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午夜时分，我坐上了开往意大利的火车。确切地说，是开往威尼斯的火车。它将在茫茫黑夜中，翻越阿尔卑斯山，凌晨4点多在乌迪内停上两分钟。我得在那段时间下车，再转车前往的里雅斯特。乌迪内恰好位于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之间。

二等车厢里响着鼾声和磨牙声，拉开车厢门，有一股长时间未通风的温暾味。我勉强把行李塞进行李架，在属于自己的角落坐下。对面，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透过站台的光线盯着我——他此前一直把脚舒服地搁在我的座位上。旁边，一个西班牙女人在梦中嘟囔了句什么，继续酣睡。

火车开动了，午夜的萨尔茨堡像个准备收摊回家的小贩。我对着瓶口喝了口白兰地，看着窗外的世界渐渐沉没在一片黑暗中。

曾几何时，我大概不必如此周折。那时，的里雅斯特是奥匈帝国的唯一港口，像一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受人宠爱。无论是从格拉茨，还是维也纳，都有数量可观的火车直达此地。作为帝国最南端的领土，的里雅斯特也自然成为任何铁路的终点。对旅行者来说，这意味着一旦在维也纳上车，就可以喝着咖啡，看着风景，等待抵达的时刻了。

如今，我却没有了这份运气。奥匈帝国解体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摇摆不定，一度被南斯拉夫吞并后，最终被意大利收入囊中。然而，一旦失掉大陆帝国出海口的身份，的里雅斯特也就走上了下坡路。在良港众多的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不过是一座中型海港城市，既无威尼斯的风光，也没有热那亚的繁忙。它偏安于亚得里亚海的一角，被斯洛文尼亚包围。冷战时代，这里正是丘吉尔所谓的“铁幕”的最南端。的里雅斯特隐姓埋名，遗忘了世界，亦被世界所遗忘。有一则玩笑说，无论展开哪国地图，的里雅斯特无不处在书页的夹缝位置。甚至到了1999年，这种暧昧感依然存在。一项调查显示，约七成的意大利人不知道国境之内有这样一座城市。

然而，的里雅斯特却引起我的兴趣。部分原因当然是简·莫里斯的那本《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在书中，莫里斯将的里雅斯特称为“流亡之地”“乌有之乡”。

现实也确实如此。仅仅是近代的一百多年，的里雅斯特就收留过普鲁斯特、里尔克、乔伊斯、普宁、理查·伯顿、弗洛伊德……这份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因为有太多国籍不明、身份不清、离经叛道的作家、艺术家、革命者在这里游荡和定居，享受着的里雅斯特的恩泽，把“他乡”认作“故乡”。

在《对地域感到麻木》里，君特·格拉斯谈到德语中“Heimat”（故乡）一词。他说，心怀叵测的政治家（如纳粹），往往利用流行文化，将“Heimat”书写成一个大写的“我们”，用于区分和对抗移民与陌生人。

的里雅斯特却表现得落落大方，它脱掉了“故乡”的政治外衣，甚至连道德的遮羞布也弃之不顾。那些游荡的灵魂，得以在广场与雕像、喷泉与壁画、小酒馆与妓院、亚得里亚海与皑皑雪山间，安放挣扎的欲望和青春。或许，这也正是的里雅斯特吸引简·莫里斯的原因？

我坐在火车上，终于昏昏睡去。等我被一阵光亮晃醒，发现已到了边境小城菲拉赫。我看了看表，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而且进入意大利后，火车不时在一些空旷的小站停靠。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无法准确预测到达乌迪内的时间。车厢里飘荡着沉沉的呼吸声和鼾声——那都是把威尼斯当作终点的人。只有我注视着窗外，想弄清自己身在何处。我很快意识到，努力是徒劳的，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在昏暗中，我根本看不清什么标识，况且有美丽的威尼斯作为终点，谁又会大半夜在中途下车呢？火车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早上8点多——很显然，这本来就是为威尼斯量身定做的线路。

