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八一年，马拉德已不复存在，至少已不再被称为马拉德。

那座小镇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座镇子。州政府官员认为它是一座村庄，美国地质调查局称之为居民点。尽管居民可能自己划出了边界，但当地并不存在法定边界。因此，在一九八零年人口普查后，当地的教区重新划定了城镇边界，一夜之间，马拉德的居民发现他们被划归了帕尔梅托。到一九八六年，马拉德已从该地区的所有公交地图上消失。对多数人而言，更名的改变不大。马拉德一直以来更像一个创意，而非地点，而创意无法用地理名词重新定义。但名称的变更难倒了史黛拉·维涅。她站在奥珀卢瑟斯火车站，盯着地图看了足足十分钟，最后还是招来了一位年轻的黑人搬运工，向他询问去马拉德的最佳方法。他笑了起来。

“哦，你一定是从过去来的人，”他说，“早就不叫那个名字了。”

她脸红了。“现在叫什么呢？”

“哦，可多了，可多了，勒博、巴雷港，应该叫帕尔梅托，但有人还叫它马拉德。人就是这么固执。”

“明白了，”她说，“我有段日子没回来了。”

他对她笑了笑，她移开了视线。她尽量轻装简行，避免引人注目。一只简单的包，婚戒也塞在里面。最便宜的裤子，像往常一样把头发别在脑后，只是现在长出了一些白发。出发前，她特意染了一下，她也为自己的虚荣心感到尴尬。但如果德西蕾也染了呢？她可不想成为双胞胎中显老的那个。从德西蕾的脸上看不见自己——这个念头让她惶恐。

回去和离开一样，最难的就是下决心。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其他办法，但现在已经无计可施。自从带着照片从纽约来访后，女儿就杳无音讯，史黛拉也开始凝望自己的过去。她不记得在父亲葬礼上拍了那张照片，可话说回来，那天的所有事她都很模糊了。黑色蕾丝一直蹭着她的腿，让她发痒。一小块松软香甜的磅饼，一具封死的棺材，德西蕾挤在她身边。不知怎的，她姐姐总能在她无言以对时说出她想说的话。

她在后院盯着那张照片时，同样无言以对。开口前，她已经知道自己会说谎，就像她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只是这一次，女儿不再相信她。

“你好像没有了说真话的能力。”肯尼迪说，“除了说谎，你什么也做不了。”

几个月里，她一直拒接史黛拉的电话。史黛拉在应答机上留言，一想到自命不凡的弗朗茨会听到她乞求女儿的话，她就羞愧难当。她还和弗朗茨说过一两次话。他总是答应帮她传话，但不知道是不是在敷衍她。六个月前，弗朗茨告诉史黛拉，她女儿搬走了。“她走了，”他说，“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天早晨，她突然就走了。没留下新地址。这里还有一些她的箱子，她也没说要寄去哪里。”相比被肯尼迪抛弃，似乎她留下的垃圾更让他烦躁。史黛拉自然陷入了恐慌，但几周后，布莱克收到了从罗马寄出的明信片，上面是女儿的潦草字迹。

她写道：“去找自己，我很安全，别担心我。”

这种话最让史黛拉难受。你没法空等出一个自我来，你得动手创造，你要创造出自己想成为的人。可女儿不正在这样做吗？史黛拉把责任归咎于那个黑姑娘，她在洛杉矶纠缠女儿，又跨越整个国家，追踪她女儿。那个姑娘下定决心要向肯尼迪揭开真相，绝不会轻易罢手。除非……史黛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突然停住脚步，瘫在了门边。

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让德西蕾打消她女儿的念头。她必须返回马拉德。

于是，当布莱克去波士顿出差时，她买了去新奥尔良的机票。飞机下降时，她紧握双手，凝视着窗外的褐色平原。她随时可以回去。转身买张机票飞回洛杉矶，忘了这个蠢主意吧。但在她脑海里，那个黑姑娘又一次次地出现，飞机开始轻轻摇晃着滑向跑道，她抓紧扶手。现在，在火车站，那位瘦高的搬运工对着她笑。不知怎么回事，她觉得他一定看透了她，知道她从一个她从未想过自己能离开的地方回来。他指向一个巴士站。

