衣服店、二手唱片店、二手书店，仿佛一切都开放在陈旧的花丛里，而正是这些陈旧之物滋养着东柏林，她像一个毫不在乎自己容颜的女人，自由随性。

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叫“A-Trane”的酒吧听爵士现场。这里是爵士音乐家的乐园。老板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手，酒水的价格更是让北京任何一家酒吧汗颜。我喜欢这家酒吧的名字。每当音乐在午夜响起，我都感到自己坐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纷飞的音符就是窗外飞驰而逝的风景。

此刻，窗外下着雨。我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海鲜意大利面。爵士乐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即兴，听听约翰·科尔特兰，听听奥奈特·科尔曼，听听塞隆尼斯·蒙克，他们最精彩的唱片无一例外录自现场。那些即兴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灵魂，而这也应该是伟大的旅行所具备的特质。我不喜欢把每一段行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的旅行，没有即兴，没有随心所欲，没有突发奇想，旅行更像是一种苦行。

注意到我的行李箱，正待得无聊的侍者突然问：“出去玩？”

“去捷克，”我说，“然后去波兰、斯洛伐克。”

“一路向东？”

“可能。”

“好运！”

是的，好运，我坐在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上这样想着。如今，唯一确定下来的只有这趟大巴，我将前往布拉格，再从布拉格北上波兰，之后我希望能跨越高耸的塔特拉山，进入斯洛伐克。我不确定这之后要去那里，也不确定将在每个地方逗留多久，更不清楚我能选用何种交通方式。在现实面前，任何精心的策划总会显得脆弱不堪，而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随波逐流。我甚至感到一种隐隐的兴奋，因为不确定性正是即兴的旅行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礼物。

我想起一年前，在印度的大吉岭，我走在街上，突然发现自己丢了钱包。那天阳光明媚，人流汹涌的街道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我回到旅馆，上网用Skype打电话挂失信用卡。窗外的喧嚣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阳光照耀着室内飞扬的尘土。我在心里玩味着自己的处境并安慰自己：旅行者丢钱包就像浪漫主义作家得肺病一样光荣。

我还能清楚地想起自己当时的心境。它仿佛一只沉睡的小动物，被记忆的魔法召唤苏醒。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一切曾经的困苦，都染上了一丝脉脉温情。就像这雨中的柏林，我几乎是恋恋不舍地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

刚来柏林那天，正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街上到处是盛装的同性恋和异装癖者，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到市中心：穿着蕾丝裙的男人，涂着黑眼影的男人，穿着丁字裤和高跟鞋的男人……和他们相比，那些只在鼻子和下巴上穿环的朋克青年，简直只能算是普通青年。

地铁上，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男孩坐在我对面描唇。他有苍白的皮肤和淡黄色的头发，睫毛细长。他身上的那种中性气质，让我感到心慌。但为了一睹游行的盛况，我还是跟随他来到波兹坦广场。广场一片狼藉，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战争。警车停靠在路边，闪着灯，清洁车正从四面八方把广场上的酒瓶、垃圾聚集到一起。天空阴沉苍白，风卷来这天下午的第一批雨点。路边，卖图林根烤肠的临时帐篷生意正旺，从游行队伍里退下来的人，正等着烤肠热狗和大塑料杯装的冰镇啤酒。至少在波兹坦广场，交通已经彻底瘫痪。我沿着混乱的街道走向勃兰登堡门。沿路的露天咖啡馆里，坐满了表情如木乃伊的中产阶级游客，他们静静地喝着白葡萄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行的人群。或许，他们正在人群中寻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吧。

游行的气氛在勃兰登堡门到达了顶峰。重型花车上的音响让所有人都停住脚步，随之起舞。有人放起了烟火。冉冉而起的浓烟，模糊了勃兰登堡门上的雕塑，仿佛这些古代诸神刚经历完神话里的腥风血雨，终于杀回到了这个同性恋和异装癖领导的世界。

但是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沿着菩提树大街，走向亚历山大广场。平静的林荫大道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夜幕开始降临，当我回望勃兰登堡门时，那些烟雾仍然像中国皮影一样映在天际线上。

