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诺顿住在国会山第六大道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楼上是米奇·麦康奈尔，隔壁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米奇·麦康奈尔，1984年起任美国参议员，长期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77至2001年任参议员，曾担任尼克松总统顾问。]。往东、往北、往南几个街口，就是1979年他看到的破落街区——那天，他从亚拉巴马赶来，想寻找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与拜登辩论。但康诺顿从来没有走进过那些街区。当他在拜登手下工作时，国会山就是他工作、睡觉和社交的场所。他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工作日的晚上，他会与其他年轻工作人员一起在调音客栈、鹰鸽酒馆或其他国会山区域的聚会场所度过。

接下来二十年里，他一直是拜登的人，但他实际上只为参议员工作了四年。那段时间里，就算拜登没看清康诺顿的价值，至少也知道了康诺顿的名字。康诺顿能完成那种让参议员看上去政绩斐然的幕僚工作：研究、写稿、邀请专家、试探利益团体的意向。对遭受羞辱之后的拜登来说，这就是一切行动的目的。参议员得了几乎令他丧命的动脉瘤，刚刚康复不久，而脑部手术让他在1988年前半年都无法工作；他的团队必须证明他不只是个被人抓住把柄的空谈家，而是一个足够严肃，在立法上富有能力，值得获得第二次总统竞选机会的人。康诺顿与出庭律师协会合作，阻止了一次关于国际航空公司责任的司法改革。他提议召集数次关于毒品政策的听证会，让拜登获得对犯罪态度强硬的名声。他把参议员的成就集结归档，用来反驳那些丑闻档案，在1990年拜登再次竞选时派上了用场。在一次听证会上，他忍受着场下低声的非难，以及回应他每一个笑话的死寂。最后，康诺顿获得拜登办公室外的一张办公桌，但他从来不敢要求去见他的老板。“我只是没有足够的底气去跟拜登打交道，他就像一个政治天才一样。”他说，“如果我走进去，他在我的想法中发现了任何困惑、怀疑或犹豫，他就会猛扑向这些弱点。”正如那些嗅到拜登的鲜血而猛扑向他的记者一样。

到了1991年，康诺顿决定去上法学院。法律学位能让他在政界来去自如，了解政府实务，事业金钱双丰收，也许还能让他搬回亚拉巴马。他靠自己在华尔街时的积蓄读了三年斯坦福。1994年毕业后，他开始为特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纳·米克瓦做书记员（拜登的一名助理帮他拿到了这份工作）。米克瓦来自芝加哥，曾任众议员，广受尊重和喜爱。坊间几乎立刻出现传言，说米克瓦会被指任为克林顿总统的法律顾问。突然，康诺顿通往白宫的梦想有了一条与拜登无关的捷径。他打了个电话给特德·考夫曼：“我需要拜登给米克瓦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棒极了，他一定得带上我一起走。”康诺顿刚刚给米克瓦工作了一个月，而来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背书能起到很大作用。

几天后，考夫曼给康诺顿回了电话：“拜登不想打电话给米克瓦。”

“什么？”

“他不想打电话给米克瓦。这跟你没关系。他不喜欢米克瓦。”仅此一次，康诺顿气得没能忍住：“谁关心他喜不喜欢米克瓦！

这是我的事！”

考夫曼叹了口气。他的职责之一是在拜登的下属面前为拜登辩护，保护拜登无须为怠慢和无礼承受后果。这通常意味着策略性的沉默、佯装不知情或是委婉的话术，就像在一个有着暴君般父亲的家庭里母亲安抚孩童的方法一样。但考夫曼关心康诺顿，他坦诚地说：“杰夫，不要觉得这是在针对你。”考夫曼说，“拜登会令所有人失望。在他这儿，令人失望可是机会均等的。”