“可以让你在马拉德外围下车，”他说，“然后还要走一段路，我估计。”

她有好多年没坐过巴士了。他朝公用电话的方向点了点头。

“你可以打个电话，”他说，“找人去接你。”

但她不确定还有没有人在。于是她说：“活动活动腿脚也好。”

当马拉德不再是马拉德，有人开玩笑说，小餐馆的名字不妨也正式改成大家早已习惯的叫法：德西蕾的店。八十年代，人们基本都叫它“德西蕾的店”，一些出生较晚的孩子根本不记得那里还有过别的名字。大家都忽略了屋顶褪色的咖啡杯上还印着“卢氏”的字样，对此，卢并不开心，但他已经老了，他里里外外都得靠德西蕾。她是首席服务员兼经理，她负责招聘和解聘厨师，她会随她的心意更改菜单。她是这家店的门面，多年以来，她一直框在其黑白两色的橱窗之间。卢总说他死后会把小餐馆留给她，但德西蕾说她不要。

“除了卢氏蛋屋，我还有我自己的生活，”她说，“我不想永远困在这里。”

但她到底有什么生活呢？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仍旧来来去去的厄尔利，记忆残缺不全的母亲，千里之外的女儿。她会在一九八五年冬天去明尼阿波利斯看女儿。两人手挽手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小心躲避着路上出其不意的冰。她已经近三十年没见过这样的雪了，货真价实的雪。她在一个拐角处闭上眼睛，让宽大的雪花落在睫毛上。她想起她在华盛顿特区度过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冬天，萨姆带她去市中心溜冰，嘲笑她的步履蹒跚。溜冰场上到处是他们这样的年轻黑人，他们手牵着手，看着酷炫的溜冰者旋转飞驰。路边摇铃的圣诞老人也是黑人。她从未见过黑皮肤的圣诞老人，眼睛死死盯着他，差点失去平衡。

“说是雪要下一个星期，”她女儿说，“对不起，妈妈。”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又控制不了天气。”

“我知道，但——我想让它对你好点。”

她伸手抚掉裘德头上的冰晶。“已经很好了，”她说，“快走吧。”

食品杂货店里灯火通明，女儿慢慢推着购物车跟在后面。德西蕾抓起一把芹菜——看见女儿可怜的食品柜里除了冷麦片就是罐头，她提出（坚持）亲手给他们做饭。

“我应该好好教你做饭的。”她说。

“我会做饭。”

“太多的聪明女孩不知道怎么打理一个家。”

“我做饭呀，里斯也做饭。”

“是，没错，你们都……你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

“现代。”

“现代。”她重复道，“他是个好小伙。”

“可是？”

“没有可是。他看上去很不错，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娶你。他在等什么，死神吗？”

“那你呢？”

裘德问。“我怎么了？”

“你和厄尔利。”

德西蕾拿起一个甜椒，只是听到厄尔利的名字，她就感到一阵突然的柔情，她也吃了一惊。她很想他，一把年纪了，居然还会这样思念他。落地明尼苏达州后，她给厄尔利打了电话。她第一次坐飞机，觉得自己英勇无比，像飞跃了月球一样。她想让他一起来，但他提出留下陪她母亲。近来，德西蕾意识到让母亲一个人在家有点危险。

“哦，那不一样。”她说。

“怎么不一样？”

“你们还年轻，你们不想好好过日子吗？给我个洋葱。”

“我们已经在好好过日子了，”裘德说，“我们不一定要为此结婚。”

“我知道，我只是……”她顿了一下，“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有心理压力。”

德西蕾拿起一个青番茄，不愿直视女儿。她不愿回想那些可能被女儿目睹了的暴力，那些残酷的爱的教育。裘德搂住她。

“我没有，”她说，“我发誓。”

在他们的小厨房里，德西蕾做了鲜虾什锦饭作为晚餐。她一边搅动食物，一边环顾公寓：不配套的餐椅，橙色的双人沙发，墙上挂着里斯拍的照片。里斯已经在为《明尼苏达每日星报》兼职拍照。通常都是些小任务：小联盟比赛、商铺开业等等。悠闲的日子，他也会接一些受戒仪式、婚礼、舞会拍摄的活儿。有时他会四处晃几个小时，直到指尖冻得通红。他会去拍湖上冻结的冰棱，蜷缩在门外的流浪汉，嵌在泥泞岸边的破旧的红色连指手套。他说他不喜欢冷天气，但他从没像现在这么高产过。他以两百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张照片。他想存钱买套房子。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他对她说，“对你女儿。”

