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报名参加了我们学校高尔夫球队的选拔。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跟着一个上了岁数的高尔夫选手上课。在我高三前的那个夏天，我在当地一家高尔夫球场找到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免费练习了。阿嬷从没对任何体育项目展现出丝毫的兴趣，但她还是鼓励我去学习高尔夫，因为“那是有钱人们谈生意的地方”。

虽然阿嬷自有其睿智之处，但她对有钱人的商业习惯却所知甚少，我就是这样跟她说的。“闭嘴，”她跟我说，“是个人就知道有钱人喜欢打高尔夫。”但是当我在家里练习挥杆的时候（我练的时候没用球，所以只对地板造成了点损坏），阿嬷就命令我别再糟蹋她的地毯了。

“可是，阿嬷，”我不无讽刺地抗议道，“如果你不让我练习的话，那我在高尔夫球场上可谈不成生意了。我看还不如让我现在就从高中退学，然后找份杂货店收银员的工作呢。”“你这兔崽子。要不是我腿脚不便，我现在就站起来把你的脑袋拧到你的屁股上。”

于是，阿嬷便帮我付了课程的钱，并让她弟弟（我的盖瑞舅姥爷），也是布兰顿家男人们当中年纪最轻的那个，帮我找几根旧球棒。结果盖瑞舅姥爷给我们送来了一套精美的马基高（MacGregors），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个牌子的球杆，然后我就尽自己所能地经常练习。等到了高尔夫球队选拔的时候，我挥杆的水平至少已经到了不至于让自己难堪的境界了。

虽然我没能被选进校里的高尔夫球队，但是我的进步足够大，和那些被选进高尔夫球队的朋友们一起练球的时间算是没有白费，我所要的效果也不过如此了。我意识到阿嬷是正确的：高尔夫是有钱人玩的东西。在我工作的那个球场，很少有客人是来自米德尔敦的工人阶级们所住的社区。

第一天参加高尔夫球训练的时候，我穿着一双皮鞋就去了，因为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高尔夫球鞋。在我们还没开始练习第一杆的时候，有个胆子挺大的小流氓注意到我穿的是从凯马特（Kmart）买的棕色皮鞋，于是就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一直无情地嘲笑我。我强忍住自己想要用推杆狠狠地抡他耳朵的冲动，因为我记得阿嬷对我的忠告“假装自己是见过大场面的样子”。（这里要提一下我们乡下人的仗义：不久前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琳赛，惹得她对那孩子进行了一番言辞激烈的声讨，说他是个怎样怎样的笨蛋。可是这事儿已经是13年前的了。）

那个时候，我在脑海深处知道，关系到我人生未来的决定就要到了。我所有的朋友们都在计划去上大学；我能交到这些有上进心的朋友也是因为有阿嬷的影响。而当我还在上七年级的时候，我家附近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抽大麻了。阿嬷发现后，严令禁止我再和他们在一起玩。我想大部分的孩子们都会无视这样的禁令，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禁令不是我阿嬷这样的人给出的。她威胁说，如果再看到我和“黑名单”当中任何一个孩子在一起的话，她就会开着自己的车从那孩子的身上碾过去。“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的。”她低声恐吓道。

既然我的朋友们都决定去上大学，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我在学习能力测验中考的成绩相当优秀，足以抹平我之前成绩差的影响，我也知道自己感兴趣的那两所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迈阿密大学——都会录取我。毕业前几个月，我决定（我承认当时并没有深思熟虑）去上俄亥俄州立大学。然后我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寄来的一个超大的包裹，里面全是关于助学金的信息。里面谈到了佩尔助学金、贴息助学贷款、不贴息的贷款、奖学金，还有叫作“勤工俭学”的东西。这一切都太让人激动了，如果阿嬷和我能弄明白这些都是什么意思那就更好了。我们在那些表格上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发现去上大学会欠下的账足以在米德尔敦买下一座好房子了。而那时这些表格我们都还没开始填，因为把这些表格全部弄明白然后填好的话还得再需要一整天的艰辛努力。

之前的激动被忧虑所替代了，但是我提醒自己，上大学是对自己未来的一项投资。“当前，这他妈的是唯一一件值得花钱的事情了。”阿嬷也说道。她说得没错，但就在我对那些助学金表格的担心下降的时候，我的担心又有了一个新的原因：我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好的投资。为上大学欠下那么多的债，又能得到些什么呢？难道说是为了得到连续不断的宿醉以及糟糕的成绩吗？想要在大学获得好成绩的话是需要毅力的，而我自己的毅力则远远缺乏。

我在高中的学校记录有太多缺憾：数十次的旷课迟到，还没有参加过摆得上台面的学校活动。我当时无疑是处在上升的轨道之中，但直到高中毕业前，我还在简单的课程当中获得了C的成绩，这就说明我还是一个没有达到高等教育所需要的严谨程度的毛头小子。在阿嬷家住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进步，但是当我们梳理那些助学金文件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摆脱那样一种感觉，即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的松散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都让我感到恐惧——从保证自己的饮食健康到付自己的账单。这些事情我之前从没做过。但是，我知道自己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想要在大学取得优异的成绩，找到份好工作，然后给家庭带来那些自己从未享受过的东西。只不过我当时还没准备好开始这段旅程。此时，我的瑞秋表姐——一名海军陆战队的老兵——建议我考虑一下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们会把你锤炼出个样子的。”瑞秋表姐是吉米舅舅家的大女儿，也是阿嬷的孙辈中的孩子头。我们都很仰慕瑞秋表姐，甚至琳赛也仰慕她，于是她的建议相当有分量。