我闭上眼睛，决定随波逐流，任由命运安排。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渐渐变成一首布尔乔亚摇篮曲。威尼斯并不是“大毒草”，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它可能比的里雅斯特更符合旅行的逻辑。

我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窗外依然一片黑暗。我看了下表，即便算上晚点时间，我很可能也已经过了乌迪内。我知道，我正朝着与的里雅斯特相反的方向飞驰。

我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拔出行李，踉跄中踢到一条腿，还险些坐到西班牙女人身上。幸好，这位女士睡得像一座安稳的码头。我拖着行李，站到走廊上，如果有乘务员出现，我会问问他到哪儿了，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有。

火车停在一个陌生小站，我成了唯一跳车的人。等我好容易找到一个站牌，只见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地名。在经过大半夜的煎熬后，我到了这里——乌迪内与威尼斯之间的某地。周围一片漆黑，铁道那边是丛生的荒草。站台上什么都没有，却有一台脏兮兮的投币咖啡机，看来果然是意大利。我掏出一枚硬币，买了一杯浓缩咖啡，站在夜风中把它喝完，并且感到一丝自暴自弃的满足。没错，我抛弃了威尼斯，而选择了这里。这就像一个男人抛弃了年轻美貌的妻子，而选择了年老色衰的娼妇。我想到旅行本来就是一种悲伤的快乐，甚至带点自找苦吃的快感，而抵达一个晦暗不清的地方，正是旅行者隐秘的乐趣之一。

我找到一个像是卖票的地方，敲了敲窗户，工作人员正趴在桌上睡觉。我告诉他，我要买一张去的里雅斯特的车票。

“去旅行？”

“算是吧。”

他把票递给我，告诉我二十分钟后会有一辆火车经过。

和去威尼斯的车相比，这趟车上人少得惊人，却种族混杂。我看到一个东亚人，两个土耳其人，一个犹太人，还有几个斯洛文尼亚农民。我找了个没人的包厢，把书包垫在脑后，躺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黎明前的寒气冻醒了。

窗外已渐渐发白，可以看见一排排黄色的房子。丘陵间散落着葡萄架，而远处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我大概正经过戈里齐亚附近，我想，这里出产意大利最出色的灰皮诺葡萄酒。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很多年前读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这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地方。

我渴望眼前突然开阔，看到亚得里亚海，那意味着的里雅斯特快到了。可直到火车缓慢地攀登上杜伊诺－奥里西纳，我才终于看见一片灰色的大海。这是威尼斯湾，几乎是最后一小块意大利了，而巨大的斯洛文尼亚就在左侧窗外。

列车员推开包厢门，接过我的票，在上面打了个孔。我问他还有多久到的里雅斯特。

“很快！”他打了个手势。

意大利人以说话爱打手势闻名。比如喝一杯浓缩咖啡，就用手指圈成一个小咖啡杯，然后做出快速喝掉的样子；赞叹食物好吃，就用手指杵着面颊上的一点转动。

据说，一位格外健谈的意大利将军在二战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人们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了。

“我没了胳膊怎么说话？”他回答。

火车响起了快到终点的鸣笛，伴随着吱吱作响的刹车声。当它最终停在的里雅斯特中央火车站时，我注意到这里有近一打铁轨。它们伸向遥远的喀尔巴阡山脉，伸向波西米亚，伸向巴尔干半岛，也伸向威尼斯、米兰，伸向曾经的奥匈帝国。这也正是的里雅斯特最好的隐喻：德意志、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

下了车，那几个斯洛文尼亚农民在站台上查看列车时刻表，准备转往下一个目的地。一些难民模样的人，目光忧伤地坐在长椅上，身边堆着行李包——他们要去往何处？

2

站在海边的码头上，我终于感受到布拉风（Bora）的力量。这股吹袭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季风，的确针刺入骨。理查·伯顿曾毫不掩饰对布拉风的痛恨。有一次，他坐的马车险些被大风吹进港口。这位沉迷于阿拉伯文化的英国外交官、间谍、旅行作家，渴望被派驻大马士革，但事与愿违。他来到的里雅斯特，租下一套宽敞的公寓，用于贮藏那些奇奇怪怪的阿拉伯艺术品。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无数个“阿拉伯之夜”，将《一千零一夜》翻译成了英文。