他看上去确实很认真，坐在沙发边缘，两手交叉，她差点笑出声来。但她握了握他的胳膊。

“我知道，宝贝。”她说。

刚回马拉德生活时，她绝对想不到有这么一天，她会坐在明尼苏达的一张二手沙发上，面对着一个爱自己女儿的男人。一整个星期，她都和裘德一起去校园，看着那些跋涉在严寒中的学生，他们的眼睛深深吸引着她，她至今不敢相信女儿是其中一员。她女儿已经像她小时候一样，闯入了这个世界。一部分的她仍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再来一次。

“太傻了，”她在电话中对厄尔利说，“我也没什么要重新开始的。但不知道，有时候会想，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一点也不傻，”他说，“你想做什么呢？”

她不知道，但她尴尬地承认，每当她想象自己离开马拉德时，只能看到他们两人坐在他的车里，驶上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漫漫长路。当然，这只是一个妄想。她永远不会离开卢氏蛋屋，至少现在不会，至少母亲还需要她时不会。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最后一晚，暴风雪侵袭屋顶，德西蕾打开百叶窗，向外张望。她端着咖啡，里斯在她咖啡里加了威士忌，裘德在清洗碗碟。里斯的照片散在桌上，都是他们在洛杉矶时的生活照。里斯俯身指出镜头中不同的地点，裘德的手搭在他脖子后面。曼哈顿比奇码头、首都唱片公司形似唱片的大楼、他们在圣塔芭芭拉看到的座头鲸，还有他们认识的人、很久不见的朋友、派对上的人潮。透过女儿的眼睛欣赏一座只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这种感觉很奇妙。

“这是谁？”她问。

她指向一张在拥挤的酒吧拍摄的照片。她本不会注意到它，但她看到背景中有一个金发女孩回眸一笑，仿佛无意中听到了一个笑话。女儿把那张照片塞回了照片堆里。

“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女孩。”她说。

德西蕾和女儿睡在床上，男朋友自告奋勇去睡凹凸不平的沙发。他拿走枕头和被子时，德西蕾有些尴尬，仿佛她不知道她不在时两人是怎么过的，仿佛她不知道她离开后两人会怎么继续。等这个不停催婚的老女人回去，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一定会如释重负。离开前的这晚，她和女儿躺在一起，一直在想照片中的那个金发女孩。她不知道为何会如此惊讶。那个女孩就像加利福尼亚的缩影，或者她想象中的加利福尼亚的缩影：苗条的身材，健康的肤色，一头金发，一脸喜悦。她想打电话给厄尔利，但时间已经太晚，而且一天后，她就能见到他。但她还是想打电话给他，这让她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她会问他，裘德居然和白人女孩交朋友，她居然会做这样的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不是吗？你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如此焕然一新了吗？

一九八六年，塞尔死了，厄尔利·琼斯在布伦纳医生的诊所里看报时才得知此事。当时，他正和岳母（他开始这么看待她）等候看诊，他在《皮卡尤恩时报》很靠后的版面看到一个男人的照片，标题写着，“高利贷大鳄横死街头”。似乎是因打牌发生口角，被人捅死。这样一个靠借贷和收债为生的人，最后死于金钱，似乎也恰如其分。但为了这么点小钱丧命，也实在有些不堪。报上说是为了四十美元。该死的四十美元。当然，时至今日，厄尔利早已明白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点小钱去死，或去杀人。他还见过更糟的，不用四十美元，就有人愿意冒更大的险。尽管如此，透过冷冰冰的白纸黑字获悉塞尔的陨落，仍令他分外震惊，同样震惊的是，他发现他的真名居然叫克利夫顿·刘易斯。

哦，他明白了，克里夫顿（Clifton）的“C”加上刘易斯（Lewis）的“L”就是塞尔（Ceel）。布伦纳医生叫了阿黛尔的名字，他合上报纸，从某种意义上说，塞尔是他最老的朋友。

