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死者起名叫弗雷迪。

他二十一岁，六英尺二英寸高，一百八十磅重，死于心脏扩大。实验室对其更病态的称呼是“死者弗雷迪”。在明尼苏达大学，所有医学生都会为尸体起名。教授说这样能给予死者个性化的身份，为不体面的死亡、不体面的科学过程赋予尊严。这是人们捐出遗体以供研究时设想的情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说有笑，为名字集思广益，每年至少有一组人很懒，戏称你为“掘墓人”，然后就不改了。奇怪的是，命名“弗雷迪”后，在裘德看来，这具尸体显得不那么沉重了。这不是他的本名。他在生存和死亡时成了完全不同的人，除了表格上的细节以外，他们对他的其他事一无所知。他的人生几乎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现在，在地下室的实验室台面上，他或许过上了一种更有趣的生活。

在能忍受气味后，裘德喜欢上了和尸体一起工作。她不必透过开玩笑来掩饰不自在。她看着尸体从不会感到恶心。课堂令她昏昏欲睡，但在实验室里，她总是精神饱满；每当教授请人操刀，她总会自告奋勇，第一个抓起手术刀。人们栖居在自己的身体里，但对身体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你永远无法了解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也没有人能了解，除非等你死了。她深深着迷于解剖的奥秘和挑战。你要找出难以寻觅的细微神经。这几乎像一场迷你的寻宝游戏。

“好恶心，宝贝。”里斯说。她回家时带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总让他避之不及。他让她洗完澡才能亲他，他不想让裘德用刚摸过尸体的手摸他。他一直都很感性，至少她这么认为。直到有一天下午，妈妈打电话来，说外婆去世了。她站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电话贴在脸上。那个学期，她在做助教，得到了一间她很少使用的办公室。她只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里斯和妈妈，以免有什么紧急情况。妈妈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知道只有一件事会让她打到这里来。

“你知道外婆生病了。”妈妈说。她试图安慰裘德，或减轻她的震惊。

“我知道，”裘德说，“但是……”

“死得很安详。她笑着和我说话，一直到离开。”

“你还好吗，妈妈？”

“哦，你知道我的。”

“所以我才问。”

妈妈笑了一下。“我没事，”她说，“那个，葬礼是这周五。就跟你说一声。我知道你在学校很忙……”

“周五？”裘德说，“我飞回去……”

“别，你那么远回来也没用……”

“外婆死了，”裘德说，“我得回去。”

妈妈没再劝阻她。裘德松了口气。妈妈通知她外婆过世的消息，仿佛觉得在给她添麻烦。在妈妈看来，她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连外婆去世这种事都不能打扰她？挂断电话，裘德来到走廊。学生们吵吵闹闹地经过，一个生物系的朋友走进休息室前朝她挥了挥手中的咖啡，一个留着橙色乱发的女孩在公告板贴上绿色的示威活动海报。这就是关于死亡的事，只有细节让人难受。普遍意义的死亡构成了背景噪音。她就这么站在死亡的沉默之中。

巴里上次打电话时说，西好莱坞就像一座墓园，每天都有人行将就木。

有一些你认识的人，比如贾里德——“海市蜃楼”的那个倒酒慷慨的金发酒保，他总会一边抛媚眼，一边把金酒倒进你杯子里，仿佛他对你特别好，仿佛对别人绝不会这么慷慨。他的追思会在鹰岩举办。还有里卡多（人称伊西卡）这样的前任或敌人，玩球的女王，巴里总是他的手下败将，虽然他不愿承认。他要求死后火化，巴里站在曼哈顿比奇的海边，看着他被撒入大海。然后是你爱的人。路易斯刚被送进好撒玛利亚人医院，裘德打电话时，他一直在说，一位护士告诉他鲍比·肯尼迪死在了那儿。

“你能相信吗？”他说，“好家伙，一位总统死在了这里。”

她没有勇气告诉他，鲍比·肯尼迪从未当过总统。他在竞选期间去世，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没那么年轻，”她之后打电话给巴里时，后者说道，“都四十多了。”

