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天津。

他站在这条街上，想努力让自己不那么碍眼，却失败了。

对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而言，刘大栓的个儿头本就不高，不仅小鼻子小眼稚气未脱，又穿了件不合身的大坎肩，越发显得瘦弱。他系上腰带活像一捆麻秆，往街边一戳，似乎来阵风就会被吹倒。可即便是麻秆，立在这条街上也是大煞风景，因为这是维多利亚大道。

这条以英国女王命名的大街是租界区的一道亮丽风景，洁净的方砖路、优雅的路灯、怡人的花园绿地，最引人注目的是道路两旁那一座座姿态各异的洋楼——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刘大栓不懂什么是巴洛克建筑，也不晓得这些洋行的国际影响力，只觉得这里的每栋房子都不比鼓楼小，那一根根气势恢宏的石柱比庙里的佛像还高。当然，他更不知道维多利亚大道是北方最重要的商务中心，其繁华程度不逊于英国伦敦那条与之同名的大街。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这条街都抱着同一目的——赚钱！大栓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只是个拉洋车的伙计。

拉洋车这行业始于清末，据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故而中国人称其为“东洋车”，后来叫着省事变成了“洋车”，天津市民又俗称其为“胶皮”。近十年随着城市扩张，洋车越来越多，无论大街小巷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刘大栓接触这种人力的交通工具才半年，这是头一天真正开始拉车。

和大多数在这座城市卖苦力气的人一样，他也不是天津人。大栓的家乡在直隶滦县，他爹是矿工。他没上过学，所认识的几个字是他爹拿皇历教他的，什么叫吉，什么叫凶，什么叫开仓，什么叫动土，什么叫诸事不宜……再多的字连他爹也不认识。或许这就足够了，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来也会当矿工，娶个矿工的女儿当老婆，生几个孩子未来接着当矿工。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父亲失踪，母亲亡故，大栓只能带着弟弟跑到天津，投靠在天津拉洋车的二叔。其实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位二叔，只是曾听父亲念叨过这门亲戚。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亲戚还真叫他找到了，而且二叔、二婶膝下无子，只有个女儿，于是很慷慨地收留了他们兄弟。

但是天意弄人，还不到半年，二叔就得了重病，不能再拉车养家，于是大栓接替二叔，开始了“二轮生涯”。在天津哪里拉车最挣钱？当然是租界。幸而二叔交的捐税多，有一件四条花纹的号坎[号坎，人力车夫穿的服装，有编号、花纹，每条花纹象征一个租界的出入证明，通过向租界缴纳捐税获得。]，可以出入英、法、比、日四国地界。大栓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趾高气扬地绰起车把，直奔维多利亚大道……

可真到了地方，目睹这里的景致，他肚里的底气又泄了。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有人好几次从他的身边经过，大栓想招揽他们坐车，光张嘴却说不出话——咳！说出来也没用，那是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他连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跟外国人说什么呢？

几次欲言又止之后他把车泊在路边，来个愿者上钩。可谁也不愿意坐孩子拉的车，耗到正午十二点，大栓更傻啦！伴着教堂传来的钟声，大街喧闹起来，每栋建筑都拥出形形色色的人，有西装笔挺、叼着烟斗的“大班”，有歪戴软帽、说说笑笑的青年，有灰色制服、挂着勋章的军官，金发的、灰发的、棕发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洋兵，身穿红呢子军服，头顶着毛茸茸的黑帽子，扛着长筒步枪，下身竟穿着黑红格子的短裙，露着毛茸茸的小腿。大栓暗想——洋鬼子果真邪门，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街上也不乏中国人，他们大多穿着光鲜耀眼的绸缎大褂，蓄着整齐的小胡子，拄着文明棍，拎着大皮包，一望便知非富即贵。街上时而还冒出几个西洋女人，穿着花里胡哨的百褶长裙，腰却束得紧紧的，活像大葫芦。见她们袒胸露背，大栓有点儿不好意思，忙把头扭开，却又忍不住斜眼偷瞄，心里纳闷儿道：她们穿的鞋后跟咋那么高？还有那帽子，真怪！干吗把葡萄顶在帽檐上？

