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初，我来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参加入学活动，那天我心情激动得无以复加，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每个细节：在Chipotle墨西哥卷饼速食店吃午餐，那是琳赛第一次在那种地方吃饭；听完新生报告会后走去我在南校区的宿舍，那里即将成为我在哥伦布的家；那天风和日丽。在辅导员的指导下，我规划了第一年的课程，每周只上4天课，而且都是早上九点半以后的。之前在海军陆战队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得起床，所以现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不用早起。

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离米德尔敦约100英里，近到周末就可以回家看看。这么些年来，米德尔敦头一次成了我想去就去的地方。哈夫洛克（Havelock）（离海军陆战队基地最近的北卡罗来纳城市）与米德尔敦相差无几，而哥伦布则像是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哥伦布过去是（现在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那座繁华的、如今成了我住处的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毕业生创起了业，历史建筑被改造为崭新的餐厅和酒吧，连最破败的社区也焕然一新。我搬到哥伦布后不久，一个好朋友刚当上当地一家广播站的宣传主管，所以我总是能了解当地时事，并对城里的盛大活动消息灵通，比如什么时候有节日庆典啦，如何坐VIP席观看年度烟火表演啦，等等。

大学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我倍感亲切。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俄亥俄西南部。我的6个室友中有5个毕业于米德尔敦高中，一个毕业于附近的特伦顿（Trenton）的埃奇伍德高中（Edgewood High School）。他们年纪比我小一些（因为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所以我的年龄比一般新生要大），但大多数人是我以前在家就知道的。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到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海军陆战队教给我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念已经深深植根在我心中。我去上课、做作业、在图书馆学习，回去正好和哥们儿饮酒到后半夜，然后第二天早起去跑步。我把每天排得满满当当，不过那曾让18岁的我害怕的大学独立生活现在已经是小菜一碟。几年前我还在和阿嬷纠结如何填写那些困难生救济申请表，跟她争到底“父母/监护人”一栏是填她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名字。

我们也担心，如果我没能要到鲍勃·哈梅尔（我法律意义上的父亲）的财务状况信息并提交，我就会犯诈骗罪。整个填表过程让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是多么陌生。我高中差点毕不了业，因为我的英语1（English I）只得了D和F。而现在我自己为自己的学费买单，而且在这所全州最好的大学里门门课都得A。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运。

我知道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么拿出行动，要么闭嘴别发牢骚。海军陆战队不仅教会我有志者事竟成，还培养了我规划未来的能力。我想去读法学院，并知道要想去最好的法学院必须成绩优秀，并在那出了名难考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表现优异。当然我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去读法学院，只知道米德尔敦的“富孩子”都在医生或律师家庭长大，而且我不想步家人的后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但这一点点信息至少给我指引了方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痛恨欠债，痛恨那种被债务束缚住的感觉。虽然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我能报销一大笔学费，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学向州内学生收的钱相对少些，但我仍然需要自己承担约两万美元的开销。我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找了份工作，为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鲍勃·舒勒（Bob Schuler）的议员工作，他人超级好。他非常善良，我也喜欢他的政见，所以当选民打电话来投诉时，我会设法解释清楚他的立场。在那儿，我看到说客来来去去，并无意中听到舒勒议员和手下在讨论一个议案会对选民有好处还是对州政府有好处，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身处体制内部近距离观察能让我对政治决策过程有全新的理解，这是看电视新闻所远不能及的。阿嬷曾经认为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是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于俄亥俄州议会的政客的，无论他们的政策如何。

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待了几个月后，我已经债台高筑了，在如何改善入不敷出的状况方面我也智穷力竭（我了解到每人每周只能献两次血），于是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了招聘兼职工的广告，每小时给10美元。于是我穿着卡其裤、难看的浅黄绿色衬衫、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当时除了运动鞋就只有这双鞋了）去参加面试，看到面试官的反应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妙，自己肯定没戏，所以一周后对方发来拒信我也没想太多。后来当地一家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招人，也是每小时给10美元。这次我先去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一件好看点的衬衫和一双黑皮鞋，这次成功了，我得到“顾问”一职。我对这家机构的工作非常感兴趣，那里的人也都很好，于是我马上开始工作。

当时我有两份兼职，还得上全日制的学，日程更加紧张了，但我不在乎。我没觉得我所承担的有什么不寻常之处，直到一位教授发邮件让我下课去找他讨论一个写作作业。我把我的日程安排给他看，他大吃一惊，严肃地告诉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让兼职工作分了心。我笑笑，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我不需要他的建议。

