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1982出版的《大趋势》[《大趋势》（Megatrends）是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出版于1982年的畅销书，探讨和预言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书是这么说的——坦帕将成为十个“有大好机会的新城市”之一，所有这些城市都在阳光地带——1985年，城市商会决定把目标调高，不再拘泥于这座城市70年代的享乐主义座右铭“坦帕：美好生活在此地日益美好”，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这句话出现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T恤上；坦帕建起新的国际机场，举办1984年超级碗，有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的坦帕湾海盗队，有一千一百万平方英尺的西岸商业购物区，有阳光和海滩，与美国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飞速增长——谁还能怀疑这句口号不会成真呢？每年有五千万游客来到佛罗里达，既然阳光和海滩哪儿也不会去，坦帕就将持续增长下去，并通过增长变得伟大。

它不断增长。它的增长是为了能够继续增长。它在整个80年代都在持续增长，无论经济好坏，无论控制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的是支持增长的保守派还是支持计划的进步派。它在整个90年代都在持续增长，这段时间里，坦帕湾迎来国家冰球联盟的闪电队和棒球大联盟的魔鬼鱼队，同时再次举办了超级碗。千禧年之后，它的增长愈发势如破竹。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曾经是一名开发商，因此对增长了如指掌；共和党在县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口袋里安全地放着一两张选票，也许还放着开发商、土地使用权律师、建筑工人和拉尔夫·休斯的薪水。休斯是一名前拳击手，有袭击他人的重罪案底；他去世时欠了超过三亿美元的税款，名下的预制混凝土公司为希尔斯伯勒全县上下所有区域所有房屋的门廊提供预制钢筋混凝土房梁。

真正在不断增长的是希尔斯伯勒县。当坦帕市的人口超过三十万人时，在拥有大片荒废农田、牧场和湿地的希尔斯伯勒县，人口已飙升至一百万以上。它的卖点并不是“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坦帕曾经是一个老港口，有着如今不复存在的雪茄业、历史悠久的劳工问题、高居不下的犯罪率，以及令人不安地混居在一起的拉丁裔、意大利裔、盎格鲁人和黑人。不，这种增长实际上不利于城市生活。它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美国梦：与世隔绝的崭新家园，距离市中心一小时车程。一份开发商的小册子承诺，这些面积达数千平方英尺的房子“距离高物价、高税收和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生活有着令人舒适的距离。来这里享受坦帕居民只能在梦中拥有的家园吧”。这就是阳光地带的气质，自从70年代以来，它已经让阳光地带成为美国未来的典范。

只要今年搬来的人比去年多，明年搬来的人比今年多，就总会有更多房子要盖，建筑业、房地产业和宾馆业也会有更多工作。房地产的价值将继续上涨，佛罗里达州可以继续不收所得税，只需要通过销售税和房地产税就能为其预算提供资金。为了鼓励增长，友好的县委员会免除了本应向开发商收取的影响费，这些费用原本该用来帮助建设新的道路和水管。在坦帕湾附近的郊区，房地产税仍然很低，新的学校和消防站由债券收入支持，债券的价值随着对未来增长的预测而水涨船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会从投资中获利，这些利润可能会在明天或明年到来。

一些当地评论家指出该策略与庞氏骗局的相似之处。但一切仍在不断增长，人们对此视而不见。

增长机器清除了帕斯科县沿54号州道的松树、棕榈树和橘园。它砍掉了阿波罗海滩上的红树林，并在普兰特市周边的草莓农场铺设沥青。沿着75号州际公路往南的利县，增长机器在迈尔斯堡附近的湿地建造了一所大学（康尼·马克参议员打了个电话给陆军工程兵团），并通过分期付款出售开普科勒尔的排水渠之间那些面积为四分之一英亩的地块。农民和农场主们拿到了现金，一夜之间，开发商在曾经是果园、牧场或沼泽地的地方建立起密集的住宅区——它们被称为“繁荣堡”——并给它们起了令人联想到英国庄园舒适生活的名字：阿什顿橡树园、鞍脊庄园、国王路吊床园（就连拖车公园都起了“东木庄园”这种名字）。仿佛在一夜之间，增长机器就将空地铺成平坦的郊区街道，命名为老韦弗利大道、滚动格林大道和南瓜岭路；沿着这些街道，出现带有无树小花园的车道和两层的混凝土住房，它们的墙壁漆成黄色或米色，前门带有拱廊，营造出一种优雅的幻象，用来提高售价。开发商承诺将盖起娱乐中心、游乐场和人工湖，以二十三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房屋；如果你六个月后才能来，价格可能会飙升至三十万美元——不买房，就得死。附近冒出购物中心和超大型教会，双车道高速公路不堪拥挤，不得不拓宽。

没有哪个地方太过遥远或缺乏发展前景。吉布森顿是坦帕湾东边的一个小镇，狂欢节怪人们常在这里过冬——这里是老派的佛罗里达乡村，有着鱼饵商店和枪膛式小屋[枪膛式小屋是一种面积狭小的住宅，通常宽度不超过三点五米，房间纵向排列，是美国南方自内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较为流行的房屋样式。]，活橡树上挂着松萝铁兰。一家来自迈阿密的建筑商莱纳房屋公司想要将吉布森顿的一个热带鱼养殖场埋在泥土和混凝土下，建造一个有三百八十二栋房屋的新小区。这附近没有学校，仅有的学校设在拖车活动住房里；除了几英里外的沃尔玛再没有购物场所，四十五分钟车程内没有工作可做。但这也是一种增长，所以县委员会忽视自家规划师的警告，给莱纳免除所有可能的影响费和税收；2005年，马车角小区开门营业。