“那还不年轻？”她说。

他不置可否，她后悔说了这些话。

裘德会在周末参加活动人士举办的激昂会议，他们组织请愿、信访和游行示威，致力于改变政府的冷漠态度。她加入了一个学生团体，帮忙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分发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她会拜访没有家人的病患，给他们带去杂志和扑克牌。她持续思考死亡，但外婆去世的那个下午，她却发现自己无法触碰那具尸体。这太傻了，但她甚至无法直视他。裘德满脑子都是外婆躺在某个地方的台面，了无生息的样子。外婆绝不会捐出遗体用作研究。她一定不喜欢陌生人触碰她的身体，何况，她还是天主教徒，相信火葬是一种罪过。她的身体将在审判日复活，她需要保持原状。

“把我装在一只旧松木箱子里，埋在后院就好。”外婆这么说过。那是几年前，她刚意识到自己病了的时候。她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时起时落。

那一年，裘德读遍了所有她能找到的有关阿尔兹海默病的书。她拼命研究这种疾病，仿佛弄懂它，就能让事情迎来转机。当然不可能。她只是一年级的新生，而且她的目标是成为心血管病医生。心脏是肌肉，她了解心脏。大脑则让她困惑。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医学图书馆借来了很多书，努力钻研。在外婆的大脑内部，蛋白质碎片硬化成了神经细胞间的斑块。脑组织萎缩，海马体中的细胞退化。最终，随着疾病扩散至大脑皮层，外婆将失去日常的自理能力。她会失去判断力，无法控制情绪和语言。她将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认人，不能掌控身体机能。她会失去记忆，她会迷失掉自我。

“别把钱浪费在我身上，”她外婆说，“反正我也看不到。”

她不在乎穿什么寿衣，墓碑上刻什么经文，或用什么花装饰坟墓。但火化不行，绝对不行。这一点她坚决不退让。裘德虽不理解，但也从未劝她改主意。既然上帝能重组腐烂的尸体，为何不能让灰烬复活？但她也不愿想这个画面，外婆被烧成灰烬，骨头和皮肤的碎片在骨灰盒中飞扬。她提早离开了实验室。

回到家，里斯在炉子上搅拌着汤。他光着膀子，光着脚，穿一条牛仔裤。这些天，他总喜欢光着膀子。你会以为他们住在迈阿密的棚屋里，而非冰冷的北方。

“你会得肺炎的。”她说。

他笑着耸了耸肩。“我刚洗完澡。”

他头发还湿着，肩上点缀着细小的水珠。她环抱他的腰，亲吻其潮湿的后背。

“我外婆死了。”她说。

“天哪。”他转过身，“我很抱歉，宝贝。”

“没事，”她说，“她病了很久……”

“但是，你还好吗？你妈妈还好吗？”

“她没事。大家都没事。葬礼在这周五，我想飞回去。”

“当然，要回去。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法想，我甚至不能看那具尸体。是不是很傻？我是说，我知道那是一具从前的尸体。但今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在说什么？”他说，“今天当然不一样。”

“我跟她其实没那么亲。”

“不重要，”他抱住她，“亲人就是亲人。”

那天下午，伯班克化妆拖车里的电话响了七次，美发师从挂钩上拿起电话，推给坐在椅子上的金发女郎。“我可不是你的私人秘书。”他大声耳语道。他不懂这位艺人怎么这么不尊重他的时间，怎么总是迟到，怎么不告诉纠缠她的男友，告诉那个不停打电话的人，稍后再来打扰。她说她不知道会有人打来，但还是接起了电话，发型刚处理一半。几十年后，每当她在网上看到《太平洋湾》的模糊片段时，这发型仍令她不忍直视。

“喂？”她说。

“我是裘德。”电话里说，“你外婆死了。”

傻傻的肯尼迪最先想到的是奶奶，奶奶早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你”字让她犯了傻，她没说“我们的外婆”。她的外婆，她从未谋面的外婆，再也不会谋面了，死了。她靠在柜台上，遮住了眼睛。

“上帝啊。”她说。

发型师感受到了悲剧的气息，默默走了出去。终于只剩下她自己，肯尼迪拿起一包烟。她一直在努力戒烟。她妈妈终于戒掉了，现在总劝她也戒了。有时她下决心一鼓作气，扔掉了所有香烟。但之后，她总会在抽屉里，或在汽车杂物箱里发现几根，那是她为了防止自己无烟可抽时放下的。她觉得自己像个瘾君子。只有戒烟时，她才感觉到烟瘾的存在。但晚点戒也无妨吧。她外婆死了。她有权抽根烟，不是吗？

