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读法学院二年级的时候，我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实现理想。我暑假刚在参议院工作过，结交了一大帮新朋友，收获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满载而归。我当时有漂亮的女朋友，也对一家很好的法律公司的心仪工作几乎胜券在握。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孩子原本得不到如此这般成就，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我克服了出身的不利条件：药物成瘾的母亲和抛弃我的“父亲”们。现在我只遗憾阿嬷和阿公没能见证我的成功。

但是有迹象表明事情不会如我所愿，尤其在我和乌莎的关系上。当时我们约会了不过几个月，但她偶然打了个比方却恰好把我的性格形容得滴水不漏。她说，我就像个缩头乌龟。“每次一发生不好的事，即使是与别人貌似意见不同这样的小事，你也完全退缩了。你就像乌龟一样缩进自己的壳里。”

她说得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所以我决定避而远之。要是她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我可以朝她大吼大叫，但我觉得这样显得我脾气差。或者我可以选择退缩，离开她。我就是用这些大道理来安慰自己，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一想到和她起争执，我就心乱如麻，那些我以为没从家人身上继承的消极情绪其实在我身上表露无遗：紧张焦虑、伤心难过、恐惧万分。所有这些我都能感觉到，而且感觉十分强烈。

所以我试图逃跑，但乌莎不让我这么做。我多次想和她分手算了，但乌莎告诉我这么做太愚蠢了，除非是我不关心她了。所以我就朝她大吼大叫。我会做母亲做过的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然后我会内疚，害怕得无以复加，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母亲看作坏人，而现在我却像她一样。没有什么会比自己成为自己的心魔而更令人恐惧了。

法学院二年级的时候，乌莎和我去华盛顿参加几个法律公司的后续面试。一次我回到旅馆房间，沮丧地说着自己刚才表现得有多差，而那家公司又是我心仪的。乌莎试着安慰我，告诉我可能没我想象得那么糟，就算我没面试上，还有别的机会。我忍不住发火了。“别告诉我我做得很好，”我大叫，“你只是在为我的缺点找借口。要是我为失败找借口的话，我根本就来不了这里。”

我摔门而出，接下来几个小时都在华盛顿商业区的街道上度过。我想起母亲和鲍勃父亲大吵一架之后，就带着我和我的玩具小狗离家出走到米德尔敦的一家旅馆。我们在那待了几天，直到阿嬷劝母亲必须得回去像个大人一样面对问题。然后我又想到了母亲小时候，她和她母亲、姐姐从后门逃出去免得和她酗酒的父亲再吵一晚上。到我这已经是第三代人了，我还是继承了这种逃避问题的性格。

我到了福特剧院（Ford’s Theatre）附近，那里曾是威尔克斯·布斯（Wilkes Booth）刺杀林肯总统的地方。离剧院半个街区的一个角落有一家出售林肯纪念品的商店。店里一个巨大的林肯充气娃娃咧着大嘴笑迎过往的行人。而在我看来这个充气林肯在嘲笑我。他到底在笑什么？我想。林肯天生忧郁，就算他在什么地方笑了的话，也一定不会和他遇刺之地近在咫尺。

我转过街角，走了几步后发现乌莎坐在福特剧院的台阶上。原来她追我出来了，因为担心我一个人会出事。我觉得自己遇到了困难——那就是我必须直面那让我家几代人伤害了他们所爱之人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我真诚地向乌莎道歉，希望她把我臭骂一顿，告诉我我所做的一切短时间内难以弥补，让我知道自己有多么可怕。

真诚的道歉意味着投降，而有人投降了的话，你就可以给他们致命一击了。但乌莎对此毫无兴趣。她流着泪平静地告诉我逃跑永远都不是办法，跟我说她很担心，让我必须学会如何跟她沟通。然后她抱了抱我，说她接受我的道歉并很高兴看到我安然无恙。这件事就结束了。

乌莎并没有在生活艰难的乡下待过，所以并不知道怎么吵架打斗。我一次去她家过感恩节的时候，很惊讶他们家竟是一团和气。乌莎的母亲没有在背后说她父亲的坏话，亲朋好友也没有满嘴谎话或背后伤人，姑嫂之间也和和睦睦的。

