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深深爱上了同学乌莎。真巧，做第一次大的写作作业时，我俩被分为搭档。于是一年级时我们有很长时间来相互了解。她美好得不可思议，集人能有的所有优点于一身：聪明、勤奋、高挑、美丽。我跟一个哥们儿开玩笑说，如果她性格很差的话，一定是艾茵·兰德（Ayn Rand）小说女主人公的不二人选，但她十分幽默风趣，说话也非常直截了当。其他人可能会弱弱地说：“嗯，也许这个可以改一下措辞？”或“你有没有思考过另一个想法呢？”但乌莎干脆利落地说：“我认为这句需要修改”或“这个论点糟透了。”一起在酒吧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一个我们的共同朋友，直言“你的头真小”，但完全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

我之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有的严肃，有的活泼。但乌莎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我时时思念她。一个朋友说我“相思成疾”，另一个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第一学年结束前，我得知乌莎还单身，于是立刻约她出去。暧昧了几周并约会了一次后，我告诉她我爱上了她。这违反了我作为年轻人学到的任何一条关于现代约会的规则，但我毫不在意。

乌莎就像我在耶鲁的精神向导。她本科也在耶鲁，知道哪几家咖啡店最好，哪几家餐厅最棒。她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仅凭直觉就能意识到那些我根本没有发现的问题，她也经常鼓励我寻找那些我尚未发现的机遇。“多去办公室，”她告诉我，“这里的教授喜欢与学生多交流。师生沟通是这里的一种经历。”我总感觉耶鲁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只要有她在，我就非常安心。

我上耶鲁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但在那的第一年教会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会来纽黑文招聘，求贤若渴，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学生称这次招聘为FIP，全称是秋季面试计划（Fall Interview Program），届时会举办长达一周的晚宴、鸡尾酒会、在酒店举行的宴会以及面试。我参加FIP的第一天恰好在第二学年开学之前，当时我已经有了6个面试，其中包括我最心仪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Dunn & Crutcher，LLP），公司的华盛顿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公司邀请我去纽黑文最贵的一家餐厅参加那场“恶名远扬”的晚宴。流言称那晚宴实际上是一场面试：候选人要风趣、有魅力、积极，不然就永远不会被邀请到华盛顿或纽约的办公室参加最后一轮面试。我到餐厅的时候想，最贵的一顿饭竟然要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下吃，真是煞风景。

晚餐之前，我们都被要求待在一个包厢里，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岁的女人端着酒，酒瓶用精美的亚麻布包装。她们每隔几分钟就问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续上一杯。刚开始我紧张得喝不下去，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侍者询问我是否需要来点酒、要什么酒时回答是：“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后她总该不问了吧，但她又说：“您要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还是霞多丽（chardonnay）？”

我觉得她是故意整我。不过还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两个品种。所以我点了霞多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白苏维翁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而是因为霞多丽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些。但我只是躲过了第一颗子弹，那夜还很漫长。

在那种场合下，你必须在害羞和张扬之间找到平衡。你不想让同伴讨厌，但也不希望他们连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试着做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对周围的环境太过着迷了，只是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盯着餐厅的华丽装饰，想着它们有多贵。

那些酒杯看上去纤尘不染。那哥们儿穿的西装肯定不是Jos.A.Bank正装店买一送三大促销的时候买的，因为看着就像丝绸做的。铺在桌上的亚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单还柔软，我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摸摸它们，别让别人觉得我很奇怪。

长话短说，我需要一个新计划。在我们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我必须要集中精力完成手头的任务——找到工作——然后离开这取笑穷人的地方。

我再忍耐了两分钟。我们坐下以后，女侍者问我要清水还是“闪闪发亮的水”。我翻了个白眼，虽然我觉得这餐厅是挺震撼的，但说“闪闪发亮的水”也太显摆了吧，好像在说“闪闪发亮的”水晶或“闪闪发亮的”钻石一样。但我还是点了“闪闪发亮的水”，可能对身体更好吧，因为听起来更干净。

