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塔米从工厂失业一年多后，一个名叫柯克·诺登的男人邀请她一起喝咖啡。诺登是一个专业组织者。他在扬斯敦附近长大，毕业于肯特州立大学，在芝加哥和英国伯明翰组织过社区运动。2006年，他从海外归国，来到扬斯敦，试图应用外地经验，遵循索尔·阿林斯基[索尔·阿林斯基，美国社区组织家、作家，著有《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被认为是现代社区组织的创始人。阿林斯基关注贫困社区和黑人社区的生活条件，在美国各地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四十余年。]的社区组织模式：在团体中组织起一支队伍，向市政厅或当地开发商办公室进军，并在社区中筹集资源。这种方法起源于更早的时代，即20世纪中叶，当时的权力结构更加稳固，也更集中在城市。经过一年的努力，诺登意识到这个模式不适用于扬斯敦。这里并没有资源可供筹集。税基已经崩溃。市长几乎无权在手。工业已形同虚设。权力中心在其他地方——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们遍布全球。扬斯敦受到的破坏超出诺登的预期，迫使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

他咨询了来自沃伦传统钢铁行业的威恩基金会，与其他精英和机构不同，这家基金会已经放弃怀旧的幻象，正在为河谷的复苏追寻相当激进的想法。2007年夏天，诺登和威恩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社区组织，名为“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它将成为一个基础，在全州范围内努力抗击引发衰退的原因——失业、基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及其后果。他们不信任扬斯敦的所有大型机构，因为它们都失败了：工业、工会、银行、教会以及各级政府。在河谷带来改变的唯一办法，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推动改变。

2008年春季，诺登在合作社正式成立之前就开始寻找组织者。威恩的主席乔尔·拉特纳告诉诺登，他曾遇到一位在救世军工作的女士，她在该基金会资助的实习期间为单身母亲举办工作坊，同时在扬斯敦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你应该见她一面。”拉特纳说，“她可能是一个金矿。”

诺登联系了塔米，约好在4月的一个下午在她家附近的鲍勃·伊万斯餐厅见面。

诺登喝咖啡时，塔米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面带稚气的白人看起来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他当时三十多岁）。当他提到在一家新组织工作的可能性时，她心存疑虑。她还有一年才能拿到学位，学业上很吃力；说实话，她已经对社会服务的世界有点失望了。那里有太多的内部争斗——他们似乎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服务他人。

诺登解释成为一个社区组织者意味着什么：她会教其他人如何让当权者负起责任。这是塔米从未想象过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在这里，国会议员会进监狱，治安官也会进监狱。你想让他们负起责任吗？”然后她想了想，补充道：“确实得有人这么做。”

诺登问起她的童年，她长大的社区，她是否还记得工厂，以及养育三个孩子的同时在工厂工作是什么感受。她不习惯以这种方式谈论自己，但她尽力回答他的问题。她说，她小时候，街区还是安全的，因为人们会彼此照应，后来，街头帮派和可卡因的到来改变了一切——虽然她认为，他应该早已了解其中一些答案。

还有，是什么让她愤怒？

人们喜欢说，城东看起来像贝鲁特[贝鲁特为黎巴嫩首都，1975年到1990年间深陷内战。]，而她会心想——但不会说出来——“这是什么意思？那里是我长大的地方。”她告诉他：“我很生气，我必须抚养孩子，让他们接受教育，然后让他们离开，因为这里没有机会。”她的大女儿住在奥兰多，儿子正考虑搬去北卡罗来纳州，小女儿想去跟姐姐住在一起。在德尔福买断工龄之后，女孩们试图让母亲搬去佛罗里达州。“我将不得不坐飞机去看望我的孩子们。不应该是那样的。他们本来应该能在这个社区长大，买一栋房子。我的祖母努力工作，才让我的街区变成这副模样。她曾在很多房子里做饭和打扫卫生，而现在，它们都一塌糊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祖母会带我去市中心购物。”

她从未想过谁应该为此负责。或者她可以强行推动他们做些什么。她真的满心愤怒。所以他说服了她。他为她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人。他谈到了芝加哥，告诉她那里的运动如何进行，他们如何认真地建立权力、推动变革，让其中一部分运动与民权运动建立联系。她觉得这一切听起来令人兴奋不已。

他们坐在一起聊了很久，当她谈论自己时，诺登在她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他稍后会告诉她，那是一种她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一种原始的力量。它来自她对城东的热忱，她因它被人遗忘而愤愤不平。他认为这是一盏长明灯，能让她日复一日地投入一项并不容易的工作。她正在勇敢地跨出一大步，重新塑造自身；她也许很快会离开，但比起从哥伦布或州外来到扬斯敦的人，她更可能坚持下去。她了解当地黑人社区的故事，因为那就是她的故事。他邀请她参加正式面试，她同意了。