乌莎的父母看起来是真心敬爱他们的母亲，谈起手足的时候语气也是充满关爱。我向她父亲问起一个关系较疏的亲戚，期望听到他抱怨那个人的性格缺陷。但我却听到了同情，还有一点悲伤，这让我学到了人生一课。他说：“我仍定期去拜访他，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不能因为家人看起来对你冷冷的你就抛弃他们。你一定要努力亲近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

我试着去做心理咨询，但我觉得太尴尬了。跟某个陌生人说自己的感受，这让我反胃。不过我确实去图书馆找资料看了，发现我认为是普遍的行为却是学术界钻研的问题。心理学家把我和琳赛的日常生活叫作“童年不幸经历”，简称ACE。ACE是童年创伤，其后果可能影响成年生活。创伤不一定是身体上的。以下事件或感觉是一些常见的ACE：

·被父母责骂、侮辱或羞辱。

·被推搡、抓，或被扔了什么东西。

·感到家人之间不支持彼此。

·父母分居或离异。

·和酗酒或吸毒的人生活在一起。

·和抑郁或有自杀企图的人生活在一起。

·目睹所爱之人被虐待。

ACE无处不在，每个群体中都有。但研究表明ACE在我们那更加普遍。威斯康星儿童信托基金（Wisconsin Children’s Trust Fund）的报告表明，在那些获得大学学历及以上的人（非工人阶级）中，有过ACE的人不到一半。而在工人阶级中，超过半数至少有一次ACE，约40%有过多次ACE。这些数据真的很惊人，每十个工人阶级的人中就有4个小时候经历过多次精神创伤。而这一比例在非工人阶级中仅为29%。

我曾让莉姨、丹叔、琳赛和乌莎做了一个心理学家用来计算一个人有过多少ACE的测试。莉姨得了7分，甚至比我和琳赛都高，我俩都是6分。丹叔和乌莎两人的家庭几乎没经历什么磨难，他们都得了0分。有些人一次童年创伤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

有过多次ACE的孩子更可能为焦虑和抑郁所折磨，罹患心脏病、肥胖症，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学校里表现得比别人差，成年后情感关系也不稳定。对孩子滥发脾气也会降低孩子的安全感，影响其今后的心理健康并引发行为问题。

哈佛教育家已经研究了童年创伤对心理的影响。研究者发现，除了对今后健康有消极影响外，持续的压力能够改变儿童大脑的化学成分。毕竟压力是由生理反应产生的，通常是因为在某种刺激下，肾上腺素等其他激素充斥全身。在学校里我们学过，由肾上腺素引起的经典反应叫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有时候这种反应能使普通人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气，比如母亲为救被重物压着的孩子而奇迹般地搬开重物，手无寸铁的老妇为救丈夫竟能赤手空拳打退猛狮。

不幸的是，战斗或逃跑反应一旦频繁出现就会极其有害。纳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博士说，这种反应非常有用：“如果你是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熊的话。但问题是如果熊每天晚上都从笼子里出来怎么办。”而哈佛研究人员表明，面临压力时，大脑中应对高度紧张的情况的区域就会被激活。“童年早期的巨大压力，”他们写道，“导致对生理压力反应过激或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处理压力和冲突的那部分大脑区域一直处于激活状态，开关永远开着。我们动不动就准备战斗或逃跑，因为我们时刻都面临熊的威胁，这里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亲，也可能指精神错乱的母亲。面对冲突，我们绷紧了大脑里的弦，而这弦一直紧绷着，即使没有冲突的时候也依然紧绷。

冲突不是带来童年压力的唯一因素。用几乎任何一种方式衡量，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经历的不稳定性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见所未见的。譬如，我母亲的情人层出不穷来了又去像旋转门里走出的人一样。没有哪个别的国家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法国，孩子接触到三个或以上母亲伴侣的概率是0.5%，也就是二百分之一。这一比例第二高的是在瑞典，为2.6%，约1/40。而在美国，比例为8.2%，约1/12，高得惊人，而且在工人阶级中比例还要高。