那时“9·11恐怖袭击”才过去一年；正如每个有自尊心的乡下人一样，我也曾考虑到中东地区去打击恐怖分子。但一想到军队的生活——大喊大叫的新兵教官、无休止的训练，还有离开自己的家庭——我就感到害怕。直到瑞秋表姐让我和一个征兵官员谈一谈——这无疑说明她认为我能被选上。之前，我一直觉得加入海军陆战队简直就像飞往火星一样遥不可及。于是，在要向俄亥俄州立大学交学费押金的几个星期前，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海军陆战队了。

3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走进一个征兵官员的办公室，向他询问关于海军陆战队的事情。他并没有试图劝说我加入，而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拿到的钱将会少得可怜，而且还有可能上战场。“但是他们能让你学到领导力，还有可能帮你转变为一个自律的年轻人。”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但一想到“J.D.，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这样的称呼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我是一个圆胖胖的长头发小孩。当体育老师让我们跑一英里的时候，我至少有一半的路程是走下来的。我从来没在早上六点之前起来过。但现在这个机构却保证让我每天准时在早上五点钟起床，每天还要跑上好几英里。

我回到家，在心里权衡着自己的选择。我提醒自己，现在我的国家需要我，而如果我没能参加美国最新的战争的话，我会抱憾终身的。我还想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想到它不仅能让我摆脱欠债的困境，还能让我得到财务上的自由。但最主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去上大学，要么去无所事事，再要么就是去加入海军陆战队，而前两个选择我都不喜欢。

我告诉自己，4年的海军陆战队生活可以帮助我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但是我又不想离开家。琳赛刚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特别招人喜爱的小女孩儿，而且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当时我的小外甥还在蹒跚学步。莉姨家的孩子也都还没长大。越想到这些，我就越不想去。我也知道，如果等待太久的话，自己肯定就会不想入伍了。因此，过了两个星期，当伊拉克危机升级为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就在征兵报名表上签名的虚线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准备把自己成年后的前四年献给海军陆战队。

刚开始我的家人们的反应是嗤之以鼻。海军陆战队不适合我这样的人，这点人们反复地向我提起。最后，当大家知道我意已决之后，所有人都转而接受了，其中几位看起来还为我感到高兴。但“所有人”里面并不包括阿嬷。她用尽了所有的方式来让我打消这个念头：“你就是个蠢货，那帮人会把你生吞活剥了的。”“你走了谁来照顾我？”“你太笨了，根本不适合海军陆战队。”“你太聪明了，根本不适合海军陆战队。”“就现在这世界上的局势，你会让人把你的脑袋打掉的。”“难道说你不想和琳赛家的小孩们待在一起吗？”“我很担心，我不想让你去。”就算她后来接受了我做出的决定，她也从不喜欢这个决定。

就在我出发去新兵营的不久前，那名征兵官员上门拜访，想和我那伤透了心的阿嬷谈谈。她在门外和他会面，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站得直一些，用充满怒气的双眼盯着他。“你若是敢踏上我家门廊一步，我就把你的脚打烂。”她说道。“我当时觉得她可能是认真的。”那名征兵官员后来告诉我。于是他就站在前院里完成了和阿嬷的谈话。

当我离开家去新兵训练营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倒不是我可能会死在伊拉克，或是自己不能顺利通过训练。这种事情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当时要先乘大巴到机场，然后再飞到新兵训练营，但是当母亲、琳赛还有莉姨开车把我送到那辆即将把我送到机场的大巴时，我想到了自己四年后的生活。我想到那时，我的阿嬷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心里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她不能活着等到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我将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了，至少是不能在自己家长住了。我的家就是有阿嬷在的米德尔敦。等到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满回来的时候，阿嬷肯定就不在了。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为期13周，每周都有新的训练重点。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帕里斯岛的那天夜里，当我们下飞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一名怒气冲冲的教官。他命令我们登上了一辆大巴。短暂的旅途后，另一名教官命令我们下了大巴，然后踏上了接待大楼前那著名的“黄色脚印”。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我被医护人员们又戳又捅，领到了自己的装备和军装，头发也被剃光了。我们被允许每个人打一个电话，我自然是打给阿嬷，然后照着他们给我的卡片念道：“我平安到达了帕里斯岛。很快就写信告诉你我的地址。再见。”“等下，你这个小傻瓜。你还好吧？”“对不起，阿嬷，说话不方便。不过我很好。我一有机会就写信给你。”教官听到我多说了两句话，讽刺地问我是不是够时间“让她给你讲个他妈的故事”。这就是我在新兵训练营的第一天。