大栓正瞧得出神，忽觉倚在旁边的洋车动了一下，顿时紧张起来——难道有人偷车？他赶忙回头，却见几个挎着布兜儿的小孩从街角跑来，连蹿带蹦地跃过车把，手里挥舞着报纸，乱哄哄地喊着：“看报！看报！南方政府迁都，沈阳工人游行，白宗巍坠楼案又有新线索。快来买！《大公报》《益世报》《晨报》《商报》《泰晤士报》……”吵吵嚷嚷的，一溜烟儿窜入人群。大栓望着这群小孩，暗骂自己废物，连几个小娃娃都不如，于是也开始憨着脸皮招揽客人。

偏偏这时抢生意的来了，有些拉车的早掐准时间，钟声一响便奔到这条街上。他们轻车熟路反应机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果有人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喊“胶皮！”他们立刻一边嚷着“上哪儿，您嘞？”一边点头哈腰地跑过去。若有人斯斯文文地叫“黄包车！”他们就装出一嘴南方腔调“来哉！来哉！”地凑过去。对付洋人他们也有一套，快步上前鞠躬行礼，“哈喽！（Hello!）”“咕嘟阿福兔奴！（Good afternoon!）”“喂哎哟狗，塞？（Where are you going, sir？）”没说几句，洋人就乖乖上车。大栓瞧得直眨眼——说什么呢？“喂哎哟狗，塞？”咋这么管用？“哎哟狗”是什么狗？这种狗怎么喂？为什么后面还有个“塞”？难道狗吃得太急，噎着了？

大栓像只没头苍蝇，左扎一头右撞一下，每次都叫别的拉车的抢了先，正急得抓耳挠腮，猛一抬头，发现了合适的目标。那是个穿黑制服的青年，明显是中国人，留着小平头，腋下夹着一顶黑色檐帽，还戴着白手套。大栓如获至宝，唯恐别人抢生意，三两步地奔到近前道：“先生，您坐车吗？”

“啊？”那人扭过头，讶异地看着他。

“您坐车吗？”大栓竭力克制着家乡口音，又问一遍。

“我？！”那人仿佛听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大栓心里着急，结结巴巴道：“大哥，您帮帮忙吧，照顾一下我的买卖。”

“我真想照顾你，可是……”那人抬手指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汽车，“我坐你的车，我的车谁开？”

原来他有私人的汽车司机！

“哈哈哈……”旁边几个拉车的发出嘲笑，显然他们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大栓脸上发烧，忙不迭地跑开，才发觉拐角的岔道上停着两列汽车。奔驰、福特、庞蒂克、雪铁龙，司机有的吸烟，有的看报，有的擦车，显然都在等候主家。毫无疑问，那些拥有汽车的商人和官员自然要比坐洋车的更阔绰。

半个钟头过去了，行人渐渐稀少，大栓依旧空着车。他根本抢不过那些有经验的同行，只能继续守株待兔，又把车停在西侧一座建筑前。这是一栋砖石结构的二层洋楼，虽然不高，却占地广阔，大门宽敞，二楼有阳台，八根雕刻精美的爱奥尼亚柱式直贯顶檐，最与众不同之处是楼顶上横挂着一块钟表。托皇历的福，大栓认识这座楼的字号，“白蜡金”的“金”、“城头土”的“城”——金城银行。

他之所以停在这里，是因为这栋楼走出来的中国人多，跟同胞招揽生意还简单些，不过运气差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自他在门口一站，谁也不出来了。大栓离家时的勇气已消磨殆尽，抬头看看楼上的钟，已过了下午一点，天色略有些转阴，午饭还没吃呢！他越发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嗒、嗒、嗒”的脚步声。大栓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却也知道发出这种声响的绝非千层底，而是皮鞋。他朝声音来源望去——银行大门开着，但天色不太晴朗，昏暗的门厅又遮蔽了光线，由外向内看不清这个人的上半身。他只见一双脚踏在木地板上，伴着那清脆的声音款款而来，那是一双棕白两色的镶拼皮鞋，皮革接缝处似乎还有花纹。

大栓陡然想起，二叔曾经捡过一本《北洋画报》，里面有许多新奇的广告画，其中就有这种鞋。当时他笑这鞋样子古怪，二叔看了看价格咂舌道：“把咱洋车卖了也买不起呀！”“一双鞋这么贵？”“傻小子，是一只！买一只都不够。”比两辆洋车还值钱的皮鞋，今天他竟亲眼见到有人穿在脚上，这位到底是何等身份？