与理查·伯顿的时代相比，的里雅斯特一定冷清了不少。那时，作为维也纳的出海口，的里雅斯特的码头上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海面上行驶着雄伟的帝国舰队。劳埃德商船队从1836年起就驻扎于此，到1913年已经拥有六十二艘船只。在埃贡·席勒的画里，仍可看到的里雅斯特当年热闹非凡、充满海港气息的景象，有点像威尼斯，但更具中欧风情。

的里雅斯特本是帝国的产物。1719年成为自由港后，商人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为了满足帝国的需求，来自东方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货轮运到这里，再靠陆路转运至奥地利、匈牙利，乃至整个中欧。它被称为“苏伊士运河的第三入口”，那是的里雅斯特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站在码头上，我只能看见一些斑驳的小船。布拉风掀动着它们，仿佛随时可以将它们倾覆。几只海鸥从头顶飞过，叫声凄厉，它们落在码头上，踱着步，又突然毫无征兆地飞走。我的目光移向南部的穆贾一侧，那是的里雅斯特的工业区，距离斯洛文尼亚边境只有五公里，最著名的企业是咖啡烘焙商意利（illy）。一艘大型货轮正在进港，上面也许载着石油——如今，的里雅斯特和中欧的最后联系是一条通向德国的输油管道。

一座城市的命运，说到底与一个国家相连。尤其是在我旅行的这片土地，因为大战的爆发、帝国的瓦解，太多城市成为时代的孤儿，的里雅斯特只不过是其中之一。20世纪70年代，由于传统的钢铁业和造船业陷入危机，的里雅斯特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这似乎合乎逻辑——那是冷战时代，谁也不愿意在意识形态摇摆不定的地区投入太多的资本和热情。

现在，尽管有不少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的移民加入，的里雅斯特的总人口数仍在减少，并且是意大利自然出生率最低、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没人愿意说出原因，因为原因不言自明。几天后，当我开着租来的菲亚特500前往威尼斯时，我看到出城方向的路边有不少人竖起大拇指，举着Venezia（意大利语“威尼斯”）的牌子。他们似乎在提醒我：“既然威尼斯不过两小时车程，为什么要留在的里雅斯特？”

站在伸向海面的码头上，感觉像站在世界尽头。我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系紧围巾。我发现即便在这样的天气里，码头上仍然有一些游荡者。他们不是游客，而是当地居民。他们穿着一致性的黑色大衣，迈着缓慢的步伐，没人说话，也没人交谈。他们只是站在码头上，望着大海，望着雪山，神色严肃，不像意大利人，反而更像德国人或奥地利人。

一个穿着麂皮大衣的女人，站在堤岸尽头抽烟。我只能看到缭绕的烟圈，从远处雪山的背景上升起。只有她穿了黄色大衣，于是从黑色的人群中脱颖而出，海鸥鸣叫着……那画面真像是一部文艺片里的镜头。以至于我感到这些游荡在码头的人全都有一种审美上的自觉——他们出现在这里，并非有任何事情要做，而仅仅是出于美学的需要。

“在的里雅斯特，码头游荡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活动。”简·莫里斯写道。很多年前，刚做完变性手术的她，就坐在码头其中一根系船柱上，想写一篇关于“怀旧”的散文，但终于没能写出……

3

走在的里雅斯特的街头，很难意识到这是一座意大利城市，我不时感到自己正走在维也纳的环形大道上。灰色的哈布斯堡建筑随处可见，稳重、忧郁，每一栋都像是保险公司总部。菲亚特在路上飞驰，路边停满小摩托车，这又是非常意大利的一面。还有古罗马的剧场、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巴洛克教堂、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种种元素混搭、共存在这座并不算大的城市里。