面试在扬斯敦州立大学附近榆树街的一神派教堂进行。塔米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教会。自离婚以来，她一直专注于她在阿克伦的教会。她向那位将她带到阿克伦教会的远亲问起一神派。

“他们接受所有宗教和所有信仰。”远亲说。

“可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哪怕你是一个撒旦主义者，你也会在一神派教堂受到欢迎。”

“不可能。”

“小心点。”远亲说，“我会为你祈祷。”

面试当天，诺登在教堂门口迎接她，让她在圣坛坐下等待，直到他们为她做好准备。当时，塔米的头发编着长长的脏辫，她还在过去几年里长胖了不少；她忍不住想，不管谁来面试她，她在他们眼中该是多么典型的“黑人”啊。她坐下来，环视四周。

哪里都看不到十字架。她警惕地想：“我从来没进过没有十字架的教堂。”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毕竟，这是她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工作面试，上一次还是汽车配件装配线——她拿起一本赞美诗，草草浏览。她的目光落在一首关于夏至的赞美歌上。她正身处一个魔鬼崇拜的教会里！

当她收起赞美诗时，诺登回来了。他把她带到办公室，那里有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塔米内心很不平静，她凭借本能让自己振作起来，逐一问候房间里的人：“你好吗？我很好！”柯克问她有没有因为不公而站出来对抗权威的例子，她提到那个一直趴在地上擦机油的帕卡德女孩；她看得出来，他们被打动了。她在面试中如鱼得水，令他们惊叹不已。但她内心的一个角落在想，如果她真的得到了这份工作，她的新同事们会很疑惑，为什么自从塔米开始工作以来，门把手每天都油乎乎的；那是因为她每天都会给它涂上恩膏[恩膏是一种宗教用的特殊膏油，涂恩膏代表受命于上帝。塔米怀疑该教会搞魔鬼崇拜，因而半开玩笑地计划用恩膏驱邪。]。

她成为首批受聘人员之一。她可以留在学校，同时做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获得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她心想：“我知道上帝会打开这些门。”

诺登给新来的组织者们下达了行军命令：出去跟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教会、社区团体和潜在的领导者交谈，招募七十五人参加会议，组织某种行动，否则就会被解雇。诺登认为塔米该在城东工作，因为她对那里非常熟悉。但她拒绝了，因为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在那里认识太多人，包括家人和朋友；她知道她的弟弟们在做什么，那会造成利益冲突。于是，她开始在城北组织活动。比起奶奶去白人家里工作那会儿，这里的大部分街区已不复从前——它正开始变得像扬斯敦的其他部分一样。

有一天，塔米正徒步查看城北的一个街区。她拿着夹着黄色记事本的笔记板，挨家挨户地向所有能找到的人介绍自己，试图将谈话保持在五分钟之内。“你的街区怎么样？那边那栋房子空了多久了？你认为它为什么还没被拆除？我刚刚跟街上的某个人说话，他的感觉跟你一样。这座城市有很多废弃的房屋，它们应该被拆除；我想告诉你，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改变。你会来参加一个会议吗？如果只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市政府，那没什么用；但如果我们能一同行动……是的，我来自扬斯敦，在这里出生和长大，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是时候让它停下了。如果你能跟大约五六十个邻居一起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就可以展开讨论。能问下你的电话号码吗？”她的目标是招募当地人，将他们培养成领导者，这样他们就能招募更多人；慢慢地，无能为力的人们将会建立起能动性，无法发声的人们将会开始发声。

她转过一条街，听到两个女人正在门廊上说笑。门廊上布满匹兹堡钢人队的横幅和周边，前院草坪上散落着许多小装饰，看起来简直像一场庭院旧货出售会。塔米认为这两个女人正在开一场“怜悯派对”——其中一个人抱怨她买不起医疗保险。塔米把这当作插话的时机。“你刚才说医疗保险怎么了？”她做了自我介绍，并宣传自己的组织。医疗保险出问题的女人名叫海蒂·威尔金斯，她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也是钢人队的粉丝。她五十多岁，身材矮胖，编着染成金色的长脏辫，声音沙哑，语调活泼。她们发现，海蒂原来是塔米继父的远房亲戚。在海蒂看来，塔米像是刚从人行道上的裂缝中蹦出来的。

塔米问海蒂小姐是否愿意与她一对一谈话，然后接受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培训，成为一名领导者。