此时，他已经三个月没为塞尔工作了。“我早该为你办一场退休派对了。”塞尔上次通话时对他说，“你不是我刚认识的那个孩子了。你丧失了杀手本能。”厄尔利挂断电话，知道塞尔只是想刺激一下他。塞尔还需要他，那个老家伙不止一次说过，他是其手下最优秀的猎人。曾几何时，他的侮辱是奏效的。但现在已今非昔比，厄尔利早已不是孩子。他有责任，有他爱的女人，还有她的母亲，他也爱她。阿黛尔有一次差点把房子烧了，当时她在烧水煮咖啡，转头就跑去睡觉了。那天他去方特诺特店里为厨房添置了一台咖啡机，并教了阿黛尔如何使用。但那个早上以后，她再也没煮过咖啡。每当德西蕾去卢氏蛋屋开门，他就会起床为阿黛尔煮咖啡。如果他出门为塞尔工作，谁在家做这个呢？

他在炼油厂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真正的工作。现在他每天去上班——像个正经人一样，如阿黛尔从前会说的——穿着灰色工作服，名字绣在胸口。工头叫他“晚来的厄尔利”[Early Come Lately，厄尔利的英文“early”是“早”的意思，所以字面意思即“晚来的早”，类似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调侃的意思。]，因为他是工人中年纪最大的。德西蕾上早班时，他就上晚班；她上晚班时，他就上早班。两人无缝对接，轮流照看阿黛尔。

一天早晨，他带着阿黛尔去河上钓鱼。燕子在头顶飞过，林中传来阵阵松涛声。阿黛尔望了眼天，束紧了毛衣。她现在扎两条长辫子。德西蕾每天早上给她梳头，她必须去卢氏蛋屋时，就由厄尔利代劳。一天下午，她用纱线向他示范了怎么扎辫子。他尝试了一次又一次，惊讶于自己的粗手居然能干这么细的活儿。他喜欢给阿黛尔扎辫子的早晨。她允许他给她扎辫子，只因为她开始忘事。他可能也开始忘事，比如忘了她不是自己的母亲。

“够暖吗，阿黛尔小姐？”他问。

她点点头，又拉了拉毛衣。

“德西蕾说你喜欢钓鱼，”他说，“是吗？”

“德西蕾这么说？”

“是的，女士。我告诉她我们会钓些鱼回去，晚上炸着吃。这安排不错吧？”

她抬头看着树，握紧了手。

“我也要去工作了。”阿黛尔说。

“不用，女士。你今天放假。”

“放一整天？”

她满心欢喜的样子让他不忍告诉她，她已经九个月没去工作了。她帮忙打扫卫生的白人家庭最早注意到她的记性开始衰退。盘子放错抽屉；衣服没晾干就叠好；罐装豆子放进冰箱，鸡肉却在食品架上放坏了。

“哦，我老了，”她说，“你知道的，老了就会忘东忘西。”

但布伦纳博士说这是阿尔兹海默病，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打电话告诉厄尔利时，德西蕾在电话里哭了。他提早结束了一份在劳伦斯的工作，回去陪她。没事的，他摇着她说，尽管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前一天还看着德西蕾的脸、第二天却看到一个陌生人更可怕的事。

“你是我儿子吗？”阿黛尔问。

他笑了，伸手去拿鱼竿。

“不是，女士。”他说。

“不是，”她重复道，“我没有儿子。”

她满意地转向树林，仿佛他刚帮她化解了一个困扰她的谜团。接着，她再次看向他，几乎羞怯地说。

“你不是我丈夫吧？”

“不是，女士。”

“我也没有丈夫。”

“我只是你的厄尔利，”他说，“仅此而已。”

“厄尔利？”她突然大笑起来，“这是什么傻瓜名字？”

“我唯一的傻瓜名字。”

“我知道你是谁，”她说，“你是那个总围着德西蕾转的农场男孩。”

他摸了摸她灰色辫子的末端。

“没错，”他说，“完全正确。”

