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斯坦福大学相识以来，彼得·蒂尔和他的朋友里德·霍夫曼一直在争论社会的本质。1994年圣诞节期间，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开展头脑风暴，讨论如何发展互联网业务。霍夫曼让蒂尔读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在这个反乌托邦故事里，美国大部分地区已被私有化，成为强大的企业家和黑手党管理的主权飞地，像是《主权个体》在虚构文学中的前身。通过互联网的后继者“虚拟实境”（Metaverse），小说中的角色进入虚拟现实，逃避他们身边的暴力和社会分裂；在那里，他们用虚拟形象来代表自己。《雪崩》带给霍夫曼一个创业想法，他很快辞去苹果公司的工作，开办一个名为socialnet.com的约会网站，这也许是互联网上第一个社交网站。出于各种原因，它没有成功——人们不想通过虚拟形象进行互动，他们想做自己——但霍夫曼继续改进这个想法。2002年，贝宝被出售给eBay后，他拿走收益，推出一个为生意人打造的社交网站，名为“领英”。正是通过领英，霍夫曼遇到了肖恩·帕克，而正是通过霍夫曼和帕克，蒂尔遇到了马克·扎克伯格。

2004年春天，蒂尔和霍夫曼试图劝说二十四岁、机能亢进的朋友帕克，让他放弃起诉红杉资本，后者投资了他的在线地址簿公司Plaxo。由于帕克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已经被赶出自己的公司，就像他几年前被赶出音乐分享网站纳普斯特（Napster）一样。蒂尔告诉他，他应该开办一家新公司，而不是纠缠于诉讼中。三个月后，帕克回应蒂尔说，他刚刚当上了Thefacebook[Thefacebook为Facebook成立初期所使用的名字，2005年正式更名。]的总裁，那是一个有四名员工的大学社交网站，而那个创建它的哈佛大二学生需要钱，因为学生正蜂拥而入，用户人数很快就会超过计算机的承载能力。霍夫曼那一整年都在追踪Thefacebook和马克·扎克伯格，他避免成为主要投资者，因为这可能被视为与领英存在利益冲突。蒂尔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蒂尔喜欢说，原则上，一个硬核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应该投资社交网络。如果没有社会、只有个人，投资社交网络怎么可能获利呢？安·兰德肯定不会投资Thefacebook。不过，蒂尔对社交网络产生兴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让理性的自私优先于意识形态的纯粹，这也并非完全不符合客观主义[客观主义（Objectivism）是作家、哲学家安·兰德提出的哲学体系，涉及形而上学、知识论、政治和美学等领域，核心观点认为现实独立于主观意识而存在，人类可直接感知现实，并借由概念、归纳与演绎逻辑形成客观知识，且人生的道德意义在于追求个人幸福或理性私利。]的原则。在其他网站——例如Friendster——失败的领域，这个网站看起来也许能成功。消费者互联网仍然处于泡沫破裂后的低迷状态，一时间，好的想法比追逐它们的投资者更多。Thefacebook已经打入大约二十所学校，在温和版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下运作：一旦某所大学成为攻占目标，几乎整个学生群体都会在几天内被捕获，并且这个过程不可逆转。拥有如此强大的用户群，Thefacebook似乎可以走得相当远。霍夫曼与工程师们谈过，他们看起来非常出色。因此，2004年仲夏，蒂尔同意在位于旧金山金融区中心的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办公室与扎克伯格会面。办公室位于加利福尼亚街555号的43楼，那栋摩天大楼曾经是美国银行总部，直到美国银行于1998年搬去了夏洛特。

大部分时候都是帕克代表Thefacebook在讲话，但扎克伯格给蒂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只有二十岁，穿着T恤、牛仔裤和橡胶人字拖；他已经开始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格外坚持，有一种强烈的专注和程序员的内向，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以至于到了阿斯伯格[阿斯伯格症候群是广泛性发育障碍中的一种症候群，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特征是社交困难，伴随兴趣狭隘和重复特定行为等。相较其他自闭症系障碍，阿斯伯格患者保有较为正常的智力和认知发展，其中一部分人智商偏高或具有某方面的独特天赋。]的程度（对一个社交网络的奠基人来说，这像是一种悖论）。他实事求是地描述了Thefacebook的爆发式增长，并没有竭力给蒂尔留下深刻印象，而蒂尔认为这代表着认真严肃的态度。会议差不多持续了整个下午，到结束时，蒂尔决定成为The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他将向公司提供五十万美元的“种子资金”——这将转化为百分之十点二的股份，以及五人董事会中的一个席位。