从码头穿过海滨大道，是精心规划的统一广场，同样来自帝国的馈赠。喷泉汩汩作响，咖啡馆飘出咖啡的芳香，周围是历尽沧桑的19世纪建筑——曾经的总督府，如今的市政厅。青铜底座上站着早已没什么人认识的皇帝雕像，他俯视着海港——正是从那里，哈布斯堡的王公大臣们，喝完杯中的咖啡，登上甲板，开始海上的旅程。

从外表看，统一广场的变化不大。在那些描绘帝国海港的油画中，它几乎就是现在的样子。但历史有时候只是一种氛围，不仅存在于大理石柱上，也存在于飘荡其间的空气中。走在广场上，我能感到有些东西不见了。比如，广场的西南角，曾经是劳埃德船舶公司的总部——的里雅斯特的象征，现在却被无足轻重的官僚机构占领。热闹的海港，变得冷清。工人和穷文人热爱的咖啡馆，已经中产阶级化。如果乔伊斯不幸晚生一百年，他很可能无力负担这里的消费。

即便在当时，乔伊斯也一直在举债和还债中度日。他经常上午还了一小笔钱，下午又不得不把它借回来。他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开始是和妻子，然后有了孩子，然后弟弟妹妹一家也从都柏林来了。他在贝利茨学校教英语糊口，尽管他痛恨那里的“小暴政”，但为了四十五克朗的月薪不得不忍气吞声——这比他在都柏林千方百计挣到的稿费还多点。

在的里雅斯特，乔伊斯似乎闷闷不乐，但这里却带给他灵感。他喜欢看街上走过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的衣着带有东方色彩。他也常常去东正教堂观看仪式——和天主教的仪式有显著不同。到了晚上，他流连于咖啡馆、酒吧和妓院。有很多次，他醉倒在阴沟里不省人事。还有很多次，他被家人从勾栏瓦肆中找回。

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生活了近十年，写作进行得颇为顺利。一战爆发后，他去罗马躲了一阵。那段日子，几乎什么都没写，直等回到的里雅斯特，写作才又重新恢复。他辞去了教职，当起了家庭教师，习惯于“早上潇潇洒洒，下午忙忙碌碌，晚上乱乱糟糟的生活”。他每天10点醒来，躺在床上“陷入沉思”。11点前后，起床、刮脸，然后坐到分期付款买来的钢琴前。他的琴声往往会被上门索债的人打断。

家里人问他怎么办。

“让他们进来吧。”他会说，然后尝试把话题由催债引向音乐或政治。

在一封发自的里雅斯特的信中，乔伊斯写到他给一个往返于的里雅斯特和巴里的船长上课。每次，他都要穿过大半个城市，换上小船，再爬上轮船，叫一个水手去找船长，再找一块安静的地方上课，而“那个船长蠢笨无比”。

还有一次，他给一个叫埃托雷·施米茨的学生看了《死者》的手稿——这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结果，这位人到中年的学生，羞涩地拿出了两本自费出版的小说——他的笔名叫伊塔洛·斯维沃，后来被誉为20世纪意大利最出色的作家。乔伊斯惊呼他为天才。

伊塔洛·斯维沃常把小说的背景设在的里雅斯特，街名、地名都很真实。有人说，你甚至可以拿这本书当旅行指南。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真的这样做了，发现完全行得通！

伊塔洛·斯维沃的名作《泽诺的意识》充满了意识流，而乔伊斯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在的里雅斯特，他写出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构思出了大部分《尤利西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乔伊斯的“黄金时代”，毕竟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并且时常感到郁郁寡欢。

他戏谑地写到这座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悲伤”（triste）一语双关。

我从未刻意寻找，但在大运河边遇见了乔伊斯的铜像，还经过了乔伊斯住过的一处公寓。如今，这里成了一座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旅馆。

