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她习惯了，这份工作就没那么难了。但是从装配线上刚起步时，她必须记住那些古怪的电线都连到了哪里，还有所有部件的位置；流水线在移动，那东西在与视线平齐处高速旋转，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它就会离你而去。她们正在为通用公司制造电子元件线束，装配台是椭圆形的，大约五十英尺长，每个过道有八个或十个工作台，女工们戴着护目镜和手套站在自己的工作台前。线束一开始什么也没有，第一个工作台会放上去连接器和几根电线，下一个工作台会插上八到十根电线，在流水线上边移动边装配，最后一个人会把它从流水线上取下，必要时加上润滑油，然后包装。他们每隔两三分钟能完成一个线束，这时间看似充裕，一旦跟不上可就要手忙脚乱了。

更有经验的工人想出了捷径，例如把电线搭在肩上，或是在脖子上挂着带有插头线的连接器，而不是每次都走回架子旁抽出新电线；或者提前将电线插入连接器，这样当线束转过来时，他们可以直接把连接器固定在上面，而不必等到那时才开始做一切工作。只要工作效率高，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或是跟隔壁的人聊天，或是听音乐。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塔米已经足够熟练，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乃至完全可以一个人操作两个工作台。在奥斯汀敦的工厂，他们在酒吧吃午饭，其中一些人回来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曾有人付给她二十美元，让她负责他的工作台一个小时，直到他清醒过来。要想在流水线上取得成功，只需要自制力和一点创造力，而她二者皆有。起初，她完全按照培训方法告诉她的去做，有时，她不得不在其他人的工作台上完成自己的工作。一些人会贴出一条红色胶带，告诉你：“我不希望有人闯进我的工作台，不要越过这条胶带。”

第一年，她在干满九十天之前就被解雇了，因为健康保险从第九十天开始——然后他们又重开了她的流水线。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年都被解雇一次，通常是在2月或3月左右，最长持续了五个月；在那些间歇里，她什么也不用做就能领取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根据1984年帕卡德和美国国际电子工人兄弟会717号当地分会达成的协议，她刚入职时只能拿到百分之五十五的基准收入——包括工资、福利和休假——她必须工作十年，才能达到最高工资标准。一旦有了足够的资历，她就可以挤走资历尚浅的员工，争取一份更好的工作，比如在配送中心开高层电梯；或者排到更好的班次，比如晨班，这样等到孩子们放学时她就可以待在家里了。可是在前十年里，她被老员工挤来挤去。帕卡德的大部分工厂都在沃伦，但也有其他工厂散布整个山谷，而塔米几乎在每一个工厂都工作过。在沃伦，北河路上的主工厂是一群连在一起、带编号的建筑物，长达四分之一英里——10号工厂是电缆制造区，高速压力机在11号工厂运转——你可以直接从一家工厂的末端走到另一家工厂，就像一条大街一样。他们称之为66号公路。

最糟糕的是8号工厂。塔米讨厌在那里工作。那儿的工作很糟糕——一条带有两根电线、几个夹子和一个索环的线束，得在八个小时里组装无数遍。此外，工作准则也很糟糕——没法打卡休息、离开工厂，只能带上午餐，持续不断地工作八个小时。新进来的员工算三线工人，拿不到与老员工相同的福利，会被派到8号工厂；同时，就业银行[就业银行（Jobs Bank），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工人待遇保障计划，保证工人被解雇后仍能从工厂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资、医疗保险及养老金等福利。工会于2008年宣布终止此计划，以帮助汽车业渡过经济危机。]也设在8号工厂。相反，哈伯德工厂是她的最爱。如果想在外面吃午餐，你无须穿过十字闸门。哈伯德就像一个亲密的家庭，直到他们在1999年关闭了它；尽管已经是老员工，塔米还是不得不去了8号工厂，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空缺。

