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三岁时发现自己有一天会死去。那是1971年，他坐在克利夫兰自家公寓里的一块地毯上。彼得问父亲：“这块地毯是哪里来的？”

“从一头牛身上来的。”父亲说。

他们讲的是德语，那是彼得的母语——蒂尔一家来自德国，彼得出生于法兰克福。

“那头牛怎么了？”

“那头牛死了。”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那头牛不再活着了。所有动物都会死亡。所有人都会。有一天我也会。有一天你也会。”

说出这些话时，彼得的父亲看起来很悲伤。彼得也悲伤起来。那是令人困扰的一天，彼得一直没能忘记。直到成为硅谷亿万富翁，他仍然为预期中的死亡深感不安。四十年后，当初的震惊仍深植于脑海。他从来没能平心静气地看待死亡，像大部分人一样学会无视它。他们的态度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默认，如同注定走向末路的畜群。那个坐在牛皮地毯上的男孩长大后将不可避免的死亡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现实——一种已经带走千亿人生命的现实。

彼得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曾为多家矿业公司做管理工作。彼得小时候，蒂尔一家经常搬家——他上过七间不同的小学。尽管有一个弟弟，他仍是个独来独往的男孩，在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前几乎没有朋友，有一种天才般的寂寞和内向。五岁时，他已经知道了所有国家的名称，能凭记忆画出世界地图。六岁时，父亲在一家铀矿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似乎正向着核能源发展——蒂尔一家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和西南非度过了两年半。彼得开始跟父母下象棋，很快就棋艺精湛。在斯瓦科普蒙德——西南非海边的一个德国小镇——他会在家后面正对沙丘的干涸河床上花数小时为自己编造冒险故事，或是在当地书店里阅读地图册、自然书籍和法国漫画。他上的学校要求男生穿西装打领带，每周测验中每拼错一个词，都会被老师用戒尺打一下手心。回家后，他会迅速扯下校服，他痛恨纪律。他几乎总能得到满分，以逃避体罚。

彼得九岁时，蒂尔一家回到克利夫兰。1977年，彼得十岁，他们搬去了加州的福斯特城，那是一个位于旧金山湾旁的规划城镇，从斯坦福往北开车只要二十分钟。

1977年，几乎还没人用“硅谷”一词来形容从旧金山延伸到圣何塞的半岛区域。这里的科技公司——惠普、瓦里安、飞兆半导体、英特尔——都是战后随着军事研究的繁荣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那时，联邦拨款已让斯坦福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硅晶体管芯片和集成电路只受到电气工程师和技术爱好者的关注，普通消费者并不关心；个人电脑还处于起步阶段。1977年，有十几名员工的苹果电脑公司成立；他们在西海岸电脑节上推出了Apple Ⅱ，但公司总部才刚刚从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乔布斯家车库搬到库比蒂诺的租赁空间。

硅谷人人平等，教育水平很高，生活舒适——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最好的例子之一。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这里，种族、宗教乃至阶级都在金色的阳光下褪去了意义。硅谷周围的住宅街道两旁排列着一栋栋面积为两千平方英尺、占地四分之一英亩的住宅，都是外形朴素的艾克勒式[20世纪5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房地产开发商约瑟夫·艾克勒建造的一类房屋，具有线条简洁、用材传统、装饰极简的特点，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开发。]中世纪风格。帕洛阿尔托的平均房价是十二万五千美元。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商业活动区包括各种商店、体育用品商店、几家电影院和比萨店。沿着皇家大道，梅西百货、英姆珀瑞和伍尔沃斯的店面占据了斯坦福购物中心；1977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开了一家分店，但这里还没有威廉姆斯－索诺玛和巴宝莉，也完全没有高档精品店。停车场里全是福特斑马和达特桑。[以当时美国的消费标准，梅西百货、英姆珀瑞和伍尔沃斯为大众百货超市，威廉姆斯－索诺玛和巴宝莉为奢侈品牌，福特斑马和达特桑为平民汽车款式。]