这些住宅区之间没有城镇中心——其实根本没有城镇——也没有山丘来打破那一马平川，所以倘若没有GPS导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倘若没有手表，也无法知道时间，因为热带的灿烂阳光几乎一成不变。一个地标是两条八车道马路交叉处的四向红绿灯，附近的街角有一家大众超市，第二个街角是山姆会员店，第三个是沃尔格林药房，第四个则是壳牌加油站。布兰登有一个“市中心”，这是一个由数十万灵魂散乱集结而成的巨型繁荣堡，但它其实是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的名字。布兰登的主要街道是西布兰登大道，或是60号州道；两个红绿灯之间的半英里公路上，商店在不间断的模糊中飞驰而过：爱因斯坦兄弟百吉饼佛罗里达洗车店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奶品皇后快速汽车保养杰西牛排店麦当劳五星漆弹射击场水族馆中心阳光之州联合信贷联盟洗车先生韦弗斯轮胎附带汽车维修温蒂汉堡。

增长机器成了职业介绍所。除了在餐馆和大型商店拿最低工资的工作外，很难在房地产行业以外找到工作。在繁荣时期的等级体系中，穷人是建筑工地上每日结算的墨西哥裔劳工，工人阶级在建筑行业工作，中下层阶级是银行出纳人，中产阶级是房地产经纪人、产权保险代理人和土木工程师，中上层阶级是土地使用权律师和建筑师，富人则是开发商。

一些买家是来自坦帕的难民，为了一个承诺而将那座城市抛诸脑后：他们将在一个闻所未闻、名叫“乡村步道”的地方获得梦中的家园。大多数人来自州外。但这里不是迈阿密或棕榈滩，不是高层候鸟的目的地。这里迁入的主要是中下阶层人士，其中许多人沿着75号州际公路从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其他中西部地区搬来，那些地方培养出了节俭和谨慎的作风。希尔斯伯勒和邻近的县成了保守的教会乡村，反堕胎标志和审判日预言分散在高速公路上推广样板间和抽脂手术的广告牌中。不过，在仿佛一成不变的正午阳光的凝视下，那些传统价值观也变得柔和起来。

卢克瑟斯、理查德和安妮塔来自密歇根州。安妮塔的父亲在福特的胭脂河工厂工作了很久，经历了亨利·福特和沃尔特·鲁瑟[沃尔特·鲁瑟，美国工会领袖、民权运动家。他致力于提高工会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发展成美国历史上最强大、最进步的工会。]的年代；安妮塔在迪尔伯恩有一份工作，直到80年代，理查德的建筑公司派他去佛罗里达开设新的办事处。安妮塔把父亲的节俭带到了圣彼得斯堡，仍然当着“优惠券女王”。但她去了瓦乔维亚银行工作，这家银行收购了加州的世界储蓄银行，然后开始大量发行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有所谓的“选择付款模式”，客户受邀设计自己的抵押贷款，能选择利率和付款计划。这些贷款被挤成利润丰厚的“汽油”，为增长机器提供动力。

詹妮弗·福尔莫萨也来自密歇根州，但她在佛罗里达州由母亲抚养长大。高中毕业后，她在开普科勒尔担任银行出纳员，并跟她孩子的父亲结了婚。那是一个名叫罗恩的当地人，他没有高中文凭，却靠浇筑混凝土地基收入不菲。罗恩和詹妮弗拿出十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建造了一栋有三个卧室的房子，通过再融资[再融资，又称翻借或重贷，即拿新的贷款去偿还已有的贷款。]来支付账单，靠房屋净值信用额换上新的屋顶，然后继续再融资来付清车贷、加盖露台、买了一艘船，剩下的都花在游轮假期和带孩子们去迪士尼乐园的旅途上。

还有邦妮——“叫我邦妮就行了”——她在纽约皇后区的乌托邦大道长大，为了追逐阳光和美好生活先后去了夏威夷、亚利桑那州和西棕榈滩，最后在帕斯科县54号公路上一个名为双子湖的小区定居。她在那里花十一万四千美元买了房子，六年之内房价就涨到了二十八万。

其他人来自更远的地方。乌莎·帕特尔是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个成功的地产承包商的女儿。乌莎在溺爱中长大，去哪里都有司机接送，从来不需要在晚餐后洗碗。但一切都在1978年发生变化，那年她十八岁，家人将她嫁给一位在伦敦工作的印度工程师。1991年，由于丈夫的背部病痛，他们决定和两个孩子一起搬去闷热的坦帕，她的兄弟在那里行医。在坦帕，乌莎重新开始，努力工作。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她在希尔斯伯勒县南部一家加油站做收银员，每周赚三百美元；她的兄弟买下了这家位于毒品横行区域的加油站（她被持枪抢劫了两次）。她从加油站开车回到布兰登，好去接孩子放学，让他们吃饱，确保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然后穿上墨西哥餐厅的制服，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做服务生。“钱就是这么来的。”

乌莎不断攒钱，并教育孩子们做同样的事情。当她的小儿子想要一双飞人乔丹篮球鞋时，她告诉他：“你这是在为迈克尔·乔丹的名字买单，仅此而已。”在孩子们大学毕业之前，她甚至没有买房。