康诺顿从未真正原谅拜登，也再也不会因拜登而惊讶或失望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仍然在拜登手下，为他筹款，为他竞选，做一个拜登的人，但就在拜登拒绝打那个电话的那一刻，这些行动背后的情感已经逝去。康诺顿的痴心一直含有交易的意味，但如今，这成了一切的核心。拜登利用他，他利用拜登，他们会继续互相利用，但也仅此而已。这是一种华盛顿的人际关系。

米克瓦还是带康诺顿进了白宫，因为康诺顿一如既往地做着副手该做的事，那就是让他自己不可或缺。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他为米克瓦搬去法律顾问办公室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过渡计划，还总结了媒体策略和米克瓦即将面对的问题。米克瓦指派康诺顿为法律顾问特别助理，年薪三万两千美元（书记员的年薪）。两人都不知道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

康诺顿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宫西翼。那是一个周六，他穿着一套自己觉得适合在白宫度过周末时穿的行头：蓝色外套，白色衬衫，卡其裤，休闲皮鞋，就像在乡村俱乐部吃晚饭时的穿着一样。他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曾是克林顿竞选团队成员，在克林顿任期初期担任了事实上的白宫新闻发言人。]——他穿着运动裤，满脸胡楂，懒懒散散地穿过走廊。白宫西翼的办公室令人惊讶地狭小陈旧，就像联邦时期破旧又优雅的博物馆里的房间一样。法律顾问的办公室在大厅右侧楼梯上方二楼的角落里。接待区有四张桌子，康诺顿分到了一个名叫凯瑟琳·威利[凯瑟琳·威利，曾担任白宫志愿助理，1998年公开指称克林顿在1993年第一次总统任期内性侵了她。]的志愿者曾经用过的那张；大家都知道，凯瑟琳跟总统有“特殊关系”，而米克瓦的副手乔尔·克莱恩想把她踢出西翼。还有一张桌子的前任主人是琳达·特里普，她是上一任副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的行政助理；福斯特也是克林顿亲密的朋友，去年刚把手枪塞进口中自杀身亡。

在康诺顿看来，整栋建筑都是神圣的，这种敬畏从未消退。他开始在下班后为所有想要参观白宫的熟人做导游。等十六个月后他离开时，已经游了三百五十多回。

那个10月的周六，总统在早间电台节目中催促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说客送礼，并要求彻底公开他们的业务。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干预已持续一周。萨拉热窝围城进入第三年。第一夫人的医疗保险法案被参议院平静地扼杀。克林顿一家的一些高级助理和好友——韦伯斯特·哈贝尔和布鲁斯·林赛——正在接受刚上任的白水事件[白水事件（Whitewater scandal）是发生在克林顿任期的政治丑闻。白水开发公司是位于克林顿家乡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克林顿拥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该公司与阿肯色州一家储贷担保公司有关联，克林顿与担保公司老板亦为密友。担保公司后来因涉嫌银行诈骗破产，老板入狱。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时任州长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从该公司获得过非法分红，这笔钱被用于克林顿竞选连任阿肯色州州长。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之后，白水事件导致十余人被定罪，但没有证据证明克林顿夫妇参与犯罪。白水事件的调查过程也间接揭露了克林顿的性丑闻。]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的调查。总统本人正被一名阿肯色州雇员保拉·琼斯起诉性骚扰。不到一个月之后，国会将被金里奇掌管的共和党控制，令克林顿在首个任期过半时损失惨重。

白水事件，差旅门丑闻[差旅门丑闻是克林顿任期内的另一桩政治丑闻。1993年5月，白宫差旅办公室的七名雇员被解雇。白宫宣称此次解雇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发现差旅办公室在之前的总统任期内挪用经费，批评者则认为这是因为克林顿夫妇想让自己的友人掌控差旅办公室。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这些职员后来大部分被重新雇用。]，白宫记者团的每日追击，共和党的无情猛攻，独立检察官的深入挖掘：白宫两翼都弥漫着围攻与猜疑的雾气。不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履新期最糟糕的事都会在二楼的拐角办公室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的法律顾问换得飞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米克瓦已经是第三任。同事们开玩笑说，康诺顿是白宫律师里唯一一个自己没有律师的。