会议结束时，蒂尔告诉扎克伯格：“别搞砸了就行。”

多年以后，在扎克伯格“没搞砸”之后，Facebook的用户超过五亿，而蒂尔的股份价值超过了十五亿美元；Facebook早期的故事被拍成好莱坞电影《社交网络》，扎克伯格和帕克都被描绘为不那么光彩的形象，两人都因此抓狂。蒂尔跟几个朋友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它。他的角色和扎克伯格之间的会面花了三十四秒的银幕时间，相对而言他的形象还不错，但他觉得自己的角色看起来太老了，太像典型的投资银行家——蒂尔在工作时通常穿的是T恤衫，而不是领尖带有扣子的蓝色衬衫。此后，Facebook于2012年5月上市，股价立即开始下跌，蒂尔卖掉他剩余的大部分股票，由原本投入的五十万美元套现超过十亿美元。

2004年，也就是蒂尔与扎克伯格会面的同一年，蒂尔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帕兰提尔（Palantir）技术公司（这个名字来自他热爱的《指环王》中一种类似水晶球的石头），它采用了贝宝曾用来对抗俄国黑帮诈骗的软件，将其开发用于复杂数据分析，从信息洪流中发现不易发觉的模式，令政府机构更容易追查恐怖分子、诈骗犯和其他罪犯。一些种子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的风险基金，但在早期阶段，帕兰提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蒂尔的三千万美元投资。他当上了董事会主席；随着Facebook变得太过庞大，帕洛阿尔托市中心大学街156号的办公室不够用了，于是帕兰提尔搬了进来——就在贝宝创立时那间办公室的街对面。最终，帕兰提尔的价值将达到25亿美元。蒂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投资者之一。

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也做得很好。蒂尔的这家公司是一家全球宏观基金——它依赖于对世界市场和政府最高层行动的分析。2003年成立满一年后，它管理着两亿五千万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蒂尔的策略是对长期趋势进行全局审视，把赌注下在违背传统观念的地方：当其他人出售日本政府债券时，他选择买空[买空，金融术语，又称做多头交易，指看好股票未来的上涨前景，买入并长期持有的操作方式。]；买空能源股，因为他深信石油峰值真实存在，全球石油供应即将枯竭；买空美国国债，因为他预见到在2001年布什政府治理下，经济衰退之后将会持续低迷。年复一年，克莱瑞姆飞速增长，到2008年夏季，资本达到了约七十亿美元，六年内增长了七百倍。财经媒体开始将蒂尔视为逆势投资的天才。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他为自己思考。大多数人将他们的思想外包，随波逐流，跟随大众。世界上的鲁滨孙·克鲁索[即《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角，在流落荒岛之后自力更生。]并不多。

克莱瑞姆搬到了要塞公园边缘一座砖和玻璃结构建筑的四楼，可以欣赏到金门大桥和太平洋的壮丽景色。从他在拐角的办公室里，蒂尔可以看到恶魔岛和马林山。这栋建筑位于旧金山卢卡斯影业总部，一楼装饰着达斯·维德和尤达大师[《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的主要角色。]的雕像，出自蒂尔最喜欢的电影。克莱瑞姆的休息区由深色硬木的书柜隔开，书柜中摆放着塞维涅夫人、狄更斯、达尔文和乔治·艾略特作品的皮面精装本，以及关于结构融资和定量研究的书籍。休息区中心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国际象棋棋盘，等人前来对弈。

如果在每周一次的上午10点半交易会议上迟到，会被罚款一百美元。一个周二早晨，会议主题是日本。十一个穿着蓝色、白色或条纹衬衫且不打领带的男人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蒂尔坐在会议桌一端主持。

“日本的秘密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他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会厌倦多年的停滞，但我不是日本人，所以谁知道呢？”