孩子们开始工作后，她面临着与其他来自古吉拉特邦、姓帕特尔的移民们同样的选择：开加油站还是汽车旅馆。她知道深夜时分待在收银台后面的危险，所以在2005年，她将目光投向一家凯富酒店，就在75号州际公路与54号公路交叉的地方，帕斯科县的繁荣堡中间，距离“乡村步道”不到三英里。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汽车旅馆，坐落在饼干桶连锁餐厅和澳拜客牛排店之间，墙壁漆成绿色和米色，有六十八个房间，每晚五十美元，停车场旁边还有一个小游泳池。乌莎支付了三百二十万美元，其中五十万是现金。剩下的靠两笔贷款：一笔一百二十万美元，来自小企业管理局；另一笔一百五十万美元，来自一家名为“商业特快贷款公司”的商业贷款机构。后来回想起来，她认为这笔交易是欺诈性的，估价被严重夸大；但贷款人告诉她应该如何填写申请，她照章办理。

“他们引诱你陷入债务，就像把黄油放在你嘴里。”她说。这家汽车旅馆就像全国各地的凯富酒店一样毫无特色——但它是属于她的。

许多买家都是投机者，什么人都有——都是期望在六个月内赚到五万美元的炒房者——年薪三万五千美元的秘书变戏法般买下五到十栋投资房产，价值一百万美元；兢兢业业赚钱的汽车销售员眼看着房价在两年内翻了一番。在疯狂的巅峰，2005年，迈尔斯堡的一栋房子在12月29日以三十九万九千六百美元出售，12月30日就再次以五十八万九千九百美元出售。炒房者把房价推动到疯狂的高度。迈克·罗斯就是一个炒房者。

迈克在加州的纽波特海滩长大，十一岁时搬到佛罗里达州。他祖上一直都是船舶制造商；他九年级辍学，去了坦帕湾对面的格尔夫波特，在帕萨迪纳游艇和乡村俱乐部工作，负责给大富豪们修船。他一开始跟随团队工作，后来开始单干；随着时间推移，他每小时能赚一百五十美元，工作内容是对着铝制发动机通风口喷砂，以及修补质量低劣的原厂喷漆。他的一位客户是《杜邦购物指南》（“世界顶级奢侈品市场”）的首席执行官，曾用私人飞机把迈克夫妇带去巴哈马给他的船上蜡。另一个客户是吉姆·沃尔特，一个坦帕千万富翁，在全国各地建造便宜又快捷的房屋。迈克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他的工作无穷无尽——单干三年后，他的市场就占到了游艇港的六成，每年能赚七万美元——但这份工作令人背痛，在酷热之下十分难熬，还会有高速缓冲液化合物飞溅到他的脸上。

2003年的一天，迈克中暑虚脱，开始痉挛和呕吐。那一刻，他决定停止在船上工作。他四十二岁，体重超标，身体疲惫。他一直想去炒房，只是胆子太小，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他的许多老顾客就是靠炒房发财的，或至少涉足其中，他们鼓励他试一试。迈克和妻子用一笔来自斯威夫特基金公司的贷款购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投资房产，贷款利率比正常利率高出百分之三——一笔欺诈性贷款，一笔次级抵押贷款。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能赚百分之七到八。房子花了他们五万美元，他花两个月翻新厨房和浴室，然后以六万八千美元的价格出售。接下来，他们花了六个月翻新自家在圣彼得斯堡的房子，那是他们在1985年以四万八千美元的价格买下的。一个周五的下午5点，迈克在屋外竖起一个牌子：房主出售。电话开始响个不停，三天后，他们就以十六万九千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他们随后在佐治亚州乡下靠近迈克父母家的地方买了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农舍，然后搬到那里工作。再也不需要恐惧了。这就是市场的巅峰，一切轻而易举。

还有迈克尔·凡·西克勒。

凡·西克勒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克利夫兰郊外长大，当时这座城市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他的父亲是通用电气公司在内拉公园的工程师，负责通用公司的假日照明计划——凡·西克勒一家总是拥有整个街区最漂亮的圣诞灯光。郊区生活让迈克尔十分厌倦——夏日里他会无所事事，心想：“上帝啊，人都去哪儿了？”高中时，逃离成为可能。他和朋友们乘坐从克利夫兰高地到市中心的轻轨线路“飞驰号”，去观看印第安人队在市政体育场的夜间比赛；过去几年里，体育场一直空空荡荡，直到最后被拆毁。然后他们走到平地区，那是凯霍加河岸边的工厂区域，被废弃后转变成众人聚集的酒吧区；他们想在这儿搭讪女孩。“可能正是在那时，我明白了城市的魔力。”他说——甚至像克利夫兰那样肮脏的锈带城市也有魔力。“它始于人。”

大学毕业后，90年代初，凡·西克勒跟随父母去了佛罗里达州，父母在新坦帕退休。凡·西克勒去了盖恩斯维尔，读了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关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狄迪恩[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为揭穿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琼·狄迪恩，美国作家、记者，擅长以富有文学性的笔触描写新闻事件，被视为“新新闻主义”的领军人物。]以及其他新闻学经典作品的课程点亮了他的想象力。他毕业后先后去了多家州内中型报纸工作。他通过报道市政厅熟悉这个行业，那里是一个绝妙的沙盒[沙盒，计算机术语，是一种计算安全机制，通常用于减轻系统故障或软件漏洞的传播，为运行中的程序提供隔离环境。]，因为他犯了很多错误。他为《湖地记录报》写的第一篇报道通篇都是引用，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权说出任何东西。那曾是他想实现的目标——确信能完整地呈现一个主题，好让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知道该思考些什么。