错愕间，这双鞋的主人已从银行走出来——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一身白色的派力司西装，笔直的裤管没一丝褶皱，铜扣皮带系在腰间；敞着上衣，露出一条俏皮的斑点领带，又被金制的领带夹牢牢地夹在衬衣上，那衬衣左胸有个口袋，里面胡乱掖着一条淡蓝色的真丝手帕，手帕半截露在外边，显得随意而任性。因为戴着墨镜，瞧不清他的相貌，但是面庞清秀没有胡须，梳着油亮亮的小分头，年纪也就二十左右，肯定是个帅小伙。

大栓被此人的气质镇住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却又有点儿犹豫——是中国人吗？要不要“喂狗”？正盘算怎么开口时，小伙反倒率先打破沉默，朝他招手道：“过来呀，洋车！”

哪知这声“洋车”一出口，立刻有好几个拉车的一窝蜂扑过来道：“坐我的！坐我的！我伺候您……”大栓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明明近在咫尺，又叫别人抢了。

“别吵！”小伙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坐那位小兄弟的车。”他的嗓音又轻又亮，语气却很坚决。

大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坐我的车？

其他拉车的愤愤不平道：“干吗非找他？瞧他那小身板，回头拉得不稳，摔您个跟头！”

小伙却充耳不闻，径自走到车前。大栓受宠若惊，明知坐垫是干净的，还是忍不住拍打一番，唯恐半点儿浮土沾到人家的白裤子上，还特意鞠躬说了声：“请……”他的头低下半天，却见那双穿着名贵皮鞋的脚依旧站在原地。怎么回事？抬头一看，才发现小伙身后还跟着另一人，俩人正嘀嘀咕咕地说话。

跟来的人是位长者，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左额上有一道殷红的疤痕，头发胡须都梳理得很整齐，穿一身褐色的纺绸大褂，上面绣着篆字花纹，斜襟里塞着一块怀表，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足下蹬着蓝色的布鞋。此人有双犀利的三角眼，再加上眉头紧锁表情严肃，以及那道疤痕，令人望而生畏。

大栓知道偷听客人说话不礼貌，可距离实在太近，还是有几句话自然而然飘入他的耳中。

“你非去不可吗？”那位长者似乎很不高兴。

“是。”小伙态度坚定。

“闹出乱子怎么办？”

“不是说过吗？我会小心的。快把东西给我吧！”

“哼！”长者气哼哼把皮箱往前一递，“这样下去早晚惹出祸来，到时候我可不管，你自己担待。”

“好好好。”小伙的口气软下来，“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绝不连累您，只求您替我保密。”说着接过皮箱——相较二人的衣饰，这只皮箱很寒酸，又脏又旧，满是斑驳的划痕。小伙匆忙上车，刚落座又想起一事道：“司机若问起，您就说我和朋友吃饭去了，千万别提我到哪儿去了。”

“知道呀！”长者无奈地摇着头，“我还没老糊涂呢。”

他没老糊涂，大栓却是越听越糊涂——他们有汽车？既然有车，为什么还雇我？还没想明白，就听小伙吩咐道：“往南走，到河边右拐。要快！我赶时间。”

闻听此言，大栓窃喜，第一天拉车，生怕不认识人家去的地方，现在指明怎么走，这就容易多了。他一时兴起也不觉得饿了，绰起车把健步如飞，顺着维多利亚大道往南奔去——说向南，其实是东南方。天津的街道大多是沿河铺设，极少有方向很正的路。

不多时大栓已跑到路的尽头，前方不远就是墙子河。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原本是咸丰十年（1860）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抵御英法联军修建的壕墙，可惜区区一道土墙根本挡不住洋枪洋炮。英法联军攻入天津，继而又杀到北京，火烧圆明园，大清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天津的土墙全部拆除，壕沟却没有填平，改造成了墙子河。经过几十年的逐渐修整，如今河畔栽着花木，倒也清静怡人。可大栓跑到此处心里又开始打鼓——要拐弯啦！

虽说他以前没少看二叔拉车，可真轮到自己干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带着客人拐弯的经验，只记得小伙说要快，于是加紧步伐，将两根车把紧紧攥住，大步一跃，使出浑身力气将车把往右一推，硬生生拐了过去。只听背后传来一声惨叫：“哎哟！”大栓回头一看，那小伙身子一晃，磕在左侧扶手上了。

“怎么搞的？”小伙揉着肩膀埋怨，“你要再拐急点儿，就把我甩到河里去啦！”