他们回到家时，一个白人女性坐在门廊上。

厄尔利钓到了两条不大的斑鲑，阿黛尔看着它们在钓绳上蠕动，满心欢喜。回家的路上，阿黛尔挽着他的胳膊，嘴里哼哼唧唧的。他透过空地看到那个白人女人时，抓紧了阿黛尔的胳膊。此前有一位县政府的女人来看阿黛尔。德西蕾感觉大受其辱，一个古怪的白人女人在她家里晃来晃去，查看房屋是否适合居住。

“肯定适合居住啦，”她对厄尔利说，“她在这住了六十年！”

他讨厌政府工作人员到处刺探的做法，好像他们两个没能力照顾一个忘事的女人似的。但那次拜访也带来了帮助。他们需要钱买药、看医生、付账单。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喜欢跟那个县政府的女人打交道。她无论怎么想他，他都毫不意外。

他拍了拍阿黛尔的手。

“那位女士问起来，就说我是你女婿。”他说。

“你说什么呢？”

“门廊上的那位白人女士，”他说。“从县里来。只为了不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她挣脱他。

“别犯傻了，”她说，“哪来的白人女人，那是史黛拉。”

在追踪史黛拉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在想象她，甚至不停梦见她，她在他眼里变得很强大。她比他聪明，比他睿智，每次快要接近她时，她似乎总能成功脱身。但眼前这个不是白人的女人，这个史黛拉·维涅，看起来却普普通通，他屏住了呼吸。她并不像德西蕾，即使走近，他也不会混淆。史黛拉站了起来，她穿着海军蓝色的休闲裤和皮靴，头发扎成马尾，满头黑发，似乎一点也没老，不像德西蕾，两鬓已露出银丝。但不只是外表，还有她身体的感觉，很紧绷，像一根拉紧的吉他弦。她面露惧色，但她在怕什么呢？怕他吗，也许应该怕。每个德西蕾想着她、而非他睡去的夜晚，他都想对她大发雷霆。

但史黛拉没有看他。她望着她母亲，嘴巴像鲑鱼一样张开，喘着粗气。阿黛尔几乎不看她。

“闺女，来帮我们杀了这些鱼，”阿黛尔说，“然后叫你姐姐回来。”

她母亲已经失智。

史黛拉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她跟在母亲身后，走过狭窄的走廊，来到厨房，陌生男人从冷藏箱里取出鱼。她常常设想回家后母亲会说些什么，她可能会发怒，甚至打她耳光，但她从没设想过此情此景：母亲已变成一副躯壳，在厨房里团团转，仿佛此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张罗晚餐。母亲对史黛拉无动于衷，仿佛她只走了二十五分钟，而非二十五年。陌生男人跟着母亲，等她放下东西后，拿起一把刀。他护着她，让她远离灶台，并终于说服她坐在桌边，然后给她煮了一杯咖啡。

“你是德西蕾的丈夫吗？”史黛拉问。

他低声笑了笑。“差不多吧。”

“那你是谁？怎么和我妈妈在一起？”

“你是怎么了，史黛拉？”她母亲说，递给她一把汤匙，“你知道，这是你兄弟呀。”

他不会是那个黑姑娘的父亲，他看上去远没有她那么黑，尽管他灰灰壮壮的，挺像个会欺负女人的男人。

“她这样多久了？”她说。

“大概一年。”

“上帝啊。”

“闺女，别随便说主的名字，”她的母亲说，“我怎么教你的。”

“对不起，妈妈，”她立刻说道，“妈妈，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母亲说，“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快去弄鱼吧。”

父亲曾教她杀鱼。她和他一起在河边涉水，水溅到膝盖。德西蕾在前面走，大声跺脚，父亲说她把鱼都吓跑了。他们是他的双子精灵，跟随他穿过树林。捕鱼的过程总让德西蕾感到无聊，她四处晃荡，四仰八叉地躺下，制作菊花链。但史黛拉能和父亲一起坐上几个钟头，安安静静地，想象自己可以穿透浑浊的水看到围绕着脚丫的所有生灵。此后，父亲会向双胞胎展示如何清理捕上来的鱼。将鱼放平，刀滑入腹部，然后呢？她不记得了。她感到鼻酸。

“我不会。”她说。

“你就是不想弄脏手，”她母亲说，“德西蕾！”