新兵训练营里不让打电话。我只是在琳赛同父异母的哥哥去世后才被允许给她打了一次电话。通过信件，我意识到我的家人有多么地爱我。其他大多数新兵——他们这样称呼我们；我们得达到新兵训练营的严格标准才能挣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一两天才收到一封信，而我有时候一晚上就能收到五六封。阿嬷每天都给我写信，有的时候一天还写好几封，有的信是在讲她看到的这个世界上不对劲的地方，其他的则是意识流的只言片语。在大多数的信里，阿嬷都是想知道我每天过得怎么样，并让我放心。

征兵官员告诉我们新兵的家人，说我们最需要的是鼓励的言语，而阿嬷的鼓励则过之唯恐不及。虽然我那时还挣扎在教官的大喊大叫和让我走样的身体达到极限的健身计划当中，但是我每天都能从信中读到阿嬷对我的骄傲，对我的爱，以及相信我不会放弃。不管是出于我的先见之明，还是因为自己有囤积者的倾向，反正我几乎把所有收到的家信全部保留了下来。

其中许多封来信让我可以从一个有趣的角度看一眼我离开的家庭。母亲在一封信中询问我需要些什么，并告诉我她对我感到多么的自豪。“我正在照看琳赛家的孩子们，”她的信里写道，“他们在外面玩鼻涕虫。他们把其中一只给捏死了。小卡梅伦很难过，因为他觉得自己把它弄死了。我把那只鼻涕虫扔了，并跟他们说那只鼻涕虫并没有死。”这就是母亲最好的一面：既有爱心，又很风趣，是一个因为自己的外孙们感到快乐的女人。那封信里还提到了一个叫格雷格（Greg）的男人，可能是母亲的男友，但他后来再也没在我的回忆里出现过。这信里还有一种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常态的认识，“曼蒂（Mandy）的丈夫特瑞（Terry），”她提到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在缓刑期间被捕了，被送到了监狱。所以他们过得挺好。”

琳赛也时常来信，每个信封里都装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写在不同颜色的纸上，而且背面都有提示——“这是第二封；这是最后一封”。每封信里都提到了她的小孩子们。我从她的信里得知自己大外甥女成功的如厕训练；我外甥的足球赛；我小外甥女会笑了，能伸手够东西了。我和琳赛的一生都是在分享风光和挫折，因此我们两个对她家孩子的喜爱都胜过世上的任何事。我寄回家的几乎每封信上都让她“亲亲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与自己的家乡和家庭隔离开来，这也让我对我自己，以及我所来自的文化体会良多。与传统观点相反，参军入伍的并不是只有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我所在的新兵排总共有69人，里面有黑人，有白人，还有西班牙裔；既有来自繁华的纽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穷人孩子；既有有信仰天主教的，有犹太人，有新教徒，甚至还有几位是无神论者。

自然而然地，我和那些与我相似的人走得比较近。“那些我说话最多的那个人，”我在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写道，“来自肯塔基州的莱斯利县。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杰克逊来的一样。我告诉他天主教徒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这简直太荒唐了。他们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是因为他们的教堂就是那个样子的。他肯定是个乡下孩子，因为他回答道：‘天主教是什么？’我告诉他天主教就是另外一种基督教的形式，然后他就说：‘我想我也该试试信仰天主教。’”阿嬷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了。“在肯塔基州的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是与毒蛇为伍的人。”她在回信当中写道，看她口气只是在半开玩笑。

我没在的那段时间里，阿嬷身体的脆弱是我所从未见过的。每当她收到我的来信时，她都要打电话给莉姨或我姐，让她们立即赶到她家帮她读我写的像鸡爪子刨的似的信。“我很爱你也很想你我时常忘记你已不在这儿了总是觉得你还会从楼梯上走下来然后我又可以对你大吼大叫了总之我感觉你就好像从未离开一样。今天我的手很疼想必是关节炎在作怪……我先不写了等会儿再写我爱你千万照顾好自己。”阿嬷的信里总是没有必要的标点符号，而且经常还摘抄一些文章，通常是《读者文摘》上的，以此来帮我打发时间。

阿嬷还能像老样子一样：既刻薄又对我非常疼爱。我们的训练开始后大约一个月，我和一位教官有一次不愉快的争吵，然后这位教官把我带到旁边半个小时，强迫我分腿跳、仰卧起坐还有冲刺跑，直到我筋疲力尽。这在新兵训练营早已是司空见惯，几乎每个人都会或早或晚有这么一遭儿。老实说，我等了一个月才遭到这样的惩罚已经算是幸运了。

“亲爱的J.D.，”阿嬷在得知这件事后写道，“我得说其实我一直在等着这帮人开始折磨你——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了。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愤怒……你就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把这家伙当成智商为二的蠢货把他当作一个变态外表强悍其实里面穿的是女士内裤。我恨他们所有人。”当我读到阿嬷的这种情感爆发时，我觉得阿嬷已经把该骂的都骂了。但到了第二天，她又接着说：“亲爱的现在我一直在想那帮傻瓜冲你大吼大叫只有我才能对你大吼大叫那帮傻瓜不能。刚才是开玩笑，我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到，因为你很聪明但他们可就没这本事了，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我恨他们所有人恨得我牙根痒痒。他们就会大喊大叫……你就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你就会脱颖而出的。”阿嬷是一直守候在我身后的那个刻薄的乡下老太婆，即使她在离我数百英里之外。

