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季的一天，塔米把钱包留在庞蒂亚克里，走到陶德巷上那栋砖房的宽阔大门前。她找不到街道地址，也不知道前窗下面的玫瑰花园去哪儿了；但这就是那栋房子，右边是那个弧形露台，还有那棵树——她曾因爬那棵树而被打了屁股。狗已经吠叫起来，她才鼓起勇气敲门。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矮个白人女性出现了。

“什么事？”那个女人弯着腿，穿着运动裤和汗衫，上面写着“健身”。

“嗨！”塔米站在门前台阶下面的圆形车道上，“我知道您可能在想，这位女士为什么站在我的车道上？”

女人回头把吠叫的狗赶走，然后回到门前。

塔米说：“我可以上来跟您握手吗？”

“嗯……嗯。”

塔米走近，那女人小心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叫塔米·托马斯，我想告诉你，过去住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位女士——”

“珀内尔？”

“珀内尔小姐。我的曾曾祖母曾经为她工作，珀内尔小姐——我很模糊地记得她——她去世后，我们其实还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好吧。嗯……”

“我对这栋房子有很多鲜活的回忆，”塔米的声音越来越沉重，“我一直在想，它们究竟只是回忆，还是真的？”她提到了玫瑰花园和弧形露台，楼上的宴会厅，大楼梯，还有莱娜小姐那长长的浴室，里面贴着金色瓷砖，还有站立式淋浴间。“我从这里开始上幼儿园，”塔米说，“我甚至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这位女士确认，所有的回忆都是真实的，但塔米眼睛和声音中的情感令她说出了这句话：“你可以进来看看。我正在重新装修。”

塔米走了进去。宏伟的大楼梯就在眼前——只是一条铺着破旧地毯的楼梯罢了。她学会了骑自行车的休息室和起居室看起来比她记忆中要小得多。实木地板仍有相同的图案，但是光泽已不复存在，到处都是划伤。餐厅地板上的蜂鸣器不见了。

女人的名字是特珀太太。这栋房子在1976年花了二十万美元建起，但现在的价值还不及此。她的丈夫曾经是帕卡德电气的高管，但是他已经去世很久，她的孩子们也搬出去了。她解释说自己独自生活，正专注于某项工作，所以房子才如此破败。“就像我说的，我不会再在这里待很久了，原来的地毯都没换，因为我养了狗。现在所有的新地毯背面都很粗糙，会破坏地板，弄坏所有东西。地毯必须得有软的底面才行。就算你走路很轻也不行。”

特珀太太刚上完芭蕾舞课回来。她在这个年纪仍会跳芭蕾，但随着年纪渐长，膝盖开始出问题，她不再跳踢踏舞了。塔米跟着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凝视着墙壁和天花板，迷失在记忆中（那是原来的枝形吊灯吗？）；然后，她的思绪回到现在，回到这个女人身上，明白了她的处境——她正在缓慢而痛苦地独自翻新这栋房子，希望在死前卖掉它——塔米立刻明白了该如何与这位老妪建立联系。

当她们走到面对花园的弧形露台上，特珀太太突然望着塔米，仿佛第一次见到她。“我也明白，回到过去的地方，看到过去的事物，那是什么感觉。”

她和姐姐出生在俄亥俄州，有钱的父母把她们带到华盛顿，然后遗弃了她们。她们被安置在一个孤儿院，她最近又回到华盛顿去看了看它。“我小时候还有少年教养院。倘若母亲不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如果她们的孩子很坏，他们就会被送进教养院；如果她们不想照顾他，就把他送进孤儿院。没什么不对的。完美极了。我得到的比我给我孩子的还要多。”

特珀太太后院的马路对面是一片空地，瑞安高中曾在那里。塔米的前夫巴里，也是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上的就是瑞安高中。她最好的朋友热纳瓦也是上的这所高中；热纳瓦最后被扔到街上，被人开枪打中了头。这所高中建于1922年，关闭于2007年，之后被拆除。特珀太太很高兴看到它消失。她家和那所高中之间的房子曾经是一个毒窝，瘸子帮和血帮曾在那里火拼。有一回，两个拿着枪的男孩追逐第三个男孩并向他开枪，被追击的男孩弄坏了她的栅栏，直奔门廊，闯进她的房子。特珀太太让他坐下，问了他一堆问题，但他只肯说自己是帮派一员——他是瘸子帮，他们是血帮，他们在追他，他在逃命。几天后，他带着枪回到毒窝，因为他受够了。特珀太太在三楼听到有一个男孩喊妈妈，然后枪响了。一个男孩走进学校，死在了那里；另一个男孩躺在车道上，直到特珀太太叫的救护车赶来，但他已经断气了。

“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塔米问。

“差不多吧。”

“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不记得。报纸上从没提过。他们追他可能是因为——他不肯说——不是毒品就是女人。”

“很可能是毒品。”塔米说。

“对。我当时没意识到，因为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真的很让人伤心。”

“是的，没错。”

“他们十三四岁时，我相信应该把他们送进教养院。我们说教养的时候，教养是什么意思？他们可以教养你，让你想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从那里起步，你可以去为社会服务。反正爸爸妈妈也不在乎你，所以教养院可以照顾你。你明白吗？它会给你一些可以牢记一生的东西。你得确保能接受好的教育，你就能过得很开心，就像去看马戏。所有这些我都做了。天冷了。”

“我快哭了。”塔米说。

她待了一个多小时。她感觉待一天也没关系，因为只要特珀太太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但塔米得回去工作。临走前，塔米问她是否可以回来喝茶，或者带午餐来吃。

