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天早晨，我退了房，开车沿着通向老城的街道寻找能吃早餐的咖啡馆。这是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格外明媚，但气温依旧很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街上也没有车辆。我沿着奥得河行驶，然后钻进老城的小巷。我看到一些喝醉的年轻人，衣衫不整地在街边走。毫无疑问，宿醉是开始新年的最佳方式。

我经过一家咖啡馆，进去喝了一杯浓缩咖啡，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透过窗户，我看见广场对面的花市只剩下一排空旷的货摊，阳光在彩色遮光棚上跳跃。

我想着下面的计划，赶回捷克的布尔诺，然后搭乘第二天的火车去萨尔茨堡。从地图上看，我可以走弗罗茨瓦夫－卡托维茨一线，然后经奥洛穆茨回布尔诺。这比我来时的路多了将近一百五十公里，但好处是全程高速。

车上的电台终于不再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是迪努·李帕蒂演奏的肖邦。新年第一天的早晨，大概也没人愿意跑出来喋喋不休。我跟着音乐拐上高速入口，被警察拦住了。

他冲我晃了晃手里的警棍，我把车窗摇下来。

“早上好。”我用并不标准的波兰语说。

他一愣，看了我一眼，没想到我是个外国人。他用波兰语解释着什么，然后拿出一个测酒精的仪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遇到查酒驾，不是在半夜，而是在早晨！我转而意识到，在这片热爱酒精的土地上，大概喝个通宵才算常态。

我希望我的血液中已经没有昨晚的伏特加了，至少不要在仪器上显示出来——但愿如此。

警察看了看测出的数字，晃了晃警棍，示意我可以走了。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我听他用英语说了一句：“新年好！”

我穿过大片的白桦林，看到一只小鹿在林中漫步。当然，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大部分时间，我面对的是近乎荒凉的风景。如果说开车是一种思考形式，那么它更接近冥想，不要求思想过于集中，而是鼓励思绪自由飘荡：回到布尔诺，我不打算再住玛丽亚家了。重逢让人尴尬，况且她的目光中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动我，而我却不想被打动。

我知道，问题在我。

到达布尔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在昏暗的市区边缘看到一家亮着灯的旅馆。我把车停在门口，行李留在车上，便去敲门。门自动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位大叔。他穿着棉坎肩，搓着手从电脑后面站起来，两撇浓密的小胡子随之颤动。

“还有房吗？”我问。

“有，跟我来。”他二话不说就往门外走。

“喂喂，房间不在这里？”

“这里，满了，呃，别处，还有，嗯。”他操着破碎的英语，像一条哪里也无法抵达的坏公路。

我只好跟着他走出旅馆，在昏暗的巷子里左转右拐，最后来到一座没有亮灯的房子前。他摸索着钥匙，稀里哗啦，四周一片死寂。

“住在这儿？”我问。

“嗯，”旅馆大叔说，“和我一起住！”

我的脑海中本能地浮现出一幅和这位旅馆大叔共享一个房间的景象：当我半夜起身去洗手间时，正好和刚从厕所出来、穿着秋裤的大叔狭路相逢；他冲我嘿嘿一笑，说：“别尿歪了。”

门开了，楼梯看起来一尘不染。我硬着头皮，随旅馆大叔爬上阁楼，里面有简单的家具和两张床铺，天窗斜对着夜空。

“住这间房，如何？”

“那你呢？”我惴惴不安地问。

“这是我家，”旅馆大叔正色道，“我，楼下。”

2

我在布尔诺的星空下睡得不错。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去布尔诺机场还车。我看到一个练习跳伞的人，缓缓从天而降，落在一片农田上。现在，农田只是一片松软的黑土。透过车窗，我寻找那人跳下来的飞机，可是天上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有。机场也没有人，这回连负责租车的胖女孩也没出现。我把钥匙留在柜台上，穿过空旷的候机厅，门外停着一辆开往市区的巴士。

路上，一个穿着皮夹克、长着亚裔面孔的男人上了车。我冲他点点头，借机攀谈起来。他说，他在火车站对面开了一家中餐馆，卖中式快餐、越南河粉、土耳其烤肉和寿司。

“那你是哪里人？”

“我其实是越南人。”他狡黠地一笑。

“生意一定很好吧？”

“还凑合，在火车站嘛。”

“这里的人能分清中国菜、越南菜和日本菜吗？”