在新兵训练营，进餐时间简直是一个效率上的奇迹。每个人在餐厅排队前行，把自己的盘子递到服务人员的跟前。然后他们就把当天所有的吃食扣到你的盘子里，这一方面是因为你不敢告诉他们哪道菜是你最不喜欢吃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你实在是太饿了，吃下一整匹马都没有问题。入座后，既不能看自己的盘子（那样就显得不专业了），头也不能动（那样也不专业），你只能一勺一勺地把食物送到自己嘴里，直到有人让你停下来。整个过程不超过八分钟，如果最后你还没感觉到很饱的话，那你肯定是消化不良了（那感觉差不多）。

在进餐过程中，唯一能让你自己决定的就是点心。点心放在流水线最后的小盘子里。在新兵营里的第一餐，我拿起摆在那里的蛋糕，然后大踏步走向自己的座位。“就算其他的都不好吃，”我心里想，“这蛋糕肯定能是个例外。”正在此时，我的教官，一个带着田纳西州鼻音的瘦瘦的白人，走到我面前。他用自己那小而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道：“你特别需要那块蛋糕，是不是，死胖子？”我正要准备回答，但没想到那只是一个反问，因为他一巴掌把我手里的蛋糕打落了，然后就走向另一个目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拿过蛋糕。

这对我来说是一堂重要的课，但并不是关于食物，不是关于自制力，也不是关于营养。如果之前有人告诉我，在接受这样的侮辱后，我还能老老实实地把蛋糕清理干净然后走回自己的座位的话，我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我在青春时期受到的这些历练让我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少。我不会为自己克服了什么困难而沾沾自喜，而是会担心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困难中倒下。在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挑战让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一直低估了自己。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就是一个能决定人一生的挑战。从你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没有人称呼你的名字。你不能说“我”，因为他们教育你要怀疑自己的个性。每个问题都要用“这个新兵”开头——这个新兵需要去趟船头（上厕所）；这个新兵需要去看下医护兵（医生）。有几个蠢货到新兵训练营来时身上还有海军陆战队的刺青，然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新兵们每每被提醒在完成新兵训练营给自己挣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之前，自己是一无是处的。我们排刚开始的时候有83名新兵，等到结束的时候只剩下69人。那些半路退出的人——大部分是出于医学上的理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项挑战的价值。

每次教官对我大吼大叫而我依然昂首挺立的时候，每次我在跑步中以为自己要落在最后但却追上大部队的时候，每次当我学会完成一项自己以为不可能的任务，比方说攀爬绳子的时候，我都朝着相信自己迈近了一步。像我青春期时那样，如果有人相信自己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自己将来的人生，这就是心理学家所称的“习得性无助感”。从米德尔敦那个没什么远大期望的世界，到我们家无休止的动荡，生活告诉我，我什么都控制不了。幸好有阿嬷和阿公在，使得我没有完全陷入那样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则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果说我在家习得了无助感，那么海军陆战队则让我学到了希望感。

我从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毕业的那一天，是我这一生当中最为骄傲的日子。我们整个乡下人大家庭都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总共18个人——其中还有阿嬷，她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好几层毯子，看起来比我记忆当中的她更为虚弱。我领着每个人在我们营地转了一圈，那感觉就好像是彩票中了大奖一样。第二天，当我获得了十天的假期之后，我们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返回了米德尔敦。

回家后的第一天，我走进了我外祖父的一位老朋友开的理发店。按要求，海军陆战队员的头发不能过长，而我不想因为没人监督就放松这个要求。这位街角的理发师——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个濒临灭绝的职业——头一次把我当作成年人来接待。我坐在他店里的椅子里，讲了几个笑话（其中大多数都是我几个星期前才学会的），并和他讲了一些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发生的事。这位老人在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被征召进了美国陆军，并参加了朝鲜作战，于是我们交换了一些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评判。那次理完发后，他不肯收我的钱，还叫我多保重。他以前也给我理过发，而我在长达18年当中几乎每天都从他的理发店前经过。但那是他第一次与我握手，也是他第一次把我当成成年人来看待。

在我新兵训练营结束后不久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当我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后的头几天——全都是在米德尔敦度过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让眼前的人大吃一惊。我体重减了45磅，所以很多熟人都几乎认不出我来了。我的朋友内特——他后来成了我的伴郎之一——当我在当地一家商场向他伸出手时，他愣了一下才认出了我。或许是因为我连举手投足都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至少我在米德尔敦的那些老朋友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改变有利也有弊。我曾经吃过的许多食物现在已经不符合我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健康标准了。在阿嬷家里，什么都是油炸过的——鸡肉、泡菜、西红柿。上面撒了一层土豆粉的大腊肠三明治看起来再也不健康了。黑莓脆皮饼，我一度认为这是用水果（黑莓）和谷物（面粉）做成的食物当中最为健康的了，但现在对我也失去了诱惑。我开始问一些之前从来没问过的问题：这里面加糖了吗？这肉里面的饱和脂肪多吗？这里面加了多少盐？虽然这些仅仅是食物方面，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米德尔敦了。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海军陆战队已经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家，正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而家里人的生活也在继续。我一有机会就会回家，算上长周末[前后增加一两天的周末。]和海军陆战队的休假，我差不多每隔几个月都能回来看望自己的家人。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发现莉姨和琳赛家的孩子又长大了一些。母亲在我参加新兵训练营后不久就搬到了阿嬷家，虽然她并没有打算长住。阿嬷的身体状况看起来也好转了：她走起路来轻松一点了，而且体重也增加了一些。琳赛和莉姨以及她们各自的家庭也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在离开家之前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们家会发生什么不幸，而我又帮不上忙。万幸的是，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2005年1月，我得知我所在的部队将要在几个月后开往伊拉克。当时我的感觉是既兴奋又紧张。当我打电话告诉阿嬷后，她沉默了。过了死一般沉寂的几秒钟后，她只是说道她希望这场战争会在我们出发前结束。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我每隔几天都会和阿嬷打电话，但我们从不提起伊拉克，甚至冬去春来，所有人都知道等到了夏天我就要动身开赴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从不提起。我能看出，阿嬷既不想提起这事，也不想去想它，对此我不胜感激。