几乎所有硅谷的孩子——甚至是来自少数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去了当地的公立学校；那些都是好学校——加州的学校在美国排名第一。最好的学生去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戴维斯或洛杉矶分校（少数学生申请进了斯坦福或常青藤），普通学生去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或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富席尔或德安扎社区学院拿到一个两年制学位。抗税运动——也就是13号提案，它将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产税限制在房产评估价值的百分之一，造成该州公立学校质量长期下滑——还远在一年之后。

彼得·蒂尔在中产阶级鼎盛时期的最后一年搬来硅谷。这里的一切都将改变，包括名字。

从斯瓦科普蒙德搬来福斯特城的这个学年如同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般充斥着骚动和颓废。这里许多孩子的父母都离婚了。在彼得的五年级班级里，老师是个长期临时工，早已丧失了对教室的所有控制。孩子们站在课桌上冲彼此和老师吼叫。“我讨厌你！”一个男孩尖叫道。“你为什么不回家？”老师挤出一个微笑回答道。彼得封闭自己的大脑，开始拼命获得完美的分数，每一次考试都像是生死攸关，借此来逃避同学制造的混乱——在加利福尼亚，这种混乱就相当于打手心用的戒尺。他在体育课上表现糟糕，但在数学方面极其优秀；作为一名国际象棋选手，他在全国十三岁以下少年组中排名第七。他在国际象棋棋盘上就像在学校里一样疯狂竞争——后来，他在棋盒上贴了张纸，写着“天生大赢家”——在极少数输棋的时候，他会彻底厌恶自己，把棋子从棋盘扫到地上。高中时，他带领数学小队参与地区冠军的争夺。有一次，团队的教师顾问随口说道：“好吧，总有人会赢的，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彼得心想：“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在当高中老师。”

比起《星际迷航》，他更喜欢《星球大战》，但两者都是他的心头好。他读了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阿瑟·克拉克的小说——那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梦想着星际旅行、火星来客、水下城市和飞行汽车。一代人之后，彼得生活在这个精神世界中，相信技术奇迹会打造奇妙的未来。直到他十二岁，蒂尔家才允许电视进驻，但那时，他已经更喜欢在家里的Tandy TRS-80计算机上玩电脑游戏了——例如《魔域》，一个基于文本的非图形冒险游戏，设定在古老地下帝国的废墟中——还有与他的书呆子朋友们没完没了地玩《龙与地下城》。他还发现了J. R. R. 托尔金，把《指环王》三部曲翻来覆去读了至少十遍，几乎烂熟于心——他喜欢这个系列丰富的想象力，喜欢它看重个体与机械和集体力量之间的对抗的价值，以及权力导致腐败的主题。

蒂尔一家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共产主义是他们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它在卡特时代逐一接管世界各国，整个进程不可挽回。从减少通货膨胀到维护城市安全，美国政府什么都做不好。1980年大选期间，在八年级的社会研究课上，彼得支持里根，收集关于这位保守派英雄的剪报。托尔金、科幻、国际象棋、数学、计算机：在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在旧金山湾区成绩拔尖的男生里，这些属性往往相互关联，并且附带一种世界观，那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是一种把自由奉为核心的思想理念，强调人的自主权和政治自由的最大化，强烈反对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对政府权威和公权力持怀疑或反抗态度。]。它背后有一种重视抽象逻辑的威望。彼得十几岁时成了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初还与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但最终成了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直到二十多岁他才读了安·兰德，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中的英雄正义得不可思议，而反派又过分邪恶，和托尔金的作品相比，安·兰德描绘的前景趋向于摩尼教教义，也过于悲观——这可能与兰德在苏联统治下度过的童年有关，让她能用一种类似的眼光去看待美国，仿佛它也沐浴在罪恶之光里。尽管如此，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的1957年，她仍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见之明——因此，当两个主角去度假时，他们到访了美国最糟糕的地方，此地无人问津，因为一切都已分崩离析；每个人都满腔愤怒，却无人工作；主角们在20世纪发动机公司的废弃厂房里发现了创新型发动机模型的一些残骸，这家公司由于其软弱的继承人接受社会主义而破产。当时，通用汽车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拥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比纽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可兰德已经预料到前者的结局。随着岁月流逝，彼得越来越钦佩安·兰德。