2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车上配有无线网络，舒适度也远超我的想象。我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喝着啤酒，很快就睡意矇眬。等我再次醒来时，大巴正穿行在德累斯顿空旷的街道上。街上无人，有轨电车被夕阳拉出长长的影子，可车上几乎没有乘客。这是我第二次来德累斯顿，第一次是来听卢·里德的演唱会。我还记得他站在易北河畔的露天舞台上，唱着那首《我在等我的男人》（I'm waiting for my man）。我的周围都是上了年纪、乳房下垂、挺着肚子的中年人。

当他们是姑娘和小伙子的时候，德累斯顿还属于东德，而卢·里德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活的想象。他们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才能听到卢·里德的唱片，因为德累斯顿地处易北河谷地，很难接收到西德的无线电信号，被戏称为“无能的山谷”。

大巴穿过连接新城和古城的易北河大桥，这是德累斯顿最美的地方。站在桥上，视野无比开阔，易北河缓缓流淌，老城的巴洛克建筑群在夕阳下惨烈壮美，有一种让人心碎的力量。曾经，这里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也是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透过车窗，我看到圣母教堂的尖顶，看到歌剧院外墙上繁复的雕刻。毫无疑问，它们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想象和祝福。然而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几乎都是新的、重建的——二战末期的盟军大轰炸，将整座城市和它拥有的文明夷为平地。

我试图想象上百架飞机压过德累斯顿天际线的景象。它们扔下数千吨炸弹，在短短的一瞬间，将这座代表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曾经美得让人惊叹的城市，化为人间地狱。

我想象着希特勒在他最后日子里的自白：“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的时候，我不会为之流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德累斯顿大轰炸发生在1945年的情人节那天。当时盟军已经开始反攻，苏联红军也从东面逼近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是欧洲的文化中心，重工业并不十分发达，一度被认为是安全之地。因此大部分的防空力量都被调往他处。据相关资料记载，德累斯顿仅剩的防空力量是“青少年高射炮民兵”。

当二百四十五架英国“蚊”式高速轰炸机和“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飞抵德累斯顿上空时，没有人拉响防空警报。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慵懒的气氛里，连影剧院也在照常营业。

炸弹从天而降，高温形成的“火焰风暴”直冲云天。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仿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的炸弹总数约有三千九百吨。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走得太远，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纳粹政府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枪决俘虏的盟军轰炸机飞行员——这意味着撕毁二战中主要西方国家遵守的《日内瓦公约》。但最终，纳粹政府决定采用舆论战，将这次轰炸作为反对盟军的宣传工具。他们首先强调德累斯顿没有军事工业，继而公布了一份名为“德累斯顿——屠杀难民”的传单，上面赫然印着两名烧焦儿童的照片。戈培尔宣称有二十万平民死于轰炸——将死亡数字夸大了十倍。

尽管如此，德累斯顿大轰炸仍然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它不仅影响了中立国的态度，甚至让很多人对盟国宣称的“绝对道德优越感”产生怀疑。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把德累斯顿大轰炸看成“战争罪行”，而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有意将德累斯顿大轰炸当作宣传工具，借此疏离东德人与西方国家的感情。

我第一次知道德累斯顿大轰炸是在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里。当时，二十三岁的冯内古特正被囚禁在德累斯顿的战俘营里。轰炸发生时，他躲进地下储肉室，而头上的城市化为废墟，他成为七名幸存的美军战俘之一。后来，冯内古特写道：“我目睹过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座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以后，我又见识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惨状，我的反应之一当然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在《五号屠场》里，主人公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九死一生，之后他展开了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在特拉法马铎星球，当地人告诉他，当你看到一具尸体的时候，你想到的只是这个人在此特定时刻正处于不良情况下，但他在其他许多时刻却活得好好的。

“现在，当我自己听说某人死了，我只不过耸耸肩，学着特拉法马铎的人对死人的语气说：事情就是这样（So it goes）。”

3

德累斯顿距离捷克边境只有三十公里，大巴很快便悄无声息地驶入另一个国度。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节点，一个标示疆界的节点，一个岗亭，一个检查站，这样我就可以顺便满足一下旅行者穿越边境时常有的narcissism（自恋情结）了。然而一路畅通无阻，风景亦无令人警觉的变化，直到我的手机一震，收到一条类似“捷克欢迎您”的短信，我才明白我已经完成了蓄谋已久的边境穿越，那种落寞感就如同小时候坐火车，一觉醒来被告知已经过了黄河大桥。