阿嬷年事已高，身体又虚弱，而且还多病。我不仅没再和她住在一起，还即将奔赴战场。在我离开家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后，虽然阿嬷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但她每天还是要吃一大把药，每个季度还要因为不同的病到医院去。当阿姆科—川崎——阿嬷作为阿公的遗孀享受他们的医疗保障——宣布要增加阿嬷所交的医疗保险时，阿嬷真的已经负担不起了。按之前的保险她也是勉强度日，现在她每个月还得多交300美元。她有天把这告诉了我，我当即表示愿意为她出这笔钱。她从未接受过我的任何财物——不管是从迪尔曼杂货店挣得的工资，还是在新兵训练营拿的津贴。但是她接受了我每个月给她300美元，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自己挣的钱也不多——税后一个月差不多有1000美元，不过海军陆战队给我提供了食宿，所以1000美元也还够花。我还通过在网上玩扑克挣点外快。扑克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打我记事时开始，我就和阿公还有舅姥爷们用硬币玩——而且当时的网上扑克热也让我赢起钱来就好似探囊取物一般。我每周在小额注扑克房间里玩10个小时，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挣到400美元。我本来是打算把这笔钱存起来的，但还是决定用来帮阿嬷交医疗保险。阿嬷自然会担心我对赌博上瘾了，怕我会沦落到在山区的拖车上和一帮以打扑克谋生的老手们打牌的境地。但我向阿嬷保证自己是在网上玩的，而且完全合法。“好吧，你知道我根本不懂什么他妈的因特网。但千万别赢了钱就去花天酒地或是一头钻进温柔乡。好多迷恋上赌博的蠢蛋们都那样。”

阿嬷和我都特别喜爱《终结者2》（Terminator 2）那部电影。我们一起看了得有五六次。在阿嬷眼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代表了美国梦：一位出人头地的强大又有能力的移民，但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我自己生活的比喻。阿嬷是我的监护人，是我的保护者，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是属于我自己的终结者。不管生活向我抛出了什么困难，只要有阿嬷的保护，我都不会有事的。

为阿嬷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它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满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我从没钱去帮助别人。而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回家时，我能带母亲出去吃午饭，能为孩子们买冰淇淋，还能给琳赛买很好的圣诞礼物。在我一次回家时，阿嬷和我带着琳赛两个大孩子去霍金山州立公园游玩。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俄亥俄州的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与莉姨和丹碰头。一路上都是我在开车，我还付钱加了汽油，还请大家吃了顿饭（虽然是在温蒂汉堡快餐店）。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和自己最深爱的人们一起说说笑笑，看着他们大快朵颐自己花钱买的饭，这给了我一种言语难以描述的快乐与满足感。

我在那之前的一生当中，一直是在最坏情况下的恐惧感与最好时候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之间徘徊。我要么是被坏的终结者所追赶，要么是被好的终结者所保护。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强大——从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去照顾那些我所深爱的人。虽然阿嬷一直在教导我要有责任感，要好好努力，还要有所成就，而且不要给自己寻找借口。但是任何鼓舞士气的讲话或是动员都不能为我展示从寻求庇护到庇护他人之间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得靠我自己去学到，而一旦我学到了，我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等到2005年4月，阿嬷就要满72岁了。在那几周前，我在一家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的等候室里等着汽车技师给我的车更换机油，然后掏出自己买的手机给阿嬷打了一个电话。阿嬷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她帮忙照看琳赛家孩子的事。“梅根实在太可爱了，”她跟我说，“我让她把屎屙到马桶里，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就一遍一遍地说‘屎屙到马桶里，屎屙到马桶里’。我告诉她别再那么说了，否则我可就麻烦了，但她还是不停下来。”我听到这儿笑了起来，然后告诉阿嬷我爱她，并说这个月的300美元支票已经在路上了。“J.D.，谢谢你的帮助。我为你感到自豪，我爱你。”

