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

下沉年代  作者:乔治·帕克

8月底,共和党与飓风“艾萨克”在坦帕汇合;大会的第一天因飓风取消。最后一个小时,风暴转向墨西哥湾以西,坦帕下了暴雨,但毫发无损。与此同时,五万名共和党人、媒体成员、抗议者、安保人员和寻求刺激的人直抵坦帕市区。迎宾委员会让这座城市做好了准备:限制人们进入新河滨步道,安排车辆绕行会议大厅,黑色铁链围栏、混凝土路障和希尔斯伯勒县的垃圾车填满市中心的街道。当地人离开了城镇,或是躲得远远的;在取消会议的周一,市区的办公大楼和地面停车场几乎空无一人。尽管汽车交通减少,这座城市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像简·雅各布斯的天堂:人行道比平时更加冷清,街道上只有警卫人员的眼睛聚集在每个路口:骑着黑色摩托车的坦帕警察,来自佛罗里达州各县的治安官代表,州警,带着军事疲劳的国民警卫队,私人租赁警察,身穿XXL白色T恤衫的黑人临时雇员——T恤上写着“工作人员”,没有进一步解释。武装小艇在希尔斯伯勒河上巡逻,直升机在头顶数百英尺持续发出嘈杂声响。所有公共垃圾桶都不见了。坦帕前所未有地安全,也前所未有地死气沉沉。

200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发生了暴力事件,此后又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它带来的余震和不祥之兆。有传言说,2012年的坦帕将会重演1968年芝加哥的历史[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反对越战的抗议者聚集在芝加哥进行大规模集会示威,遭到警方暴力镇压。],这座城市为骚乱做好了准备。大会召开前几天,马特·韦德纳的博客在修辞上达到了新的顶峰:

……你真的很难预料,自己的城市会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战区,除非你就身处其中。开车去上班时,我意识到,我正身处坦帕/圣彼得斯堡的共和党全国大会的归零地……难道说,这个失败的民主体制已经沦落至此?距我办公室几步之遥的圣彼得斯堡警察局大楼正在变成一座掩体,但真正吸引眼球、令人心寒的,是那一排又一排、绵延数十英里的水泥路障和围栏。这真是我们国家政治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我们花费如此之大的力气,只为了把统治阶级与农民及无产者隔离开。

韦德纳的激进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找不到自然的投靠。尽管他坚信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减债,但他对自由意志主义的信仰足以让他成为罗恩·保罗的支持者。当保罗的代表被禁止将他们自己的标语牌带进坦帕的会议厅,当他的二十名缅因州代表被剥夺资格,当保罗本人不被允许发言,因为他不肯为提名候选人背书,当了一辈子共和党的韦德纳宣布,他将不再是这个党的成员[共和党元老罗恩·保罗在2012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一度领先,后因支持率下降和竞选资金不足而停止竞选活动。保罗拒绝在201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言,因为大会要求他为党内提名候选人罗姆尼背书。大会采取的规则令保罗的一部分支持者无法入场,许多支持者也退场表示抗议。]。不过,他不会成为民主党人——奥巴马的政党,“计划经济的首脑”——“因此,我选择将我的党派归属更改为无党派!”他敦促读者也这样做。然后,韦德纳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和他们四周大的婴儿开车离开战区,来到佛罗里达州的乡村。在那里,他等待着这场“无疑会非常有趣的奇观”结束。

迈克·凡·西克勒正在为《圣彼得斯堡时报》报道大会,这家报纸在这一年刚刚更名为《坦帕湾时报》。他的任务是佛罗里达代表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受到了全国大会的处罚,因为它在初选时间表上抢跑了[最先投票的州先出结果,往往会对选民决定和选情走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吸引大量关注。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多个州将初选时间提前,违反共和党全国大会的规定。作为处罚,佛罗里达州失去一半的代表席位。];作为处罚的一部分,佛罗里达州代表被放逐到棕榈港的因尼斯布鲁克高尔夫温泉度假酒店,距离会议中心有一个小时车程。一天晚上,由于巴士拥堵和交通故障,与会代表凌晨3点才回到房间。凡·西克勒写了一篇反讽的文章,想象如果坦帕湾像夏洛特一样有通勤铁路,事情是否会有所不同——民主党大会下周就会在夏洛特召开。