在高中时，他从未喝酒或吸毒。他在圣马特奥高中获得了全A成绩，并且在1985年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申请的每一所学校都发来了录取信，包括哈佛大学；但他担心哈佛竞争过于激烈，他可能会被打败，并且由于童年经常搬家，现在他想留在家附近。所以他去了斯坦福——这个刚开始被称为硅谷的区域的中心。

“我记忆中的1985年非常乐观。”他后来说道。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他当时可能会选择生物科技、法律、金融乃至政治专业。“我默认一个人可以做到一切。你可以赚很多钱，做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挑战智力的事情——你可以想方计法做到这一切。这是80年代乐观主义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不需要想得过于具体。我的野心是以某种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

即使人到中年，蒂尔仍然很容易被当作大一新生。他走路时腰部略微前曲，仿佛他觉得拥有身体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有着黄铜色头发、淡蓝色眼睛、肉嘟嘟的长鼻子和一口白得惊人的牙齿，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声音：喉咙似乎夹着某种金属，将音色加深、压平，形成一种富有权威的低沉声调。在激烈思考的时刻，他可能陷入一个想法中，长久沉默，或者口吃整整四十秒。

在大二的一堂哲学课“思想，物质和意义”上，蒂尔遇到了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名叫里德·霍夫曼。霍夫曼的意识形态比蒂尔要左翼得多。他们整夜争论诸如财产权性质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蒂尔交朋友的方式，在斯坦福如此，之后的人生中也是如此）。霍夫曼说，财产是一种社会建构，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而蒂尔引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没有所谓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个体的男男女女。”霍夫曼成了蒂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本科时期的辩论一直到他们开始做生意之后还持续了很久。然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保守派同胞。他们是一个被孤立和围困的群体，而他们对此很享受。80年代晚期的斯坦福大学展开了一场对于核心课程的激烈争论——这门课程被称为“西方文化”——最后发展到像60年代最后一次校园战一样激烈。少数族裔和自由派学生团体领导的一方认为，斯坦福大学要求的新生人文课程偏向于“已故白人男性”，忽略了其他文化的经验。另一方的传统主义者认为反西方文明的学生正在利用课程设置在斯坦福大学推动左翼政治议程。对当时的本科生来说，关于阅读清单的争论似乎与关于民权和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群学生甚至接管了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1987年6月，大二快结束时，蒂尔和一位朋友创办了一份名为《斯坦福评论》的保守出版物，从而闯进了这个圈子。他们从一个全国性组织那里得到资金和学术指导，该组织由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于1978年创立，旨在帮助这类右翼学生的努力。虽然蒂尔很少为《斯坦福评论》写稿，但每一期都带有他编辑的印记——对左派意识形态高屋建瓴又看似理性的攻击，以及对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中政治正确理念的恶作剧式嘲讽。

因为发生在斯坦福大学，并且因为这是绵延数十年的文化战争的最新篇章，这场战斗蔓延到了全国。1987年初，杰西·杰克逊准备第二次竞选总统，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带领学生们在游行中高喊口号：“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须走开！”一年后，里根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受到蒂尔这份出版物的邀请，在校园内就斯坦福大学对核心课程进行修改一事发表演讲；这次修改引入了关于非西方文化的新课程以及非白人和非男性作家的书籍。“一所伟大的大学堕落了，”贝内特说，“这背后的势力正是现代大学在建立时试图反抗的东西——无知、非理性和恐吓。”