我小啜了一口，但马上吐了出来。这是我喝过的最难喝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铁站买一杯健怡可乐，但却忘了饮料机做健怡可乐的时候是不会放糖浆的。这个高档地方的“闪闪发亮的水”就是那样的难喝。“这水有问题。”我提出抗议。侍者向我道歉，说她会给我再拿一杯圣培露气泡水（Pellegrino）。那时我才意识到那“闪闪发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尴尬极了，幸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个同学。我安全了。现在开始不许再犯错。

接着，我低头看了看餐具的摆放，发现数量有些奇怪。为什么有9个器皿？为什么要用3把叉子？为什么有好几把涂黄油用的餐刀？我想起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明白了这是一种传统习惯，餐具的数量和摆放都是有规定的。我谎称去卫生间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精神向导：“那么多该死的叉子我怎么办？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乌莎解答道：“先用外围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个器皿盛不同类的菜，哦还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汤。”有了这个解答，我便信心满满地回到餐桌，准备惊艳我未来的老板们。

接下来平安无事。我有礼貌地交谈，谨遵琳赛的教诲闭着嘴嚼东西。我们那桌人谈了法律、法学院、公司文化，甚至一点政治。和我们一起用餐的雇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个人都收到了录用通知，连我这个吐掉“闪闪发亮的水”的家伙也拿到了。

这场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试中的第一天，正是在这顿饭上我才开始明白，我发现了我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发觉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就业指导处强调面试时要语音语调自然，要做面试官乐意与之共事的人。这当然很有道理，毕竟谁会想和一个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对于求职者来说最重要的场合强调这些东西似乎还是有些奇怪。我们被告知，面试不会太关注分数或简历，有了耶鲁响当当的牌子，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好工作的大门。所以面试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我们能否很好地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而最难的测试却是根本就没让我参加的那场：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观众。整个星期我都惊叹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国最顶尖的律师。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至少十几场面试，大多数面试也以录用而告终。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最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非常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过的顶尖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找工作就是去网上看招聘帖子，投几十份简历，盼望得到回复。幸运的话，也许一个朋友会帮你把简历放在最上面。如果你能胜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会计，那么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规则基本都是相同的。

问题是，几乎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这是个专业术语，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我是参加漫长的FIP周最后几场面试的其中一场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表现得不咋样。他们问我的兴趣，最喜欢的课程，期望从事的法律专长等。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经过多次实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完美，我提出的问题十分老练，显得我对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想要从事法律的哪个领域。我甚至不知道我问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是什么意思。整场面试就像是在作秀，但我并没有表现得像个混蛋一样，所以也一直顺风顺水。

然后我碰壁了。最后一位面试官的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为什么想在法律公司工作？这本该很好回答，但我已经太习惯于谈论我对反托拉斯诉讼萌发的兴趣，因此可笑地被这问题抓了个措手不及。我本该说想要像优秀人才学习或从事于富有挑战性的诉讼领域之类的话，但说什么也不能说当时从我嘴里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不过工资挺高啊，哈哈！”面试官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只眼睛一样，当然气氛最终也没有缓解。

我确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试大忌。不过幕后，我的一位推荐人已经在给公司打电话。她告诉人力说我聪明、优秀，会成为一名很棒的律师。“她对你大加赞赏。”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以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入围了下一轮面试。最终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在我认为是招聘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栽了个大跟头。古语云，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但显然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了参加《耶鲁法学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的写作竞赛而努力学习。《耶鲁法学杂志》刊登法学分析的长篇文章，主要面向学术界人士。那些文章读起来就像电器说明书一样，枯燥、程式化、夹杂着外文。（举个例子：“虽然评级制度前景广阔，但我们指出，制度设计、贯彻和实施层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辖区在推诿而不是推进。”）玩笑归玩笑，加入杂志社可是正儿八经的事。这是法律界雇主唯一看重的重要课外活动，有些雇主甚至只招参与过杂志编辑的学生。