两天后的星期天早上，我被姐姐的一个电话叫醒，她告诉我阿嬷的肺萎缩了，现在正昏迷着躺在医院里，并让我尽快回家。两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还带上了我蓝色的制服，以备万一会在葬礼上穿。在路上，我被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警察拦住靠边停车，因为我在77号州际公路上把车开到了94英里每小时。他问我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当我解释后，他又告诉我在进入俄亥俄州境内之前的70英里路上再没有车速监视区了，在这段路上我可以想开多快就开多快。那位警察只给我开了一张警告单，我对他感激不尽，然后就一路102英里每小时开到了州境线。最后，整个13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不到11个小时。

当天夜里十一点，当我赶到米德尔敦地区医院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围绕在阿嬷的床头。阿嬷还在昏迷当中，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她的肺已经膨胀了起来，但之前造成她肺萎缩的感染却没有任何因为治疗而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我们，如果阿嬷感染没好转的话，如果把阿嬷唤醒——前提还得是能唤醒她——那对她将是一种折磨。

我们一连等了好几天，一直期待着阿嬷的感染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好转的迹象。但事实的迹象却恰恰相反：她血液里白细胞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他身体器官看起来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的医生对我们解释道，离开了呼吸机和喂食管，阿嬷生存下来的概率实际为零。我们一家人商讨了一番，并决定，如果再过一天阿嬷的白细胞数量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就把维持阿嬷生命的设备拔掉。从法律上来说，这完全是要让莉姨做出的决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莉姨满脸泪水地问我是不是觉得她正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时至今日，我仍然深信当时她——还有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恐怕没有百分百的定论。如果当时我们家有个家庭医生就好了。

阿嬷的医生告诉我们，呼吸机撤掉后的15分钟内，至多一个小时，阿嬷就会死去。但是，阿嬷坚持了整整三个小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当时每个人都在场——吉米舅舅、母亲和莉姨；琳赛、凯文还有我——我们围在她床前，轮流在她的耳边说话，希望她能听到。当阿嬷的心率开始下降时，我们知道阿嬷的那一刻将要来临了，我打开一本“基甸圣经”（Gideon’s Bible）[基督教圣经版本之一，放置于宾馆、病房等地供人读。]，随便翻开一页便读了起来。那是《哥林多前书》（First Corinthians）第13章第12节：“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几分钟后，阿嬷就去世了。

当阿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哭，那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也没有。莉姨和琳赛为我感到沮丧，然后就开始担心起来：你这人太坚强了，他们说。你应该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悲伤发泄出来，否则你身体会垮掉的。

我确确实实在悲伤，不过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大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我想以坚强的面貌示人。我们都知道当初阿公去世后母亲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但现在阿嬷的去世又带来了新的压力：现在到了清算阿嬷财产的时候了，得算算阿嬷欠下的账，还要处置她的房产，并把剩余的东西分配掉。这是吉米舅舅人生当中第一次意识到我母亲对阿嬷的财务状况造成的影响——戒瘾治疗的费用，还有那些从来没还上的数不清的“借款”。为此，直到今天，吉米舅舅还不肯与母亲说话。

对于我们这些早已见惯阿嬷的慷慨大方的人来说，她的经济状况并没能让我们吃惊。虽然阿公辛勤工作节俭持家长达40余年之久，但是他和阿嬷所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俩50年前买的那座房子。而且，阿嬷欠下的账足以抵消掉那座房子资产净值的大部。幸运的是，当时是2005年——正是房地产泡沫的鼎盛时期，如果阿嬷是在2008年去世的话，她那座房子大概只好破产了。

在遗嘱里，阿嬷将剩下的财产平均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过有个大家始料未及的地方：母亲那一份被平均分给了我和琳赛。这无疑更加重了母亲本来就已经激动的情绪。当时我实在是忙于处理阿嬷去世后的财务问题，以及与好几个月没见的亲戚们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母亲又在缓慢陷入当年阿公死后那样的境地。但是，当一辆货车向你迎面驶来时，你早晚会注意到。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母亲的问题。

和阿公一样，阿嬷也想死后在米德尔敦举办一场遗体告别仪式，让她在俄亥俄州的朋友们可以过来悼念。和阿公一样，她还想在杰克逊的家乡举办第二次遗体告别仪式以及自己的葬礼。在阿嬷的葬礼过后，载着她灵柩的车队出发驶向一个叫凯克的地方。那里离阿嬷出生的地方不远，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在我们全家人心目当中，凯克的地位甚至比阿嬷出生的地方还要高。阿嬷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深爱的布兰顿阿嬷——就埋葬在凯克，而布兰顿阿嬷的妹妹——将近90岁的邦妮太姥姥——在那块儿地上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木屋。

从那个小木屋往山上走一小段路就能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土地，那底下长眠着阿公、布兰顿阿嬷等许多亲人，有些还是生于19世纪的。我们的车队就是要开向那里，穿过狭窄的山间小路，把阿嬷送到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亲人身边。

我大概随送葬的车队走过这段路五六次了，每次的路上都能被路上的风景勾起对快乐时光的回忆。在那段20分钟车程的路上，人们难免会在车里提起关于刚刚去世的亲人的故事，每一个都有个这样的开头：“你记得那次……吗？”但是在阿嬷的葬礼过后，我们在那条路上并没谈及关于阿嬷、阿公、大卫舅姥爷和红树莓舅姥爷的美好回忆，我们也没提起那次大卫舅姥爷开车从山路上掉了下去，翻滚了100来米后从车里钻出来时却毫发无损。因为琳赛和我都不得不听着母亲一直对我们说我们伤心得太过了，而且我们对阿嬷的爱也太过了，还说母亲才更有理由伤心，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我的母亲，不是你们的！”