在1989年毕业之前，蒂尔在他作为主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编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说服人们倾听……对于那些想要政治化斯坦福和破坏它的坚定左翼分子（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那么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将继续在每一件事上与你们斗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于是进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文化战争持续到第四个十年。《斯坦福评论》的新编辑是蒂尔的朋友大卫·萨克斯，在他的带领下，刊物开始关注语言暗示、同性恋权利和性（1992年有一整期都在讨论强奸，以及大学如何扩大“非法胁迫”的定义，将“贬低”和“无威胁的口头施压”包含在内）。1992年，蒂尔的朋友和法学院同学基斯·拉布瓦决定通过站在一名讲师的住所外面大喊大叫，来测试校园言论自由的极限：“基佬！基佬！希望你染上艾滋病死掉！”这次挑衅引发激烈反应，拉布瓦最终被逐出斯坦福。不久之后，蒂尔和萨克斯决定写一本书，揭露校园里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蒂尔负责处理繁重的分析工作，萨克斯负责搜集情报的新闻工作。《多元化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于1995年出版，受到著名保守派的赞扬。这本书包括了对拉布瓦事件的描述，作为一个案例来表现面对集体猎巫时的个人勇气。“他的示威活动直接挑战了最基本的禁忌之一，”蒂尔和萨克斯写道，“暗示同性恋行为与艾滋病之间存在关联，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者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更容易感染疾病，也即，并非所有生活方式都同样理想。”

萨克斯和其他朋友没有考虑过蒂尔对同性恋采取敌意态度背后有更深层的个人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同性恋。没有人知道。直到2003年他才出柜，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才告诉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并向其中一人解释他的身份会妨碍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他从未想过把同性恋视为他的身份核心。也许同性恋身份一定程度上令他成为一个叛逆者，但也可能并非如此。“我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天赋的、内向的孩子，”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也许，我根本不是局外人。”这是一个他从不喜欢讨论的话题，即使是与他最亲近的人。

《多元化神话》仍然是蒂尔唯一的一本书[彼得·蒂尔的第二部作品《从零到一》于2014年9月出版，发生在本书原版出版后。]。这让他有点懊恼，因为毕竟它的出现有其背景；多年以后，这场论战的紧迫性大大减弱，而蒂尔的身份观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拓宽，直到他开始怀疑当时的目标是否值得付出这番努力。即使在这本书出版时，斯坦福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当时处于争论核心的人文课程很快就会被遗忘，这使得课程战争的时代如今看来即便不算十分荒唐，至少也有几分古怪。

蒂尔总是怀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野心，同时怀疑这样的职业在学术专业化时代是否可行。他想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资本主义精神，但不确定这究竟意味着在学术上为之辩护还是赚大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他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下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的固执可能会受到质疑；而如果只是赚钱（并且不是一点点钱——他想要赚一大笔钱），他只会成为又一个资本家。萨克斯认为蒂尔可能是下一个小威廉·F. 巴克利[小威廉·F.巴克利，政论杂志《国家评论》创办人，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旗手。]和亿万富翁，不过可能顺序有所不同。

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前，蒂尔为《斯坦福评论》撰写了最后一篇社论，嘲笑自由主义者对多金职业的厌恶和对“公益法”的偏好：“据我们所知，它既不‘公’，也不‘益’，也跟‘法’没多大关系。”他诊断出了原因：“政治正确为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个人的满足或幸福，而是对他人的愤怒和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价值的事。”——例如管理咨询、投资银行、期权交易或以高尔夫球场为核心的房地产开发。（他还提到了加入创业公司——这在1992年的斯坦福大学仍然不同寻常，但不久后就被广泛接受了。）蒂尔得出结论：“贪婪远比嫉妒更可取：它的破坏性较小（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人们不肯分享的社会中，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拿走属于他人的东西的社会里），而且更诚实。”

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七年之后，蒂尔奔赴亚特兰大做了一名书记员（他在最高法院接受了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和安东尼·肯尼迪的面试，但没有被雇用——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然后他去了纽约，在沙利文和克伦威尔这家白鞋公司[白鞋公司（White-shoe firm），指历史悠久、信誉良好、实力突出、地位稳固的金融式法律机构。]执业证券法。就在这时，事情变得不那么顺心遂意了。他后来称这段在纽约的时间是“一场循环往复的青年危机”。