我喜欢晚上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自豪我能应付这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来，担心最终会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却没能力或不愿照顾，一想到这些我就有十足的动力。我知道那些统计概率，小时候我在社工办公室里的小册子上读到过，我也熟悉穷人牙科诊所里医生那充满同情的目光。我属于那些本不该成功的人，但我如今自力更生想要改变，并且做得不错。

我是不是太过拼命了？当然。我缺乏睡眠，饮酒过量，顿顿都吃塔可钟快餐。一次我病了一周，我以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医生说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我没听他的，继续那样拼命，把感冒药当作治百病的神药。一周后，我的尿呈现恶心的棕色，我的体温达到了43℃。我想也许应该照顾一下自己了，于是我吞了一些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睡了过去。

母亲听说这事后立即开车到哥伦布，把我带到急诊室。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也不是执业护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导我们与医疗系统的每一次交锋。她很会问问题，受不了医生说话绕弯子，并确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顾。整整两天我都在医院，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来给我补充水分，发现我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严重。后来医生告诉母亲我可以出院了，于是她用轮椅推着我出去，带我回家休养。

我的病又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我待在米德尔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亲家，她们俩都尽心尽力照顾我。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

住在她那儿，免不了跟她的第五任丈夫说话，他是个好人但却对我来说是个永远都不会有任何重要性的陌生人，我只当他是母亲家的家庭主夫，今后也会变成她的前任；免不了看到她的那些家具，想起她和鲍勃父亲吵架的时候我躲在家具后面的日子；也免不了纠结于她怎么会如此反复无常——这个在医院安静地坐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的女人竟是个瘾君子，一个月后还会对家人撒谎骗钱。

我知道自己与莉姨日渐亲密伤害了母亲的感情。她总是说起这事。“你妈是我，又不是她。”她翻来覆去地说。时至今日，我时常想如果我小时候也有现在长大后这样的勇气，那么母亲可能会变好。吸毒成瘾者在经历情感挣扎时最脆弱，而且我知道我至少能让她少消沉几次。但我现在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假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病了几周痊愈后，我感觉良好，可以回哥伦布上学了。我瘦了一大圈——4周内减了20磅，除此之外都感觉很好。由于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SAT导师），一小时可以赚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工作——因为挣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钱以及钱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于后者，我告诉自己以后会得到的。

我离开俄亥俄州参议院前不久，那里正在辩论一项会极大控制发薪日贷款的措施。我那个议员反对这个议案（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虽然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反对，我倾向于认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点。那些支持的议员和其他政客没有认识到发薪日贷款商在像我一样的人参与的地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发薪日贷款商是掠食的鲨鱼，他们放高利贷，收取巨额支票兑现费，这种人越快消灭掉越好。

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商可以解决重要的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很糟，因为一系列糟糕的财政决定（一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都是），所以办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或需要买一本书来学习却在银行没有现钱，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很少。（我可以问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张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滞纳金。我的存款不够，但那天会发工资，这样我就可以下班后把工资存到银行里用来兑现了。然而，在参议院忙了一天后，我走之前却忘了拿工资。我到家才意识到犯了错，而议会大厦的员工也早已离开度周末去了。那天，幸亏一个利息几美元的三天的发薪日贷款，我才得以逃过高额滞纳金。那些质疑发薪日贷款的益处的立法官员并没有考虑类似这样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大学第二年开学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气也是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并不在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岁的大龄还只刚读大二，这令我十分苦恼。但是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是和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学术研讨上，我听着一个留着难看胡子的19岁同学对伊拉克战争大放厥词。他说那些当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学的（比如他）笨的人，这一点体现在士兵任意屠杀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客观地说，这真是可怕的观点——我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朋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战争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我们的总司令乔治·布什，而且觉得我们牺牲太多换来的收获却太少。没有一个人如此口吐狂言过。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n Da Club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

我继续这样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我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让。所以我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然后走向讲台去拿我的文凭。那时的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时间超乎寻常地长，于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没有开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证书。她给了我，于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后，直接走下了讲台。我可能是唯一没和他握手的毕业生。让下一个握去好了，我想。

我知道明年我会去法学院（由于我是8月才毕业，所以当年就入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为了攒钱而搬了家。当时莉姨已经接替了阿嬷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忧解难，主办家庭聚会，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嬷过世后，她一直都欢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个月也太强人所难了，因为我不想打扰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坚持：“J.D.，这现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