“她去上班了，阿黛尔小姐。”那个男人说。

“上班？”

“在镇上。”

“那得有人去叫她呀。她会错过晚饭的。”

“史黛拉会去叫她，”这个男人说，“我得和你待在一起。”

他伸手护住她母亲的肩膀。保护她不被我伤害。史黛拉反应过来后，轻轻放下刀。她走到门廊，望着树林。她不知不觉走过泥地，不知要往何处去。

人们后来把这次重逢称为“破镜重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目击者。午餐和晚餐时段之间，卢氏蛋屋总是空荡荡的，裘德会在这个时间从学生会打来电话。虽然裘德听上去总是很赶时间，急着去上课或去实验室，德西蕾依然很享受这些吵吵闹闹的电话。那天下午，裘德试图用甜言蜜语劝德西蕾再去看她。

“你知道我去不了。”德西蕾说。

“我知道，”裘德说，“我只是想你了。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

德西蕾哽咽了一下。“嗨，别担心我，”她说，“你在那边好好过你的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别担心我，妈妈没事的。”

挂断电话，她才听到门铃响了。她吃了一惊。走到后门接电话时，小餐馆还空荡荡的，只有马文·兰德里一个人，他过了中午总是醉醺醺的，战争毁了他。那天下午，他一直在后面的卡座里打盹，夹克里塞着瓶五分之一加仑的威士忌，德西蕾留下的火鸡三明治他碰都没碰。史黛拉·维涅走进屋子时，他也丝毫不为所动。他没看见她在门口踌躇的身影。她看了看起皮的油毡地板，开裂的皮革凳，街角打盹的流浪汉。他也没听见德西蕾从后门传来的声音，“来了！”

他当然没看见德西蕾从厨房出来，重新系上围裙。她也完全没注意到他，因为转过身，她的目光就落在了史黛拉身上。

“哦。”德西蕾说，这是她唯一说出口的话。哦，更像一个声音，而非一个字。围裙的系绳从她手中滑落，那块布没用地垂落。柜台对面，史黛拉的表情在笑，但眼里噙满泪水。她向她走去，德西蕾举起一只手。

“别过来。”她强忍着愤怒说。史黛拉出现在她面前，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道歉，德西蕾终于能放下她了，她却回来了。她穿着一件女式衬衫，后来德西蕾回想起来，有时记得是奶油色，有时记得是骨头色，一件看上去好像从没弄脏或弄皱过的衬衫。小小的珍珠纽扣，闪亮的银色手链，没有婚戒。双手弯曲握成拳头，这是史黛拉紧张时的反应，她很紧张，不是吗，她从未在德西蕾身边感到过紧张。但她不该紧张吗？这么多年，谁给她的胆子，让她再次露面？她以为有人欢迎她吗？德西蕾心里千头万绪，扯不清也追不上。史黛拉的笑容慢慢凝固，她又向前走了一小步。

“我说真的。”德西蕾说。声音低沉，充满威胁。

“原谅我，”史黛拉说，“原谅我。”

她走过柜台时仍在重复这些话。德西蕾想把她推开，但她坚持过来，两人推搡了一会，终于抱在一起，德西蕾精疲力竭，啜泣着；史黛拉埋头在姐姐的头发里，乞求原谅。此时，马文·兰德里终于醒了，他把看到的情景讲给了所有人听：他面前放着一盘火鸡肉三明治，一瓶冒泡的可乐，柜台后面，德西蕾·维涅紧紧抱着自己。

她不一样了。

双胞胎脑子里都浮现同一句话。德西蕾看到史黛拉手握刀叉的样子，优雅轻盈。史黛拉注意到德西蕾在厨房里的样子，大手大脚。德西蕾看见史黛拉揉搓后颈的样子，疲惫不堪，她有些惊讶。史黛拉听见德西蕾和母亲说话，声音柔和舒缓。在阿黛尔·维涅眼中，这对双胞胎自始至终都没什么两样。时间在塌缩和延展；双胞胎既不一样，又毫无改变。或许饭桌上坐着五十对双胞胎，每一个都是她们分别后的自己：受虐的妻子和百无聊赖的妻子，服务员和教授，每个人都坐在一个陌生人旁边。