“分不清。”他又狡黠地笑起来。

我们一起在火车站下了车。他和我握了握手，朝马路对面走去，黑色皮夹克的背影，匆匆越过电车轨道。餐馆门口，两个鞑靼伙计正忧郁地望着街道。

我在火车站买到一张“弗朗茨·舒伯特”号列车的车票，从布拉格开往维也纳，中途在布尔诺停靠。在列车时刻表上，我还发现了“古斯塔夫·马勒”号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号——奥匈帝国时代，他们都是维也纳的风流人物。当时，整个摩拉维亚都处在帝国的影响下，这条通往维也纳的道路一定如昔日通向罗马的大道一样，充满着出人头地的愿望和对帝国财富的幻想。如今，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舒伯特”号以一百五十九公里的时速行驶。我喝着从站台上买来的啤酒。窗外，成群的乌鸦压过安静的村庄，枯木倒在冰冻的小河里。偶尔驶过一家锯木厂，原木整齐地堆成小山，像冬储大白菜一样。我从下奥地利州进入奥地利。不久，火车缓缓驶进维也纳。

离开布达佩斯以后，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大的城市了。13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在家乡瑞士遭到农民反抗。他带着家族，沿多瑙河一路迁徙至此，那时的维也纳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座荒凉小城。后来，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维也纳日渐发达。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如果他们有志于为帝国效力，那么对他们来说，维也纳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现在这些人依旧还在，还得加上大量土耳其裔、非洲裔移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走进地铁站时，一群吉卜赛人围着我又唱又跳，还有一个女人要为我买票效劳。他们看上去很寒酸，可一旦你发了善心，给了其中一个人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把你围住——这就是吉卜赛人的“群狼战术”。

我在维也纳西站换乘前往萨尔茨堡的列车。维也纳西站比我之前下车的迈德灵火车站干净、气派些，这里主要经营前往西欧的线路。迈德灵火车站里有不少匈牙利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而维也纳西站主要是本地人和游客。火车站里有卖各式吃食的餐厅，就连中式炒面店也人满为患。我随便找了一家店，吃了一份维也纳炸猪排，喝了一杯啤酒。

我买的是开往萨尔茨堡的慢车，票价也比快车便宜很多，而我恰好又有大把时间。车厢里十分安静，奥地利人不是望着窗外，就是埋首书间。我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罪与罚》，但窗外的风景显然更吸引人。

离开维也纳不久，火车就开始沿着河谷行进，窗外是一派悦目的田园风光。经过梅尔克时，我发现多瑙河几乎就在眼前。在这里，河水既清澈又宁静，还没有流出一条大河的气象。

穿制服的列车员从车厢穿过。一般来说，这种本地人居多的慢车，列车员也懒得检票。但是看到我，已经走过半个身子的他又退了回来。

“请出示车票。”他看着我，仿佛发现了一只潜在的猎物。

我把票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了半晌。

“去萨尔茨堡？”

“票上是这么写的。”

他一言不发地把票还给我，继续走了。我朝他的背影暗暗竖了竖中指。

“我刚才以为我要完蛋了。”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突然轻声对我说。他把套头衫的帽子拉下来，朝后看了看，然后转过头来，这次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他妈的没票！”

“什么？”

“真的，我身上没他妈钱了。”

“你是哪里人？”

“荷兰。”

我点点头。荷兰小伙子满脸大胡子，一头棕褐色鬈发，看上去三十多岁，但实际上可能还没到二十岁。

“我旅行，但是我没钱。”他坦白道。

“总是如此，旅行的时候钱从来不够。”

“得他妈赶紧挣钱。”

“是啊，我都打算炒股了。”

“那你比我还他妈丧心病狂。”他说，“我打算给非洲一个国家队做队服，给一帮小孩儿的生日派对做室内设计，还打算自己设计点T恤卖。”

“那你还没钱？”

“是他妈打算而已。”他哈哈大笑，“永远在打算。”“你他妈打算去哪儿？”我故意学着他的口吻。

“林茨。”他说，“你知道那他妈的地方吧？”

“希特勒的故乡。”

“没错，我就要去那里。”

“朝圣？”

“看女友。”他说，“我其中一个女友。”

“这么说你有不少女友啊？”

“如果算上我他妈单方面认为的。”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在阿姆斯泰登我们下车抽了支烟，然后把烟屁股扔在铁轨上。火车再次启动后，我拿起《罪与罚》来读。