“你真该改改你报丧的态度。”肯尼迪说。

电话另一端，她想象着裘德在笑。

“对不起，”裘德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

“你妈妈还好吗？”

“还好吧，我想。”

“上帝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不用说什么，她也是你外婆。”

“不一样，”肯尼迪说，“我没像你一样跟着她长大。”

“好吧，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知道。”

“是，”她说，“明白。”

“你会告诉你妈妈吗？”

肯尼迪笑了。“我什么也没告诉过她吧？”

例如，她没告诉妈妈她还会和裘德通话。虽然算不上频繁，但联络也不少。有时，肯尼迪打电话给裘德，在答录机上留言。她每次都说：“嘿，裘德”，因为她知道这让她抓狂。有时，裘德也会先打来电话。她们的对话总是这样：吞吞吐吐，相互吐槽，然后才亲近起来。她们从不会聊个没完，也不会安排见面。有时，通话过程似乎无比敷衍，就像为另一个人把脉，手指放在对方的手腕上几分钟，然后松开。

她们没告诉各自的妈妈两人通话的事。她们会保守秘密，一直到双胞胎走完各自的人生。

“说不定你妈妈会想知道。”裘德说。

“相信我，她不想知道。”肯尼迪说，“你没我了解她。”

秘密是她们之间的唯一语言。肯尼迪的妈妈通过谎言表达她的爱，肯尼迪也有样学样。她再没提过葬礼上的双胞胎照片，尽管她收好了那张褪色照片，尽管她会在外婆去世那晚拿出来端详一番，而无人知晓。

“我一点也不了解她。”裘德说。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裘德让里斯和她一起回家。

她抚过他浓密的眉毛，抚过他许久未刮的胡须，她开始叫他伐木工。他一直在不停变化——下巴的线条更锐利了，肌肉更紧实了，胳膊上的汗毛越来越浓密。他每次走过地毯，都会吓她一跳。他甚至闻起来也不一样了。自从两人分手以来（她搬往明尼苏达州之前），她注意到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当时他不想离开洛杉矶，不想像个摆脱不了的重担，跟随她去中西部。他对她说，她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比他强得多。

整个春天，他们都在慢慢分手，每次分开一点点。他们总因小事争吵，然后和好，做爱，循环往复。有两次，她差点搬去巴里家。她对自己说，如果迟早要分，不如现在就分，但每一次。她还是会在里斯的床上入睡。她在任何别的地方都睡不着。

那年的初雪来得比她预期的早，万圣节那天，细小的雪花从天而降。她透过慕斯塔楼的窗户向外张望，学生们穿着校服匆匆来去。她想到她的牛仔，想到他在那个拥挤的派对里坐在沙发上的样子，再次努力忍住泪水。那晚，他出现在她公寓门外，背着帆布包，黑色针织帽上落着雪花。

“天杀的，”他说，“我有时候真是蠢得要死，你知道吗？”

她在大学结识的一位黑人内分泌医师同意给里斯开睾酮。为了负担这个药，他们每个月都过得捉襟见肘。但谢拉医生说，那些街头药物会损坏他的肝脏。她直言不讳，也和蔼可亲，她写处方时对里斯说，他让她想起她儿子。

现在，裘德躺在他身边，吻了吻他的眼睑。

“你怎么想？”她问。

“真的？”他说，“你想我去？”

“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回去。”

她十八岁就爱上了他。三年来，她从没和他分开过一个晚上。在纽约肮脏的旅馆房间里，她慢慢解开他的绷带，屏住呼吸，让冷空气亲吻他的新皮肤。

阿尔兹海默病是遗传疾病，这意味着德西蕾也要时刻担忧自己患上这种病。她会开始玩填字游戏，她在一本女性杂志上读到，动脑解谜可防止记忆衰退。

她告诉女儿：“你得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自己的大脑。”

女儿没有勇气告诉她大脑其实不是肌肉。在她想象史黛拉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活着的时候，她已经开始遗忘，而裘德尽了最大努力帮她寻找线索。