2003年，凡·西克勒被《圣彼得斯堡时报》聘用，那是东南部最好的报纸——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当时，报纸的前途已开始黯淡。它们正在裁员，还有几家在互联网和广告减少的压力下被迫停刊。《圣彼得斯堡时报》比许多其他报纸的境况要好，它摧毁了海湾对面的对手《坦帕论坛报》，后者的所有者——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媒体集团——已经把该报办成了八卦小报的水平。《圣彼得斯堡时报》归当地所有，不是一个营利性企业——纳尔逊·波因特[纳尔逊·波因特，美国报业人士，生前创建了时代出版公司（Times Publishing Company）和非营利新闻教育机构“波因特媒体研究所”。]在1978年去世后将他的股票交给了波因特媒体研究所。《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受伤的报业巨头需要追逐利润，而那些利润很快就会被私募股权投资者瓜分，以寻求更高的利润；《圣彼得斯堡时报》不需要像它们一样。

凡·西克勒的妻子也在这家报社工作，两人在塞米诺尔高地购买了一栋1930年建的砖房，那是坦帕市中心往北一点的历史街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败之后刚刚开始变得时髦。它给人的感觉就像在克利夫兰平地区周边夜间散步一样，但凡·西克勒觉得，这一整套“下一个伟大城市”的生意都很可疑。

他为《棕榈滩邮报》报道市政厅时，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考虑过转行，直到他意识到城市规划师的影响力还不如记者。但是他的书架里摆满了诸如《蔓生市郊田野指南》《草坪史》《市郊国家》等书，还有他的圣经《权力掮客》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蔓生市郊田野指南》（A Field Guide to Sprawl）是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多洛蕾丝·海登的都市研究著作。《市郊国家》（Suburban Nation）是三位城市规划师的合著作品，批判美国依赖于汽车的市郊发展模式。《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是讲述纽约市政官员罗伯特·摩西的非虚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作者简·雅各布斯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对当代城市生态进行分析和反思。]。凡·西克勒成了简·雅各布斯的门徒。她提供了一套语汇——短街区、行人渗透性、混合用途、通过“街道之眼”获得安全、密度——这些语汇都可以用来描述他在克利夫兰高地长大时体会到的渴望；在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夏日午后，街道上空无一人。在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思想的时候，生活是最丰富和最有创意的。这发生在城市里——特定类型的城市。

搬到坦帕后，一切都清晰起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报纸为凡·西克勒设置了一个职位，聘任他为“计划和发展记者”。90年代初，他二十二岁时，这座城市看上去乐趣无穷、充满希望，但到了21世纪头十年，它在他看来甚至不太像一座城市了：朝九晚五的市中心大概只有五十个居民，直到两栋巨型公寓楼拔地而起，而它们与街道毫无关联，只会吞噬此后多年的需求；所有购物设施和一流办公区域都在数英里之外靠近机场的韦斯特肖尔。坦帕试图穿过捷径走向伟大，但那从未奏效；它的市中心没有连贯性，除了办公室工作、曲棍球比赛或法庭案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人群。在城镇周围骑自行车是危险的，试图步行穿过宽阔的高速街道也是危险的——坦帕在自行车和行人事故死亡数量上排名全国第二。如果你看到有人徒步出行，那可能是因为他的车坏了；如果一个女人蹲在路边没有遮盖的地方一小时，那是因为她得等公共汽车。县委员会从未通过通勤铁路计划，坦帕湾仍然是仅次于底特律的没有通勤铁路的大城市。于是，陌生人从来不需要相互来往。“在坦帕，人与人的互动不会偶然发生，”凡·西克勒说，“哪怕发生了，那也令人痛苦。”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生活是非美国的；在希尔斯伯勒县的增长机器中，凡·西克勒感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存在。住宅小区里，地产公司建造的房屋看上去如同地堡，窗户狭小，没有适合当地气候的通风道或庭院，空调一直在坑洞般的黑暗中运行。在这些房屋中，一家人坐在铺着地毯的起居室里，聚在大屏幕等离子电视前，百叶窗遮挡着阳光。屋外是漫长的街道，两侧是一模一样的房子，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步行前往任何地方，所以他们每天从车上走到车道再走进家里，从来没有机会与邻居相识。他们正在从世界撤退，而无孔不入的偏执加深了这种隔绝。随处可见事故律师、现金快速购房和快速致富方案的广告牌，佛罗里达州的汽车保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贵——保险公司称它为“欺诈之州”。佛罗里达州以第二次机会的永恒承诺吸引短暂住客和漂泊者，其中骗子的比例超过了一般人群。谁敢说隔壁邻居不是其中之一呢？

像马车角这种小区恰恰符合简·雅各布斯对地狱的描述。

2006年，凡·西克勒写了一篇关于人们在坦帕周边买房的报道。其中很多人住在外地，当通过电话联系到他们时，凡·西克勒会问：“你住在那栋房子里吗？哦，那是个度假屋？那你为什么要在拉斯金度假呢？——它又不是度假胜地。”事实证明，至少有一半的销售额来自投资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房屋所有权的整个概念已经被扭曲得无法辨认。这些房屋是一次性商品。正是这些人在推动需求。