在米德尔敦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终于大学毕业，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实现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我打零工攒钱，也和阿姨的两个女儿越来越亲近。每天我在尘土飞扬中挥洒汗水，回家后便坐在餐桌旁听我那两个小妹妹讲述当天学校里的事情，聊她们怎么和朋友相处的。有时我会辅导她们的功课。大斋节的星期五，我在当地一家天主教堂帮忙做炸鱼薯条。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我读大学时的感受，现在愈发深切了。

我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与我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蓝领经济多年的衰退体现在米德尔敦居民的物质生活前景上。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复苏加速了米德尔敦的下坡趋势。但整个群体的愤世嫉俗、悲观怀疑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于浮于表面的短期经济不景气。

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里没有英雄这个概念。政客肯定不是英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当时全国最受钦佩的人（可能现在仍然是），但当全国都为其崛起而雀跃时，大部分米德尔敦人却对他持怀疑态度。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2008年就没什么粉丝了。许多人爱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但也有人认为道德败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离世已久。我们热爱军队，但现代军队中没有像乔治·S.巴顿（George S.Patton）这样的人，我怀疑我的邻居可能连一个高级军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太空事业之前一直令我们自豪，现在也已经衰退，那些著名宇航员也成了明日黄花。于是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美国社会的核心层联系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深陷囚笼之中，一方面，我们面临两场看上去赢不了的战争，其中绝大部分战士都来自我们的邻里，另一方面，如今的经济也无法满足美国梦的最基本前提——稳定的收入。

要理解这种文化隔阂的意义，首先要明白我家人、邻里和我们整个群体如果说对社会具有认同感，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爱国。我说不上来布雷西特县的县长是谁，那里的医疗服务如何，有哪些著名人物。但我可以告诉你：据称“血腥布雷西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该县一战中征的兵全都是自愿上战场的，全国独一无二。近100年过去了，这是关于布雷西特县我唯一记得最清楚的传闻，因为我身边每个人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大家都信以为真。

一次班级作业中，我采访阿嬷对二战的看法。她在过去70 年中结婚生子、含饴弄孙，也经历过死亡、贫穷和胜利，但她确信无疑最自豪、最激动的是她和她家人为二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事情我们只聊了几分钟，然而好几个小时都在聊战争时期的配给、铆工露斯（Rosie the Rive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女工的统称。]、她父亲给她母亲的跨越太平洋的情书，以及“我们扔炸弹”的那一天。阿嬷一直信仰两个神：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美国。我也是，我熟悉的人也都是这样。

我是那种阿西乐走廊[美国东北部，是美国工商业最发达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地区的人会觉得不以为然的爱国人士。听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那首悠扬的《生为美国人我自豪》（Proud to Be an American）时我会哽咽。16岁时，我发誓每次见到老兵，我都要走过去跟他/她握手，即使突兀地这样做有些尴尬。时至今日，我仍然只愿意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一起看《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因为看到最后我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阿嬷和阿公教导我，我们的国家处在最好最伟大的时期。这一事实成了我童年的指路明灯。每次处境艰难的时候——当我被幼年的喧嚣淹没，深陷于精神创伤时——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我生活的国家可以让我做出别人尚未做出的正确选择。如今我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觉得我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我有一个绝美、善良、聪慧的人生伴侣，我实现了儿时就梦想的收入有保障，我还有好朋友和令人激动的新鲜体验——我觉得再怎么感谢美国也不为过。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老土，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阿嬷信奉的第二个神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我们群体里很多人却在失去某种信仰。把他们和邻里维系起来、像我的爱国情怀激励我一样激励他们的纽带好像消失了。

如今我们周围失去纽带的症状无处不在。极大量的白人保守派投票者——约三分之一——相信贝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在一次民调中，32%的保守派人士表示他们相信奥巴马是在国外出生的，另外19%说不确定——这意味着大多数白人保守派连奥巴马是不是美国人都不能确信。而且我经常听到熟人或远亲说奥巴马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有联系，或说他是个叛徒，或称他出生在世界某个偏远的角落。

我的许多新朋友认为是种族主义造成了对这位总统的偏见。但很多米德尔敦人排斥“外人”奥巴马的情绪并非出于肤色原因。想想我高中同学中没有一个能上常春藤学校，而贝拉克·奥巴马上过两所常春藤名校，并都表现优异。他聪明、富有，说话像个宪法学教授——事实上他就是。他身上没有一点像我小时候崇敬的那些人：他口齿清晰、声音动人、说话不偏不倚，不像我们这地方的人；他的履历完美得吓人；他在芝加哥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生活；他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自信，因为他深知现代美国任人唯贤的体制就是为他打造的。当然，奥巴马也曾凭借他自己的力量克服过我们许多人经历过的逆境，但那是在人们认识他很久以前。