“有房吗？”我问老板。

“有，请跟我来。”

“我想看看乔伊斯住过的那间。”

“被一个美国作家租下来了。”

“什么时候空出来？”

“他要在这里过冬，”老板眨眨眼，比画着，“写一本书。”

我走出旅馆，经过乔伊斯喜欢的皮罗纳蛋糕店，它仍然营业，于是我进去点了一杯咖啡，要了一份奶油蛋卷。我随手翻着桌上的报纸，上面关于意大利经济的报道一片沮丧。我想起乔伊斯经常在这里买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翻阅报纸上的新闻和招聘启事。有时候没钱进咖啡馆，就没有报纸看，他曾在信中抱怨，因此错失过两份美差。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想，这个世界大概本就没有“黄金时代”。尤其是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所谓“黄金时代”，只是胜利者事后的“怀乡”，只是对过去浪漫主义的怀想，只是一片树叶或者一粒止痛片，因为现实过于粗粝——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地狱无处不在。

从咖啡馆的窗子望出去，城市整洁而喧嚣，一队人马正在庆祝某个宗教节日，摩托车轰鸣着驶过。托马斯·曼曾用“阴郁、混乱、艳俗”形容当年的城市，但正是这种混杂、自由、宽容以及文人尚可承受的生活成本滋养着乔伊斯。

在都柏林时，乔伊斯是个愤怒青年，对什么都愤愤不平。在这里，他被渐渐磨平。他的愤怒情绪慢慢冷却，他的政治狂热渐渐黯淡，他开始致力于创造一种微妙而精巧的艺术。通过《尤利西斯》（他在这家蛋糕店开始写作《尤利西斯》），他把的里雅斯特这个地中海世界带到了暗淡的都柏林。等他搬到巴黎时，他已经成为一代大师。

不知为什么，坐在的里雅斯特的蛋糕店里，我却想到了香港。同样曾是帝国的港口，同样是重商主义的城市，同样毫无保留地接纳过游荡者和文人。的里雅斯特已经不复从前，那么香港呢？

在文学生涯的最后阶段，简·莫里斯为香港和的里雅斯特各写过一本书。我不无好奇地想，她是否发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隐秘关联？

4

当火车沿着海岸线行驶，快要到达的里雅斯特时，我曾看到窗外有一座白色的城堡。那是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皇帝胞弟的城堡，名曰米拉马雷。这是我在的里雅斯特最钟爱的建筑。

1864年，马克西米利安怀揣着皇帝梦，从这座城堡前的码头启程。午后的光线下，海面一片波光，成群的海鸥在岩石和城堡间飞舞。马克西米利安要前往墨西哥，继承那里的皇位。这位热爱航海的年轻人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航行。1867年，亲美的墨西哥共和党人废黜了他，之后他被行刑队枪决。他的妻子夏洛特成了疯子，被送回比利时，了此残生。

这可能要算奥匈帝国之后一系列家庭悲剧的开端。鲁道夫——约瑟夫皇帝和伊丽莎白的儿子，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自杀。接着，伊丽莎白在日内瓦被一个疯子捅死。最后，侄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接连遭受打击的约瑟夫皇帝挑起了一战，他的复仇之火也烧毁了他的帝国。

所以的里雅斯特人说，每当他们看到米拉马雷，都会感到一丝惆怅。它的美中有一种凄凉，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宿命感，有一种时间安慰人时特有的孤独。

午后，我沿着海岸线走向城堡，海水舔舐着堤岸，我感觉自己正走入一个梦境。易卜生当年穿越阿尔卑斯山黑暗的隧道后，突然看到这座屹立在海边山崖上的城堡，赞叹它的美“注定要在我此后的所有作品中留下印记”。

他做到了吗？

城堡由奥地利建筑师卡尔·容克设计，但风格无疑反映了马克西米利安本人的趣味。的里雅斯特的本土设计师弗兰茨·霍夫曼承担了内部装潢，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样，都对当时盛行的折中主义风格十分推崇。