“对不起……”大栓匆忙停下脚步。不料停得太仓促，小伙又前栽了一个跟头，差点儿摔下来。

大栓更慌了，常听说拉车的挨打受骂，这么高贵的客人如何开罪得起？忙转过身，松开车把作揖赔礼。小伙一见，吓得大叫道：“别撒手！留神‘打天秤’！”

“什么？”大栓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忽觉松开的车把扬了起来，再想抓已经来不及了，只听稀里哗啦一通响——连洋车带小伙整个儿向后翻了过去！

娄子捅大了，大栓吓得呆若木鸡，愣了片刻后才绕到后面看了一下。只见小伙趴在地上，墨镜摔裂了，皮鞋丢了一只，白色西装沾满尘土。

大栓咽了口唾沫，试探着问道：“您……没事儿吧？”

“你、你这浑小子……”小伙撑着地，颤巍巍地站起来，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不是故意的！”大栓吓得直哆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您大人有大量，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你、你……唉！”小伙终究没说出什么难听的话，长叹一声，把满是裂纹的墨镜摘下来往兜里一揣，“活该我倒霉，偏坐你的车！这回你明白什么是‘打天秤’了吧？”出乎大栓意料，墨镜之下是一双和善的眼睛，同时这人脸上带着一缕苦笑。

“抱歉，抱歉。”大栓一脸惭愧，赶紧帮小伙拍打尘土，可是白衣服越抹越脏，颜色都要变成灰的了。

“算了，就这样吧。”小伙倒没介意，还帮他把洋车翻回来，“刚才你在银行门口站着，我一看你就是个‘怯拉车’的。”

大栓一脸懵懂：“什么是怯……”

“不懂什么叫‘怯’？有段相声叫《怯拉车》，没听过吗？”

大栓知道京津一带有宗玩意儿叫相声，但这半年来无缘一见，只能傻乎乎赔笑道：“我从乡下来，见识少，不晓得‘相声’是啥东西。”

“到天津没听过相声？那还了得？”小伙眼睛都瞪圆了，仿佛没听过相声是多大罪过似的，“我告诉你吧。怯拉车，就是指外行拉车，就是你这样的！拉车不能光卖傻力气，得动脑子，我在后边坐着，你在前面握住车把，这才能平衡。你刚才将车把抬那么高，突然撒手，前轻后重，我还不翻过去？这在术语中叫‘打天秤’。”

“是是是。”大栓头一遭听说拉车还有术语。

“还有，你姿势不对！不能攥得太死，而且双手不能一般平，应该一只手在前、一只手靠后。”说着小伙竟攥着车把做起示范，“这姿势叫‘阴阳把’，胳膊低一点儿，这样容易掌握平衡，拐弯抹角也省劲儿。”

“忒好哩！”大栓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家乡话都说出来了，“想不到您这么尊贵的人还会拉车。”

“我哪里会拉车？这都是听……”小伙话说到一半意识到不对，“咳！别耽误工夫了，快走吧！”这时他右脚还光着，俩人左顾右盼找了半天也没寻到那只鞋，最后小伙一拍大腿道：“不要啦！可能掉河里了。”说着已蹿上车。

幸好洋车没摔坏，大栓二次绰起车把道：“您究竟去哪儿？”

“三不管。”

“哦，我知道那儿……其实不用走河边，从租界穿过去就行，您指的这条路绕远啦！”大栓随口说着，跑出几步忽然心中一颤——不对！这太不正常啦！

“三不管”是天津一个大名鼎鼎的地方，却不是什么好名声的地方。大栓曾听二叔讲过，那里本是一片洼地，臭水坑、垃圾堆，直至庚子年以后才逐渐整修填平。那儿离法租界、日租界都很近，却不归他们管，而当地行政规划中原本没有这片洼地，这个地方填平后就成了无家无业者聚居之处，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之类的事时有发生。因为国事不振，战争不断，衙门也懒得管太多，索性睁一眼闭一眼。法国人不管，日本人不管，衙门也不管，故而得名“三不管”。民国以后聚集在“三不管”的人越来越复杂，来了许多艺人和小贩，俨然成了露天市场。地价有很大提升，于是又引来不少投资者购买地产，他们盖起房屋对外出租，但租客经营的多是妓院、赌场、烟馆之类的害人买卖，街面甚是混乱，再加上民间艺人的表演大多难登大雅之堂，小偷骗子混迹其中，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实在不是什么干净地方。莫说洁身自好的大户人家不会涉足，一般市民也不愿让孩子到那边玩。二叔就曾郑重其事地嘱咐大栓，不准去“三不管”闲逛。