起初，塔米对参加工会感到很兴奋。扬斯敦是一个工会城镇，即使钢铁工人已经受到打击，她仍能感受到工会的力量。有一年，717号分会召集了罢工。她听过所有关于工厂的故事，想象自己是铆工罗茜[铆工罗茜，二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海报上的女工形象。]，一个巡视纠察线的反抗者。不过，她排到了第二个班次，等轮到她巡视时，工会已经跟工厂达成了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工会感到厌倦。她去参加会议时，全程看着几个白人男性争论不休。她付钱给保姆并开车半小时到沃伦，可不是为了看两个白人男性争论。一些工会代表只知道关心自己，他们试图将事态升级到国际层面，好能领取两笔退休金。有一家名叫托马斯路的工厂，那里活像一个恐怖的地牢，一切都肮脏不堪；有一个工头会打开机器，缩短休息时间，有一次还锁上了电话，让新员工无法接听。然而工会代表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什么也没干。随着帕卡德裁减更多工作岗位，将更多工作转移到华雷斯的美墨边境工厂，工会变得更加软弱，人们知道，最终它无法拯救你。

这份工作并不会像钢铁厂那样摧毁你的身体，但仍然会让你日渐衰弱。塔米在托马斯路工厂工作时得了哮喘：在那里，她负责焊锡炉，把铜线浸入融化的铅中。她感觉自己的前胸和后背仿佛贴在一起，有时十分严重，她不得不住院治疗。像很多工人一样，她也患有腕管综合征——他们称之为“帕卡德手”，得用夹板和药物治疗——她离开工厂多年后，仍然会不时在夜间疼醒。

她发现自己也可以有点叛逆。有一次，一个临时工在她的区域工作，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女性，离了婚，带着孩子。这个姑娘不敢休息，不敢去洗手间，也不敢跟其他人聊天，因为她觉得那会让她失去工作。她是那些早早上班的人之一，而其他人只是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前五分钟才打卡上班。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十分紧张。有一天，塔米看到这个女孩跪在地上，用手擦拭水泥地板上的油。那片油迹已经存在了二十年——她不可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无论如何，你总得用真空吸尘器才能清理干净溢出的油——但她认为那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清洁工团队拿着二十二美元的时薪来保持工厂整洁，而此刻他们那肥屁股一动不动，只是跷着腿，看着这个姑娘跪在地上试图用手清理地板。塔米厌恶这一幕——看着那姑娘是多么害怕。“你不用趴在那里。”她对女孩说。她很生气，甚至去找了他们的工头。“鲍勃，你知道这样不对。”但她能做什么呢？技术岗的一些家伙让临时工的日子不好过；临时工做两倍的活，只拿一半的报酬。后来，塔米说：“我能感觉到，这个姑娘有一个家庭。她需要一份工作，就这样。她得赚钱养家，就像你在二十、二十五、三十年前那样，她愿意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因为她需要这份工作，而她可能会以任何理由被解雇。在她来之前，我觉得我们的部门从没这么干净过。”

在流水线工作，主要是得找到打发时间的方法，之后她就能回家跟孩子们待在一起了。有时她会改变工序，从前到后装配，有时又会从后到前。她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多数是70年代的R&B和乡村爵士——她不喜欢Hip-Hop音乐，她喜欢用乐器而不是电脑制作的音乐），必须盖过工业风扇的声音和这条流水线上其他四到五个收音机才能听到。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抱怨塔米的收音机声音太大，但她的本意是说塔米的音乐太吵，也就是说，它太黑人了。那是她在流水线上卷入的少数几次争吵之一。