大会结束后,凡·西克勒将加入报纸的塔拉哈西分部;在那里,他的任务包括报道州长里克·斯科特。他过去的职业生涯都在报道市政厅和县级委员会,进行所有权调查,描绘止赎房屋分布地图;这些工作没有传播策略顾问,也没有媒体聚焦的猛烈批评,有的只是被掩埋的愚蠢和腐败,他和其他记者一样知道该如何挖掘这些事实。此前,他从未报道过真正的政治活动,他对这一任务爱得要命,肾上腺素和恐惧一同飙升,试图摸索该问什么问题。

比如,他应该问斯科特州长的母亲什么问题?大会的第二天晚上,她穿着蓬松的黑色裙子和碎花上衣,与佛罗里达州代表一起坐在讲台正对面,听《北国风云》的演员简宁·特纳讲话(她染了金发,就像在场的大部分女人一样),等待提名候选人[即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妻子发言。他应该向斯科特太太抛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吗?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做也不太可能获得什么新闻。她甚至可能不会回答他。他决定还是让她听演讲好了。

凡·西克勒担心自己没有大联盟比赛般的速度和娴熟。他知道自己将不得不与里克·斯科特过招,得注意话语中的微言大义,在州长关于本州的致辞之后扮演夸张的批评者,与州长的手下进行交易,好能保留这场游戏中的位置,保证别人会回自己的电话。政治在最高层正是如此被掩盖的,而这对他来说并不自然。他在公众的世界中表现得更好——他能靠自己挖掘的事实让他们向他坦白。凡·西克勒的长处在于发掘事实,因此他决定,在职业生涯的新阶段也尽可能坚持这么做。

大会是在坦帕举行的,但是在大厅里,很少能听到有人提及止赎危机、幽灵小区、机器人签名、抵押贷款欺诈、破产或无家可归。没有一个演讲者提到华尔街、出贷方、开发商和地方官员如何为大灾难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这场灾难至今仍未从坦帕湾消退。没有人为乌莎·帕特尔、迈克·罗斯、已故的杰克·哈默斯玛或哈兹尔一家发声。相反,声名显赫的共和党人接连登上讲台,为成功的企业主和冒险的投资者大唱赞歌。

共和党人对他们的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感觉。他们选择了他,就像民主党人曾经选择约翰·克里一样,是因为他们希望其他人比他们更喜欢他。排在选票最前面的人无法减轻他们的狂热,他们仇恨现任总统和他的美国,并选择将这种尖锐的仇恨当作一桩神圣的事情,而这种选择里没有爱戴的成分;自2009年以来,这种仇恨就在为共和党草根注入活力。在这冷冰冰的会议厅里找不到共和党式的狂热;只有忠诚的代表和有正确证件的访客才能进入此地,他们坐着巴士,穿过一条堵塞的单行道来到这里,步行穿过仅有一个的检查站,穿着亮红色连衣裙和高跟鞋穿梭于水泥路障之间;他们在黑暗中走在跨城高速公路下,四处寻找一家能买到瓶装水的商店,直到运动外套的肋下被汗水打湿。

在纽特·金里奇首次参加国会选举四十年后,他来到坦帕,摆姿势与妻子卡莉丝塔合照,西装外套的纽扣系得端正,彰显了他的庞大身形。他在自己的软件“纽特大学”上每天发表两个小时的讲话,日日如此,包括大会取消的那天。这些演讲在坦帕西岸温德姆酒店的皇家棕榈宴会厅举行,主题是美国能源的未来,讲给任何愿意听的人。早安乔[指前共和党众议员乔·斯卡伯勒,他在NBC新闻台主持晨间新闻脱口秀节目《早安乔》(Morning Joe)。]听了几分钟,然后在走廊上跟金里奇上演了一场脱口秀。每个人都知道金里奇和提名候选人互相瞧不起对方。早安乔问,纽特为什么会来到坦帕以示支持?“您如何避免让个人感情介入?”