开始工作之后不久，米克瓦和康诺顿与公关部门的大卫·德雷尔见了一面。米克瓦第二天一早要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每月例行早餐会上讲话，德雷尔给出了指示：米克瓦将宣布，他调查了白水事件，什么也没发现。

年届七十、满头白发的米克瓦法官十分审慎。他一言不发。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康诺顿说，“他才来了两周。”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德雷尔厉声道，“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才不是在一个早上牺牲自己一辈子的信誉。没人会相信他的。”

德雷尔坚持说米克瓦是总统的律师，有义务维护总统。在白宫工作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为总统工作，个人忠诚是至关重要的。

“我考虑一下。”米克瓦最后说。

在早餐会上，米克瓦回避在白水事件上表态。他被问到克林顿的法律辩护基金，那是在琼斯发起诉讼之后由总统的支持者们设立的；琼斯控告克林顿在1991年5月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小石城的宾馆房间，他脱下裤子，让她为他口交。（诉讼最后在1998年11月达成和解，总统的辩护基金会和保险公司付清了原告要求的八十五万美元，但总统没有道歉；一个月之后，由于琼斯案中的证词，众议院以政党投票的微弱票数差别以伪证罪之名向总统发起弹劾；三个月之后，参议院做出无罪判决；两年后，琼斯为《阁楼》杂志拍了裸照，好付清她用和解费购买房子时附带的一大笔税款；二十六个月后，克林顿在白宫的倒数第二天，他的阿肯色州律师执照被吊销五年；四年后，琼斯顶替前少年射击选手艾米·费舍尔参加福克斯电视台的名人拳击节目，输给了后来因重罪入狱的前花样滑冰选手谭雅·哈丁。）“我觉得这很难处理。”米克瓦法官回答，“我觉得总统也会感到很棘手。”他补充道，他认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代替法律辩护基金，除非只让超级富豪当总统。

这个国家的每一份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米克瓦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对此大为不快，因为他未经允许就高调谈论第一家庭的争议事件。在作战室和德鲁奇报告[作战室（The War Room）原是克林顿在小石城的总统竞选团队办公室的名字，因于1993年上映、真实记录竞选过程的同名电影而被世人所知，后被用于代指总统竞选团队或紧张、讲究策略、耗费巨大的竞选筹备状态。德鲁奇报告（Drudge Report）创建于1995年，立场保守，以揭露丑闻著称，被认为是第一家报道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的媒体，也因多次捏造假新闻而饱受批评。]的时代，米克瓦对宪法有多了解，便对政治有多无知。他不再跟媒体对话。几个月之后他才明白，是希拉里而不是他掌控着白水和相关事件——希拉里在他鼻子底下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律师队伍。与此同时，克林顿夫妇利用米克瓦的名誉在国会中打掩护。

起初，当克林顿夫妇和幕僚们为自己的人生运筹帷幄、怒火中烧、战斗不休时，康诺顿几乎无事可做。他终于攀上最高峰，却无聊得要命，因为米克瓦从来没有清晰定义过他的职位。他和米克瓦办公室里的高级别会议仅有一墙之隔，但在华盛顿，这堵墙决定了一切。他接到零散的工作，每天只用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他十分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此会拿着一叠文件走出白宫西翼，前往隔壁的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翻阅手中文件，仿佛有什么重要事务。

与为乔·拜登工作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羞辱。康诺顿打电话给特德·考夫曼，说他正考虑离开。考夫曼劝他要耐心。

一天，康诺顿跟另一名助理与米克瓦一同前往拉塞尔大楼的拜登办公室。米克瓦想要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在走廊里遇见拜登。拜登把胳膊搭在康诺顿肩上。“杰夫，最近怎么样，伙计？”他说，“有你在这儿真是太好了。跟我在一起的这么多年，你知道该把这些优秀的人带去哪里。到我办公室去待着，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很快就下来。”