这份工作很无聊。如果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会称之为异化劳动——每周花八十个小时为他不相信的东西工作，八年后可能会成为合伙人；接下来四十年的生活已铺开在他面前。他和主要竞争对手处于同一屋檐下，紧挨着彼此工作，疯狂竞争所有内部分配的事务，然而这些事务并没有什么卓越的价值。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蒂尔已经开始质疑充满竞争的生活。在法学院，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努力学习，也没有达到他以往的优异成绩，因为他不再确定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高中时他很清楚——好成绩意味着能上好大学——但现在他不再会不假思索地想：“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在当高中老师。”他在《斯坦福评论》的最后一篇社论带着一种蔑视的姿态，借以掩盖不安。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七个月后，他辞职了，随后在瑞士信贷担任衍生品交易员——货币期权。这在数学方面具有挑战性，他在华尔街待的时间比律师事务所要长，但也没长多少。这里有着与沙利文和克伦威尔一样的问题：他与同事狂热地竞争，并对社会指派的事务缺乏信念。这项工作的经济价值一点也不明显——金融创新似乎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程度——而他怀疑自己究竟能否掌握这场竞赛并获得胜利。他缺乏政治技巧，包括拍马屁和背后捅刀。法律和金融行业中的老一代——那些60年代中期入行并在70年代得到巨额回报的人——完全忘记这个事实：如今年轻人要想往上爬变得更加困难了。

他这场循环往复的青年危机还有一个哲学维度。在斯坦福大学，他参加了一位名叫勒内·吉拉尔的法国教授的讲座，因此读了吉拉尔的书并为之着迷。吉拉尔创立了模仿欲望理论，即人们学会渴望并竞争相同的东西；他试图借此解释暴力的起源。这个理论在某个方面上来说是神圣的，如同神话一般——吉拉尔是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他解释了祭品和替罪羊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这吸引了蒂尔，为他提供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包含他父母相信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理论也挑战了蒂尔的世界观，因为它通过群体吸引来解释人类行为，这与他的自由意志主义相悖。他既参与激烈竞争又厌恶冲突——他从不谈论八卦，避免与他人合作过程中常见的内斗，并始终表现得十分理性，以至于阻碍了亲密关系的发展。他也恐惧暴力。最后，他在吉拉尔的理念中发现了自己：“人们为一些东西而努力竞争，”他说，“可一旦你得到它们，你就会感到失望，因为竞争强度是由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这些东西的事实驱动的，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我对吉拉尔的理论持开放态度，因为我比大多数人更有罪恶感。”

吉拉尔所描述的东西里有一个当代词语：地位。在纽约，争夺地位的斗争无处不在，且无比凶猛。在一座无限伸展的摩天大楼里，每个人都踩在其他人上面——低头望去，它延伸到视线尽头，抬头望去，它也延伸到视线尽头。你花多年爬楼梯，其间一直在想，自己究竟真的向上移动了，还是说一切只是一种错觉。

1994年夏天，蒂尔和室友以及一些朋友在汉普顿租了一个分时使用的度假屋。这个周末如同噩梦，一切都太贵了，服务也很糟糕，整个假期从头到尾他们都在与其他人争吵。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不考虑其真正价值而生产出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一句话概括：纽约太贵了。律师们必须穿戴昂贵的西装和领带；银行家必须讲究吃喝。1996年，蒂尔在瑞士信贷的年薪大约是十万美元，而他室友的年薪是三十万美元。这位室友三十一岁，比蒂尔大三岁，却过得身无分文。他不得不打电话跟他父亲借钱。

就是在那时，蒂尔永远离开了纽约，搬回了硅谷。

硅谷不再是蒂尔四年前离开时的地方。此时，互联网正在发展。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个人电脑催生了硅谷的无数硬件和软件公司，以及遍布全国的其他高科技中心；七八十年代，圣何塞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接近一百万；到1994年，硅谷已经有三百一十五家上市公司。但是没有一家新公司能像惠普、英特尔或苹果那么重要。自麦金塔电脑发布以来的几年里，计算机行业看到的更多是巩固，而不是创新；无可争议的赢家在西雅图。