我曾阅读过不少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但或许直到那时，直到跨越边境之时，我才意识到一种真正伟大的、野心勃勃的东西正在欧洲发生。当语言、文化可以自由流动，疆界就消失了。正是这样的自由流动，让疆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当流动缺失时，疆界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樊篱。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现在的图景或许就是世界未来的图景。

我掏出笔记本，想随手记下些什么，但随即意识到应该停止这些严肃的胡思乱想，因为我想起一件更为严肃的事。

在柏林上车时，我买了三罐德国啤酒，现在还剩一罐，正孤零零地插在座椅前的尼龙网兜里，而我既不想拎着它穿越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像个唐人街来的马仔，也不想白白浪费它。我收起笔记本，拿出啤酒，一边喝一边庆幸在捷克也可以喝到好喝的比尔森啤酒——实际上，这种风靡世界的酿酒法正是在捷克的比尔森地区发明的。

这时，我的身后飘来一阵浓郁的带着奶油味的蒜香。我回头一看，是一对情侣，正在分食一块蒜蓉面包。我对大蒜绝无偏见，但是这种在车厢里酝酿的、带着一股暖烘烘味道的蒜香，配合着我嘴里已经温暾的啤酒，变成了一种极为令人崩溃的生化武器。我感到头晕目眩，像一只牡蛎一样四肢无力。我闭上眼睛，听着轮胎摩擦地面的沙沙声。

“你还好吗？”一个声音问我。

我睁开眼，发现是我旁边的那个胖胖的德国姑娘，她之前一直埋首于一本德语小说。

“我还好。”

“你脸色不太好。”

“是吗？我知道。”

“你从哪儿来？”

“中国。”

“一个人？”

“对，你呢？”

“我回家，我母亲是捷克人，”她如释重负地把书一合，“快到了，快到布拉格了。”

“但愿如此。”

终于，那块蒜蓉面包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窗外的景色也渐渐从乡村过渡到城市。当大巴驶进布拉格汽车站时，我感到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是多么美好！

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一群蝙蝠在车站的棚顶上空盘旋。我和德国姑娘道别，她问我怎么走。我说我订的旅馆离车站大概两公里远，我打算步行过去。

4

我很享受第一次在一个陌生城市漫步的感觉，就像单身很久之后，和一个姑娘开始新的交往。此刻，在布拉格，晚风吹在身上，车上的不适感早已烟消云散。

我喜欢布拉格，因为它到处保留着19世纪的痕迹，就像史蒂文·索德伯格的电影《卡夫卡》里的景象。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头顶的铁桥上驶过，赛弗托瓦大街拐角的一栋楼房里，五楼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光。我突然想到，这里就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曾经居住的地方——他就住在一所公寓的五楼。他还活着吗？我是否应该去按响楼下的门铃？然后就像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一样穿越回过去？

我将看到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趿拉着拖鞋，流连于布拉格一个又一个的小酒馆。他随手拿起练习本，趴在酒桌上写起《好兵帅克》，只为换几个酒钱。

我将看到摄影家约瑟夫·苏德克杂乱无章的工作室：“一张素描卷放在碟子旁边，碟子里是一瓶硝酸，一些面包皮和咬了几口的小香肠。在这些东西的上方，巴洛克天使的一只翅膀和苏德克的一顶无檐软帽挂在一起。帽子已到了寿终正寝的边缘，正瑟瑟战栗。”然而，在这无与伦比的凌乱中，“他像管风琴手熟谙所有的琴键和踏板一样，对他的这些破烂儿都了如指掌。他需要什么，不假思索便能伸手拿到。”

我也许还将听到，在最后的日子里，捷克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伤感地自白：“我的时间也快要到了。然而，我心里却有一个荒唐的、无法实现的愿望：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我们这个世纪怎么看都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塞弗尔特生于1901年，几乎与20世纪同龄。