他们继续往拜登的办公室走去，米克瓦轻声问道：“今天之前，乔知道你在我这儿吗？”

“噢，是的，他知道。”

“我一直以为他会给我打电话。”

那一刻，康诺顿明白了为什么米克瓦一直对他保持距离。但是，就像一个二十七岁的竞选助理不可能对一名总统候选人说“我等了足足六年，离开华尔街来为你工作，你却不能给我五分钟”一样，一个三十五岁的白宫特别助理也不可能告诉他的上级：“拜登没有给你打电话说我的事，是因为他认为你是个傻瓜。”因此，康诺顿只是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这种疏忽可能会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涯。

会面中，拜登数次提及康诺顿的名字，仿佛他是自己的心腹之一。“杰夫肯定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他在这儿的时候……”康诺顿也配合着他。

渐渐地，他在白宫法律顾问的幕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帮米克瓦写讲话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总结白宫在下一届国会中将要面临的法律改革议题。他开始理解权力在白宫如何运作。人们并不拥有权力——他们制造权力。如果想要参加一个会议，你不能等待邀请，而是直接出现。他告诉米克瓦：“如果你不使用你的权力，你就没有任何权力。”这就像筹款一样，你想要请人帮忙，就像一头奶牛必须要被人挤奶，才能保证牛奶源源不断。

康诺顿很快意识到他是在森林顶端的树梢工作，他只与最上层的人打交道，只与那些跟政府行政机构有关联的组织领导打交道，只与美国精英打交道。在华盛顿，衡量地位的一个关键标志是看有没有人回你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康诺顿的电话总能立刻得到回复——特别是从记者那里，因为他们认为康诺顿是一个可靠的信源。

每周有一次，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会来到白宫，与米克瓦讨论法律问题。有一天，会面结束，她要离开时，总统顾问弗农·乔丹刚好站在办公室外侧的门口。

“你好，弗农，最近怎么样？”雷诺问。

“你好，雷诺部长。你没回我电话。”

“噢，对不起。”她说，“我最近太忙了。”

乔丹穿着格外讲究的西装，身材高大的他瞪着雷诺：“这不是借口。”

坐在十五英尺外的康诺顿当场学到了一课：如果弗农·乔丹没法让珍妮特·雷诺回他电话，他就没法为自己的委托人做成任何事。他必须降服她。他想知道雷诺会如何处理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对弈。她是不是在想“我知道你是总统最好的朋友，但我可是美国的司法部长”？几年后，雷诺会授权肯尼斯·斯塔尔扩大对白水案和保拉·琼斯案的调查，把一个名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实习生卷入其中，莱温斯基的故事会让弗农·乔丹背上妨碍司法的嫌疑（尽管只是嫌疑而已）。但这一次，她让步了。

“咱们下周吃个午饭吧。”

康诺顿开始相信，华盛顿有两种人：有些人会在一场派对上穿过房间去跟他们认识的人打招呼，有些人则会等待其他人穿过房间来跟他们打招呼。几年后，他和杰克·奎恩——奎恩是民主党内部人士，米克瓦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继任者——碰见了乔丹。

“咱们改天吃个午饭吧。”奎恩说，“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乔丹说，“在我们的友情中，你的资历更浅。”

纽特·金里奇的《美利坚契约》中有一项模糊不清的条款，它成了康诺顿白宫生涯的亮点。共和党起草了1995年的《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来削弱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反欺诈条款。如此一来，如果公司高管利用误导人的公司预期表现来抬高股价，这些公司将更难被起诉。公司认为这些诉讼既愚蠢又有勒索之嫌，因此决心把它们挡在法庭之外。法案在美国商界——华尔街和硅谷——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持。法案起草人之一是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他后来主持了乔治·W. 布什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改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的表现十分被动，那些曾经从他疏忽大意的管理风格中受益的银行家们一旦不需要他，就开始对他表示轻蔑。1995年初夏，当这项法案引起克林顿白宫的注意时，它已经通过了众议院的审议，正在参议院接受审议。