裘德·温斯顿的家乡从来不是一座小镇，如今，那个地名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它看上去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厄尔利在拉菲特接到他们时，他的皮卡车让她吃了一惊，她本以为还会见到那辆埃尔卡米诺。“那辆车的岁数比你都大，”厄尔利笑道，“只能当废铁卖了。”他穿着炼油厂的工作服，这也让她吃了一惊，厄尔利居然穿起了工作服。他握了握里斯的手，把她搂进怀里，亲吻了她的额头。他的胡碴像记忆中一样扎人。

“看看你，”他说，“都长大了，简直不敢相信。”

他看上去还是很壮，但头发已经斑白，银丝也蔓延到了络腮胡上。她调侃他时，他笑起来，摸了摸下巴。“我得刮了它，”他说，“搞得像个圣诞老人，还不如娃娃脸呢。”

“妈妈还好吗？”她说。

他擦了把额头，戴好棒球帽。

“哦，她没事。”他说，“你知道你妈妈，她很坚强。她会撑过去的。”

“我如果在就好了。”她说。但她不确定是否发自真心。在外婆身边，她从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她想陪着妈妈，她不该独自面对这一切。外婆临终时，应该有两个女人给她安慰，一边一个，一人握着她一只手。

“没事的，”厄尔利说，“你也没什么能做的。现在你回来，我们都很开心。”

她捏了捏里斯的大腿，他也捏了捏她的。他望着窗外，嘴唇微张。她知道他想念这个，不是日光浴的海滩，不是寒冷的城市人行道，而是平坦的棕色旷野，绵延不绝的林地。白色的纵排房子出现了，和记忆中一模一样，但外婆不会坐在门廊迎接他们了，一念及此，那房子又显得有些异样。她的死亡一浪一浪打来——不是洪水的大浪，是扫过脚踝的浅浪。

两英寸深的水也能淹没你。也许哀恸正是如此。

裘德整晚都在帮妈妈准备葬礼的膳食。厄尔利和里斯去殡仪馆敲定最后的安排。她透过厨房的窗户，看着两个男人钻进皮卡车，不知道他们能聊些什么。

“你们过得还幸福吗？”她妈妈问，“他对你好吗？”

德西蕾问她的时候并没有看她，弯腰从烤箱里拉出山药托盘。

“他爱我。”裘德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是两码事。你以为你永远不会伤害你爱的人吗？”

裘德正在切芹菜丁做土豆沙拉，她感觉到了熟悉的愧疚感。有四年时间，她知道了史黛拉的事，却什么也没说。她从没想过史黛拉会自己现身，也没想过那天早上妈妈会声泪俱下地打来电话，控诉她撒谎。她一再道歉，即使妈妈答应原谅她，她也知道她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妈妈眼中，她长大了，不再是她的女儿，而成了一个有自己秘密的独立而完整的女人。

“你觉得呢？”她停下来，把芹菜刮到碗里，“你觉得爸爸爱过你吗？”

“我觉得每个伤害过我的人都爱过我。”她妈妈说。

“你觉得他爱过我吗？”

妈妈抚摸她的脸。“爱过的，”她说，“但我没法等在那里。”

葬礼的早晨，裘德在外婆的床上醒来，因为妈妈说，在她家，两个没结婚的人不能睡一张床。她还在旁敲侧击，如果这种明摆的催婚也算旁敲侧击的话。她不知道其实裘德和里斯谈过一两次结婚的事。他们结不了婚，除非里斯能拿到一份新的出生证明，但他们还是谈过这件事，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式的谈论，心怀憧憬。她妈妈以为他们是时髦的知识分子，认为婚姻太老土。这么想总比让她觉得他们过于浪漫要好。

裘德把干净的床上用品拿到她的旧卧室，帮里斯整理了床铺，她甚至没指出在法律和教会眼中，妈妈和厄尔利也没结婚。她一直到天亮才入睡。她傻乎乎地想着自己能否感觉到外婆的存在。但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更让她难过。

她在走廊上转过身扎头发，里斯帮她拉上黑色礼服的拉链。

“昨晚你不在，”她说，“我几乎没睡。”