“我已经是一个领导者了，”海蒂说，“我不需要培训。”二十年来，她一直是城西一家枕头厂的当地工会负责人。然后公司付钱让她辞职，因为她带来了太多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得不自己承担一部分医疗保险。她家左边的三栋房子都是空置的——她会打理隔壁的草坪——然后是两片空地，那里的房子被拆除了。海蒂将其中一片空地改造成“剪断的花朵”花园——她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以纪念她的孙女玛丽莎，她十六岁那年在离开一场派对时被枪击中心脏而死。海蒂从废弃房屋的院子里收集郁金香和水仙花球茎，还有玫瑰花丛，她永远不会剪下任何一朵花朵，因为玛丽莎正是像鲜花一样被人剪断了。

失去工作后，海蒂失去了她的权力基础，也就是枕头工厂的数百名工人。现在，她只能领导她家街区的四五个人。也许她并不是一个领导者，也许她需要塔米能提供的东西。她同意跟塔米一对一见面。

不久，塔米成了海蒂小姐的榜样。塔米有一种才能——诺登很早就注意到了——她能与她手下的领导者们建立深切的联系，用她对这项任务的投入和专注来激励他们，直到他们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海蒂很喜欢塔米说话的方式，她懂得如何吸引和保持他人的注意。海蒂正在一所大学上课，希望能在街区的孩子们身边使用正确的语法，这样他们就能学会像电视新闻主播一样说话，而不是满口贫民窟俚语。她告诉塔米：“等我毕业后，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说话。”

这个组织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是绘制扬斯敦地图——逐个街区地调查城市中的每一栋房屋，找出哪些房屋有人居住，哪些空置，哪些已被拆除，哪些需要被拆除。调查员会为每个地区的每栋房屋打分。如果塔米在城东进行调查，她会给夏洛特街1319号那栋废弃的凋敝房屋打一个F。在城北，塔米调查了两个街区，那里的二十四栋房屋里有十三栋已遭废弃；她和奶奶在珀内尔家豪宅度过的那一年里，她们常去离这里不远的公园喂天鹅。她向邮递员询问哪些房子有人居住；冬天到来后，她等待下雪的日子，好观察车道上是否有轮胎印。

在扬斯敦，百分之四十的房子都是空置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空屋的业主都是加州或其他州的随便什么人，甚至可能来自奥地利或中国等国家。他们是陷入房地产衰退泥潭的炒房者，是通过Craiglist[美国最受欢迎的本地交易网站之一。]或“一分钱就买房”网站买下房子、至今没搞清楚房屋状况的人。塔米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房屋空置及与之相关的犯罪。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用一幅彩色编码城市地图汇总了调查结果，绿色表示空地，红色表示废弃的房屋。在地图上，城东是一片广阔的绿色，鲜红色的斑点散落其中。

扬斯敦的黑人市长杰伊·威廉斯已经制定了加快拆除废弃建筑物的政策，但是废弃房屋实在太多，拆都拆不过来，更何况没人知道它们都在哪儿，因为城市规划师的职位也正空缺着。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彩色编码地图成了展现这座城市实际状态的唯一可用模型。2005年，市政府在斯坦博大会堂召集了一千四百名居民讨论扬斯敦的未来，随后制定了一份野心勃勃的文件，题为“2010年计划”。这是针对城市衰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理性努力——事实上，城市已经缩水了。扬斯敦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疾病中暴瘦、但仍然穿着宽松旧衣服的人——没有足够的人和建筑来填充那些巨大的空间。规模与居民之间的不平衡令城市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孤零零的身影在街头徘徊。“城市缩水”一词正在流行——它经常被应用于底特律——因为“2010年计划”探讨了根据减少的人口将城市服务降低至现实水平的必要性，扬斯敦被誉为先锋。有很多关于社区花园、口袋公园、养蜂业和鸡舍等等的讨论。2005年，《纽约时报杂志》将“2010年计划”列入年度最佳创意榜单。扬斯敦面临着成为媒体宠儿的危险。

市外没人知道，该计划从未转化为行动。它太容易引起敌意和反对了，因为它意味着有些人不得不搬家。那些人会是谁？是城东的老年黑人业主，他们决定留下，好紧紧留住他们的历史。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工业将会回归。他们能搬到哪里呢？城西的白人区。塔米听到这个主意时满心厌恶。她立刻想到了她认识的人——阿莱特·盖特伍德，一位退休的钢铁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他仍然生活在城东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界的地方，那里正变成一片林地。或是西比尔女士，她在城东的朋友。她想起了舅姥爷建造的房子。是的，这座城市再也负担不起整个城市区域的垃圾收集和供水管道。她明白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凭什么琼斯女士会想离开她买下的、抚养孩子长大的房子，然后搬去别的地方？”