最令人难过的是，家庭混乱等关系不稳定现象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如社会学家保拉·福恩比（Paula Fornby）和安德鲁·谢林（Andrew Cherlin）发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在成长发育方面，经历过多次家庭结构变更的儿童可能比生活在稳定的双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甚至也可能比生活在稳定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

对许多孩子来说，第一反应是逃跑，但如果是跌跌撞撞地跑向出口，通常会走错路。这就是为什么我阿姨被迫在16岁时嫁给一个家暴的丈夫；我那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母亲却尚未成年便有了孩子，离了婚，而且在大学里一个学分也没拿到。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混乱引发混乱，不稳定导致不稳定。这就是美国乡下人的家庭生活，欢迎你们来体验。

对我来说，理解自己的过去并认识到自己并非在劫难逃给了我与年少时的噩运抗争的希望和勇气。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最佳解决之道确实是向通情达理的人倾诉。我问莉姨她是否遭遇了类似的关系体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我时刻准备着与丹吵架。有时候我甚至还没等他说完就做好大吵一架的准备，就是摆出打架的姿势。”我十分震惊。莉姨和丹的婚姻是我所见过的最成功的。即使过去了20年，他们仍然像刚约会时那样亲密。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整天精神紧绷时，他们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琳赛告诉了我同样的经历。“当我与凯文吵架的时候，我会臭骂他，跟他说他想走的话就走好了。他每次都问：‘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像跟仇人吵架一样跟我吵架？’”这是因为，在我们家，通常难以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后来她也意识到自己不用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所以16年过去了，琳赛的婚姻仍然无恙。

我思考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经历，思考了那些在家18年中我认识到的情感触发点。我想到自己从不相信道歉，因为觉得道歉是为了让我放松戒备。10多年前，正是因为那句“对不起”，我才上了母亲的车，而后来发生的事却是灾难性的。我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把言语当成武器，因为从前我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做的，我这样是为了生存。每场争吵都是战争，你总不可能让自己输吧。

我不是一夜之间就摒弃了这些恶习。我一直在与冲突抗争，与那些有时似乎要令我屈服的统计概率做斗争。有时容易些，因为根据那些统计概率，我应该在坐牢或者有了第四个私生子。而有时很困难，冲突和家庭破裂像是我难以摆脱的命运。最糟的时候，我让自己相信已经无路可逃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与那些心魔抗争，我也必须像继承我的蓝眼睛棕色头发一样把它们也一并继承。

痛苦的是我必须在乌莎的帮助下才能克服。即使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也如同一颗延时炸弹，我可以被拆除，但拆弹者必须要有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手法。所以不仅是我自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乌莎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我。把两个我放进同一个房间一定会产生核变。难怪我们家那些婚姻成功的人，莉姨、琳赛、盖尔表姐，她们都是和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人结的婚。

意识到这一点严重打击了我的自我感觉。在我脑海中，我比过去的自己要好很多。我很坚强。我很快离开了乡下，参加海军陆战队为国家服务，我在俄亥俄州表现优异，并成功考上了全国顶尖的法学院。我没有心魔，没有性格缺陷，没有心理问题。但那些都不是真的。全世界我最想要的是一个快乐的伴侣和一个幸福的家，但这需要我对此一直给予关注。

我的自我形象是苦大仇深戴上了自命不凡的面具。到法学院二年级的前几周，我和母亲已经好几个月没说话了，这比以往都长。我意识到我对母亲所怀有的一切情感——爱、怜悯、原谅、生气、怨恨等等百感交集，但从来没有过同情。我从来没有试着理解我的母亲。唯一一次我认为自己最理解她的时候，我却认为她有某种可怕的基因缺陷，希望没有遗传到我身上。而当我越来越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时，我才尝试去理解她。

吉米舅舅告诉我，很久以前，他偶然听到阿嬷和阿公的一次对话。母亲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他俩的救济。他俩已经接济她好几次了，每次也总是说一堆大道理。他们告诉她，她必须要管理收支，并让她照着他们制定的理财计划做。要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她必须照计划做。二老坐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公把头埋在自己的手中，做了一件吉米舅舅从没见过他做的事：他啜泣着。“我没教好她，”他哭着说，一直重复，“我没教好她，我没教好她，我没把我的宝贝女儿教好。”