我从未对任何人感到如此的生气。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母亲寻找各种理由。我曾帮助母亲克服毒瘾，去读那些关于药物上瘾的乏味的书，还陪她去参加互助会。我还一直毫不抱怨地忍受那些来来往往的父亲形象，即使他们当中每个的离去都会让我感到空虚和对男人的不信任。在她威胁说要杀掉我的那一天，我也曾答应坐上了她的车，后来又站在法官的面前撒了谎，以免她锒铛入狱。我也曾和她一起搬到麦特家里，又和她一起搬到肯的家，因为我想让她好转起来，还以为如果我配合的话，她也许真的会好转。那么多年里，琳赛一直称呼我为“宽容的孩子”——那个一直能发现母亲身上最好的地方的孩子，那个帮母亲寻找理由的孩子，那个相信母亲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我忍不住张开了嘴，准备冲着母亲喷出一连串恶毒的话语，不过还是琳赛先开了口：“不是的，母亲。阿嬷也是我们的母亲。”话已至此，我就坐在那里继续我的沉默。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开车驶向北卡罗来纳州，踏上了返回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旅程。回去的路上，在弗吉尼亚州一段狭窄的山间小路上，我驶上了一个拐弯处的湿滑路面。我的车突然失去控制地转了起来。当时车的速度很快，而且丝毫没有慢下来的迹象，眼看就要旋转地撞向路边的护栏了。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我心想自己死定了——我就要翻过护栏摔下去，去和阿嬷相会了，只不过这次相会比我预想的要早了一些——但正在此时，我的车突然停住了。这是我所遇到的最接近超自然现象的一次了。虽然我想这事可以用某种摩擦定律来解释，但我还是觉得是阿嬷在我的车从山上翻滚下去前让它停住了。

我掉正了车头，回到了自己的车道，然后靠边停了下来。然后我就崩溃了，那些我一直强忍了两个星期的泪水喷涌而出。我给琳赛还有莉姨打了电话，然后就再次踏上了旅途，过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基地。

我在海军陆战队最后的两年过得飞快，其间大部分时间都平安无事，除了两件事，而且从这两件事当中都可以看出海军陆战队是如何改变了我的看法。第一件事是在伊拉克的一个瞬间。虽然我在伊拉克很幸运地没有参加任何实际上的战斗，但那段经历也对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负责公共事务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我需要跟随不同的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有时候我也会护送民间的媒体记者，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在拍照或是写关于某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们工作的简短故事。

刚被派到伊拉克不久，我隶属于一个民事部队，做一些社区服务。民事任务往往被认为是更为危险的，因为我们少数几个海军陆战队队员需要冒险进入没有保护的伊拉克地区去和当地人会面。在那次任务当中，我们当中那些资格较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去和当地学校的官员进行谈话，而其余的队员则负责安全保卫，或是和学校的小孩们玩耍，和他们一起踢足球，给他们分发糖果以及文具用品。一个非常害羞的小男孩朝我走来，手也伸了出来。当我给了他一块小橡皮后，他立刻在脸上洋溢起了喜悦，然后就跑到自己的家人跟前，手里高高地举着那个两美分的战利品。我还从来没在一个小孩子的脸上看到过如此的兴奋。

我不相信顿悟。我也不相信转变性的时刻，因为转变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时刻。我见过太多真诚地渴望改变的人，但当他们意识到改变有多么困难后就丧失了自己的勇气。但遇到那个小男孩的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接近一个转变性的时刻。在那之前，我在一生当中都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我恨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恨当其他孩子去学校可以搭朋友的车时我却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从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买的，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们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那些怨恨并没有在那一瞬间消逝不见，但是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生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孩子们，看着那所没有自来水的学校，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每项现代化的便利都伸手可及，有两位慈爱的乡下人的抚养，家庭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有那么多的家人无条件地爱着我。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当别人送他一块橡皮时都会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但如果没有在伊拉克的那天，我都不会去尝试。

在海军陆战队的另一件事并不是某一个时刻，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从那个吓人的教官打落我手里的蛋糕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我拿到自己的退伍证回家的最后一天，海军陆战队教给了我如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生活。

海军陆战队假定的是新入伍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知道。它假定没有人曾教过你任何关于体育健身、个人卫生和个人财务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上关于怎样平衡支票簿、怎样存钱以及投资的强制课程。当我完成新兵训练营回家时，我1500块的津贴都存在了一家普通的地区性银行里，这时一位海军陆战队的老队员开车把我送到了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Naval Federal）——一家声誉非常好的信用合作社——让我在那里开了个账户。当我患上了链球菌性喉炎，准备挺一挺就过去时，我们的指挥官注意到了我的病情，并命令我去看医生。