蒂尔的顶级交易员凯文·哈林顿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候选人，他加入了讨论：“日本的老年人心满意足。他们的资产一直在增值。这就像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一样，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认为我们应该做空[做空，金融术语，与做多相对，指投资人预测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市场行情将下跌，因而在手中不持有该股票的情况下，趁该股票价格较高时向券商借入并卖出，待股票价格下跌后再从市场买回还给券商，从中赚取差价。]吗？”另一位交易员问道。

“过去二十年，做空日本都是错误的，”蒂尔说，“我对此没有坚定的看法。但如果出现问题，这么做也能维持下去。这里的政治问题是：日本是一个专制国家，还是一个根本没有政府的国家？我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你可以先不理会这一点。它是否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个专制的公司国家，可以强迫人们存很多钱？还是像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一样，深层秘密在于根本没有人掌控方向盘？人们假装在掌控，但最深层的秘密是没有人在掌控。”

半小时的会议变成了关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研讨会。最后，蒂尔问道：“人们对什么持乐观态度？”

“美国和加拿大的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一位年轻的交易员表示。

一位名叫帕特里克·沃尔夫的交易员正通过扬声电话参与，他说：“这么说等于背叛我的自由意志主义，但国家对能源的垄断正被迅速削弱。”

“下周，”蒂尔说，“如果大家能想想人们对什么持乐观态度、满怀希望，那将很有帮助。”

就像在贝宝一样，蒂尔聘请的人都与他相似。克莱瑞姆成了有名的“蒂尔邪教”，它由年轻的自由意志主义大脑组成；这些年轻人敬畏他们的老板，模仿他的工作习惯，下国际象棋，厌恶体育。因为蒂尔预见到房地产泡沫，他坚持认为他的员工不应该拥有房屋。在马里纳区距离克莱瑞姆公司开车不远的地方，蒂尔租了一栋面积为一万平方英尺的宅邸，它如同白色的婚礼蛋糕，可以在露台上眺望旧金山艺术宫亮灯的穹顶和圆拱。

他开始过硅谷亿万富翁的生活。他雇用了两名金发的黑衣女助手，一名白衣男管家和一名厨师；厨师每天都会准备一份用芹菜、甜菜、羽衣甘蓝和姜调制的健康饮品。在他的私人晚宴上，客人可以获得一份印有各种主菜选项的菜单。他乘坐私人飞机飞往各处。有一年，他带最亲密的朋友们去尼加拉瓜冲浪，还有一年去了津巴布韦乘船漂流，其间，保安人员寸步不离。蒂尔的情绪很难捉摸，但表现得友善可亲；他喜欢表现得颓废，但自己又很少放纵，就像盖茨比，如幻影般出现在自己的派对上。他买了一辆法拉利360蜘蛛来享受它的乐趣和速度（他的日常用车是奔驰SL500），付费参加拉斯维加斯赛车场的驾驶课程，还创办了一本名为《美国雷霆》的杂志，专门报道赛车和狩猎、钓鱼以及乡村音乐等“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NASCAR）生活方式”。（尽管有三分之二的沃尔玛都在卖这本杂志，而且第一期封面主打小戴尔·厄恩哈特[小戴尔·厄恩哈特，美国职业赛车手，人气很高，从2003年到2017年间连续十五年获得NASCAR评选的“最受欢迎车手奖”。]，它还是在发行四期之后停刊了。）他买了一家名为“战栗”的旧金山餐厅兼夜总会，在那里主持了Facebook的百万用户庆祝派对。他还举办了更多派对——筹款派对、售书会或是公司发布会——在他的宅邸里，邀请五十到一百位客人；在最夸张的派对上，男服务员有时会不穿上衣，或者除了围裙什么也不穿。他为保守派议题和候选人捐献了数百万美元。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他以六百五十万美元买下旧金山的宅邸，然后以两千七百万美元的价格在毛伊岛海滨买下一栋房子，又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上面租了一间顶楼公寓。他的房子以无可挑剔的现代风格装饰，并不特别为任何人设计。