“别告诉我你他妈的是作家！”荷兰小伙子盯着我。

火车经过一座山丘，散落在山上的木屋，都刷上了漂亮的颜色。公路在山谷间蜿蜒，跑的都是小排量的私家车，远远看去就像模型玩具。天黑下来了，但仍能感到窗外伸展着一片清冷而安详的土地。火车开进阿斯顿镇，荷兰小伙子背起登山包。他要从这里转车去林茨，而我继续前行。

“祝你走运，哥们儿！”他说。

“你也一样。”

整个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火车似乎也加快了速度。我看着窗外，夜色已经把大地的一切痕迹抹掉了。长途旅行时，你有时会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显得那样遥远，朋友圈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像精心编织的故事。因为你在移动中，并且夜幕已经降临，你感到自己身处国家之外，时间之外。此刻，你能面对的只有自己内心的黑洞。

萨尔茨堡到了。

我拖着行李走出火车站，暮色中的广场颇为萧瑟。冷风里，只有几个人在等待巴士，我随着他们上了一辆，经过米拉贝尔宫，经过大教堂，透过窗子可以望见山上白色的萨尔茨堡。我路过一家汽车旅馆，下了车。旅馆很时髦，前台同时也是吧台。侍者一会儿办入住，一会儿调酒。大堂的壁炉里燃着木柴。办入住时，我问侍者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说，往前走五百米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有一家意大利餐馆。

“如果还开门的话。”他朝我微微一笑。

我弄到一个舒适的小房间，放下行李，便去意大利餐馆吃饭。街上没什么人，空气沁人心脾。我能看到远处山脉黑色的轮廓，而萨尔茨堡就是群山中的一座小城。

我在意大利餐馆点了风干火腿配青橄榄、带有辣味香肠和巴马臣芝士的比萨饼，又要了一瓶威尼托产的白葡萄酒。

就算在欧洲，此刻也过了饭点。等菜一上完，连厨师都戴着白帽子走出来，坐在餐桌边喝酒，对着手机讲意大利语。

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就像散场后走出小剧场的心情。我回忆着一天的旅程：从清晨到夜晚，从平原到山间。最后在这里，在这家意大利餐馆，一切终于放慢了脚步。

我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街上的风声。

3

我打算在奥地利湖区游玩几天，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自驾。第二天一早，天气晴朗，一出旅馆大门，就看到雪山白帽子一样的尖顶。我沿着萨尔茨河走了一通，发现整座城市一尘不染。我走过漂亮的教堂和修道院，穿过行人不多的广场，然后跨过萨尔茨河上的大桥。

我在路边找了一家咖啡馆吃早餐，管伙计要来无线网密码，查看附近可以租车的地方。对于租车这件事，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相信在萨尔茨堡并非难事。果然，我发现附近就有一家连锁租车行，一辆全新的斯柯达日均租价二百六十元。

我办了手续，用信用卡支付了押金，开车上路。在附近的莫扎特故居，我停下远远看了看。尽管萨尔茨堡以莫扎特为荣，可莫扎特对这座城市却印象不佳。如今，莫扎特在奥地利居住过的地方，都被开辟成了博物馆，成为奥地利人的骄傲。只是严格来说，莫扎特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奥地利人有待商榷。因为萨尔茨堡当时还不属于奥地利。成年以后，莫扎特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但从风格上来讲，他是个真正的德意志作曲家，用剑桥《奥地利史》作者史蒂芬·贝莱尔的话说：“甚至比同样住在维也纳的贝多芬更像个德意志作曲家。”

那奥地利人应该把莫扎特当奥地利人纪念吗？“或许可以，”史蒂芬·贝莱尔认为，“如果他们秉承宏大的、开放的、包容的、世界主义的奥地利精神遗产的话。”在贝莱尔看来，莫扎特无疑是这种精神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堪称楷模。莫扎特很早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共济会成员，与伊曼纽尔·席卡内德一起宣扬启蒙的人道精神；他最喜欢的剧作家洛伦佐·达·彭特是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而这位前教士最后卒于纽约。

我开过莫扎特大桥，回到老城区，湛蓝的天空上飞翔着白色群鸟。我摇下车窗，微风袭来，可以感到风是从山里吹来的。老城区的房子被粉刷成不同颜色，围绕着山顶的城堡。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山顶的萨尔茨堡有点像布达拉宫。