然而今天，这么一位西装笔挺……至少几分钟前还西装笔挺的年轻人要去“三不管”，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瞧他的模样，不是高官子弟就是某个大买卖的少东家，这种身份的人跑到卖艺的“杂八地”干什么？大栓脑筋不快，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自己揽到这位客人绝不是凭运气——他明明有汽车，却不坐；明明赶时间，却故意绕远路，走河边人少的地方；而且今天太阳并不晒，他却戴墨镜。再联想到他和那位老者说的话，显然他是要故意隐藏行踪，怕半路上遇见熟人。那么多拉洋车的，为何偏偏挑我？因为那些拉车的老手都一肚子心眼儿，没几句话就能摸清他的底细，甚至有些常在维多利亚大道跑的车夫很可能都认识他。那会暴露他的秘密。所以他要找个年纪小的、没经验的、不多言多语的车夫，其实早在他走出银行时就看出自己是个“怯拉车”的了！

想明白这点，大栓反倒庆幸，既然他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应该不会追究挨摔的事吧？至于车钱……糟糕！刚才没提车钱，哪有不说价就拉的？自己第一次干，他又赶时间，竟然谁都没提这码事。摔人家一跤，鞋都丢了，哪好意思再要钱？这趟肯定白干了。

大栓边想边跑，渐渐又到拐弯处，这次他放慢速度，学着小伙示范的样子，左臂在前，右臂在后，根本没费什么力，很顺滑地就把车转向右边。他不禁有些欢喜——白干就白干吧！这人教我拉车的技巧，该谢谢人家才对。

又跑了一会儿，遥遥可望“三不管”，大栓忽听小伙嚷道：“行，就停这儿！”大栓再不敢轻易撒手。他缓缓停步，小心翼翼撂下车把，想转身搀扶小伙，却见他自己蹦下来——他不知何时换了一双脏兮兮的布鞋。大栓暗暗称奇，他怎么还有一双鞋？刚才怎么不见？难道装在皮箱里吗？

“不好意思，刚才摔着您了……”大栓红着脸支支吾吾地道歉。小伙根本不理睬，双手在身上摸来摸去，似乎在找钱。大栓忙推辞：“不、不用……”

“哎呀！来不及啦！”小伙一跺脚，从前胸口袋里掏出两枚钱朝他一丢，提着皮箱就跑了。

大栓只觉眼前闪过两道白光，赶紧伸手接住，仔细一看，竟是两枚银圆。如今奉系军阀主政天津，市民对他们发行的钞票不信赖，更青睐于银圆。按最近的行市，一银圆能换一千五百个铜板——给得太多啦！大栓把两枚银圆紧紧攥在手里，感激地望着小伙，见他匆匆跑过大街，步伐一瘸一拐，显然刚刚摔得不轻。他去的方向有一家小旅店，门面简陋，牌匾脏得连字号都辨不出，门口有一架炉子，煤灰和煤球都乱糟糟地摊在地上，一看就不是什么讲究地方。

奇怪！他这样身份的人应该住大饭店，怎么在这种地方落脚？算了，反正钱已到手。大栓扭过头，又对另一侧的市场来了兴趣——天津人有句俗话：“‘三不管’里逛一逛，除了吃亏就上当。”人人都说那是个坏地方，可人人又都承认那里热闹好玩。这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样啊？

世上的事儿都是一个道理，越是不让做的就越想尝试，大栓忍不住想放纵一回。反正兜里已有两枚银圆，带回去足可让二叔高兴，何不趁这机会去“三不管”开开眼？回家不说这件事也就行了。他拉着车向街对面走去，又想起人们常说“三不管”小偷多，于是解开绑腿，将两枚银圆连同从家带来的铜子儿都掖进腿带子里，再牢牢扎起来——这下行啦！小偷再厉害，总不能连腿都偷了去吧？