我凝视着那被橘黄色灯光点亮的窗户，我知道赫拉巴尔、卡夫卡、哈谢克、扬·聂鲁达都已经离开人世，但我相信，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定还保留着对他们一生的记忆。他们都是这座城市不朽的幽灵，是遍布在布拉格无数个幽灵中的佼佼者。

幽灵是不会死亡的，有时候，他们会回到从前的街区，在路边的啤酒馆叫上一杯比尔森啤酒，然后注视着窗前的灯火。

这些灰白色的楼房已经被暮色调暗，人们纷纷回家，遍布城市的小酒馆里开始聚集起一些忠实的酒客。我拖着行李，上坡下坡，看着那些90年代产的轿车摇摇晃晃地驶过，红色的尾灯在转角处骤然消失。

第二天清晨，我恣意漫步在布拉格。我沿着赛弗托瓦大街走向老城，经过市政厅，穿过老城广场，游客仿佛从次元空间里生长出来，骤然增多。

和任何伟大的城市一样，布拉格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游客的肆虐中保持优雅。早在苏联时代，这里就是东德人民组团前来抒发怀古幽情的胜地，如今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宠儿。她有和巴黎一样完美的建筑，物价却比巴黎亲民；她有迷人的咖啡馆和小酒馆文化；她还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城市。

在布拉格无数的游荡者中，卡夫卡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喜欢漫步在午夜的布拉格构思故事，一旦成形，就折回自己的小屋奋笔疾书。我试图在布拉格寻找卡夫卡的幽灵：他经常光顾的Café Louvre，如今依然生意兴隆；他曾经任职的保险公司的大楼仍然巍然屹立；还有他常去看电影的卢塞尔纳影院——要知道它的设计者正是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祖父。

在布拉格，卡夫卡随处可见：他的像章，他的T恤，他的明信片，他的纪念品，他写的书，写他的书。就像切·格瓦拉一样，卡夫卡已经成为商业主义青睐的符号。卡夫卡是布拉格的一笔财富，他回馈这座城市，正如同这座城市曾给予他灵感。他们纠缠一处，难解难分。卡夫卡曾写道：“布拉格永远不会放你走，这个可爱的小母亲有双尖利的爪子。”

但是一个古老的城市究竟该朝商业主义走多远？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更何况布拉格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政局变动后，她亟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今，这里的高档酒店随处可见，即便在老城广场，在中世纪的古老建筑下，也都是提供国际化饮食的餐馆。游客们可以在烛台下喝葡萄酒，吃牛排和意大利面，也可以要上一杯清酒，品尝从千里之外运来的新鲜刺身。无一例外，这些餐馆都提供四五种语言的菜单。

然而，当法国的路易威登提出租赁查理大桥，作为波希米亚古董车巡展场地时，布拉格人抗议了。

除了布拉格，巡展城市还包括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路易威登的计划是，酒会当晚封闭查理大桥，邀请各界名流出席派对，麦当娜也将在桥上献唱。

我站在查理大桥上，想起这个曾经看到的新闻。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是布拉格人的骄傲。据说，在它六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两次封桥记录。第一次是1942年，纳粹德国下令封桥，缉捕暗杀党卫军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成员；另一次则是1968年，苏联军队开着坦克驶入布拉格，封锁了大桥，镇压了捷克人民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于布拉格人来说，两次封桥的肇事者无疑都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想把布拉格的象征当作文化妓女出售吗？”布拉格人大声抗议。

广播电台的记者也上街采访民众，让商业资本倾听人民的呼声。

“查理大桥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所有人。”

“封闭查理大桥？它可是国家的象征。应该对所有民众和游客开放。”

路易威登公司没有想到会遭到布拉格人如此强烈的抗议。他们大概并不知道捷克人民一直就以杰出的公民意识著称。正是这些人在1989年推翻了由苏联扶植的政府，成立了民选政府。由于整个过程都在和平中进行，史称“天鹅绒革命”。

据报道，1989年11月25日，有七十五万人，约半数以上的布拉格人聆听了异见领袖哈维尔的演讲。十五天后，人民的意志获得了胜利。

2011年冬天，当哈维尔在家乡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无数布拉格民众自发前往瓦茨拉夫广场，悼念这位自由主义者。他们感谢哈维尔，因为他告诉了所有人如何在威权体制下做人。他身体力行，不惜以一次次地坐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他选择成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历史也选择了他。