“不平等正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不断增长。”他后来说，“70年代，我不认识任何百万富翁。百万富翁意味着非常富有，不同寻常。在80年代末的斯坦福大学，有一些人更富有一些，但要是有两千万到三千万身家，那简直富可敌国了。他们的父母有那么多钱——这似乎不同凡响。”然后，1997年，一本名为《前两千万总是最难赚》的硅谷小说出版了。“拥有两千万简直疯了一样。我的理论是，拥有更多财富将会降低生产效率。也许有两千万会很好，但拥有的钱越多，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然而，年复一年，“不知怎的，这个数字愈来愈高了。”

在一个真正不平等的世界里，如果你想和邻居攀比（把邻居定义为比你富有的人的平均水准），那么你肯定会迷失方向，总是觉得自己远远落后——因为无论你拥有多少，邻居们总是以一个不断增长的数额领先于你；他们永远能甩开你，如同沙漠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在一个真正不平等的世界里，你需要一个地方来锚定自己。

作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蒂尔迎来了这样一个美国：人们再也不能依赖旧体制，不能在长期提供安全感的社区中得过且过，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追求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蒂尔的世界观所厌恶的。他相信的是独自闯入虚空，从野心、才能和抽象概念中发明自身——因此，解体让他枝繁叶茂地成长起来。但他同时也站在一群紧密团结的朋友中心，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大部分都很年轻；他们是志趣相投的硅谷成功者，差不多同时以硅谷的单位阶跃函数方式富了起来——有一天，他们突然有了比上帝更多的钱，但他们仍然穿着牛仔裤和T恤——不过，没人像蒂尔那么富有。这些朋友让他与过去的现实保持联系，筛选出更短暂和危害更大的地位标志。2007年，一个在线八卦博客给蒂尔出了柜，蒂尔称它为“硅谷的‘基地’组织”，然后继续让自己的个人生活保持隐秘，即使与最好的朋友也不进行亲密的谈话。在晚餐上，他们不谈论性、宗教或其他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谈论想法、世界大事和技术的未来。当被问及他最钦佩的投资者时，蒂尔说出了亿万富翁隐居者霍华德·休斯[霍华德·休斯，美国商业大亨，曾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钟爱航空，创下多项飞行世界纪录。因多次飞机事故造成的后遗症，晚年变得行为古怪，离群索居。]的名字。

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蒂尔接受了自由意志主义杂志《理性》（Reason）的采访。“我乐观的看法是，尽管政治正在变得非常反自由意志主义，但这本身恰恰是世界正变得更加自由意志主义的征兆。”他说，“也许这只是事情有多好的征兆。”9月，克莱瑞姆的资本越过七十亿美元的里程碑，它将大部分业务和九成员工转移到曼哈顿中城。蒂尔正在接近世界级对冲基金经理的圈子，他希望能更贴近华尔街的动向。

同月，金融市场崩溃。当其他所有人陷入恐慌，蒂尔试图徒手接落刀[华尔街俗语，意为过快买入股价持续下跌的股票。]，但这一次，逆向思维成了他的敌人。他期待各国政府协调干预以平息全球经济，于是在这一年剩余时间里对股票市场买空——但股票继续暴跌，他的基金损失惨重。2009年，当他做空股票后，股价却开始上扬，克莱瑞姆的损失随之扩大。投资者们开始兑出他们的钱。他们中的一些人抱怨蒂尔有很好的想法，但没能看准交易时机，也无力管理风险——他多年来一直在预测房地产业的崩盘，但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他却没能借此大捞一笔。2010年中期，克莱瑞姆的伤口仍未愈合，不得不关闭纽约的办公室，搬回旧金山。这些举措造成了代价高昂的损失。截至2011年，基金的资产已缩水至三亿五千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蒂尔自己的钱，这是他的全部流动净资产。克莱瑞姆事实上成了家族办公室。

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蒂尔在他珍视的事业上一败涂地。他因此变得谦卑；在贝宝时，挫折曾使他暴怒，这一次，他却平静地接受失败，并与手下职员一起稳住心神。同时，他对美国的看法开始变得阴沉晦暗。当他重新思考70年代以来的那段时光，那段曾经看起来如此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岁月时——特别是在硅谷——就连Facebook都失去了光彩。不过，蒂尔的悲观主义也令他对未来形成了激进的新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