大部分时候，她会跟人聊天。

她跟工厂里一些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更久。她和他们一起出去吃午餐——位于托马斯路工厂的“伊莱驰名烧烤”，还有北河路的卡巴雷餐馆，他们在那里能兑现发薪日的支票——也会一起去三角酒馆和83号咖啡店之类的酒吧。塔米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喝醉，然后再回到转个不停的流水线上——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在工作中也很开心。流水线上有一位老太太是塔米见过的最下流、最无知的人，但她很有趣——她会戴着猪鼻子来工作，走来走去吓唬人，还会猥亵男人。他们会用蛋糕给部门里每个员工庆祝生日，也会玩足球彩票。有一次，她因腕管综合征休息了几个月，那段时间里，她和一位同事中了超级碗彩票；直到同事把八百美元中的一半带来她家，她才知道这回事——他原本可以不告诉她的。

其中一些人成了她的亲密朋友，例如凯伦，一个来自城北的黑人女孩；她被挤出了晨班，派到塔米在午后的流水线上，塔米培训了她。塔米管凯伦叫“小大姐”，凯伦比她大十岁，但比她矮得多。凯伦也有三个孩子，她们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还有朱迪，塔米在帕卡德的最后一份工作中与她共享一张桌子，一边是朱迪的机器，另一边是塔米的机器，她们这样度过了三年。“这就是你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塔米说，“我们没法在厂里四处跑动，像在办公室里一样。我们被困在彼此身边。你还能聊什么呢？那个负责工具和模具的家伙——‘你妻子最近好吗？你的孩子们最近好吗？你儿子橄榄球打得怎么样？’”当你与人们共事如此之久，你会在他们展示的照片中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来，在离开工厂后，她最怀念的就是这种同志情谊。

塔米的朋友、来自城东的西比尔女士在一家通用电气灯泡厂工作了三十八年：从1971年开始，直到她六十三岁退休；她的工作是搬运五十磅的水泥袋。“任何人要是觉得工厂的工作很好，他们都该去拜访一下流水线上的工人。”她说，“大多数人都没法从工厂中存活下来。米特·罗姆尼[米特·罗姆尼，乔治·罗姆尼之子，曾在商界担任高管，从政后担任过州长及参议员，2012年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一周之内就会没命。”

塔米如此存活了十九年。她从来没想过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有人问她如何能将同样的事情重复无数次时，她几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她能拿到薪水，一份体面的薪水，这能让她活下去，然后她就能让孩子们活下去。

塔米不熟悉弗利普·威廉姆斯，他比她大十岁，她认识他的兄弟。弗利普控制着城东希梅尔·布鲁克斯廉租房项目内的毒品交易。他去了加利福尼亚，加入瘸子帮，在80年代后期因走私可卡因入狱。他出狱后回到扬斯敦，并试图再次接管布鲁克斯。1991年劳动节当晚，弗利普与三名少年男女一起来到布鲁克斯的一栋屋子，一个控制着当地快客可卡因[快客可卡因（crack cocaine）是可卡因毒品的一种常见形态，纯品是带有锯齿状边缘的泛白色块状固体，因制备过程中会发出爆裂声（crack）因而得名。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于纽约等地的贫困街区，因为熔点较低、容易挥发、药效猛烈而更受吸毒者欢迎。]生意的毒贩住在那里；他们给这个毒贩戴上手铐，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弗利普策划好一切，绘制房子的地图，使用他在睿侠电子产品店购买的对讲机。）弗利普让其中一个女生——他的女朋友——打电话给跟这个人合作毒品生意的两个朋友，把他们引诱到这栋房子里。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第四个人出现了，他是巴里——塔米第一个孩子的父亲——的表弟特迪·温，刚刚从空军退役，碰巧来这栋房子做客。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弗利普把他们都绑起来，勒死了特迪和另外一个家伙，让他的女朋友打开立体音响以掩盖声响，然后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开枪打中四个人的脑袋。