康诺顿认为这是来自公司的高压攻势，是对华尔街的一份大礼。他通过原告而非公司的视角去看待民法的世界，他知道出庭辩护律师对民主党的重要性。他也看到了一个可以提高自己在白宫的地位、创建一块小小的权力基石的机会。他每天都与出庭律师的说客们交谈，并把消息透露给几个记者。他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中的监管者建立起同盟，甚至包括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因为莱维特想要修改这项共和党法案。总统幕僚中的其他人都不想得罪科技公司分毫，后者给民主党写了数额最大的几张支票，还给民主党打造出对商业友好的表象；但康诺顿有不同意见，他催促米克瓦去劝克林顿提出修改革法案的要求，以减轻法案给原告带来的麻烦。

6月的一个晚上，康诺顿正在加班，总统的日程安排人员打电话给法律顾问办公室召集开会：总统准备好讨论这项议题了。米克瓦、康诺顿和克林顿的老朋友布鲁斯·林赛——当时是米克瓦的副手——来到白宫东翼，在那里他们得到通知，要到克林顿在二楼的私人书房去等。克林顿一家在书房墙壁上铺了朱红色的皮革，在那个时间看起来像是深紫色。在一面墙上，康诺顿注意到那幅著名的油画《和平缔造者》（The Peacemakers），上面描绘着林肯和他的将军们在弗吉尼亚州的一艘蒸汽船上计划内战最后阶段的场景，窗外的天空中挂着一道彩虹。白宫幕僚中很少有人见过总统的私人书房，但此时想要找一个白宫官方摄影师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如果康诺顿只是想在离开白宫后打拼新事业时在书桌上放一张照片给朋友和顾客们留下深刻印象，那么他政治生涯的最精彩时刻还不如没发生过。

刚过9点，克林顿走了进来。尽管他身穿西装、打着领带、头发灰白，但看上去仍然很像康诺顿在照片中见过的那个热情洋溢、脸颊红润、稍稍超重的高中萨克斯手。总统和林赛开了几句玩笑，谈论阿肯色州的一位旧相识——出于对南方邦联理念的忠诚，他前一晚拒绝在林肯卧房睡觉。然后，克林顿简明扼要地问：“我们手上有什么？”

林赛和康诺顿描述了法案将给欺诈诉讼中的原告一方造成怎样的负担。

“是啊，那真是太严重了。”克林顿拉长声调说，“我去过硅谷，在那里听他们反反复复地说有些集体诉讼案有多糟糕，但我不能采取这样的立场，那让我看起来像是在保护证券欺诈一样。”他模仿着电台攻击性广告的声音，这些广告可能会利用这一议题来对付他。

简介结束之后，米克瓦和林赛走向用餐区，希拉里·克林顿正与安·兰德斯一起吃晚饭。兰德斯是希拉里和米克瓦的老朋友。康诺顿在书房外的走廊里独自等待。几分钟后，克林顿走了出来，看着他的眼睛问：“你觉得我做的是正确的事，对不对？”

康诺顿绝不会忘记那一刻。他将永远能感受到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的情感联结，并相信克林顿涉足政界是为了做所有正确的事情。每当有白宫幕僚在一场活动中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美国的孩子们。”康诺顿就会想：“真的吗？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为了爬上油腻的华盛顿权力之柱吗？”但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在白宫，是因为他们想要为人民做好事。多年之后，康诺顿回想起1994年中期选举惨败之后，总统在南草坪上对幕僚们发表的讲话时——没有媒体，没有摄像机——仍然会哽咽失声。“我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克林顿说，“但不管是一天、一周、一个月、两年还是六年，我们都有责任每天来工作，为美国人民做正确的事情。”在另一个黑暗的时刻——莱温斯基丑闻和弹劾，已经离开白宫两年的康诺顿上了至少三十次电视，作为一名二线评论人士，在《交叉火力》《与媒体见面》和《热拉尔多直播！》等节目中为克林顿辩护，反驳过于热心的检察官和党派分立的国会。他从未对其他总统有过这样的感情。