马克西米利安希望营造一种私密的氛围，所以他把卧室设计成了船舱的样子。作为奥匈帝国的海军元帅，他曾在海上航行过两年之久。我想，那一定是段美好的日子，作为年轻的单身贵族四处游历，因此他的卧室也保留了某种单身汉的浪漫气息。旁边的书房则藏满精装书籍，摆放着巨大的地球仪，蓝丝绸布幔垂在明亮的窗前，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沿着楼梯上到二楼。客厅装饰成东方风情，摆设着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另一间客厅里挂着哈布斯堡家族的画像，以及马克西米利安本人的油画。房间的装饰一如马克西米利安当年的设想——比维也纳的皇宫简单，但也更有人情味。

在离开的里雅斯特前往墨西哥时，城堡的内部装潢还没有全部完工。也就是说，马克西米利安和妻子还没来得及享受这里的一切就远走他乡了。20世纪30年代，英年早逝的阿玛迪奥公爵和他的家人也曾在这里的一间套房居住过。他是意大利的贵族飞行员，一战中与奥匈帝国战斗过。1937年，他被墨索里尼任命为埃塞俄比亚总督。五年后，他在肯尼亚的英国战俘营死去。房间里有他穿着飞行员夹克的照片，比后来那些开超跑的贵族少年帅气得多。

我脚下的木地板发出“吱吱”的声响，我知道，那是19世纪的回音。某种程度上，那也是最后的贵族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喧嚣的革命风潮、残酷的战争、无情的大清洗，席卷并摧毁了一切精巧和珍玩。人类几乎是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上，重新尝试学习尊严和教养。站在米拉马雷城堡，我感到自己回到了“故乡”，它美而卑微，却抚慰人心。旅行如同一种寻找，寻找逝去的、遗忘的事物，从而告诉自己世界上曾经有过美的东西存在。

米拉马雷城堡外是一座漂亮的植物园。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也是一位业余动植物学家。他把热带蝴蝶、蜂鸟和马来西亚鹦鹉带到了的里雅斯特。现在，它们的后裔在植物园里繁衍生息。我在花园的小径上，碰到一对奥地利夫妇，他们请我帮忙拍照。我在面向大海的露台上给他们拍了一张，归还相机时，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来的里雅斯特。

“你知道吗？这里曾经属于奥地利！”男人说，“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都曾经是奥地利的！”

我问他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他摇了摇头，“那意味着太多责任，太多麻烦，奥地利人还是自顾自好一点。”

我告诉他，我刚从奥地利湖区旅行过来。

“那里非常美，奥地利是个可以反复去的地方，永远不会感到厌烦。”

“那的里雅斯特呢？”

“这里？”他眨着眼睛，“一次就够了！”

5

我住在大运河畔的一家阁楼旅馆，主人是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丈夫马里奥在政府工作，怀孕的妻子桑德拉在家打理客房。他们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和一只黄猫。每天早上，黄猫总是悄悄潜入我的房间，跳到窗台上瞭望。越过砖红色的瓦片，可以看见城市正在柠檬色的阳光中铺展开来。

我下楼和主人一起吃早餐。桑德拉挺着大肚子忙里忙外，马里奥穿着白衬衫坐在桌前。在意大利，女人主内的情况相当普遍，她们勤劳而有威信，有点像过去中国的情形。

马里奥告诉我，他们是弗留利人。的里雅斯特方言是弗留利方言的一支，但是渗透了更多斯洛文尼亚语、德语甚至是匈牙利语的词汇。弗留利方言并不属于拉丁语，而是凯尔特语的一支，有着不同于意大利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二战结束后，包括戈里齐亚在内的一部分弗留利领土一度划归给了南斯拉夫。至今，这仍是弗留利人心头的一段伤痛回忆。

作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的首府，的里雅斯特在冷战时代却因为一篇关于“铁幕”的演说再度“成名”。