凡·西克勒从未适应坦帕。他身材高大，皮肤苍白，有着略带草莓红的金发，穿着休闲裤和长袖衬衫。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正式，像一位老派的电台记者。他那来自中西部的认真态度令他在阳光之州的过分热情中显得尴尬，这种热情是佛罗里达州欺诈风格的另一面。他对自己的工作格外认真。一名调查记者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西克勒并不认为记者是愤世嫉俗的。如果一篇报道只是给出双方观点并就此打住，那么媒体并不能借此帮助自身或其读者，因为记者应该把一些客观真实的事情说出来。

凡·西克勒有时担心，他作为记者的风格过于单刀直入，太像公诉人。共和党县委员马克·夏普一接到凡·西克勒关于开发商竞选捐款的电话，就立即知道会有麻烦。一开始的问题听起来很是单纯无辜，只是简单的事实，但问题接踵而至，而凡·西克勒会记得夏普告诉他的一切；最后，这位记者会触发陷阱，问出夏普从一开始就知道将会到来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人是你主要的捐款人，那你觉得，你投票支持免除影响费是不是有问题？”

凡·西克勒认为有两种记者——讲故事的记者和揭露不法行为的记者。他绝对是后者。但他唯一击倒过的人是桑尼·金。

2006年春天，凡·西克勒听说了一个名叫肯尼·拉欣的男人。他是一名黑人房地产推销员，这在坦帕很不寻常。他的名字和面孔出现在广告牌和电视广告上，作为披着披风的超级英雄“救房队长”，这是对说唱歌曲《Captain Save-a-Hoe》的戏仿。他举办了人满为患的帐篷展会，在那里，他坐着白色的宾利、戴着坎戈尔帽现身，身后由一队悍马护送，上面装饰着他的照片。他鼓吹这个城市的穷苦黑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涉足房地产，购买困厄房产并出售，以获取巨额利润。“现在是时候为自己做事了，”拉欣告诉伊波市的观众，“黑人主宰什么？体育和娱乐。我希望人们能说黑人主宰房地产，这个行业制造的百万富翁比什么都多。”

这一切都与赋权、民权和致富有关。拉欣年少时是得梅因的一名毒贩，后来在佛罗里达州一座监狱蹲了四年。他将自己的故事作为激励宣传的一部分，告诉年轻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也应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向合法的炒房，这样既能致富，也能让需要财务救济的黑人房主受益。“他是卡内基与Jay-Z的结合。”凡·西克勒说，“在经济繁荣时期，佛罗里达州的经济问题是——它几乎从未繁荣过。它只在一个领域繁荣发展，那就是房地产。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你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挣扎度日。”

凡·西克勒开始研究肯尼·拉欣。在肯尼的自我描述中，他只是一个低级毒贩，但实际上，他是瘸子帮主要的可卡因分销商。他在拳击比赛中获得金手套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到头来，“救房队长”恰恰是他在门票售罄的研讨会上谴责的那种掠夺者。他在一个叫坦帕高地的老旧混合街区说服一位七十三岁的黑人老祖母，让她以两万美元的价格把破旧的房子出售给他。她拿到的钱几乎全用来还了城市贷款，最后只剩下一千七百二十九美元。三周后，拉欣以七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一家名为“土地集结”的投资信托公司。

凡·西克勒向拉欣询问这笔交易。

“要是我知道这栋房子值七万美元，我就会付给她更多的钱。”拉欣说，“六万美元不算什么。不要在这一点上有偏见，我才不会占女人便宜。”

进入公诉人模式的凡·西克勒追问“救房队长”是否会与她分享一部分利润。

“我可不打算说‘拿着吧，这就是我从那栋房子赚到的所有钱’。”

四年来，拉欣和他的合作伙伴已经赚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其中十五笔交易是在坦帕高地进行的，这并非巧合：那里是一个名为“高地坦帕”的巨型重建项目的规划地，耗资五亿美元，将建有一千九百套高档公寓和联排房屋。拉欣是坦帕最有势力的两家开发商的名誉代表。他对这层关系避而不谈，开发商也否认与他相识。

凡·西克勒对前可卡因毒贩与该市精英之间的关系深感兴趣，他于5月发表了他的报道。这将他引向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里的巨大阴影。他在报道过程中采访过的房地产经纪人给了他一个提示：“如果你认为肯尼有料，你应该查一查桑尼·金。”

当凡·西克勒找到桑尼·金的时候，音乐已经停止了。

佛罗里达州房地产业的一些人可以确定它发生的确切时刻。对于迈尔斯堡和开普科勒尔——那里是疯狂的中心——的经纪人马可·约瑟夫来说，在2005年12月的一周里，平均房价达到三十二万两千美元的高峰，而电话并不像平时响得那么多。就像所有空气从轮胎中流出后，车子慢慢停了下来。其他人则觉得事情发生在几个月前或那之后，并将其比作灯被关掉。2005年末或2006年初的某个时候，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十年中期令人眩晕的高位，投机者突然失去了信心；让佛罗里达浮在高处的信念烟消云散，经济如同《乐一通》[《乐一通》是由华纳兄弟公司推出的经典动画，主要角色有兔八哥、猪小弟等，风格夸张、欢乐。]里的角色一样停在半空，低头望去，而后垂直下落。不知怎的，贷款人、放贷方、炒房者、押注买空的华尔街交易商、信用违约掉期柜台、房利美、寻求百分之八利率的亚洲银行家、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上滑稽的鼓吹者以及艾伦·格林斯潘从未想象过这种可能性：房价开始下跌。