回到旅馆，我拿了行李，沿着大街出城。我又经过昨晚吃饭的意大利餐馆，看到它大门紧闭，加油站也没有工作人员——奥地利的加油站都是自助的。

从后视镜里，我最后看了看这座城市，然后驶上起伏的山路。雪山就在眼前，路边是一些精致的农舍和村镇，很多房子被粉刷成嫩黄色，墙上装饰着紫红色的鲜花。

我先去沃尔夫冈湖，这是我从萨尔茨堡向东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大湖。公路拐了个弯，开始向山上攀登。过了不久，我的眼前出现一片明净的湖水，被积雪的山峰环绕着，湖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透过车窗，我能看见一座湖边小镇——那是圣吉尔根。

圣吉尔根干净、漂亮。也许是天气冷的原因，镇子里见不到什么当地人，只有零星几个游客好奇地东张西望。这里也有一座莫扎特故居，矗立在湖边，其实是莫扎特母亲诞生的地方。我沿故居转了一圈，看到一位穿着大衣散步的老人，还有一对夫妇站在无人的码头上，眺望对岸。

我穿过一片黄叶铺径的草地，看到一座小溜冰场。一位父亲正双手插在兜里，看女儿练习溜冰。女孩大概七八岁，粉色的棉帽子下面，露出几绺栗色的长发。

我发现莫扎特故居对面有一家餐厅，就走进去用餐。店主是位表情严肃的奥地利大妈，对我坚持一视同仁——使用德语。我找了个能看见故居的位子坐下，大妈送来菜单。这是家典型的德式乡村馆子，理所当然，菜单上只有寥寥几个菜。我点了肝丸汤、图林根烤肠配德式酸菜、土豆和一篮子新鲜面包。偶尔吃一次多肉的德国菜其实不坏，甚至可以说是大快朵颐，特别是当你抬头便可看见云雾缭绕的雪山时。面包也不错，微微带着发酵的酸味。

我一直觉得，从一个国家饮食的丰富程度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封建时代的发展状况。一般来说，封建时代越发达的国家，饮食也越丰富，反之亦然。我一边吃着巨大的烤肠，一边想着中世纪的德国农民。与精致的罗马人和高卢人相比，日耳曼人长久以来被视为蛮族，这从德式菜肴中也可见一斑：所有配菜都是酸的，为的是帮你消化中间的那块肉。

我就着黄芥末，把烤肠和面包吃完，口渴得直想喝啤酒，但只能喝冰水。从德国巴伐利亚来的一家人也进来用餐，奥地利大妈和他们亲切攀谈。这里距巴伐利亚不远，一直是德意志文化的领地。奥匈帝国的皇后伊丽莎白，也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陷入巨大的灾难。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国家还能维持下去。据说，当时要求德奥合并的呼声很高，蒂罗尔和萨尔茨堡的全民公投几乎一致赞成与德国合并。1922年，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它渡过难关。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奥地利不会加入德国，防止一个更大的噩梦出现。

奥地利大妈给巴伐利亚一家人端上一盘巨大的烤猪肘。之后，我用德语叫她过来买单。我走出餐馆，开车离开圣吉尔根，沿沃尔夫冈湖北岸前往附近最大的镇子圣沃尔夫冈。这样，我几乎沿湖绕了半圈。

与圣吉尔根相比，圣沃尔夫冈的游人要多一些，镇里的店铺都成了纪念品商店。我看到一车中国来的旅行团，然后是一车韩国来的旅行团。我避开主路，走一条小路上山。等我爬到山顶，俯瞰小镇和湖水时，发现一家酒店正在眼皮底下。只见几个半裸的大妈正在露天泡泡池里对着雪山泡澡。我看了一会儿，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便又下山到镇上溜达了一圈。我发现圣沃尔夫冈确实开发得十分充分，因此也没什么必要过多停留。

我向哈尔施塔特湖进发。路边有不少观光平台。我不时停下来，眺望湖景。奥地利湖区全都有一种冷峻之美。开到半路，我突然决定在一个叫巴德格森的小镇过夜。小镇位于巴德伊舍和哈尔施塔特之间，被高高的雪山包围着，特劳恩河从镇中穿过。

开始，我的导航出了毛病，将我带到了一片覆盖积雪的荒地。地上结着冰，车轮使不上力量。等我好不容易从荒地里开出来，导航又从另一条路把我引回了这里。这片荒地在村子和森林的边缘，远处散落着几栋小房子。我看到一家的女主人刚好出门，就拦住她问这里是不是巴德格森。

“不是，”她看上去很惊讶，“巴德格森离这里还有很远一段路。”

