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是个酒鬼。他从父亲C. R. 那里继承了这一点。C. R. 是亚基马山谷一家木材厂的锯木工，很擅长讲故事。雷也继承了这一点。C. R. 可以几个月不沾一滴啤酒，然后从家里消失几日；雷、母亲和弟弟会带着大难临头的预感坐下来吃晚饭。这也是雷喝酒的方式：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雷在四五十年代长大。他是一个高高胖胖的男孩。他站立时会弯着腰，一只手臂或腿弯成一个古怪的角度；他后来减了肥，但保留着胖男孩眯着眼睛的模样。他的裤子和衬衫看起来像是华达呢做的，就是四十岁的失业者会穿的那种。他声音微弱，讲话时嘟嘟囔囔，对方必须靠得很近才能听清，但他的话往往十分有趣和尖锐。

卡佛一家住在一栋七百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有四个房间，地基是一块水泥板。家里没有可以独处的地方，一家人却又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雷喜欢在哥伦比亚河沿岸猎鹅和钓鳟鱼。他喜欢读畅销小说和户外杂志。有一天，他告诉那个带他去打猎的男人，他把一个故事投给了其中一份杂志，结果被退了稿。这就是雷整个上午看起来都焦躁不安的原因。

“哦，你写的是什么？”那个男人问。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片荒野的故事。”雷说，“飞行的野鹅，猎鹅，以及这个遥远乡村里的一切。他们说，这个故事没法吸引大众。”

但他并没有放弃。

雷在好莱坞帕尔默作家协会的《作家文摘》上看到一则广告。那是一门函授课程。C. R. 支付了二十五美元的注册费，雷开始分十六期付学费，但他很快就没钱付每月的费用了。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后，父母希望他去锯木厂工作。事情并未如愿以偿。

雷让一个名叫玛丽安的漂亮姑娘怀了孕。她本打算去华盛顿大学读书，但雷和玛丽安彼此爱得发狂，于是他们结婚了。1957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产房上面两层楼就是精神科病房，C. R. 正因神经衰弱在那里接受治疗。一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男孩。雷二十岁，玛丽安十八岁，那就是他们的青春。

他们开始游荡。他们有伟大的梦想，并相信努力工作会让这些梦想成真。雷将成为一名作家。之后他们就会拥有一切。

他们在西部多次搬家，从未停止。他们曾在奇科、帕拉代斯、尤里卡、阿克塔、萨克拉门托、帕洛阿尔托、米苏拉、圣克鲁斯和库比蒂诺住过。每次开始安顿下来，雷都会焦躁不安，他们就继续前往其他地方。支持这个家庭的主要是玛丽安。她包装水果、当服务生、挨家挨户卖百科全书。雷在药店、锯木厂、服务站和仓库工作过，还在医院当夜间看门人。这些工作并不能给人崇高感。他回家后也总是太累，什么也做不了。

雷想写一部小说。可是，当一个男人试图在洗衣店里洗六桶衣服，而他的妻子正在某处端盘子，他们的孩子正在另外某个地方等他来接，时间已经太晚，可他前面的那个女人还在不停地往烘干机里塞硬币——这个男人永远没法写小说。要想写小说，他需要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一个固定在某处的世界，以便他能够准确地描述它。那不是雷的世界。

在雷的世界里，规则每天都在变化，他看不到下个月第一天之后会发生的事，那天他必须赚够租金和校服费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有两个孩子，他永远无法摆脱随之而来的凶猛责任。兢兢业业、与人为善、正直行事——这些还不够，事情不会好转。他和玛丽安永远得不到回报。这是他在洗衣店中明白的另一件事。一路走来，直到某个地方，他的梦想开始破灭。

他没有心情写长篇故事，尽管那也许真能赚到钱；出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深深挫败感，雷只能写诗歌和非常短的故事。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写，有时反复多年。

那些故事讲的是没能成功的人。那是雷的经历，那些人都是属于他的人物。他的角色是失业的推销员、女服务员、工人。他们居无定所；在卧室、起居室和前院，他们无法远离彼此，无法摆脱自己，每个人都独自一人，漂泊不定。他们的名字并不花哨——厄尔、阿琳、L. D.、雷——并且往往只有一个名字而已。他们身旁没有宗教、政治或社区，只有西夫韦超市和宾果游戏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只有一个男孩在跟鱼搏斗，一个妻子在卖一辆二手车，两对夫妇把自己说到精疲力竭。雷抛开了几乎一切东西。

在一个故事中，一个妻子得知，刚跟朋友钓鱼回来的丈夫将一名遭到残酷对待的女孩的尸体留在河里三天才报警。

他的人物讲的语言听起来很平常，但每一个字都充满陌生感，言语之间的沉默中还升腾出一种恐慌情绪。这些生命在虚空中颤抖。

“我的大多数角色都希望他们的行动可以造成某种影响，”雷说过，“但与此同时，他们明白——正如许多人一样——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行动不再有作用了。过去你认为重要甚至值得为之而死的东西，如今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适，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崩溃。他们想扭转一切，却无能为力。”