刚一进露天市场，他的所见所闻与乡村集市没什么不同，都是各种做小买卖的，有卖篦梳的、卖刀剪的、卖雨伞的、卖针头线脑的、算卦的、剃头的、拔牙的、缝鞋的……多是一副挑子的买卖，支个布棚、摆张桌子就算讲究的了。唯独有宗买卖乡下没有，那是个大棚子，四条板凳架起两块木板，堆着花花绿绿的布头，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卖货的有五六位，都穿长袍，撸着袖子，后领里插着竹尺，各自手里攥着块布头，连摇晃带吆喝道：“快来瞧！快来看！棉布、麻布、纺绸、莨绸、花洋绉，还有麦尔登、凡立丁……阴丹士林、德国青，怎么洗都不掉色啊……一庹五尺、两庹一丈！裁大褂儿、做被面儿，余下尺寸还够做条裤衩……只要两块钱，别忙！我再让点儿价……”听着挺热闹，其实摊前一个客人都没有，光看他们自己嚷。大栓从没见过这种卖布头的，感觉怪有意思的，还想多看一会儿，却被一阵更响亮的声音吸引，那是一阵锣鼓声。

循着声响往深处走，绕过几座布棚，霎时豁然开朗——市场中心是一大片空地，在那空场上有各种卖艺的。锣鼓声来自一座戏棚，花脸、丑婆、老生，各种行当皆有，连舞带唱甚是热闹。大栓只在村里祭庙时看过皮影，别的剧种没见过，听不大懂，但是瞧这群做戏的人穿的行头都破烂溜丢。有个武生的铠甲竟是纸糊的，甚是滑稽。那戏棚后面还有耍坛子的、顶碗的、变戏法的、踩鸡蛋的、耍流星的、胸口碎大石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也有不少看热闹的人，有的鼓掌，有的叫好，喝彩声此起彼伏，更有铜钱扔进笸箩，钱钱相碰发出的叮叮声。

大栓生平从没见过这等热闹场景，瞧得眼花缭乱，觉得哪样玩意儿都有趣。他傻傻地拖着洋车，顺着人流往前走，又嗅到阵阵香味，扭头望去，原来周遭还有数不清的小吃摊，馄饨、包子、炸糕、爆肚、馓子、麻花、驴肉火烧、煎饼馃子……忽而走过一个挑担的小贩，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个卖草帽的人。拉洋车风吹日晒，二叔的帽子他戴着大，所以只好光着脑袋，现在正缺一顶合适的草帽。可他没来得及叫住小贩，小贩就已走远。大栓在后面赶，无奈市场里的人多，拖着洋车很不方便，乱哄哄的，他怎么叫，小贩也听不见，半天都没追上。他也不知走了多远，气氛安静了许多，人们左一堆、右一伙的，有不少茶棚和板凳围成的圈，里面传出悠扬的声音，尽是唱曲的、弹弦的。大栓边走边听：

为取真经度怨鬼，三藏西天把善事来为。一路上碰见些妖魔和邪祟，结伙成堆，一个个要吃唐僧，为免去那轮回…… 二八的，那位俏佳人儿，懒梳妆啊！崔莺莺得了那不大点儿的病呀！躺在了牙床，她是半斜半卧…… 姻缘那个有份天意该当，说书讲古啊都是劝人方。按下了闲言咱们不把别的唱，唱一段独占花魁卖油郎…… 哎哪大观园！滴溜溜溜，起了那一阵秋风…… 文场不似杂耍那么吸引小孩，再加上刚过中午，看客并不多。大栓听了几句觉得跟家乡赶集唱的不是一个味儿，便没再听下去，继续找那卖草帽的人，早没了踪影，却意外发现了另外一个人——刚才的那个西装小伙！

是他吗？怎么变了模样？穿着肮脏的灰大褂，肘上还有补丁，那只皮箱也不见了；看五官相貌知道是刚才那个小伙，但这时他脸色灰惨惨的，头发也变得乱糟糟的。难道是乔装改扮过了？再仔细看，走路一瘸一拐。没错！就是他！刚才摔那跤还没缓过来呢。

为什么他把自己弄成这样？大栓百思不得其解。他按捺不住好奇，在后面悄悄跟随，想看看小伙要干什么。没跟出多远，只见小伙放慢脚步，朝斜前方一棵大槐树走去。

那棵树非常繁茂，树荫底下有七八个闲人，或站或蹲似是乘凉。在树根底下有张桌子，桌后站着一人——那也是个年轻人，似乎不到二十岁，留着很短的小平头，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皮肤略有些黝黑，却越发显得牙齿洁白笑容可掬；这个人穿一身半旧的粗布蓝大褂，手里摇着折扇，正乐呵呵地向众人念叨着什么。