但现实是只有一对双胞胎，厄尔利坐在她们中间。他看着史黛拉一本正经地切鱼，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了解德西蕾。也许少了双胞胎中的一个，你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另一个。晚餐后厄尔利洗碗，双胞胎去了门廊。德西蕾从食品柜里翻出一瓶落满灰的金酒，虽然不知合不合史黛拉的口味，她还是拿了出来。史黛拉的目光落到酒瓶上，又移回德西蕾，德西蕾感到一种心领神会的快感。她夹着酒瓶走向门外，史黛拉跟在她身后。

“别待太晚，”她们的母亲说，“明天还要上学。”

此刻，她们懒洋洋地传着瓶子，轮流喝着这瓶古老的金酒，这还是玛丽·维涅送的结婚礼物。德屈尔家丑闻缠身，婆婆的礼物也实在不遑多让！这些年来，这瓶饱含争议的酒被抛在了脑后。德西蕾喝一口，递给史黛拉，双胞胎进入了一个轻松的节奏。

“你现在说话不一样了。”德西蕾说。

“什么意思？”史黛拉说。

“像这样，‘神么意思’，你从哪学来的？”

史黛拉一时语塞，然后笑了。“电视，”她说，“我经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就为了学他们的发声方式。”

“老天爷，”德西蕾说，“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做到了，史黛拉。”

“其实不难，你也做得到。”

“你不想我做到。你抛弃了我。”上帝啊，德西蕾讨厌自己听起来满腹委屈的样子。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像个被丢弃在游乐场上的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

“不是那样的，”史黛拉说，“我遇到了一个人。”

“你做这一切就为了个男人？”

“不是为了他，”她说，“我只是喜欢和他在一起时的我自己。”

“白人的感觉。”

“不，”史黛拉说，“自由的感觉。”

德西蕾笑了。“一回事，宝贝。”她又喝了口金酒，辛苦咽下，“好吧，他是谁？”

史黛拉再次语塞。

“桑德斯先生。”她终于开口。

德西蕾突然不顾一切地爆笑起来。过去几周，甚至过去几年，她都没这么大笑过，最后史黛拉也跟着笑起来，并夺走酒瓶，大饮了一口。

“桑德斯先生？”她说，“你老板？你和他私奔了？法拉说……”

“法拉·蒂博多！我好多年没想起她了。”

“她说她看见你和一个男人一起……”

“她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已经很多年了，她嫁了个市政官。”

“政客太太！”

“难以置信吧？”

在酒的加持下，双胞胎再次迎来了欢声笑语。德西蕾留意着母亲的动向，就像她们十几岁在门廊抽烟的时候一样。她有点醉了，她不知道时间已经多晚。

“你是怎么过来的，这么多年？”她说。

“我只能往前看，”史黛拉说，“有了家庭，有了依靠你的人，你就不能回头了。”

“你过去也有家庭。”德西蕾说。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史黛拉移开视线，“孩子不一样。你知道的。”

但到底哪里不一样？抛弃姐姐比抛弃女儿容易，抛弃母亲比抛弃丈夫容易。史黛拉怎么能轻易抛弃这一切？当然，德西蕾没有问。这个问题会让她显得更像个小孩子。她又回头望了望，以防母亲看见她喝酒。

“好吧，你和桑德斯先生……”

“布莱克。”

“你和布莱克和……”

“我们有个女儿，”史黛拉说，“肯尼迪。”

德西蕾试着想象她的样子。不知怎的，她脑中只能浮现一个正经的白人女孩，坐在钢琴凳上，双手平放在腿上。

“她是什么样的？”德西蕾说，“你女儿。”

“任性，迷人，她是演员。”

“演员！”

“她在纽约演一些小戏，不是百老汇那种。”

“那也厉害了，”德西蕾，“演员。下次可以带她回来。”

史黛拉移开视线，德西蕾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一点微表情也逃不过她的眼睛。两人目光再次交汇时，史黛拉噙满了泪水。

“你知道我不能。”她说。

“为什么？”

“你女儿……”

“她怎么了？”

“她找到了我，德西蕾。在洛杉矶。所以我才来这里。”