有的学生来法学院就是为了当《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写作竞赛于4月举办。3月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准备了好几周了。听了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建议，我一个好朋友去年圣诞之前就开始准备了。顶尖咨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盘问编辑技巧。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帮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个一年级学生）设计了一份竞赛前最后一个月的学习策略。每个角落，人们都在通过朋友圈和校友群了解这场第一学年最重要的测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来这儿的时候，是整个法学院唯一的两个俄亥俄州毕业生之一。我猜《耶鲁法学杂志》非常重要，因为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经是那个杂志社的一员。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紧锁的黑匣子，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钥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发布消息，却自相矛盾。耶鲁为自己是一所压力小、竞争小的法学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一理念有时候却与实际传达的信息矛盾。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张杂志社工作证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学校跟我们说杂志对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么重要，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但这是获得某些工作的先决条件。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许多职业选择和兴趣来说，在杂志社工作纯属浪费时间。但我不知道我要选择哪条职业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兴趣所在。

就在那时，我的一位教授蔡美儿（Amy Chua）帮我理清了头绪：“如果你想在法院工作或当个学者，那么进入杂志社会对你很有帮助，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好了。”真是金玉良言。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按照她说的去试试。虽然我第一年没有成功，但我第二年成功入围并当上了这本知名杂志的编辑。我成没成功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有了教授的帮助，我打开了视听窗口，就好像我学会了如何去拓展眼界一样。

蔡教授还在我的其他未知领域给我领航。法学院3年困难重重，而且我要做出关于职业的决定。一方面，有这么多机会固然不错。但另一方面，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机会，也完全不清楚哪些机会能够帮助实现某个长期目标。要命的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长期目标。我只想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我模糊地觉得，在还完法学院学费借款后，我想从事公共服务领域，但我脑海中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

时不我待。在我决定找一家法律公司后，几乎马上大家就开始谈论毕业后去当法官助理的事宜。这个岗位要求工作一年，给联邦法官当助理。这对年轻律师来说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助理要宣读法庭文件、帮法官调研法律问题，甚至帮法官起草意见。当过助理的人都对这段经历赞不绝口，私人部门雇主也经常给有过助理经历的应聘者提供巨额签约费。

这是我对法官助理职位的了解，这些信息都是千真万确的，但也非常肤浅，因为当助理的过程极其复杂。首先你必须决定想进哪一类法院：初审法院还是上诉法院。然后你要决定去哪个地区的法院。如果想去最高法院当助理，某些“喂食者”[在美国，联邦法官曾经的法官助理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一大来源。这些联邦法官或是与最高院大法官关系不错，或是在司法界享有盛誉，或是擅长培养杰出的法官助理，他们被称为“喂食者”。]法官可能会增加你的成功概率。但也可以预见，申请成为这些法官的助理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坚持要在“喂食者”法官手下做事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你赢了竞争，那就离进入国家最高法院的大门不远了，但如果你输了，那就连助理也当不了了。除了以上几点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会和这些法官密切合作。没有人想在一个穿黑袍的人的责骂中浪费一年时光。

没有数据库帮你分析，也没有权威来源告诉你哪些法官人好，哪些法官让助理去最高法院，哪一类工作——初审还是上诉——是你想做的。事实上，光是谈论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合适了。难道你会问一位教授他推荐给你的这个法官是不是一位友善的女士？实际上事情更加难办。

所以为了了解这些信息，你必须利用社交网络——学生群体、当过助理的朋友，以及少数愿意给出极其坦诚的建议的教授。当时在法学院，我学到利用社交网络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问。所以我也这么做了。蔡美儿教授告诉我，我不应该担心怎么给知名的喂食者法官当助理，因为那张工作经历证明对实现我的理想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不断争取直到她松口，同意给我推荐一位位高权重、和许多最高法院法官交往甚密的联邦法官。