大栓心想——说书的？不像！说书先生起码也得三十岁，那才显得有学问，这么年轻的人讲古论今，谁听啊？不知这人是干什么的。

正思忖间，小伙猛然朝那人打招呼：“才来呀，先生？”

这句问候来得太突然，站在桌子后面的蓝大褂年轻人一怔，以惊异的目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脸上隐隐泛起一丝怒意，然而，在瞬息之间又露出假惺惺的笑容，将扇子往桌上一撂，抱拳道：“是啊，刚来，承您惦记着。”

小伙又往前凑几步，挤眉弄眼地问道：“发财了吧？”

那人泰然应对道：“发什么财呀？您取笑。”

“这儿还混得住？”

“凑合吧。”

“您就混着啵。”

“是啊！”那人低头苦笑，“不在这儿混营生，我还能干啥？”

“混了一年还照旧，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这话不假，是比过去强点儿。”

这时小伙快走到桌子跟前了，却突然停住脚步道：“我还有事，咱们闲时再聊，晚上我请您喝茶。”

“您太客气了。”

“我走啦！”

那人似乎松了口气，从桌子后面绕出来，又拱手道：“您慢走。”

大栓冷眼旁观，觉得这番对话很诡异，小伙拿腔作调，神态语气与坐洋车时判若两人。难道他乔装打扮跑到“三不管”，就为跟人闲聊？他俩真的是朋友吗？

穿蓝大褂的年轻人又回到桌后，大栓还想看下去，却听有人嚷道：“拉车的小子！别挡道。”扭头一看，有个扛着一摞板凳的男人正凶巴巴地瞪着他。这家伙又高又壮，穿着一件小褂，两臂皆有刺青，一看就不好惹。大栓吓一跳，紧跟着后面几个看热闹的人也都埋怨道：“洋车怎么拉到市场里来了？”“添什么乱？快出去！”“闪开闪开，你挡着，我看不见啦！”

不知不觉身边已围了不少人，大栓连声道歉，费老大劲儿才将洋车掉头，可一瞥之间又瞅见那个乔装改扮的小伙——他明明说有事要忙，却根本没离开，就站在对面人群中，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午后的“三不管”越发拥挤，人群中又添了许多穿短褂甚至打赤膊的汉子。天津是码头城市，也是商业集散地，各种货物装来卸去少不了搬运工，俗称“扛大个儿的”。这行人纯是卖苦力气，清早起来就到车站、码头以及商铺卸货，有时一上午要扛几千斤的东西，一直累得双腿打战，腰都直不起来，可到了中午就能拿到一小笔现钱。他们大多无家无业，散了工来到“三不管”，喝碗馄饨、吃碗面，然后就在卖艺场子闲逛，看喜欢谁就扔几个钱，以此消磨时光。今天也不例外，大栓足足花了半个钟头才从水泄不通的市场里把车拖出来，不知挨了多少埋怨，弄得一身臭汗。

这时他肚子咕咕地直叫，便从绑腿里拿出钱，在街对面一个小摊买了仨烧饼，蹲在街角吃起来——真香！这似乎是他出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真正用自己挣的钱买来的。

离烧饼炉不远处有家粮店，此时买面的人很多，都是贫苦之人。他们拿的都是小口袋，买的仅仅是当天吃的棒子面。明天呢？今天的钱只够今天吃，明天怎么填饱肚子就等明天再说吧！

虽然大栓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半年多，但他还是搞不懂许多事情，为什么只有几条街之隔，却有这么大差别？为什么一边是洋楼别墅，一边是野店窝棚？为什么有人西服革履，有人破衣烂衫？为什么有的人顿顿饭都在窗明几净的餐馆里吃着洋点心，有的人最大享受却是在乱哄哄的露天小摊上吃碗羊肠子？无论维多利亚大道还是“三不管”，似乎都不真实，却又真真切切就在眼前。

当然，最令大栓疑惑不解的还是那位特殊的客人，他的出现把两个最不可能有关系的地方联系起来，他究竟有什么秘密？

狼吞虎咽之下，三个烧饼很快吃完，大栓又噎又渴，蹲在地上一边舔着沾在嘴唇上的芝麻，一边举目四顾，看哪里有井，可以弄点水喝。突然，他发现洋车的横轴和座椅之间有个白花花的东西，因为卡在座椅底下，不蹲下根本看不见。垃圾吗？大栓钻到车底下把它拔出来——竟是那只丢失的镶拼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