5

傍晚时分，我走在老城广场上，马车嘚嘚驶过，一切恍若过往。很多人席地而坐，沉浸在老布拉格的夜色中，更多的人坐在周边的餐馆里，享受着红酒与烛光晚餐。为了向布拉格人民致敬，我决定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光顾的小酒馆，像一个真正的布拉格人那样吃喝。在那些坐满游客的馆子里，我只会感到深深的寂寞——它们适合情侣，而不适合幽灵。

我穿梭在老城的小巷里，寻找我心目中的馆子，终于在老城与新城交界的一条巷子里，发现了一家灯火通明、半地下的小酒馆，里面乌烟瘴气，坐满了喝啤酒的本地人。侍者光头，身材高大，系着围裙，不会讲英语，而菜单也没有英文，不过我早在本子上记了一些捷克佳肴的名字，如今就按图索骥。我点了烤牛肉配酸奶油酱和蔓越莓，一扎布拉格老泉啤酒。

啤酒是刚从大啤酒桶里打出来的，而烤牛肉配上酸奶油酱很鲜美。已经晚上10点了，周围的人都在喝啤酒，电视正有一搭无一搭地播放着奥运女篮比赛，捷克语像一种晦暗不明的背景音。捷克的啤酒很便宜，十元人民币就能喝到半升的新鲜生啤。我又要了一扎，一口气喝下半杯，终于感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这家暖洋洋的小酒馆，正属于那些天黑以后也不愿回家的幽灵。

进来一位肥胖的捷克大叔，戴着礼帽，穿着西裤，手插在屁股兜里，因为太胖，看上去却像插在裤子侧兜里。他摘下礼帽，挂在衣帽架上，一缕稀疏的长发服帖地趴在额前。他在吧台前要了一扎啤酒，站在那儿一饮而尽，然后拿起礼帽，插着兜，飘然而去。

没错，一个老布拉格的幽灵！

这时，酒馆里进来一个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偕同两位穿着热裤和吊带的捷克姑娘。两个姑娘漂亮异常，一个短发，一个长发，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样子。因为没有单独的空桌，他们就和我拼桌坐在了一起。显然，他们是这里的常客，中年男人和侍者开着玩笑，两人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侍者端上来三扎啤酒，他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喝。

短发姑娘戴着矫正牙齿的牙箍，她拿出烟来抽，长发姑娘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点燃。男人抽着烟坐在她们中间，不时笑眯眯地和两个姑娘碰杯。他们说着捷克语，我听不懂，但看上去他们的关系格外亲密。长发姑娘熟练地吐了口烟，在中年男人耳边说了句什么，中年男人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在长发姑娘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我小口呷着啤酒，猜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时一个酷似珍·茜宝的姑娘从外面走了进来，她弯下腰和三个人亲吻，然后也在桌边坐下。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烟来，一时间四个人都在吞云吐雾，只有我如坠云雾。

于是，我从大卫杜夫的烟盒里抽出一支已经压得有点走形的香烟，把它捏直，叼在嘴里，然后故意四下寻摸打火机。

“你可以用我的。”短发姑娘用英语说。

我谢了她。“现在我们算平等了，”我说，“每个人一扎啤酒，一支烟。”

三个姑娘笑起来，中年男人则眯缝着眼睛。长发姑娘把我的话用捷克语重复了一遍，他若有所思地听着，然后拿起酒杯对我说：“来，朋友，喝酒！”

我和中年男人干杯，我和三个姑娘干杯，他们咕噜咕噜一下就喝下去两大口，我也跟他们一样。

“不错？”中年男人大声问我。

“非常不错！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中年男人颇有共鸣地说，“你从哪儿来，朋友？”

我简单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我说想来写布拉格——这座城市，这里的人，这里的酒馆……

“好题目！”中年男人总结道。

“在布拉格，人们晚上都来小酒馆喝几杯，这是捷克的文化。”短发姑娘告诉我。

她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有那种小女孩和大人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神气。

“你的英语不错。”