苹果之后最重要的硅谷公司一开始名叫马塞克（Mosaic），1994年由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兼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创始人吉姆·克拉克和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马克·安德森创立。二十二岁的安德森在前一年刚刚开发出首个万维网图形浏览器。1995年，互联网商业用途的最后限制被解除的那一年，他们改名为网景公司并上市，总部位于斯坦福南部的山景城。它的突破性产品是名为网景的网络浏览器。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虽然该公司仍然无利可图，但网景的股价上涨了十倍。从1995年到新千年之交——浏览器大战期间——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每年都会翻番。雅虎1996年上市，亚马逊1997年上市，eBay1993年上市。网景启动了硅谷技术公司的浪潮，这些公司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来启动，因为它们基于互联网——大学毕业生、学生和辍学者都能开公司。

1996年蒂尔回到硅谷时，互联网繁荣期刚刚开始。他搬进了门洛帕克的一套公寓，成立了名为“蒂尔资金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了一百万美元。但他还有其他未成形的计划。他认识的人纷纷加入初创企业，蒂尔也希望这么做。他说自己希望“与人建立建设性的非竞争关系。我不想和敌人一起工作，我想和朋友一起工作。在硅谷这似乎有可能，因为这里没有那种令人们为不断减少的资源而争夺的内部结构”。与纽约不同，硅谷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这花了两年多。1998年夏天，蒂尔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场关于货币交易的客座讲座。天很热，只有六个听众出席。其中一人是二十三岁的计算机程序员麦克斯·拉夫琴，他出生在乌克兰。那个夏天，他刚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带着一个模糊的创业概念来到硅谷，在朋友的地板上睡觉。讲座当天，他正在寻找一个带空调的房间凉快一下，却听得兴奋起来。蒂尔年轻聪明，穿着T恤和牛仔裤；在这场游戏中，他领先了不止一步，他所说的听起来更像是国际象棋而不是投资。而且他像拉夫琴一样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之后，拉夫琴走过去做自我介绍，两人同意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谈谈拉夫琴对公司的想法。

他们在斯坦福体育场对面、皇家大道另一侧的一家苍蝇馆子见面，吃了冰沙；这家店叫霍比斯，是学生和互联网青年创业者的聚会场所。拉夫琴迟到了，蒂尔有点恼火。拉夫琴提出两个想法，一个关于在线零售，另一个关于手持数字设备加密。蒂尔很快把第一个想法丢到一旁，但令他感兴趣第二个想法——密码学——难度更大，并没有很多人能做到。他问拉夫琴需要多少钱才能起步，拉夫琴说二十万美元。蒂尔将其上调至五十万。在他们的下一次谈话中，他说他将投资二十四万，并帮助拉夫琴筹集剩下的资金。

他们开始花时间待在一起，通过交换谜题挑战对方来相互了解，其中主要是数学谜题。125的100次方，这个数字有多少位？（210位。）蒂尔的一个谜题涉及一张圆形的假想桌子：在游戏中，两个玩家轮流将一分钱放在桌子上的任何地方，不能与对手重叠，谁能放下最后一枚硬币且不让它落在桌子边缘，谁就是赢家；在这个游戏中，获胜的最佳策略是什么？你想先放还是后放？拉夫琴花了十五分钟才弄明白关键，最好的策略在于破坏其他玩家的策略（破坏是蒂尔最喜欢的一个词）。

两个谜题玩家试图弄清楚对方是否足够聪明，是否配得上跟自己交往。一天晚上，在帕洛阿尔托加州大道上的“打印机有墨”咖啡店，两人之间的决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直到蒂尔抛出一个超级困难的谜题，拉夫琴只能解决一小部分。这结束了那个马拉松之夜，巩固了他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即使是蒂尔的建设性非竞争关系，也还是颇有竞争性。）

他们把“自信”（confidence）和“无限”（infinity）组合在一起，将新公司命名为康菲尼迪（Confinity）。拉夫琴的密码学理念有点含糊，但蒂尔完善了它；他很快加入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康菲尼迪将在掌上电脑（Palm Pilot）这样的设备中存储资金——本质上是以数字借据记录的形式存储。当时，掌上电脑似乎即将接管整个世界。只要有必要的密码，通过名为贝宝（PayPal）的软件，一台掌上电脑就能用红外线将记录传送给另外一台掌上电脑，而这些记录与信用卡或银行账户关联。这是一项烦琐且可能毫无意义的服务，但考虑到当时风险资本家正在向面向少女的在线社区kibu.com和试图通过网络传播气味的“电子气味网”倾注资金，这个想法的古怪之处反而令它看起来很有创意，因此颇具吸引力。一位天使投资人在霍比斯附近的中餐馆听了这个想法的介绍，他对公司所做的事情只有最模糊的了解，但对其他投资者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同意投资（他的幸运饼干促成了这笔交易）。