在我们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开始相信现代美国任人唯贤的体制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正好走入了公众眼帘。我们知道自己活得很失败，糟糕的事情司空见惯：青少年死亡讣告不直接说明死因（看上下文会知道他们死于吸毒过量），自己的女儿在小混混身上浪费青春。而贝拉克·奥巴马让我们内心最深处倍感焦虑。他是个好父亲，我们很多人却不是。他西装革履去上班，我们穿着工装裤，前提是我们得有幸找到工作。他妻子告诉我们不应该给孩子吃某些东西，我们因此恨她，不是恨她说错了，而是恨她说出了实话。

许多人试着把白人工人阶级的怨天尤人和愤世嫉俗归咎于谣言。的确，一批阴谋论兜售者和极端分子大肆造谣，说什么据称奥巴马有宗教偏向，什么他血统不正，等等。但每个主流新闻机构，即使是备受争议的福克斯新闻，报道的关于奥巴马公民身份和宗教观点的新闻也都是真实的。我认识的有些人非常清楚主流媒体必须在这个问题持什么立场，但他们就是不相信。只有6%的投票者认为媒体“非常值得信任”[21]。因此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自由媒体——美国民主的保障——纯属放屁。

由于人们对主流媒体不信任，所以就盲目相信那些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阴谋论：贝拉克·奥巴马是个外国人，他热衷于摧毁我们的国家；媒体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谎言。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相信关于社会的最悲观言论。这里我选了一些朋友或家人发给我的邮件或短信：

类似的消息不胜枚举。虽然不知道多少人相信其中一条信息或大部分信息，但是如果我们群体中有三分之一人质疑总统的国籍——虽然所有证据表明事实相反——那么也可以推断出其他阴谋论的传播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这不是某种自由主义对政府政策的怀疑——这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是有益的，而是对我们社会制度的深深怀疑，并且这种思潮越来越成为主流。

我们不能相信晚间新闻，我们不能相信政客，能让我们过上更好生活的大学也在操纵着我们，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什么都不信，无法有效参与社会运作。社会心理学家证明，群体的信仰是影响群体表现的强大动力。当群体认为努力工作取得成就对他们自身有利时，该群体的成员就会表现得比不在该群体之内遇到类似情况的个体更好。所以很明显：如果你相信天道酬勤，你就会努力；如果你认为即使你尝试了也很难取得进步，那么你会觉得干吗还要尝试呢？

同样，当人们失败时，这种心态就会让他们找自身以外的客观原因。有一次我在米德尔敦一家酒吧碰见一个老熟人，他告诉我他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受不了每天早起。后来我看到他在Facebook上抱怨“奥巴马经济”，说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我不怀疑奥巴马经济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不利影响，但这个人绝对不是受其影响才生活困难的。他的人生地位直接归咎于他自己所做的选择，只有做出更好的选择，他的生活才会改善。但是要让他做出更好的选择，他所生活的环境必须强迫他扪心自问苛刻的问题。白人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场把责任推给社会或政府的文化运动，而这场运动至今仍有追随者。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保守派（我以其中之一的身份说这话）纵然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法解决其选民面临的真正问题。这些保守分子非但不鼓励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反而越来越助长文化隔阂，而这种隔阂耗尽了我们许多同仁的志气。我见过一些朋友长大后飞黄腾达，而另一些却经不起米德尔敦那些最害人的诱惑而自甘堕落，他们成了未成年父母，或吸毒、坐牢。区分成功和失败人士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期待高低，然而那些右翼分子却使劲煽风点火：你失败了不怪你，都怪政府。

我父亲从不轻视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但对一些显而易见的能使人向上流动的方法却充满怀疑。当他发现我决定去耶鲁法学院后，他问在我的申请表上我有没有“假装自己是黑人或自由主义者”。这个例子说明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期待降得有多低。难怪随着这样的心态蔓延开来，愿意努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的数量不断减少。

皮尤经济流动性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研究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在改善经济状况上的概率，调查结果令人惊异。白人工人阶级是最悲观的群体。而超过半数的黑人、拉丁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期望他们的子女在物质上会比他们过得更好。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只有44%有同样的期望。更令人惊异的是，42%的白人工人阶级——调查显示的最高比例——称他们的物质生活比父母辈要糟。

2010年，我却不悲观。我很高兴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对未来信心十足。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像个外人，而把我变成故乡异客的却恰恰是我的乐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