“我们有一个首要共识,那就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美国人,”金里奇说,“这就是我们如此强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用阿道夫·希特勒、东条英机或赫鲁晓夫无法实现的方式团结起来。”他给自己的主题暖好了场——公民团结高于政治。他微笑着,那笑容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自鸣得意的男孩,认为自己刚刚给出了正确答案。“我认为,我能参与竞选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能来到你的节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非常热爱做一名公民。”

早安乔与金里奇开了些玩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匆匆离开宾馆。金里奇转向法国电视台的摄影机,被要求说出投票给提名候选人的理由。金里奇收起微笑,他的脸垂了下去,嘴角向下弯成一道深槽;在白发头盔下,他眯起眼睛,露出冷峻的、毫无笑意的凝视。“奥巴马代表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是极端的,那将会改变美国。”金里奇不假思索地迅速回答。他已经回答了成千上万遍,无法知道究竟是否出于真心,不知道这话是否比他说“我们都是美国人”时更真实,也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这里面的矛盾之处;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准备回到皇家棕榈大厅,在那里进行更多演讲。他总是有更多的话要讲,因为停止讲话就等于死亡。

金里奇是凯伦·贾洛赫景仰的英雄之一。在她的首选赫尔曼·凯恩[赫尔曼·凯恩,来自佐治亚州的黑人茶党活动家,短暂参与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党内初选,后因受到性骚扰指控而退选。]退选后(她曾在他手下担任县主席),她在佛罗里达州初选中支持金里奇。在大会召开那周的一个晚上,她参加了坦帕剧院举行的信仰与自由集会,听了金里奇和她的其他英雄的讲话,其中包括菲利斯·施拉弗里[菲利斯·施拉弗里,美国律师,著名保守派人士,积极参与和领导反女权、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保守主义运动,自1952年开始参加每一届共和党全国大会。1964年,她带着自己的书《选择而非回声》(A Choice Not An Echo)来到共和党大会上,支持保守派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作为共和党提名人竞选总统。],她今年八十八岁了,但看上去仍然像是1964年为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那个富有煽动力的家庭主妇(凯伦·贾洛赫也是如此)。凯伦平静地接受了她的党在2012年提名的候选人——“只要不是奥巴马,谁上都行”——但她对共和党大会本身不太关心,正是这种圈内建制活动让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凯伦不需要在那里,因为在坦帕,边缘人群已经成功抵达议会、讲台和各种平台。甚至有一块标语牌在谴责《21世纪议程》,这份已经发布二十年的联合国决议一直令铁路反对者心烦意乱。

凯伦正在全职做一份新工作。这一年年初,她成为希尔斯伯勒县美国荣昌组织的现场主管,那是一家由亿万富翁科赫兄弟资助的组织,鼓吹自由企业。大会召开前一周,她在北坦帕的一家小型购物中心开设现场办公室,就在一家塞尔维亚按摩理疗室隔壁,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楼下。凯伦拨出了数千个“议题”电话,试图找出潜在的支持者,并鼓励他们访问这家组织的网站。办公室周围是空荡荡的办公桌,等待着电话、电脑和志愿者。一天晚上,一群人前来观看放映《谁是约翰·加尔特》(Who Is John Galt?),那是由安·兰德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改编的电影的第二部分。贾洛赫没读过那部小说——她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她完全同意它的主题。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的;现在,她加入了一个资金无穷无尽的全国组织,带着信徒般不可撼动的精力投入其中,世界观不受任何论点或事实的干扰。在政治立场之下,她有一种基本的直觉,那就是她和丈夫一直兢兢业业、循规蹈矩,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或伸手求援。

这份工作是凯伦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尽管她在开始坦帕“9·12”项目时曾誓言决不投身政治,但她的家庭需要薪水。不过,就算没有薪水,她也会去做。

“我的心在那里。”

哈兹尔一家花了一点时间观看大会,但还不如他们观看音乐视频“我很性感我知道”的时间多(那是电音二人组“笑掉屁股”的作品,布伦特和丹妮尔会边看边在起居室跳舞),不如罗纳尔花在用租来的笔记本电脑参加迪士尼乐园竞赛和现金抽奖上的时间多,也不如丹尼花在网上玩《英雄联盟》30级排位赛的时间多。