过了一两年，效果才在繁荣堡、经纪人办公室、建筑工地和零售商场中显现出来。2007年初，联合卡车运输公司的一位职员向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商会报告说，该公司正在帮更多的人迁出而非迁入佛州。2007年至2008年间，佛罗里达州的活动拖车电插头数量在有记录的四十年来首次下降。有史以来第一次，该州的净移入居民数量——增长机器的引擎——降低至零。

贮木场卖掉设备。汽车经销商解雇销售人员。开发商申请破产，他们的妻子提出离婚。到2008年初，罗恩·福尔莫萨在开普科勒尔工作的那家混凝土公司开始裁员。罗恩先是发现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半，然后就丢了工作。与此同时，可调利率上升，次级抵押贷款的期末整付也已到期，这意味着像福尔莫萨这样的贷款人——他们已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收入和财产随风而去——更难按时还贷了。罗恩和詹妮弗申请了破产；罗恩找到一份锁匠的工作，为止赎房产更换门锁，每小时收入九美元，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付不起一千四百美元的申请破产费用。福尔莫萨家整整一年没有还贷，银行在他们的门上贴上丑陋的黄色拍卖标签。他们在附近租了房子，搬了出来。詹妮弗发誓下次要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掉。“我觉得我不会再想买房子了。”她说。这就是止赎瘟疫的开始。

在帕斯科县的54号州道上，开发商中断了“乡村步道”项目，留下的街道只有几英尺路面，后面便是铁丝网；街道上有路牌和灯光，但没有房屋，或是有房屋但没有住户。他们承诺的网球馆和沙滩排球场成了海市蜃楼。房屋前院里，瘫倒在地的充气圣诞老人旁边竖着“待售”的牌子。三份泛黄的《坦帕论坛报》躺在南瓜岭大道30750号门前，厨房里留着垃圾，冰箱门大敞，院子里竖着“房主出售”的牌子。半数到三分之二的房屋空置，但留在“乡村步道”的居民会将车停在空车道上，并给邻居家的圣奥古斯丁草坪割草，以免显露出萧条景象。在衰颓更严重的街区，变化显而易见——草长到六英寸高，车道上杂草丛生，空调箱上垂下铜线，米色的灰泥墙上绿色霉菌蔓延，“空置或废弃”的通知贴在前门上。然而庞氏骗局的崩塌并不轰轰烈烈，没有留下拆毁的工厂或废弃的农场。某种程度上，鬼城般的住宅小区仍然很美。在海蓝宝石般明亮的天空下，房屋看起来像完美的纸板，外墙光滑整齐，百叶窗垂下，景观几乎没有人类生活污染的痕迹。

房价崩盘的速度与飞涨时一样快。从“乡村步道”沿54号州道向北，邦妮在双子湖的房子曾在六年内从十一万四千美元涨到二十八万，又在两年内跌到十六万。邦妮家街上的一些房主是炒房者，还有一些房主再也负担不起住在这里；在这两种情况下，房子里都无人居住。一个周末下午，来自乌托邦大道的邦妮正在给草坪浇水，她穿着胯部紧身的卡普里牛仔裤和无袖上衣，涂着银绿色眼影，视野范围内空无一人。

乌莎·帕提尔的凯富酒店第一年赚了一百万美元，第二年赚了八十万美元。她发现美国人作为雇员简直无药可救。他们得过且过，周五领取薪水，然后就跑去俱乐部或是参加派对，哪怕有孩子也不例外；他们周一逃班，周二迟到，因为报酬太低而拒绝一些工作，还总是满腹怨言和借口——“我儿子拿走了我的车钥匙。”他们可能努力工作一周，然后就要求休假。或者每十分钟要求一次吸烟时间，即使他们根本不吸烟。谈到美国雇员时，乌莎皱起鼻子，撇了撇嘴，眯起眼睛，仿佛这个话题令她身体不适。他们被宠坏了，就像她曾经被宠坏一样；所有廉价劳动都是外国人在做。她唯一的优秀雇员是像她一样的移民，他们值得信赖，并且愿意接受低薪——一个来自加拿大群岛的夜班经理，一个来自印度的家伙，还有拉丁裔清洁工们。

但她对这个国家的乐观态度并未消退。这里是每个人的机会之地。“我爱美国，”她说，“如果任何外国人都能来到这里并获得成功，这里的人们就不想工作了。”她喜欢美国的规则和法律，这里没有腐败，任何人都可以伸张正义。她的儿子已成为一名年轻的商人——他在坦帕的公路商业区拥有自己的电脑店，开着一辆宝马，住在市中心公寓大楼的二十六层。与印度相比，美国是一个梦。

2007年，乌莎来到美国的第三年，她的年收入下降到五十万美元，旅馆入住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入住率才能存活下去。有两件事对她的汽车旅馆不利。第一是房地产的崩盘，这是更广泛的经济崩溃的开端（她将其归咎于严格的边境执法，这使得所有优秀的外国雇员被拒之门外）。第二是在她的凯富酒店和75号州际公路之间的通路上有一个新购物中心正在施工，这座购物中心大概是在经济衰退时开始建设的。这项工程在晚上关闭了靠近她的高速公路出口，拿走她在高速公路上的广告，这扼杀了她的生意（这座商场一直没能盖完）。她开始无法支付每月两万五千美元的款项。她的儿子帮了忙，但不久后她还是拖欠了贷款。