2005年，弗利普终因这场劳动节大屠杀而被执行注射死刑；那时，希梅尔·布鲁克斯项目已被拆除重建，更名为罗克福德村。塔米觉得这场死刑来得太晚了。弗利普在城东犯下了多起谋杀案，他们甚至没有因为那些案子逮捕他。对于在一个社区中造成如此多破坏的人，你怎么能让他在监狱里活这么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扬斯敦总是名列凶杀案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受害者是六十五岁以下黑人女性的凶杀案数量则排在全国第一。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手党的杀戮上，因为在那些年里，扬斯敦是吉诺维斯家族和卢凯塞家族之间展开边界战争的场所，发生了许多知名的黑帮暗杀事件——1996年，马洪宁县的一名检察官在自家厨房里中枪但活了下来，他大概是全县唯一一个没被犯罪团伙收买的官员。到90年代末，扬斯敦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钱可以引发争斗，黑手党战争也消失了。但因为多数发生在塔米家那样的社区里、由毒品和侮辱引起的凶杀案，扬斯敦仍然是一座凶杀之城。

塔米认识太多惨遭杀害的人，根本数不过来。当她看着毕业年鉴中的笑脸，可以指出哪些孩子已经死了，哪些在监狱里，哪些在吸毒，这样的笑脸至少占了一半。她高中里的一个女生在布鲁克斯的一次飞车杀人中不幸中枪。她从小最好的朋友之一热纳瓦从高中辍学，生了两个女儿；大约就在塔米从城东毕业时，有个男人从一辆车里出来，开始与热纳瓦争吵，然后把她推倒在地，开枪射中她的脑袋。没人因此被捕。塔米的舅舅安东尼像他姐姐薇姬一样是个瘾君子，他被杀害后，尸体被丢在城东。“80年代末到90年代，扬斯敦简直疯了，疯得要命。”塔米说，“你想想吧，这里当时没有活干。”

塔米的弟弟们长大时，她觉得他们成了瘸子帮成员，因为他们总是穿着蓝色衣服[瘸子帮成员热衷于身着蓝色服饰，为了纪念一名被枪杀的帮派成员。]。他们和母亲一起，住在距离夏洛特两个街区的希亥街，在家门口卖毒品，控制了整条街道。塔米从未见过他们的父亲用任何方法管束过他们。他们的母亲尝试过——她希望他们能更好，而他们总是惹上麻烦，这让她十分痛心——但是他们以塔米从未有过的方式顶撞她。薇姬再次开始吸毒，虽然塔米当时并不知道——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从自己上了六年级或七年级以来，母亲就没再碰过毒品。薇姬会让塔米开车送她从朋友那里拿东西，或者把钱带给她的债主，后来塔米才知道母亲是在购买毒品，而她成了帮凶。当母亲对奥施康定上瘾后，她发现了真相；这种药是用来止痛的，因为母亲患有退行性骨关节炎，关节破裂，骨头变得十分脆弱，如果动作不正确，骨头就会开裂。养老院的医生告诉塔米，她的母亲在用海洛因。

薇姬家附近还有另一个帮派“艾尔斯街头海滩帮”，他们自认为是血帮成员。90年代后期，塔米的兄弟们卷入了由快客生意引发的帮派地盘战争，身处争端的前线，虽然这件事塔米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那些事情，因为我有孩子，我试图让他们远离这些事。”有一天，光天化日之下，她最年长的弟弟詹姆斯在希亥街房子的前廊遭枪击受伤。另一天晚上，她最小的弟弟埃德温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车里，停在一栋房子旁边的空地上，一个拿着枪的家伙走到车窗前，越过埃德温射杀了他的朋友。几年后，埃德温与二哥德韦恩和另一个朋友坐在另一辆车里，被一个戴着滑雪面具的枪手从后背打了三枪。他活了下来。德韦恩和埃德温后来都蹲了很长时间监狱。