“我很欢迎你来做客。”特珀太太说。

塔米坐进庞蒂亚克，开车经过克兰德尔公园，她曾在那里为天鹅喂食。那栋房子比她记忆中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迷人。它没能维持良好的状况，糟糕的街区也正在迫近。可是，当塔米站在门厅，她看到母亲正急匆匆走下楼梯，说她不喜欢待在这里，因为这房子闹鬼；当塔米站在厨房，她听到奶奶正喊她帮忙洗衣服。通过这些时刻，她再一次感到，自己与她们近在咫尺。

前廊咖啡厅位于一栋砖砌建筑的底楼，二楼被烧光了；它毗邻阿克伦市区附近的州际公路。咖啡馆里有五十个人坐在餐桌旁，包括少数几个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还有很多黑人男性，其中许多人都有前科。海蒂小姐在那里，她的T恤上印着奥巴马的大幅头像。塔米站在屏幕前，穿着牛仔裤和印着紫色和白色漩涡花纹的合成纤维宽松长衬衫。她的头发剪短了，最上面染了色。

几天前，她去了克利夫兰的一个社区中心，在一个挤满老人的房间里谈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女人在听，男人在玩多米诺骨牌。她带着一位“领导者”一起去了克利夫兰，那就是七十一岁的格洛里亚小姐。格洛里亚小姐本应谈论靠退休金生活的感受，以及退休金如何受到威胁，但听众们听不清格洛里亚小姐说的话，所以塔米在设置好投影仪的同时还得负责大部分演讲；她拖着投影仪到处走，好给人们播放一段关于科赫兄弟的视频。那是一段卡通片，查尔斯和大卫被描绘成一只章鱼身上长出来的两个脑袋。影片播放完毕之后，一个名叫琳达的女听众问道：“这两个科赫兄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他们？”另一个女听众玛贝尔说：“科赫兄弟打算让黑人支付这笔账单。”离开克利夫兰后，塔米在扬斯敦参加了食品政策委员会会议，然后还得为少数族裔健康会议准备一个演示。在这个过程中，她正准备自己的婚礼：她将在坦帕附近的海滩上与一个名叫马克的屋顶工结婚，她在东区高中时就认识了他。突然之间，马克有个来自东克利夫兰的叔叔出现了，后者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于是住进了他们在自由区的房子。

她累了。

“在我长大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前廊上，闻到空气里的硫黄味，”塔米在前廊咖啡馆对人群说，“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在工作。那时，我们只有十五万人。你猜怎么着？有一天，工作不见了。1977年9月，工厂关门大吉。十年里，我们失去了五万个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很幸运能够在帕卡德找到一份工作。在鼎盛时期，它有一万一千个工作岗位，后来缩减到三千个，而当我们离开时，那里只剩下不到六百个工作岗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扬斯敦的故事是整个美国所有老工业城市的缩影。”

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扬斯敦勘测图投影到屏幕上，东侧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我的祖母曾经非常努力地工作，给别人打扫地板、洗衣服、做饭，好让我们能拥有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所在的街道上现在有四栋房子，其中两栋是空的，一栋是我们的。我们社区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塔米正在引述她前一天记下的笔记——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变成演讲，让小组里的人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与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活动联系起来，为俄亥俄争取更好的工作。

“当我们看着孩子，看着社区中蔓延的荒芜，你怎么还能不断攻击薪酬丰厚的工会工作，就像我们在帕卡德电气失去的那些工作？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将不能在那份工作上干到退休。我们俄亥俄州需要工作。我们俄亥俄州需要能够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的工作。工作是将我们与周围一切事物连接起来的结缔组织。”

2012年，工作机会正慢慢回到俄亥俄州，其中一些在扬斯敦周围地区：尤蒂卡页岩的天然气勘探工作就在马洪宁谷下面；小镇西北部的通用汽车工厂有了新的岗位；汽车配件工厂有了制造业工作；甚至钢铁厂也有了一些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新机会并没有照顾到最需要它们的人，例如仍然生活在扬斯敦的穷人和长期失业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就像现在坐在前廊咖啡厅里的许多人一样。合作社并没有经济发展战略。它的促进就业运动只是呼吁私人雇主首先雇用当地人，给前重罪犯一个机会，同时呼吁政府成为提供最后可能的雇主。

“我怀孕时，我的祖母伤透了心，”塔米说着，开始给演讲收尾，“我想确保自己能从高中毕业，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可以给女儿带来更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我在我们的社区里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都搬走了。扬斯敦可以再次成为一个生活的好地方——也理应如此。”

塔米忙于组织工作，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为选举宣传。但是在11月5日，她花了两个小时，与柯克·诺登一起，在东区的林肯公园附近上门宣传，那里是她长大的地方。有传言说，有份带着误导性信息的文件正在附近流传，告诉人们可以签署这份文件以代替投票。因此，塔米询问她遇到的每个人，他们是否已经投票，或是打算第二天投票，或者是否需要搭车去票站。令她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对奥巴马的热情甚至比2008年还要高；他们已不再担心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以及一个黑人总统是否能够活下来。

第二天晚上，当奥巴马再次当选，塔米感到自己比第一次时更加激动。她太关注竞选期间的每日消息，俄亥俄州的民意调查太过接近，她很担心奥巴马会输掉。她一直对选举抱有消极的看法：如果奥巴马输了，她曾经帮助招募和培训的人，像海蒂小姐、格洛里亚小姐和前廊咖啡厅里的那些男人，也许会觉得这些工作徒劳无功，而她生命中的几年时光可能白白浪费。她没让自己想过，如果奥巴马赢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当一切尘埃落定，她心想：“天啊，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去真正做一些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