我提交了所有材料——一份简历、一篇精心修饰过的写作样本、一封深深表达了我浓厚兴趣的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也许我那南方人特有的慢吞吞拉长调子的语气以及家庭归属感的欠缺，让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属于耶鲁法学院。或者我只是在随大流。不管为什么，我都要得到那证明我当过法官助理的一纸文书。

提交材料几天后，蔡教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告诉我我入围了。我激动得心一颤一颤。我知道我只要再面个试就能得到这份工作了。我也知道是因为她力荐我，我才得到了面试机会。

那时我才意识到真正的社会资产的价值。这份价值不在于教授打电话告诉法官必须让我去面试。在做这件事之前，她告诉我想跟我好好谈谈。她十分严肃地说：“我不认为你做这个是出于适当的理由，我猜你只是想得到工作证明，证明固然很好，但并不能帮你实现职业目标。如果你不想成为身居要职的最高法院诉讼律师，你就不应该太过在意这份工作。”

然后她告诉我给法官当助理有多困难。这位法官苛刻到了极点。他的助理一年来一天也不能休息。然后她从我的个人生活切入。她知道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也知道我爱她爱得疯狂。“这份法官助理的工作是会让你们分手的。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认为你应该首先考虑乌莎，做出真正适合你的职业选择。”

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我照做了。我告诉她撤回我的申请，我究竟能否得到这份工作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自己可能太自信了：我的成绩和简历很好，但并不惊艳。然而，由于蔡教授的建议，我没有做出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我没有和我后来的妻子千里相隔。最重要的是，这条建议让我接受自己在这个陌生地方的位置，让我明白自主规划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选择，把一个女孩看得比某个短视的抱负更重要也是正确的选择。在教授的帮助下，我得以坚持做自己，不随波逐流。

很难说这条建议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它其实一直在升值。但毫无疑问，这条建议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给我的选择按照重要性排序，也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我的社交网络中学到的，具体而言，是从一位乐于助人的教授那学到的。

我继续培育社会资产。有一段时间，我给大卫·佛伦（David Frum）的网站捐过款，他是一名记者和意见领袖，现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工作。当我准备签一家华盛顿的法律公司时，他建议我换另一家公司，他的两个在布什政府工作过的朋友最近刚做了那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其中一个朋友面试了我，并在我加入公司后成了我的一位重要导师。后来我在一个耶鲁会议上遇到他，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在布什政府任过职的老朋友（也是我崇拜的一位政坛人物），当时的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如果大卫没给我建议，我永远不会进这家公司，也不能有幸和我最崇拜的公众人物说上话（虽然只聊了不一会儿）。

我确实下决心想成为一名法官助理，但我没有盲目去做，而是终于认识到我想从这段经历中收获什么——我想为我尊敬的人工作，想尽可能地学习，还想和乌莎在一起。于是乌莎和我决定一起去当法官助理。我们来到了肯塔基北部，离我成长的地方不远。那段经历棒极了。我们非常喜爱我们的法官老板，甚至邀请他们主持我们的婚礼。

这只是说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例子。但是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这里列出了我初来耶鲁法学院时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在此列出。

·面试要穿西装。

·穿特别宽松的西服是不得体的。

·切黄油的刀不只是装饰性的（毕竟，要用黄油刀来切的东西用勺子或用食指挖着吃更好）。

·仿皮革和皮革不是同一种材料。

·鞋和鞋带应搭配。

·某些城市和州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去一所更好的大学不仅让你有面子，还能带来实惠。

·金融是一种人们从事的行业。

阿嬷总是非常厌恶对乡下人的偏见——人们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一群流着口水的蠢货。事实上也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让自己获得成功。不明白其他很多人做的事情通常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为此我在大学时失去了工作机会（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和卡其裤明显不是得体的面试装），后来在法学院，要不是每走一步都有人帮助我，我还会失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