薇姬在希亥街上的房子就在一家商店隔壁，它名叫F&N食品市场，因门外总有麻烦而臭名昭著，包括吸引暴力赌徒的掷骰子游戏。有一天，埃德温和德韦恩——他们已经十八九岁了——和两个波多黎各人一起在商店后面掷骰子。德韦恩把枪放在椅垫下面以防万一。托马斯男孩帮的一个朋友约翰·珀杜开车过来加入了游戏。不到几分钟，珀杜就开始跟其中一个波多黎各人雷蒙德·奥尔蒂斯为五美元赌注争论起来。奥尔蒂斯抓过德韦恩的枪，要求拿到这笔钱。珀杜拒绝付钱。德韦恩让奥尔蒂斯平静下来，奥尔蒂斯和他的朋友向他们的车走去，但随后又折返——奥尔蒂斯仍然怒火中烧——继续争吵。最后，奥尔蒂斯挥枪威胁或是用枪敲打了珀杜，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珀杜抢过枪，击中奥尔蒂斯的脑袋。

薇姬认识死者的母亲；由于托马斯男孩帮的朋友用的是德韦恩的枪，事情又是因为薇姬家旁边的掷骰子游戏而起，两个家庭就此结怨。凶杀发生后不久，薇姬的房子遭到枪击——冰箱和烤箱上都有弹孔——塔米让母亲搬了出去。然后，有人把一个莫洛托夫燃烧弹扔进房子，一楼被烧坏了。《维护者报》上如此写道：扬斯敦市长命令手下“立即拆除希亥街1343号那栋遭火灾破坏、被毒品缠身、受暴力侵扰的房屋”。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讨厌鬼房屋被拆毁》。一台市政府的铲斗机开上草坪，开始拆毁前廊，围观的邻居们表示支持。“到了下午早些时候，东区的眼中钉已经不复存在。”这座房子大约值四千美元。它的消失摧毁了薇姬。

那时，塔米已经离开了城东。

90年代初期，夏洛特街上的房子多次遭年轻人闯入。奶奶大约九十岁，几乎失明，塔米将她搬到了一楼。塔米被困在午后的排班里，这意味着她直到午夜才能回家，但她没钱雇人照看家里。孩子们放学后只能在城南一位朋友的母亲家里得到照看，塔米会在回家路上去接他们。一直到那时，奶奶都是独自一人，而塔米害怕有人会再次闯入，伤害到她，因为她看不见。在夏洛特大街1319号住了二十年后，塔米于1992年5月举家搬迁。在城东，奶奶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城南，她只待了三个月就去世了。

塔米把夏洛特的房子租出去三年。1995年，她决定卖掉它。她只能拿到五千美元，是奶奶在1972年购买时价格的一半，买主是一位女士，她后来搬回了波多黎各，把房子又租了出去。在那之后，房子开始衰颓，直到2000年彻底空置。

塔米为她在城南的房子付了两万三千美元。它被漆成橙色，前廊有四根很粗的柱子，内部装潢很漂亮。这片街区在印第安诺拉北面，塔米小时候生活在城南时，这里的居民全是白人，但现在，它正飞速变化，白人落荒而逃，接受第八类房屋补助[根据美国1937年《住房法》第八款制定的低收入家庭租金补贴。]的租客搬入，其中也包括许多她在城东认识的人。塔米在城南有一个未婚夫。他的名字叫布莱恩，他们在高中相识，不过他年长两岁（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比她年长）。他们在1990年开始约会，布莱恩就像是她三个孩子的父亲，特别是对她的小女儿。他没有稳定的工作——时不时去学校当勤杂工——但他帮助塔米度过奶奶去世的那段日子，而且他爱她的孩子。1995年，在她二十九岁生日那天，布莱恩向塔米求婚。她没有立刻回答。她和三个女性朋友去克利夫兰旅行过生日，在酒店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接受求婚。就在她们退房去购物的时候，布莱恩被杀害了。