他亲吻她的后颈。他穿着他的黑色西装。她妈妈请他帮忙抬棺材。昨晚她刷牙时听到两人在厨房说话。妈妈对里斯说，不管办没办婚礼，她都把他当儿子看待，但她希望他至少别让她永远当不了外婆。

“我不是说必须现在，”她妈妈说，“我知道你俩都忙。但希望有那么一天，仅此而已。在我老得哪都去不了之前。你会是个好爸爸，你不觉得吗？”

他沉默了片刻。“希望如此。”他说。

阿黛尔·维涅临终前给德西蕾讲了一些她童年的故事，故事栩栩如生，德西蕾怀疑母亲把肥皂剧情节当成了她的经历。她讨厌的一个女同学曾试图把她推入井中。她的兄弟们会穿着全黑的衣服去偷煤。一个穷苦的男孩送给她康乃馨胸花，带她参加高年级舞会。她会在电视机前说出这些奇闻轶事，而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那看她的肥皂剧。对她而言，那些剧集堪称完美。故事每天都在缓慢推进，但一周过去，又基本没什么变化，每个角色还和上周一模一样。

母亲第一次叫她“史黛拉”时，德西蕾刚扶她坐下。她去沙发垫上找遥控器，突然停下。

“什么？”她说，“你叫我什么？”她过于诧异，甚至喷出了口水，“是我，妈妈，德西蕾。”

“当然，”她母亲说，“我就是说你。”

母亲似乎为口误感到不好意思，似乎只觉得有些失礼。布伦纳医生说不要纠正她。她说的就是她相信的，纠正她只会激怒她，或让她困惑。一般情况下，德西蕾都不会纠正她。比如她母亲把厄尔利叫作“莱昂”的时候，或忘记某个寻常物品（煎锅、钢笔、椅子）的称呼的时候。但母亲怎么能忘了她？忘了这个二十年来和她同住的女儿？这个给她做饭、扶她进浴缸、慢慢喂她服药的女儿。布伦纳医生说，这个病就是这样。

“他们会记得很久远的事，”他说，“没人知道原因。就像日子在往回过。”

往回过的故事是这样的：现在及其沉闷的后撤，一次次的看医生，吃不完的药，让她眼中闪光的陌生人，她永远看不懂的电视节目，照看她的女儿。每次她从椅子上起身，每次她要去任何地方，德西蕾都要跟着起来。她发现自己身在最陌生的地方。她出去散步，在田野里睡几个小时，直到女儿哭着用毯子包起她，带她回家。或许她成了婴儿，女儿成了妈妈，或姐姐。阿黛尔每次看德西蕾，后者的脸都会切换一次。过去是两个人，也许现在还是两个人，也许每次阿黛尔闭上眼，都会出现一个新人。她只记得其中一个的名字——史黛拉。她星光熠熠[史黛拉“Estella”源自拉丁语，意为“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

“你去哪儿了，史黛拉？”她有一次问道。

此时已经接近尾声，或者说接近开始。她正等待莱昂从商店回家，他答应给她带水仙花。史黛拉坐在她身边，在她手上涂着乳液。

“哪儿也没去，妈妈。”她说。她不会看向她。“我一直在这儿。”

“你去了，”阿黛尔说，“你去了什么地方……”

但她想不起是哪里。史黛拉和她一起爬上床，让她的胳膊搂着自己。

“没有，”她说，“我没离开过。”

人们会说德西蕾·维涅放弃和离开了马拉德，仿佛她的离开很意外似的。但她刚回来时，没人相信她能待一年以上，但她待了近二十年。然后她母亲走了，她终于受够了，决定离开。也许失去双亲后，她已经没法生活在童年的房子里，尽管其父母的最后时刻有天壤之别。她父亲死于医院，临死还盯着杀他的凶手。她母亲只是睡了过去，再未醒来。她可能还在做着梦吧。

但除了被回忆驱赶以外，她也在畅想未来。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抬头往前看。因此，埋葬了母亲后，她卖掉房子，和厄尔利搬往了休斯敦。他在康菲炼油厂找了份工作，她入职了一家呼叫中心。她已经三十年没坐过办公室了。上班的第一个早晨，在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她想着要说的脚本，拿电话的手都在发抖。但她的上司，一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女郎，说她做得很好。这赞扬让她不好意思，她低头盯着办公桌。