1999年7月，蒂尔获得了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融资。为了准备好发布这一消息，拉夫琴和他的工程师们通宵五夜编写程序。面对十几位记者，他们在巴克斯餐厅发布了消息，那是位于伍德赛德街的一家餐馆，已经成为硅谷大型交易的传奇场所。随着电视摄像机的转动，来自诺基亚的风险资本家成功地将他们预存的数百万美元从一台掌上电脑转到了另一台上。“你的每个朋友都会变成一个虚拟的微型自动取款机。”蒂尔告诉记者。

他的策略是尽快扩大规模，因为他相信，在互联网上击败竞争对手的关键是病毒式增长。每个新客户在注册时都能获得十美元，每推荐一个客户还能再获得十美元。康菲尼迪通过与其数据库相关联的计数器记录用户数量，公司将这个计数器称为“世界统治指数”——每隔几分钟，公司计算机上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伴随着叮当声来刷新数字——到1999年11月，在推出仅几周后，这个数字每天都能增长百分之七。但事情渐渐明朗：在贝宝网站上建立账户使得人们能与任何拥有电子邮件地址的人进行交易，作为一种汇款方式，这比在餐厅餐桌上让掌上电脑配对要受欢迎得多（移动互联网尚处于发展初期，常常发生小故障）。电子邮件的想法似乎很简单，竞争对手想出它来只是时间问题。公司的步伐变得更加疯狂，每周工作一百小时。最危险的竞争对手X.com由一位名叫埃隆·马斯克的南非移民创立，就位于大学街以北四个街区的地方。康菲尼迪每天都会开会讨论与X.com的战争。有一天，一位工程师展示了他设计的真实的炸弹草图。这个想法很快被束之高阁。

拿到融资后，蒂尔开始招聘。他不是在寻找行业经验，而是在寻找他认识的人，才华横溢的人，像他一样的人，像里德·霍夫曼这样的斯坦福朋友，像大卫·萨克斯和基斯·拉布瓦这样的《斯坦福评论》参与者；康菲尼迪位于一家自行车店楼上狭窄简陋的办公室里很快塞满了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衣着邋遢、不修边幅（三十二岁的蒂尔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他们是国际象棋选手、数学高手、自由意志主义者，没有分散责任的妻儿和浪费时间的爱好——例如体育和电视（一名申请人被拒绝，因为他承认喜欢打篮球）。一些员工靠办公桌上的垃圾食品生活，其他人则依靠限制卡路里的食谱来延长生命。公司在《斯坦福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你认为一个很酷的初创公司的股票期权值得让你从大学退学吗？我们现在正在招聘！”它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将遗体冷冻作为员工福利待遇的公司。

蒂尔试图建立一家能让他富裕的成功企业，但他也想破坏这个世界——特别是纸币的古老技术和货币政策的压迫性体系。他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种网络替代货币，以规避政府控制——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目标。在遇到麦克斯·拉夫琴的那个夏天，蒂尔读了本前年出版的书：威廉·里斯－莫格爵士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的《主权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它描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计算机革命将侵蚀民族国家的权威、公民的忠诚以及传统职业的等级，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商务赋予个人权力，通过电子货币将金融搬上网络，借此将金融去中心化，并埋葬福利国家的民主政体；同时，它也会加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在激进的90年代末，这似乎不可思议）。与此同时，当地黑手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随意施加暴力。这本书描绘了一部自由意志主义的启示录，一个带有黑暗边缘的梦想，它是贝宝一部分灵感的来源。