房地产崩盘到来时，迈克·罗斯正深陷家庭危机。迈克要求法院把孙子孙女的监护权判给他，因为他的女儿和她在圣彼得斯堡的男友正在虐待孩子们——迈克说，这名男友把患有脑瘫的孩子扔进游泳池，然后哈哈大笑。迈克的妻子因车祸残疾，当时正在领取残疾福利；两人获得监护权后，他们在佐治亚的旧农舍翻新工作已落后两年。他们还没能完成这项工作，市场就由盛转衰，他们花十八万美元购买的房产最终只能卖得十一万美元。迈克游艇生意的前客户建议他们搬到北加利福尼亚，远离虐待孩子的人，并在那里炒房；但当他们带着孙子孙女来到瓦卡维尔时，那里的经济正在下滑，没有工作，就连加油站或7-11便利店也没有职位。加上贷款规则发生了变化，靠贷款来炒房也不可能了。这次搬家耗费了五万美元，是他们储蓄的一半。在加州待了六个月之后，他们搬回东部，去了罗利郊外一个漂亮的小镇，那儿有点像有树的瓦卡维尔；但是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重演了在加州的遭遇，那里没有建筑工作、修车工作或迈克尝试过的任何其他工作。他们捉襟见肘，迈克开始害怕他们最终会无家可归。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和孙子孙女一起搬回圣彼得斯堡，而女儿和男友仍然住在那里。

迈克试图找回游艇生意中的老顾客，但他们已经被转交给其他修理工，现在都被照顾得不错。他在帕萨迪纳游艇和乡村俱乐部附近晃了一阵子，一个电话也没接到。那段生涯已经结束了。他从一位前客户那里借钱，把家人安置在贫民区的一栋出租公寓；在那里，聚集在停车场的孩子们会欺负脑瘫的孙子。他们依靠食品券、妻子的残疾福利、孙子的补充保障收入和慈善机构过活。迈克的心理状况不断恶化，他的思绪仿佛每小时狂奔三百英里——他害怕无家可归、自杀、疯人院、遇到女儿的男友（他还不知道他们回到了圣彼得斯堡）——他一直恐惧不安，在头脑里编造故事；他害怕自己脑海中的臆想会成真。他曾经那么平静，那么安稳，在蓝天下的码头给游艇上漆。他越来越胖，虽然仍然可以自嘲，但双眼透过无框眼镜流露出服用药物后的悲伤。他因背部疼痛服用止痛药，因焦虑服用阿普唑仑[阿普唑仑，用于抗焦虑和失眠的药物，长期服用会成瘾。]；他厌倦一切，想要放下重担好好睡一觉。在吞下三十片阿普唑仑和四片维柯丁[维柯丁，以氢可酮和扑热息痛为主要成分的鸦片类镇痛药，大量服用可能致死。]后，他昏迷了两天。

“经济问题触发了一切，”他说，“它把我撕成两半，夺走了我生存的意志。这就是我对它的看法。”

他们把迈克锁在疯人院里三天。他出来后开始寻求坦帕危机中心的怜悯，并获得了支付电费账单的咨询和援助。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现在却差点生活在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这令他十分震惊。不过，精神病房和危机中心让他摆脱了这种幻象。他读了一本名为《在创伤之后寻找生活》的书，开始深呼吸，与自己的精神沟通，学会远离那些最糟糕的想法。由于医疗领域并不受经济衰退影响，他报名参加了由政府支付的培训课程，成了一名家庭健康助理。他找到了一份每小时能赚十点五美元的工作，没有任何福利，帮助一位患有痴呆症的九十一岁二战老兵上洗手间。这并不比修理百万富翁的游艇更难。迈克很高兴能帮上忙。

凡·西克勒和报社的一些同事仔细研究了希尔斯伯勒县止赎房屋的大量数据。到处都是止赎房屋，但它们主要聚集在两个地方：老城区的贫民窟和幽灵住宅小区。凡·西克勒的地图软件在马车角小区上显示出一个鲜红色的点，那是在吉布森顿一个热带鱼养殖场上发展起来的项目：止赎率为百分之五十，创下该县纪录。凡·西克勒和报社摄影师克里斯·祖帕开始在晚上驱车前往马车角，以了解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是凡·西克勒记者生涯中到访过的最古怪的地方之一。一天晚上，他和祖帕看到瘦骨嶙峋的奶牛站在一排排单户住宅之间的空地上。奶牛被带进来，是为了让一些房主可以按照农业土地的标准申请减税；现在，因为没有人喂养，它们正在挨饿。凡·西克勒和祖帕敲了许多人家的门，但很难找到在家或是肯跟他们交谈的人。滞留在这里的业主大多是在马车角买了第一套房产、计划日后迁往他处的家庭。房价下跌百分之五十时，他们陷入困境，并因开发商莱纳公司而怒火中烧。莱纳曾向他们承诺一个游泳池、一个社区中心和百分之二十的投资房屋限制。结果，许多业主都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米尔堡和纽约的臭氧公园等地，他们并不关心被困在马车角的人们的生活。一些止赎房屋被毒贩或赃物贩卖者利用，到处散落着走私货。甚至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治安官代表开始在夜间巡视马车角。恐惧水涨船高，一名男子自豪地向凡·西克勒展示他在车道上安装的安全摄像头。