阿公少见的崩溃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提给我这样的乡下人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无论好坏，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和家庭背景以及父母没教好造成的？母亲沦落至此多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指责并报以同情？

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吉米舅舅本能地认为母亲堕落不是阿公的错。“他没有教坏她。无论在她发生了什么，都是她自己的错。”莉姨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谁能说她不对呢？她只比母亲小19个月，经历了阿嬷和阿公最糟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才慢慢变好。如果她能改邪归正，那母亲也应该可以。琳赛有一点同情的心理，认为是我们的命运给我们带来祸患，母亲也命该如此。但琳赛也说，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不能再找借口了。

我的观点不是绝对的。无论母亲的父母在我人生中多么重要，他们长期争吵和酗酒问题肯定给她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我母亲和莉姨还是孩子时，父母吵架对她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莉姨会求她父母冷静下来，或招惹她父亲好给母亲解围。而我母亲会藏起来，或逃跑，或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耳朵。她不像她哥哥姐姐那样处理得那么好。可以说在万斯家族里，母亲是输家，是那个像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应该堕落的人。甚至还可以说我们家也算很幸运了，因为只产生了一个输家。

我可以确定的是母亲不是坏人，她爱琳赛和我。她尽力试着成为一个好母亲。有时她成功了，但有时她失败了。她试着在爱情和工作中找到幸福，但是她听从了太多她脑海中错误的声音。但母亲自己仍然应承担大部分责任。没有人的童年能够确保他/她一生都在道德上无虞，对琳赛不是，对莉姨不是，对我不是，当然对母亲也不是。

我一生中，没有人像母亲那样给我那么强烈的触动，连阿嬷也不能。小时候我爱极了她，一次一个幼儿园同学取笑她的雨伞，我就一拳打上了他的脸。当我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屈服于毒瘾，我又恨极了她，有时希望她服药过量然后永远离开我和琳赛。当她又一次失恋躺在床上哭泣的时候，我火冒三丈竟产生了杀人的冲动。

在法学院的学习快结束的时候，琳赛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又对一种新的毒品海洛因上了瘾，并决定再次尝试戒毒。我不知道母亲已经戒了多少次了，不知道她因为过量服用某种药物而多少个晚上在医院病床上昏迷。所以对此我本应感到习以为常，但听到海洛因我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就像听说肯塔基赛马会给赛马都服用违禁药物一样痛心。我得知母亲迷上海洛因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心情阴云密布。也许我真的对她失去希望了。

当时母亲给我的触动不是让我对她产生恨，或爱，或愤怒，而是害怕。害怕她安全不保，害怕琳赛不得不再次面对母亲的毒瘾问题而我远在几百英里以外帮不上忙。最害怕的是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件糟心事。还有几个月就要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了，我应该觉得自己站在世界之巅。但我发现自己仍在纠结于过去一直在纠结的事：我们这样的人能否真正改变。

乌莎和我毕业的时候，18个人看着我走过舞台，其中包括丹妮丝和盖尔，她们分别是阿嬷的兄弟大卫舅姥爷和佩特舅姥爷的女儿。乌莎的父母和叔叔是非常棒的人，比我的亲戚文雅多了，他们也来看乌莎毕业。这是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守规矩。（虽然在博物馆里丹妮丝评论现代“艺术”时有些出言不慎！）

像以前一样，那次母亲与毒瘾的较量再次以不彻底的停战而告终。她没能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那段时间她没有再吸毒，我已经很欣慰了。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我们毕业典礼上致辞，她说，不确定我们想做什么没关系。表面上她谈的是我们的职业选择，但对我来说有着更广泛的意义。我在耶鲁已经学到了很多法学知识，但我也了解到新的环境总会对我来说有些陌生，明白作为一个乡下人意味着有时候会把感情当做一场战争。人际关系是我毕业的时候最难把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