塔米关注的不是“2010年计划”，而是她所培训的街区领导者们所能采取的小小行动。在她组织的一场活动上，有人指出，一个名叫马克·金的贫民窟房东在房地产泡沫期间买下了全市范围内的三百栋房产，并让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变得无法居住。当地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第二天，金现身组织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询问他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阻止负面报道。塔米招募西比尔女士在活动中发言，告诉她城东需要发声；她就是这么成为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副主席的。西比尔女士告诉塔米，城东的人们正开始组织街区团体，他们感到了一丝希望。“只要有人来到这里扔给你一条绳子，”她说，“你就得抓住它。”

这项工作能让塔米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扬斯敦，仿佛通过漫步街道、敲门并绘制街区地图，她第一次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她一辈子生活的地方，看到它的整体样貌。她之前一直把责任归咎于没能自救的个体。“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一个人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尝试，什么都不想要。一个没有动力的人连自己都不想过得更好。”扬斯敦有很多这种人，但现在，她将其视为一个社区问题。世代贫困、学校失灵、工作缩减——“这其中很多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是因为制度在某些情况下被设计成这样：它一点点地吞噬人们，搞乱他们的头脑。人们深陷其中，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在她的人生中，她已经阻止了它，但她从未思考过政治——不管是在城市、州还是国家层面。

塔米可能是扬斯敦最后一个听说巴拉克·奥巴马的黑人。她因为孩子、工作、课程、教会忙得不可开交，一直没有关注时事；直到2008年初，她才注意到一个颇具竞争力的黑人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是，他曾经是一个社区组织者。她十八岁时，奶奶曾让她登记投票，注册为民主党人，投票给民主党人。所以她总是会去投票，但一直没注意过候选人。比起总统，她更了解市长的种族。他们在帕卡德会谈论一点政治，而在2004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工厂里那么多工人——特别是白人女性——那么多像她一样的普通工薪阶层人士会因为宗教信仰而投票给布什。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她认为政治是一种肮脏的生意。扬斯敦是美国最腐败的城市之——法官进了监狱，治安官也进了监狱；她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里，这里的国会议员都是詹姆斯·特拉菲坎特，他是一个平民政治家，即使在他因受贿和敲诈勒索被逐出国会、锒铛入狱之后，他仍然在扬斯敦很受欢迎，因为扬斯敦是平民主义、反体制的，而特拉菲坎特打造了一份光鲜亮丽的职业生涯，让有权有势的人去巴结他。

塔米在帕卡德认识的朋友凯伦让她对奥巴马产生了兴趣。塔米并不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她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将获得提名，因为人们会在接受一个黑人男性之前先接受一个白人女性。但塔米和凯伦一起去听了奥巴马2月在扬斯敦的演讲，她深感震撼，以至于回家后记下了一些他说的话。整个夏天，她都在城东为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出门投票”活动做上门宣传。有些人说：“我们有机会让一个黑人成为总统。”另一些人说：“他们不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但她从未见过人们对选举如此兴奋。甚至她的父亲也在为民主党做志愿者，在当地办公室打电话——他从未做过这种事。他喝酒、吃饭、睡觉时都离不开巴拉克·奥巴马。她的离婚和新工作在她和父亲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但奥巴马让他们和好如初；父女二人开始互相打电话交换关于拉票的故事。有一次，她的父亲打电话说：“如果再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因为认为巴拉克·奥巴马会被暗杀而不投票给他，那我可能会自杀。”

大选之夜，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办公室举办了一场比萨派对。这是塔米第一次尝到尊美醇威士忌的滋味。当奥巴马获胜后与家人一起出现，开始胜选演讲时，塔米无法摆脱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小时候，奶奶曾给她买了三卷本的《乌木成功图书馆》（Ebony Success Library），里面讲述历史上黑人获得的成就；因此，塔米也总是努力让她的孩子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在学校的黑人历史月期间，她会确保孩子们的报告不是关于那些常见人物的。她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写了一份关于民权活动家艾拉·贝克的报告，但她的老师从未听说过贝克，结果把这份报告打了回来。

人们可以选择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重要的发明家或活动家，但是一个黑人总统——没人能否认他的意义。这不仅仅是黑人的历史，也是美国的历史。后来，塔米在她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上了第44任总统的带框相片，上面是奥巴马在大选夜的芝加哥向人群挥手致意，头上高悬着他在竞选期间所说的话：“我们的命运并非由上天注定，而是由我们自己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