“在郊区，”凡·西克勒说，“没有人能听到你尖叫。”

庞氏骗局是一种信心游戏，只有当足够多的人愿意抛开常识时才能成功。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受骗者，也都是骗子。结果是普遍的轻信和普遍的恐惧。马车角本该是美国梦的一个缩影，现在却像是世界末日。凡·西克勒在那里的调查使他得出结论，这次崩盘不是无耻房主的错；他写了一篇强硬的文章，揭露了开发商和民选官员在制造灾难中的角色。

金相民，绰号桑尼，是从韩国来到坦帕的。他是“身体设计文身店”的店主，那是一家亚洲主题的穿孔和文身店。2000年到2010年中期，桑尼·金在坦帕周边拥有一百栋房屋，其中大部分位于市中心以北的混乱街区，与肯尼·拉欣工作的区域相同。事实上，肯尼和桑尼是商业合作伙伴，彼此把房子卖给对方。2008年夏天，当凡·西克勒开始调查桑尼时，桑尼已经拿到了四百万美元的利润，他名下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子成了止赎房产。

凡·西克勒驾车前往坦帕最贫穷的两个社区，贝尔蒙特高地和萨尔弗斯普林斯，去查看桑尼·金的房产。北十七街4809号有一幢破败的两层灰泥房屋，屋顶铺着蓝色的油布，窗户钉着木板，床垫堆放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桑尼·金在2006年以一百美元的价格签订产权转让契据买下了它，一名有前科的毒贩当了见证人。三个月后，金以三十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名叫阿拉塞莉·利亚内斯的买家，后者从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子公司长滩贷款公司借了全部款项。凡·西克勒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栋房子，想着那笔贷款。太不可思议了。银行有没有人开车来这儿看一眼这栋房子？十八个月后，房子被止赎，银行要价三万五千美元。凡·西克勒想去找邻居问问有没有人住在里面，但那是一个危险街区的夜晚，敲门也无人回应。最后，一辆坦帕警车停了下来，一名警察下了车。“这附近有人不喜欢你。”警察说。一个邻居打电话来抱怨那个四处窥探的高大白人。

凡·西克勒试图追查阿拉塞莉·利亚内斯。她有一个奥帕罗卡的地址，但没有电话号码——她无迹可寻。金的其他一些买家是毒贩、纵火犯和精神病患者。凡·西克勒查看了他炒过的几十栋房子，情况总是一模一样：一栋废弃的房产，一个最低的购买价格，一次价格高得离谱的快速转售，一笔无人质疑的贷款，首付很低乃至为零；买家无处可寻，房子从未有人住过，贷款逾期。一位专家告诉凡·西克勒，一些买家——他们被称为“稻草买家”——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可能是身份盗窃的受害者。或者他们可能是桑尼·金在抵押贷款欺诈方面的合作伙伴。交易中涉及的房地产经纪人、评估师、公证人、房产过户代理以及最后的银行家们也同样如此，其中有些人重复出现了许多次。每个人都从桑尼·金的生意中赚钱，每个人都从其他像桑尼·金一样的人的生意中赚钱，而不良贷款似乎消失在空气里。

9月，凡·西克勒仍在继续报道。这个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闭了。雷曼兄弟是向桑尼·金的稻草买家提供贷款的银行之一。其他一些突然出现在新闻中并且面临毁灭的大型玩家也是如此——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摩根大通、全国金融基金公司、美国银行、房利美、房地美。这些头条新闻让凡·西克勒不寒而栗。他突然意识到，他关于文身店老板的当地故事（已经花了太长时间——他的编辑们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在坦帕，他有着在纽约和华盛顿报道金融危机的知名记者们所没有的材料——他目睹的货真价实的故事。你可以将华尔街的崩塌一路追溯到北十七街4809号的房子，以及马车角小区和“乡村步道”的房子。

银行向欺诈性的贷款人大把投钱，为破败的房子付出过高的价格，因为这种风险立即转嫁给了其他人。金融业有一个新名词，至少是凡·西克勒从未听说过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券”——由贷方出售给华尔街的捆绑贷款，它们在那里被打包成债券并再次出售给投资者，以获取巨额利润。这个术语令人恐惧，就像一种新型病毒的名字。现在，凡·西克勒明白了：正是这里的房屋贷款支持着那些债券。正是这些违约贷款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

记者们的传统观点是每个人都该对金融危机负责。“贪婪失控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真的很贪心，每个人都想要一套他们买不起的房子。”凡·西克勒说，“我认为这是懒惰的新闻。这是那些想要‘换个角度来看’的政治家们的论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该为此承担责任。”他厌恶那种试图制造虚假平衡的报道，它们拒绝给出清晰的结论，即使结论就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他自己的调查并没有将他引向“所有人”，而是引向了某些特定体制——政府机构、房地产公司，特别是银行。桑尼·金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这是系统性的。银行批准那些贷款时根本没人看它们一眼，因为银行的胃口太大了。它们没法让贷款的速度更快了。”

感恩节之后，凡·西克勒的故事填满了头版。一周之内，联邦调查局接手了案件；不久后，桑尼·金开始戴着窃听器和官方合作。凡·西克勒等待着联邦调查局一路查向食物链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