我问她怎么走。她的英语不太好，但我大致明白我必须彻底抛弃导航，先回到大路上。我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在荒地里勉强掉了头。我的确又开了很长一段路，小心翼翼地寻找路标。中途，我在一家加油站的超市买了些啤酒，准备晚上喝。然后我又向收银员打听了一下巴德格森。

“往前面走，不远了。”他愉快地说，“见桥右转。”

等我终于到达巴德格森时，夜幕已经降临。我跨过特劳恩河上的小桥，进入小镇。镇子不大，却有几座中世纪时期的教堂，矗立在夜色中。中心广场非常小，街角有家意大利餐馆，点着昏黄的灯火。

我住的旅馆在镇子边缘，是一栋传统的德式木房子。我踏着吱吱作响的台阶上楼，来到我的小房间。特劳恩河从旅馆后面流过，虽然关着窗子，但我整夜都可以听到河水声。

4

在旅馆吃早餐时，遇到了三个中国人。一男一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男人穿一件黑色毛衣，男孩穿一件红色毛衣，但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可以看出男人并不是男孩的父亲。女人一直沉浸在遐思中，表情淡然地坐在男孩身边。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

男人把一片火腿放到男孩的盘子里。“吃肉。”他说。

男孩看了看肉，又看了看男人：“面包里夹片肉就是三明治。”他说。

男人表情尴尬地笑笑，男孩却发现了有趣之处。他开始不断重复这句话，越说越兴奋。

“别犯傻了！”女人突然回过神来，厉声对男孩说。

男孩咬了一口三明治，鼓起腮帮嚼着。

这时，进来了三四个俄国男人，是从加里宁格勒一路开车到这里滑雪的。他们的声势迅速压过了前者。等他们拿着盘子走完一遍，餐区的餐食就像被蝗虫扫过一轮的庄稼地。刀叉在盘子里叮当碰撞，语速飞快的俄语在空中飞扬。

“快吃，吃完我们走了！”女人说。

“面包里夹片肉就是三明治。”

……

我喝了口咖啡，决定上路。等我拿着大衣和围巾下了楼，看到旅馆的男主人正气喘吁吁地端着一大盘火腿和奶酪进来，补充到用餐区。

门外，河水的声音更大了，空气中带着松枝的芳香。我想起上一次来这样的雪山小镇，还是很多年前在印控克什米尔。那里也有一个湖，叫达尔湖。湖上全是供人居住的船屋，交通则靠单桨划行的小舟。一天早上，船主的女儿站在船头等小舟载她去学校。她穿着一身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头巾，美得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相比克什米尔，哈尔施塔特早已名声在外，它差不多被印在了奥地利的每一张明信片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哈尔施塔特是不是相当于奥地利的丽江？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微微沮丧，但好在一路风景甚好，眼前到处是山，透过清亮的空气，可以清晰地看到山石青色的褶皱，听到风声“嗖嗖”地穿过松林。

哈尔施塔特的意义远远大于旅游本身。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这里是欧洲铁器文明的中心之一。考古学家在哈尔施塔特附近挖掘出多达一千零四十五座坟场，坟场区域内遍布着盐矿。从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在这里开采不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哈尔施塔特文明的覆盖区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疆界有颇多重合之处：包括了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匈牙利西部的小匈牙利平原、克罗地亚北部的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东部的下施蒂利亚。我很想看看相关的资料，可哈尔施塔特的书店里没有这类乏人问津的书籍。

村旁的山顶上仍有盐矿的遗址，只是索道在冬天已经停止。虽然有徒步线路，但在湖边走走，远比迎风登山更适合我。在湖边随意漫步时，一只羊驼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伸出头来，我不知道哈尔施塔特还有养羊驼的传统。过了会儿，我看到早餐时的三个中国人也来了这里。我听到女人招呼小男孩：“快过来，我们合个影，回头发给爸爸。”

在哈尔施塔特，每一栋房子的墙壁上都装饰着树枝和鲜花，给人一种盛夏之感。欧洲人似乎格外珍惜夏日，想在八月份找到正常工作的地方是很难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去度假了。贵族们常常选择在风景优美之处建立夏屋，离哈尔施塔特不远的巴德伊舍就是约瑟夫皇帝的夏宫。