丹尼和罗纳尔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比以往更多地思考和谈论政治。沃尔玛的工作会将它推到你面前。丹尼的时薪只有八点五美元——工作两年后的时薪是八点六美元——而且他讨厌这份工作。他讨厌经理的傲慢态度,讨厌他们将过期土豆和洋葱推到箱子后面,讨厌顾客在他补充库存时打扰他、问他那该死的香蕉在哪儿,讨厌他被称为“合伙人”而不是旧式的“雇员”,讨厌这家店每个月花三万美元租来、停在店外阻吓小偷的假坦帕警车。休息时,丹尼会走进停车场,穿着卡其布制服和蓝色衬衫,站在那儿抽305香烟——他在沃尔玛工作时养成了这个习惯——怀念自己以前的焊接工作。他喜欢肮脏的工作,在那里,你能做出点东西来,能有成就感。他是个蓝领,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获得贷款、开办自己的焊接公司,他会觉得自己像个国王,但这不可能发生。他读到过,有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极其贫困,连所得税也付不起。百分之四十七!这是怎么发生的?贪婪。只是大公司的贪婪罢了。有时,他认为摆脱金钱会更好: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用小麦换取牛奶和鸡蛋。这就是丹尼,一个小角色,举着重物,还在帮助顾客——劳动市场的主心骨——一年只能赚一万美元,而那个坐在桌子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盯着小角色工作的家伙,却能赚八九百万。这怎么能叫公平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你永远无法赶超。你只能适应——这就是生活。到此时,他工作只是为了孩子,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一些。

丹尼唯一尊敬的富人是比尔·盖茨,因为他正直地赚钱,然后把钱花在拯救第三世界国家上。山姆·沃尔顿曾经看起来相当体面,但是他去世后,他的孩子变得贪婪。罗纳尔想与沃伦·巴菲特、奥普拉和米歇尔·奥巴马握手;她觉得米歇尔很真诚,会与孩子一起跳绳,还让他们吃得健康。罗纳尔喜欢看《秘密百万富翁》(Secret Millionaire),在这个节目里,每周都有一个有钱人必须像穷人一样生活,而在节目结束时,他的内心会受到触动,为一家慈善机构捐出几十万美元。不过,她对其他一切背后的贪婪也有令人不安的观察:“在一切美好的事物背后总是有着恐怖的噩梦,它日渐膨胀,如同一朵乌云,消耗着一切,实实在在地夺去人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罗纳尔还是在沃尔玛购买所有东西,因为没人能打败它们的价格。肉类除外,因为丹尼和丹尼斯告诉她,他们会将食物架放在冷藏柜外面几个小时。但是其他的一切都在这里买。你不得不投降。丹尼开始认为,沃尔玛和石油巨头控制了整个世界;当全家人去购物时,他会留在车里。

然后,大会召开前不久的一个早晨,他在休息时间告诉了一些同事,他有多么痛恨这份工作。这话传到他的经理耳中,经理在农产品柜台前跟他对质,在顾客面前羞辱了他。第二天,丹尼醒来时,经理的话仍在耳边灼烧;他受不了了,虚弱的骄傲被点燃,他没去上班。结果,他们又回到了起点。

大会的最后一天,丹尼、罗纳尔、丹尼斯、布伦特和丹妮尔坐在起居室里。电视放着HGTV家居频道。布伦特的头发剪短了——他上了九年级,加入了后备役军官训练团[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高中生军事培训项目,常作为公立学校的选修课。]。丹妮尔在电脑旁做家庭作业。哈兹尔一家一直没能让她进入一所体面的中学,因此她注册了希尔斯伯勒网校读六年级(这个安排一直进行得不错,直到他们付不起网费,网络被掐断)。丹尼喝着无糖百事可乐,辅导丹妮尔完成她的作业。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丢了工作。

罗纳尔仍在对提名候选人妻子[指米特·罗姆尼的妻子安·罗姆尼,她1998年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2008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均成功治愈。]的讲话愤愤不平。“全是甜言蜜语,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这都是假的。‘我有乳腺癌,我有多发性硬化症’——可是他们想抹消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提供避孕、堕胎和生殖健康服务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1970年以来受到联邦政府资助。部分保守派一直在推动政府减少或取消资助。]。它原本能给无法负担乳房X光片、子宫颈抹片检查和癌症预防的妇女提供帮助。如果一名妇女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却拿不到这笔钱,她该怎么办?”

丹尼说:“我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就是——如果想改变这个国家,你就得选一个从来没有从过政的人进办公室。选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老家伙,一个经历过生活的人,一个除了经历生活什么也没做过的人,”他喝了一口百事可乐,“我们在艰难度日,但我们没有挨饿。谈不上什么生活,但至少头上还有屋顶。”

“这是自由的代价,”丹尼斯说,“我有家可回,有床可睡,有东西吃,有可乐喝,也可以喝茶——我挺好的。跟所有人一样,我希望我能拥有更多,但只要世界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那就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

那是8月的倒数第二天。共和党人在十五分钟车程之外开着一场耗费一亿两千三百万美元的大会,而哈兹尔一家在付清所有账单之后,要靠仅剩的五美元撑到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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