雷以一种漫长而艰苦的方式写作，与这个时期的每一种趋势都背道而驰。那些年里，短篇小说是一种次要的文学形式。现实主义似乎已经衰落。雷的作品令人最先联想到的作家是海明威，后者死后正逐渐被人遗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讨论最多的作家——梅勒、贝娄、罗斯、厄普代克、巴特、伍尔夫、品钦——都更喜欢浮夸而非克制的笔触，他们写的是关于知识分子、语言或情欲过度的鸿篇小说，以及情节耸动的新闻作品。当时有一种竞争正在一口吞噬美国人的生活——用散文般的笔触模仿和扭曲这个国家的社会事实，而这些事实拥有无限的流动性和冲击力。

雷的英雄是契诃夫；他逆文学潮流而动，笃信一种更安静的做法，遵循埃兹拉·庞德的格言：“叙事在本质上的准确性，是写作唯一的道德。”通过密切关注失落边缘人的生活——那些在当代美国小说中很少被描述和认真对待的人（如果说他们曾出现在哪里，那就是在爱德华·霍珀的画作中）——雷的手指把到了更深层的寂寞脉搏。作为一位虚构作家，他似乎无意间得知，在这个国家的未来，最普通的事物中将充斥着最严重的不安，就像在深夜去超市，或是排在后院大甩卖的队尾。他感觉到生活的表面之下无可依靠。

70年代初，玛丽安获得学位，开始在高中教英语。这让雷获得自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写作和寻找大学教职中。他开始在东海岸的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卡佛一家在未来的硅谷买下他们的第一栋房子。在这里，他们与其他工人阶级作家及其妻子不间断地开派对。卡佛一家正在走上坡路。就在这时，一切都崩溃了。

孩子们步入青少年时期，雷觉得他们现在可以管好自己了。雷和玛丽安各有一段婚外情。他们两次破产。他因声称自己失业而被控告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撒谎，差点被送进监狱。虽然没被关进牢里，但他几次进出戒酒中心。他的酒瘾愈发严重，有时会陷入长时间昏迷。玛丽安试图跟上，以免失去他。雷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古怪的安静男人，但喝下苏格兰威士忌后，他会变得凶恶起来。有一天晚上，玛丽安和一个朋友调情后，雷用酒瓶打了她。她耳朵上的动脉被切断，流失了六成的血液，当她被送进急诊室时，雷躲在厨房里。

几个月之后，1976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在纽约出版。这些故事写了近二十年。题献页上写着：“本书献给玛丽安。”

雷是一个酒鬼，也是一个作家。两者总是走在不同的轨道上。第一个自我所逃离、破坏、毁灭或怨恨的东西，会被第二个自我转化为高雅的艺术。但现在，他的写作能力渐渐丧失了。

“这一刻到来了：妻子和我认为神圣的、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包括每一种精神价值。”他后来写道，“我们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他从不打算成为酗酒者、破产者、作弊者、小偷和骗子。但他成了这一切。那是70年代，很多人都风头正劲，但雷多年前就知道，派对和酗酒的穷人生活只能通向黑暗。

1977年中期，他独自一人住在俄勒冈州附近偏远的加利福尼亚海岸。让他在这里喝下最后一杯酒后决定戒酒的，不是他对自己或家庭生活的恐惧，而是对失去写作能力的恐惧。清醒后，他又开始写作了。1978年，他和玛丽安分道扬镳。

那是“恶雷”的结束，也是“善雷蒙德”的开始。他又活了十年，在那之后，他这一辈子吸的烟终于猛扑上来；1988年，他去世了，享年五十岁。在那十年间，他从一位诗人[诗人指卡佛的第二任妻子苔丝·加拉赫，两人在作家会议上相识。]那里找到了幸福。他写出最好的一些故事，逃脱了自我戏仿的陷阱——这种陷阱开始被称为极简主义——为了实现更加慷慨的愿景，他转向更丰满的表达方式。他成名并进入中产阶级。他赢得美誉，获得大奖，成为一个从地狱中获得救赎的文学英雄。他就像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回来的人那样，过得愉快又谨慎。

80年代，他的风格变得闪亮浮华，这对他大有助益。里根时期，他被称为绝望蓝领的编年史作家。他的角色讲话越不清晰，许多新读者就越喜欢这位创作者。如果说堕落的工人阶级令他们着迷和恐惧，他们至少可以想象自己通过雷蒙德的故事了解其精神，因此他们迷恋他。纽约文学界再次变得热烈而激情洋溢，他被捧上了核心位置。他现在是一名复古当代作家，身旁是二十多岁的作家们，后者学会模仿卡佛严峻的笔触，却没有先在自己的创作之火中锻造风格。他穿着夹克摆出姿势让人拍肖像照，脸上带着往日的威胁神情，就像一个人从城镇中的危险区域闯入了一个售书会。

“他们卖掉了他那些关于无能的、失败的、尴尬和令人尴尬的男人们的故事，其中许多人是酒鬼，所有人都是失败者；这些故事都卖给了雅皮士。”他的一个老朋友说，“他笔下的人物让雅皮士们证实了自己的优越感。”

但是每天早上，善雷蒙德会起床、喝咖啡、坐在书桌前，跟恶雷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模一样。毕竟，他们是同一个工匠。现在，令他分心的事物变了，但他仍然试图以极其准确的方式记录下他耳闻目睹的东西；在美国的喧嚣中，这件小事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