我从哈尔施塔特开车来到巴德伊舍。1853年8月19日，约瑟夫和伊丽莎白在这里举行了订婚仪式。第二年，皇帝的母亲苏菲皇后将皇帝别墅送给儿子作为结婚礼物，约瑟夫称之为“地上的天堂”。相比政务繁重的维也纳，巴德伊舍成了约瑟夫的逃逸之地，他在这里度过了八十三个夏天——如果算上苏菲在这里怀上他的那个夏天。

巴德伊舍算得上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切片”。它是一座小城，因此不难看到皇室留下的痕迹：伊丽莎白常去的茶室，现在成了一座图片博物馆；约瑟夫情人喜欢的蛋糕店，仍然保留着美丽的枝形吊灯和大理石地板；皇室光顾的剧院，现在依然演出不断。

在皇帝别墅，我看到约瑟夫睡的单人床——那种军队里年轻士官睡的铁床。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唯一的乐趣是打猎。他每天三点半起床、沐浴、处理几小时政务。如果天气好，他就去附近打猎。他的房间里装饰着很多当年的战利品。伊丽莎白死后，皇帝唯一的慰藉是情人：女演员凯瑟琳娜·施拉特。她在巴德伊舍城外有一座别墅。每天早上，约瑟夫都会独自步行或骑马找她一同早餐。

巴德伊舍是一座念旧的城市。每年的8月18日——皇帝生日这天，巴德伊舍都会在圣尼古拉斯教堂为约瑟夫举行弥撒。人们穿着当年的制服，唱着海顿的歌曲。这些歌曲是年轻的约瑟夫挽着伊丽莎白走进教堂时所唱的，也是年复一年，直到他在1913年八十三岁生日时所唱的。之后，在这座“地上的天堂”，约瑟夫签署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声明。历史证明，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战争。宣战次日，约瑟夫就离开了皇帝别墅，回到维也纳。两年后，他在帝国的分崩离析中去世，再也没能回到他最爱的夏宫。

施拉特一直拒绝谈起和约瑟夫的情史。她1940年去世，葬在维也纳的一座公墓里，而彼时的维也纳正在纳粹的掌控下，经历着另一场地狱般的战争。她会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呢？

我在位于教区巷7号的Café Zauner喝了咖啡，吃了栗子蛋糕。它是约瑟夫和施拉特最爱的糕点店，但并没有我想象的出色。服务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性，穿着宽大的褶皱长裙，全都脚不沾地地忙活着。也许她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我想象着她们在这样一个小镇度过一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在维也纳的一家酒吧，我曾和一个爱尔兰小伙子聊天。他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年轻人四处迁徙打工的报道，问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留在家乡？他们为什么要去富士康这样的工厂？

“在家乡，他们可以有美丽的房子，养牛，养狗，就像在奥地利的小镇一样。”爱尔兰小伙子说。

“国情不同，在中国的农村……”我尝试向他解释我所知道的中国农村：脆弱的环境、过剩的劳动力，但似乎依然无法解决他的困惑。

“他们怎么能忍受工厂那样的生活？”他问我。

“生活在哪里都有不可忍受的一面，”我说，“无论你是要做定居的该隐，还是游牧的亚伯。”

“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暴力革命。”

“那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北爱共和军？”

……

傍晚，我开车去了蒙德湖。这里没有共和军，甚至见不到游客。我看到几只野鸭在冰冷的湖水中游泳，湖水拍打着堤岸，像瀑布一样发出鸣响。草地上是简单的儿童乐园，两个孩子坐在轮胎做成的秋千上，一个穿红，一个穿绿。在他们背后，树林像分叉的毛笔，伸向灰色的天空。这让我感到自己的确身处奥地利的冬日——这样的冬日已经持续多久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进来一条短信。除了中国联通的广告，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收到短信了。短信是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看了看新娘的名字，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女孩。我想起他上次给我发短信就是告诉我，他和那个好了很多年的女孩分手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似乎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没法参加婚礼，于是决定在奥地利给他们寄一张明信片。我走进一家旅游商店，挑了一张哈尔施塔特的明信片，又买了邮票。商店也帮忙邮寄，可是对着明信片背面的空白，我却久久无法下笔。

“抱歉，没想好怎么写。”

“给女朋友的？”

“给一个要结婚的朋友。”

店主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第二天，萨尔茨堡下了一整天雨。我还了车，坐在火车站旁的咖啡馆里，一边写明信片，一边等待去意大利乌迪内的火车。从那里，我将转车前往昔日奥匈帝国的港口——的里雅斯特。

我字斟句酌，更多的时候则是陷入回忆。一个女人站在屋檐下抽烟，雨水敲打着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