“我在伦敦待过一些日子——多久来着？”她眨着眼睛算，“两年零十个月，天，将近三年！我根本没想过我会待那么久。”

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短发姑娘告诉我，她叫多米尼卡，长得像珍·茜宝的姑娘叫爱丽斯卡，长发姑娘叫安娜。

“那这位是？”我用手一指中年男人。

“父亲。”中年男人带着一种陈述事实的口吻说。

“他是我们的父亲米洛斯拉夫，”多米尼卡说，“我们是三姐妹。”

多米尼卡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晚上去和朋友开派对了，留下可怜的米洛斯拉夫一人在家，于是米洛斯拉夫决定带三个女儿一起来小酒馆喝上几杯。我有些震惊。我固然震惊于做父亲的可以带着三个女儿来酒吧抽烟喝酒，随便开着玩笑，更震惊于留着两撇胡子、已经有些谢顶的米洛斯拉夫竟然有三个如此如花似玉的女儿。

“你喜欢音乐吗？”米洛斯拉夫突然问我。

我不知道他所问何意，难道这里也有K歌的地方，他要拉我一起去？

我说：“我喜欢音乐。”

米洛斯拉夫很高兴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多米尼卡说，她们的父亲过去是布拉格一个重金属乐队的吉他手。米洛斯拉夫做着疯狂扫弦的动作，我们都笑起来。

我敬给米洛斯拉夫一支香烟，他喝得脸色微红，操着破碎的英语想表达什么，可惜我一句都没听懂。

多米尼卡说，她的父亲年轻时一直想移民澳大利亚。他痛恨苏联，所以拒绝学习俄语，可是当局也不准他学习英语，这就是他英语说不好的原因。正当他琢磨着移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女人，也就是她们的母亲。米洛斯拉夫结了婚，生下三个女儿，而移民的梦想也终于成为泡影。

“他现在每天早上9点开始喝酒，一醉了就跟人说他年轻那会儿要是去了澳大利亚该多好，”多米尼卡望着她的父亲，目光中带着调侃和垂怜，“和他一起搞乐队的人都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其中一个拥有一大片农场。”

多米尼卡把最后这句话飞快地用捷克语重复了一遍。米洛斯拉夫把烟屁股狠狠地摁死在烟灰缸里，用手比画着：“这么大，这么大的农场！”

我们都微笑着，只有米洛斯拉夫一脸悲伤。

我拿起酒杯，建议为米洛斯拉夫的健康干杯，我们“叮叮咚咚”地碰着杯。我对米洛斯拉夫说：“移民澳大利亚的朋友也一定很羡慕你，羡慕你有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米洛斯拉夫看了看手中的啤酒，又看了看三个女儿，说：“有最好的啤酒，有漂亮的女儿，也不坏！”

外面，路灯褐色的光线跳跃着，一辆电车叮铃铃地驶过。小酒馆里人满为患，一到夜晚，这些人就躲进这里，日复一日，伴着啤酒，看着时光流逝，仿佛在等待什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布拉格的幽灵，如果这颗行星上没有小酒馆，他们将无家可归，而我也一样。

可这又是多么美好！能和米洛斯拉夫、多米尼卡、爱丽斯卡、安娜坐在一起，坐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多米尼卡告诉我，她之前在伦敦打工，超市的收银员，她辛辛苦苦地攒钱，在二十三岁生日那天，给自己买了一条项链和一个iPhone手机。可是没几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她被一伙儿歹徒打劫了，身上的财物，包括新买的项链和手机全被洗劫一空。她伤心地哭了一晚上，然后决定离开伦敦，离开这座永远不会属于她的城市。她回到布拉格，在郊区的一家肯德基当大堂经理，每天坐叮叮车通勤。她最小的妹妹安娜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现在也在那家肯德基打工。爱丽斯卡则在学习德语，准备去德国碰碰运气。

“你要是写布拉格的话，一定要写写米洛斯拉夫。”临走前，米洛斯拉夫醉醺醺地对我说，“你就写，米洛斯拉夫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他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

我告诉他，我一定会这样写。

现在，米洛斯拉夫，我写下了这句话。我希望你和多米尼卡、爱丽斯卡、安娜能继续幸福地生活。

——在布拉格，或者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