当时，只有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与苏联貌合神离。对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百姓来说，逃出铁幕是无比艰难的，但进入南斯拉夫则相对容易。从南斯拉夫的边境，可以相对轻松地抵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哨”——的里雅斯特。

“我记得小时候，的里雅斯特的黑市横行，最抢手的商品是T恤和牛仔裤，”马里奥说，“当然，人们也把更值钱的外汇、黄金、电器带到边境的另一边。”

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有过几年的“真空期”。的里雅斯特的黑市发展壮大成合法的巴尔干市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蜂拥而至，抢购电水壶、电视机、衣服等日用品。每天傍晚，长途汽车站都堆满编织袋和等待回家的人。

“那时候，大家都说的里雅斯特会重新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就像奥匈帝国时期一样，”马里奥说，“但很快那些国家也开始实行资本主义，那些人在自己国家里也能买到日用品了。”

巴尔干市场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关门大吉。又一次，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的里雅斯特先被宠幸，又遭抛弃。

“可能这就是我想来的里雅斯特的原因，”我安慰马里奥，“它的历史感和那些曲折的故事。”

“我们也骄傲于这里的历史。”马里奥微笑着。

吃过早餐后，我和马里奥一起下楼。他开着一辆Mini Cooper上班去了，而我沿着运河一直走。我经过咖啡馆和塞尔维亚教堂，经过一家鱼仔店，里面正贩卖刚刚打捞上来的海货——这的确是一座海滨城市！

我经过罗西尼大道上的博物馆，进去看了威尔第、普契尼的手稿，然后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小山上走。我走过古罗马时期的残垣断壁，经过一座教堂。教堂里在举行仪式，人们穿戴整齐地鱼贯而入。教堂门口，志愿团体正提供免费咖啡。

我迷路了，但是并不感到慌张。的里雅斯特不大，而在这样的上午无所事事地走走，是一件惬意的事。太阳高高挂在天上，虽然有风，但是并不太冷。我一直走到山下，走进餐馆林立的商业区。我看到一家挂着“Buffet”牌子的餐馆——那是奥匈帝国留下的“遗迹”之一。

这家餐馆有点像北京的老字号，有一种油乎乎的古老感。柜台里摆着各种香肠、煮肉、内脏，还有硕大的啤酒桶。我要了一份内脏、一份酸菜、两片面包，又要了一杯二百五十毫升的啤酒。出乎我的意料，这里不算便宜，而且就像日本的立吞酒馆，如果你不想站着吃而是坐下来，还需另交费用。

伙计和切肉师傅都戴着白帽，像又高又壮的德国人，但讲意大利语。这家餐馆给人的感觉就像那种在殖民地长大的白人孤儿，长着西方的容貌，却讲一口当地话。

我小口呷着酒，想找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一个大妈进来要了一杯啤酒，然后坐下来拿出账本记账。这里肉香扑鼻，并不适合严肃工作，可她似乎不为所动。接着，进来两个美国年轻人。听说坐下来要收费，他们点了两份打包带走了。这时，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了进来。伙计和她打了个招呼，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显然是熟客。

“我今天没什么食欲，”老太太庄严宣布，“和平时一样，但是少来一点。”

“没问题。”

可过了一会儿，伙计却端上一个由煮肉、香肠、内脏组成的大拼盘和一大杯啤酒。和这位胃口不好的老太太相比，我顿时相形见绌了。

“尿！”伙计突然跟我打招呼，他的意思是说“你好”。

“尿！”我回答。

“这是传统的里雅斯特食物，喜欢吗？”他指着我的盘子。

“不错，尽管胃口没这位太太好。”

“这位太太啊，在的里雅斯特长大的，来这里用餐有七十年了。”伙计以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说。

“七十年？”

“是的，不过和我们店的历史比，七十年不算什么。”伙计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们是1897年开张的，每周营业六天，星期天休息——主人当年定下的规矩。除了1914年到1918年因为战争关过门，其余时间一直这么营业，直到今天。”