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工作和老百姓的工作之间能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同：在老百姓的世界里，你的上级不能控制你下班后的生活。可是在海军陆战队，我的上级不仅要求我在工作中表现要好，还要求我保持房间的整洁，注意自己的发型，还要把军装熨得平平整整的。当我打算去买自己的第一辆车时，我的上级派了一个资历老一点的队员陪我一起去，以保证让我买辆丰田或本田那样实用的车，而不是我所想要的宝马。当汽车销售人员告诉我可以通过汽车经销商获取一份21%利息的贷款来买下那辆车时，我马上就要同意了，但这时陪我去的那位老队员勃然大怒，他命令我给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打个电话，问问那边的报价（是汽车经销商那儿利息的一半）。我根本不知道人们会这么做。在银行之间进行比较？我还以为所有的银行都一样呢。贷款也要货比三家？能得到一份贷款我就觉得太幸福了，差点就要立即成交了。海军陆战队命令我对这些决定进行战略性的思考，然后还教给我怎样才能做到。

同样重要的是，海军陆战队还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期望。刚到新兵训练营的时候，一想到要爬30英尺长的绳子我就头皮发麻；等第一年过去以后，我用一只手就可以爬上去了。在我应征入伍前，我从来没完整地跑过一英里。等到我们最后一次体能测试的时候，我3英里只用了19分钟。正是在海军陆战队里，我第一次命令成年人去完成什么任务，然后看着他们依令行事；在那里，我认识到领导力更多地要靠赢得下属的尊重，而不是靠发号施令；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去赢得那份尊重；在那里，我意识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的男男女女可以紧紧地凝聚成一个团队，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是海军陆战队真正给了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并让我抓住了那个机会，而当我确实失败之后，还会给我下一次机会。

在海军陆战队的公共事务部门，只有最资深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才能当媒体记者的联络人。媒体记者对于海军陆战队公共事务部门就像圣杯一样重要：他们是我们最大的受众，也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切利角（Cherry Point）海军陆战队机场的媒体联络官是一位上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基地的高级军官们很快就认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虽然他是一名上尉——工资等级比我高了八级——但是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当他被撤职后，没有现成的人手来替代他。于是我的上级就告诉我，在接下来的9个月当中（直到我服役期满），我将是东海岸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的媒体联络官。

在那之前，我已对海军陆战队任务分配的那种时而的随机性司空见惯了。但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就像我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的那样，我这张脸只适合电台节目。而我自己也没做好迎接关于基地发生的事情的现场电视访谈的准备。海军陆战队直接把我置于虎口。我刚开始的表现确实有些挣扎——准许了一些摄影师给我们机密的飞机拍照；在和高级军官会谈时抢着发言——而我也没少挨批评。我的上级肖恩·哈尼（Shawn Haney）向我解释应该怎样纠正我的过错。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与媒体记者们建立关系，如何把信息留到适当的时机，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进步飞快，等数十万人涌入我们基地观看两年一度的空展时，我们的媒体关系保持得相当顺畅，因此我也被授予了一枚嘉奖奖章。

这段经历教给了我一堂很宝贵的课：那就是我能做到。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做到每天工作20个小时。我能做到当电视摄像机顶在自己面前时仍能说起话来条理清楚、自信满满。我能做到和一群少校、中校以及将官们站在一个房间里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能做到一项上尉的职责，即使我曾害怕自己做不到。

虽然阿嬷对我煞费了苦心，对我讲了那么多“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千万别像那些懦夫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之类的训诫，但是在我应征入伍前，这些话里面的信息我只听进去了一部分。因为在我的四周全是另外一种信息：那就是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不够好；还有就是米德尔敦之所以没出过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是因为某种基因或是性格上的缺陷。这种心态的破坏力，我在逃离它之前一直不可能发现。可是海军陆战队却用一种另外的东西来替代了这种心态，而这种另外的东西最讨厌的就是寻找借口。

“全力以赴”是一个经典的口号，在健康课或是体育课上时常能听到。当我第一次跑完3英里后，在终点线的尽头有一位看起来非常吓人的高级教官在那里等我，他对我处在中流水平的25分钟成绩表示不满。“如果你还没呕吐的话，就说明你懒！别再他妈那么懒了！”然后他就命令我在他和一棵树之间来回地冲刺跑。直到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的时候，他才终于发慈悲让我停下来。我当时恶心得不行，上气已经快接不上下气了。“这才是你每次跑步结束后应该有的感觉！”他对我大吼道。在海军陆战队，全力以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说个人能力无关紧要。能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一旦你能意识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与缺乏能力混为了一谈——你将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最想改变白人工人阶级的哪一点时，我都会说是“那种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所谓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就像外科医生切掉肿瘤那样把我的这种感觉给切除了。

在我23岁生日的几天后，我跳进自己人生当中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二手的本田思域，然后拿上自己的退伍证书，最后一次驱车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切里波因特开往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在海军陆战队的4年当中，我在海地见识过自己曾经想象不到的贫穷程度。我目睹了一架飞机坠入居民区后的惨状。我还眼睁睁地看着阿嬷死去，然后几个月后就踏上了战场。我还和一个曾经的毒贩子交上了朋友，他后来是我所认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当中最为刻苦的那个。

当我做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决定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步入成年。我不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支票簿，更不知道怎样填写大学助学金的表格。等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人生。回来之后不到3个星期，我就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