“当然，总统先生。”康诺顿在走廊里说，“您不能在证券欺诈问题上让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失去支持。”主席莱维特曾经是一名华尔街经纪人，他正接到一些愤怒的电话，来自参议院中的法案支持者，特别是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夫·多德，他是金融产业在华盛顿最有力的捍卫者之一。

“对，没错。”克林顿说，“莱维特是体制内的当权派，对吧？”

莱维特曾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当了十年主席。在那之前，他在华尔街是花旗集团未来领袖桑福德·魏尔的合伙人。他曾拥有一份国会山报纸《点名》。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八年里，曾允许安然和其他公司放松他们的财会管控。离开委员会后，他为凯雷集团、高盛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担任顾问。毫无疑问，莱维特是体制内当权派。

“是的，总统先生。”康诺顿说，“没错。”美国总统竟需要康诺顿来为他确认这件事——实际上只是说出来而已——这可真是不同寻常。“没错，总统先生。当金融和政治精英追击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些掩护。”因为体制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庞大。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克林顿会证明这一点：他倒向了相反的方向，支持放松银行管制，包括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通过，规定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需严格分开，以保证商业银行能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令美国金融业形成了银行与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并阻止监管金融衍生品。不过此刻，他坚持了立场。

尽管总统反对，参议院还是通过了证券诉讼法案。克林顿否决了它，国会推翻了否决，这在克林顿任内只发生了两次。就连泰德·肯尼迪也改了主意，加入多德一方，投票站在大公司一边。而拜登，一名前出庭律师，坚持站在了总统一边。

那年年底，米克瓦辞职，康诺顿也离开了。在政界度过近十年后，三十六岁的他一文不名，在弗吉尼亚州租住一间简朴的公寓。1995年12月，他接受了科文顿与柏灵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初级律师职位，那是华盛顿的顶尖律师事务所。如果能当上合伙人，他将成为百万富翁。

他痛恨这个工作。片刻之前，他还在为总统做简报、与国会斗争，而此时此刻，他正跪在地上一目十行地筛选五十箱文件，回顾律师－当事人特权，或是困在办公桌前，代表一家正在污染爱达荷州地下水的银矿公司撰写备忘录。在康诺顿看来，这家事务所只是在敷衍顾客、拖延工时。他为另一个案子做了些研究。原告在用铲车搬运装有酸液的瓶子时不慎打翻了几个，多次滑倒在酸液中，身体大部分烧伤。事务所要为公司辩护。

“我希望你是想让我去研究世界上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补偿这个人。”康诺顿对指派这项任务给他的合伙人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合伙人回答道。

在权力的世界里，有许多事取决于机缘。有一天，米克瓦的继任者杰克·奎恩需要有人帮他写一份关于行政特权的讲话稿。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幕僚推荐了康诺顿。如同之前经常发生的一样，他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时间拼命完成了这份没有报酬或直接回报的工作。当奎恩需要另外一份关于权力分立的讲话稿时，康诺顿也帮他写了。

1996年底，奎恩离开白宫，在阿诺德与波特律师事务所重启他的说客生涯；这家事务所位于华盛顿，与民主党有着珍贵的纽带。为了让生意运转得当，他要寻找一名副手——一个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老板看上去体面的人。他的目光落在了康诺顿身上。

克林顿规定，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在离职之后五年内不得与联邦政府有牵扯。这条规定适用于奎恩，但并不适用于康诺顿，因为他的资历还不够。因此，三十七岁时，康诺顿加入了阿诺德与波特律师事务所，开展新的事业——作为一名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