蒂尔不喜欢日常管理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他将这些工作丢给其他人，但在公司会议上，他会让员工参与更宏大的愿景。“贝宝将让世界各地的公民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更直接地控制他们的货币。”他告诉他的员工，“腐败的政府几乎不再可能通过旧手段从人们手中窃取财富，”——恶性通货膨胀和大规模货币贬值——“因为一旦它们尝试这么做，人们就会转向美元或英镑或日元，实际上等于丢弃无用的当地货币，换取更安全的货币。”他总结道：“我毫不怀疑，这家公司有机会成为支付界的微软，建立全世界的金融运营系统。”

贝宝呈指数级增长，很快有了近一百万用户，同时每月烧掉一千万美元的营运资金，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这究竟是网景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还是随时可能破灭的荷兰郁金香骗局？到1999年，网景本身已经只剩一口气。在那一年里，蒂尔看着互联网漩涡加速旋转——爱达荷州的亿万富翁们出现在硅谷，想把钱给出去；巴克斯的早午餐和伊尔弗纳奥的晚餐，破产的创业者们试图用公司股份来支付这些数千美元的饭菜；精挑细选的电子邮件邀请名单能带你进入夜间发布会，这些发布会在一个星级评分系统里被打分，分数由在发布会上演出的摇滚乐队的名气决定。硅谷有超过四百家公司，帕洛阿尔托的平均房价为七十七万六千美元。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到处都是奥迪和英菲尼迪，它们的主人在布鲁明戴尔和路易威登购物。

蒂尔意识到结局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突然到来。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贝宝的新年前夜派对上，他听到歌手普林斯唱着《1999》，那是一首80年代早期的歌曲，就像这个疯狂年份的背景音乐——因为普林斯仿佛在这一切到来之前数年就看到了未来：

因为他们说2000年归零、归零、派对结束，哎呀没时间了所以今晚我要像在1999年一样玩个痛快 2000年2月，《华尔街日报》给贝宝估值五亿美元。公司里的其他人想坚持更久一点，在下一轮融资前争取一个更高的数字，但蒂尔告诉他们：“你们疯了，这是泡沫。”3月，他感到时间快不够了，于是出国又筹集了一亿美元。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触及五千一百三十三点的高点——上一年11月它才刚刚突破三千点——然后开始下跌。当时，韩国仍因之前的金融危机而步履蹒跚，投资者十分渴望了解贝宝的秘密，其中甚至有人试图躲在一棵棕榈树后面偷听蒂尔在酒店大厅里的谈话。当蒂尔的信用卡在首尔机场支付失败时——他达到了月度限额——投资者们并未视之为关乎一家网上支付公司运转情况的令人担忧的迹象，而是给他买了一张头等舱机票。第二天，他们电汇给贝宝五百万美元，没有协商条款，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文件，当公司试图退还款项时，韩国人拒绝了：“我们已经给了你钱，你必须接受它。我们不会告诉你它来自哪里，所以你不能把它还回去。”

3月31日星期五，蒂尔拿到了一亿美元的融资。4月4日星期二，纳斯达克指数跌破四千点，继续跌向一千点，互联网泡沫破裂。

贝宝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崩溃之前，它已与X.com合并。蒂尔辞去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又在2000年晚些时候回归，而马斯克被迫离开。2002年2月，贝宝上市，这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第一家上市的公司（事实证明，这对贝宝的自由意志主义野心来说是致命的——电子货币系统似乎突然成为恐怖分子隐藏资金的理想方式）。在首次公开募股派对上，蒂尔在速棋比赛中同时与十几名员工对弈。2002年，超过一半eBay拍卖客户在付款方式上选择贝宝；在eBay穷尽一切努力试图发明更成功的替代品而未果之后，它于10月以十五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宝。蒂尔在同一天辞职，带着二十四万美元投资获得的五千五百万美元离开。

后来，这群被称为“贝宝帮”的人继续创立了很多成功的公司：YouTube、领英（LinkedIn）、特斯拉（Tesla）、太空探索（SpaceX）、Yelp、Yammer、Slide……蒂尔从他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居室公寓搬到旧金山四季酒店的公寓。离开贝宝不到一周，他就创办了一家名为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的新基金。他作为硅谷初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这标志着他作为技术巨头生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