她永远没能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莱恩与某人发生了争执，而塔米从凶手四五岁起就认识他的家人了。“布莱恩真的是个好人，”她说，“但我不知道他的人际关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哪里不对劲、哪里有问题。在我见过的男人里，他胸怀最广阔，我的孩子们都爱他。”一位朋友告诉塔米，她七岁的小女儿需要去见心理辅导员，但塔米耸了耸肩——“她没事。”——因为这就是塔米三十年来度过一切的方式：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好起来的”。十年后，塔米去了一次教会退修会，回来时生气地发现女儿文了身。但当她看到，那个文身是布莱恩的出生和死亡年份以及名字缩写时，她的态度软化了。在那一刻，她明白了：她的女儿从来没有得到机会，为她唯一叫过爸爸的男人哀悼。

布莱恩被杀之后的一年里，塔米开始每周去米尔溪公园三天，有时每天都去；如果她下午上班，就在送孩子上学之后去，如果上午上班，就在下班之后去。她会沿小路漫步，坐在河畔老旧的木制磨坊旁，听瀑布的声响冲刷大坝；她与上帝独处，思考，让自己恢复活力。

衰颓正在蔓延，速度愈来愈快，并紧跟着塔米搬迁。花了十年二十年才在城东蔓延开来的东西，几年之内就占据了城南。塔米的邻居变得非常糟糕——一个名叫代尔男孩帮的团伙接管了这里，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住在埃文代尔和奥本代尔。1997年，塔米和孩子们一起搬到了布莱恩妈妈家隔壁的一栋房子里，但她没法卖掉他们搬出来的房子——很多东西都搞错了——她最终与银行达成协议，把房子还回去，以抵消抵押贷款。

她考虑离开扬斯敦。城内各处犯罪率都居高不下，除了她现有的工作之外没有任何机会。大部分人但凡有办法，不是已经离开，就是正在离开。整座城市都在飞速下坠。但只要再过几年，她在帕卡德的工龄就要满十年了，这意味着完整的薪酬和福利，包括退休金。她很幸运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且扬斯敦的消费水平很低。随着时间推移，她在自家封闭式门廊上开展了业余业务，帮助人们计划婚礼，设计邀请函并在激光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后来她还开始设计情人节礼篮、毕业卡乃至葬礼节目单。她称她的生意是“一杯完美的茶”。一天晚上，她和小女儿边看电影边打出了三百五十个蝴蝶结，又将三百五十颗珍珠粘在蝴蝶结上，制成了新娘书签。她还在工厂贩卖雅芳产品——在一个满是女人的工厂，靠这个可以赚很多钱。她不会去别的地方。

从城南到帕卡德比从城东出发更难走，塔米经常得像玩杂技一样地安排保姆、课后活动和工作时间表。她利用假期去看大女儿的表演和儿子的足球比赛。在周末，她让孩子们不花很多钱就能玩得开心，例如开车去乡下采摘草莓和苹果。她让他们周日去教堂，放学后研读《圣经》。如果无法参加家长面谈会，她会在清晨课前与老师交谈；手机出现后，老师们总会保存她的号码，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在工厂找到她。直到孩子们长大些，她才开始加班。他们会在家里与朋友聚会，因为她想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女孩们在十六岁之前不许化妆；儿子十三岁时，有一次从他父亲那里回来后穿了耳洞，塔米让他把耳环拿下来，因为她早跟他说过，高中之前不许穿环；而等他高中时，他已经不想穿环了。哪怕到了高四，他们也会在午夜之前回家，特殊情况下也会在深夜1点前回家。她没有虐待他们，有时也会妥协，但是他们需要管束，而塔米绝不会放松。外面很疯狂。女儿没有怀孕，儿子没有加入帮派，他们都从高中毕业进了大学。上帝用三个好孩子祝福了她。

有一次，她认识的人表示很惊讶，她竟能在扬斯敦养大三个孩子，他们还都过得不错。塔米明白此人的意思，但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孩子们必须比我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必须拥有比我兄弟更好的生活。我做了我该做的事，那就是我的曾外祖母所做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