“这位太太从小就来？”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然后和她先生，”伙计说，“去年她先生去世了——一位非常好的绅士。”

“你是这家店的主人吧？”

“不，”伙计的嘴角又露出一丝微笑，这次略带神秘，“我只是在这里打工。”

正午的光线从明亮的窗子射进来，我看着那位老太太埋首肉间，刀叉灵动，不时抬起头，喝上一口啤酒。另一侧的大妈，兀自翻着账本，啤酒几乎没动。

坐在她们之间，我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就像在一家卤煮店，你发现有个外国人正大口吃着猪肠。我想着这家店的历史，算着有多少人在这里用过餐。食物的生命力似乎远大于一切政治，尽管窗外的世界早已变迁。

6

的里雅斯特已经习惯了变迁。一百年来，这里发生过多少故事？

记得一次旅行中，遇到一位美国小镇的哥们儿。他说，他们小镇一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倒了一根电线杆，然后又竖了一根新的。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乡村口音，而且谈话中肆无忌惮地放屁。我觉得他是一个由于生活过于平静而丧失了敏感度的人。他不在乎和谁说话，也不在乎说话时的礼仪，因为他生活的地方出门就能闻见牛粪，开车半小时都见不到人。

而我出生在一个巨变中的国度，成长阶段所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我不得不接受或大或小的变迁，并且乐于像幽灵一样在废墟间游荡。这片广袤的欧洲腹地——这本书写到的所有地方，为我这样的幽灵提供了游荡之所。我不时唏嘘于它们的变化，同时也试图发现那些被时光留下的永恒之物。

在的里雅斯特的最后一晚，我去圣马可咖啡馆喝酒。那里曾是乔伊斯以及后来一众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的里雅斯特当代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在《微型世界》一书中曾为圣马可咖啡馆立传。这里是的里雅斯特的精神象征，或许也是离开前消磨时光的最佳去处。

我点了一杯Aperol spritz鸡尾酒，卖酒的小姑娘说，这是的里雅斯特当地最流行的饮料。

“可能也是整个意大利最流行的。”她打着手势补充说。

“它是怎么调制的？”

“阿佩罗利口酒和普洛塞克气泡酒，加冰。”

“普洛塞克，那个村子，好像离这里不远吧？”

“离的里雅斯特几公里。”

环顾四周，我发现咖啡馆已经座无虚席，几乎所有女孩手中都有一杯Aperol spritz。尽管枝形吊灯依然明亮，笨重的桌椅充满帝国风情，可这里显然已不再是乔伊斯当年牛饮的地方。克劳迪奥·马格利斯为它立传，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他所钟爱的时代写下挽歌。

我知道我的旅行即将结束。第二天上午，我打算租一辆菲亚特500。我会开着它穿过威尼斯，穿过托斯卡纳，翻越亚平宁山，然后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罗马。这大概还要花费两天两夜的时间。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总有一种感觉：就在此刻，就在这里，旅行已经结束了。

我点了一瓶普洛塞克，看着身边年轻的姑娘、打着领带的老人、留着古怪发型的小伙子、复习功课的学生，还有一个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中年男人——我猜他可能是作家。我看着他们，喝着酒，然后又要了一瓶。

“为什么会来的里雅斯特？”上酒时，卖酒的姑娘问。

“想考虑一下自己以后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我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想出来了吗？”

“还没。”

她点点头。

“那祝你喝完这杯就想出来。”

“但愿如此。”

可是，喝完这杯，又喝了一杯，我依然没有答案。大脑仿佛黑洞一般，充满没有交集的圆环。我有点怀念当年的的里雅斯特，可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依然需要活在此时此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买了单，走出门，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湿冷的海风突然迎面而来，像姑娘们凉薄的嘴唇。我沿着大街往回走，想着乔伊斯，想着理查·伯顿，想着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他们当年各自走回自己公寓的时候，是否想出了什么？

我不知道。走了一会儿，似乎也忘了想知道什么。

我就这么沿着大街一直走向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