“不知道，”她对女儿说，“只是觉得该往前看了。”

“但你喜欢那里吗？”

“这里不太一样，交通、噪音、到处都是人。你知道的，我很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

“我知道，妈妈。但你喜欢吗？”

“有时候我想，我应该早点离开故乡。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本可以像史黛拉一样，过上精彩的生活。”

“我很高兴你跟她不一样，”她的女儿说，“很高兴我身边的人是你。”

她每天早上在呼叫中心坐下，看着列表上的号码，逐一拨打电话。上班首日，年轻上司告诉她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你必须忍受客户的拒绝，挂电话，甚至劈头盖脸的辱骂。

“不会比有人当着我面骂得更难听。”她说。主管笑了。她喜欢德西蕾，所有年轻女孩都喜欢她，她们叫她“德妈”。

第一个星期结束，她终于记住了脚本。她一直在默默背诵，不管是坐在办公室外的长椅上，还是等厄尔利接她的时候。您好某某某，永远不要让人觉得这是不分对象的推销，我是德西蕾·维涅，来自休斯敦皇家旅行社。我们现在有一项季节性促销——我们将在达拉斯-沃思堡-阿灵顿都会区送出三天两夜的酒店住宿。您肯定觉得这是什么套路，对吧？她总会在这里停一下，笑一笑，既让听者感觉亲切，也给他们挂电话的机会。但很多人都会听她说下去，她觉得很惊讶。

“你声音很甜。”有一次，厄尔利隔着门廊，笑着对她说。

但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很寂寞。有时，她想过打匿名电话给史黛拉。她能认出她的声音吗？她的声音还像史黛拉自己的声音吗？史黛拉会不会很寂寞，让她一直说下去，只为了隔着电话线听另一个人说话？

阿黛尔·维涅被埋在圣保罗公墓的黑人区一侧。没人指望会有任何不同，一直都是如此，白人埋北边，黑人葬南边。没有人抱怨，直到有一年，公墓的所有者、白人教堂的圣体牧师为“追思节”清理了墓碑，但只清理了北边的。马拉德举行了示威抗议，执事不想惹是生非，于是派了两名满腹怨言的祭坛男孩，提溜着四处乱溅的水桶，擦洗了黑人区一侧的墓碑。妈妈讲给裘德听时，她几乎笑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废除墓地隔离制度，只是清洗两边的墓碑。一场强飓风袭来，墓地就可能被淹，旧棺材就会裂开，冲进脏水。掘墓人会在泥地里搜寻金表和钻戒，惊叹于自己的好运气，他们会踩过一摞摞尸骨，不分黑白。

在墓地，她看着里斯抬起外婆。厄尔利在另一边，后面跟着另外四位抬棺者。牧师在空地对面为死者祈福，手在空中划出十字，然后外婆就被放至墓穴中。她抚摸妈妈的背，希望她不要转过脸来。她不能直视妈妈的脸，此刻不能。葬礼期间，她一直握着她的手，想象另一个女人坐在那张教堂椅上，史黛拉提着一串念珠，和姐姐一同默哀。

镇上的人聚在阿黛尔·维涅的房子里参加丧宴，他们等着一睹那个从马拉德出走的女儿的风采。她妈妈说她进了医学院。一半人都等着她穿白大褂现身，剩下的半信半疑，觉得德西蕾·维涅在吹牛。那个黑姑娘怎么可能做到德西蕾说的那些事？

但他们没在死者家里看见她。她牵着男友的手，从后门溜了出去，他们穿过树林朝河边跑去。太阳徐徐落下，天空染成橘黄色。里斯一把脱掉了背心，太阳温暖着他的胸膛，那里还是更白一些。时间久了，他的疤痕终将消失，皮肤也会渐渐变黑。到那时，再看着他，她会忘记有过一段他不肯与她赤膊相见的时期。

他脱下她的丧服，在一块岩石上叠好，然后，两人尖叫着涉入河中，任由冰冷的河水漫至大腿。和所有河一样，这条河也记住了它的流向。他们漂在浓郁的林荫下，乞求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