德西蕾冷笑了一声。裘德怎么可能找到史黛拉？她的女儿，一名大学生，在洛杉矶这么大的城市，怎么能撞上她？就算裘德阴差阳错找到了史黛拉，她一定会告诉妈妈的——女儿永远不会隐瞒这样的秘密。

“她没告诉你，”史黛拉说，“我不怪她。我表现得很糟糕，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很怕，突然冒出来一个女孩，说她认识我。她长得和你一点也不像，你知道的。我能怎么想？但她找到了我女儿。告诉了她我的事，马拉德的事。然后她又出现在纽约……”

德西蕾从台阶上站起。她必须打电话给裘德。她不在乎时间已经太晚，也不在乎她已经喝醉，她想知道，史黛拉到底为什么奇迹般地坐在她门廊上。但史黛拉抓住了她的手腕。

“德西蕾，拜托了，”她说，“你先听我说，别冲动……”

“我没冲动！”

“她不会罢休的！你女儿会一直努力告诉我女儿真相，现在为时已晚。你不明白吗？”

“哦，好吧，世界末日来了。你女儿发现她居然不是洁白无瑕……”

“发现我撒了谎。”史黛拉说，“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你不明白，德西蕾。你是个好妈妈，我看得出来。你女儿爱你，所以才没告诉你我的事。但我不是个好妈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隐瞒……”

“这是你自找的！你活该！”

“我知道，”史黛拉说，“我知道，但拜托了。拜托了，德西蕾。别把她从我身边抢走。”

她弯下腰，掩面而泣，声嘶力竭，德西蕾回到台阶上。她搂住史黛拉的肩膀，看着她的后颈，假装没看见黑丝里透出的白发。虽然她只早出生了几分钟，她始终有种身为姐姐的感觉。但也许早在那七分钟里，她们第一次分开，已经各自过了一生，并选好了分道扬镳的路。两人都发现了自己未来会变成谁。

一开始，厄尔利·琼斯在维涅家的房子里总是睡不着。舒适令他不安，他习惯了睡在星空下，蜷在车里，或躺在牢房坚硬的床板上。或者像过去一样，和八个兄弟姐妹挤在长着西班牙苔藓的床上，他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的脸了。他不习惯这样：一张大床和手工缝制的拼布被子，雕刻的床头板，没人提起那位匠人的名字，但他的作品仍嵌在所有家具上。起初，他躺在德西蕾身旁，躺在不漏水的屋顶下，睡着后却会在梦里无可救药地追逐。有时他会在凌晨三点起身，去门廊上走来走去，抽烟，觉得房子本身在抗拒他。也有时，他会在门廊上睡着，一早德西蕾绊倒在他身上，他才醒来。

“他就像条野狗，”他听到阿黛尔对她说，“你给他一张舒服的床，他还是要睡在泥里。”

她说得没错，毕竟他是个猎人，他不是为柔软的棉被和宽大的椅子而生。只有到处嗅探踪迹时，他才觉得他是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次日一早，听见史黛拉从前门溜走时，他选择跟上去的原因。

“火车还早呢。”他说。

她吓了一跳，差点丢下她的小包。她面露愧色。

“我必须回家了。”她说。

“不告而别，”他说，“不合适吧。”

“我只能这样，”她说，“非得和她告别，我就走不了了。但我必须走，我必须回到我的人生。”

他理解。尽管他自己也是被遗弃的，但他能理解。也许那是父母能遗弃他的唯一方法。如果和他告别，他一定会哭着喊着，抱紧他们的腿——他永远不会让他们离开。

“要我送你吗？”他说。

她瞥了一眼黑漆漆的树林，点了点头。他让史黛拉上了他的车。他主动提出送她，不是发什么善心，而是因为德西蕾爱史黛拉，爱就是这样，不是吗？爱屋及乌，只要离得够近，就会产生移情。他开车带着史黛拉驶过公交车站，一路来到火车站。她坐在这辆破烂汽车的副驾驶位上，双手抓着腿上的包。

“我没想过会这样。”她说。

他咕哝了一声。她下车时，他不想看她，他不想成为唯一和她告别的人。他知道他回到家会对德西蕾撒谎，假装没听见史黛拉走出门厅的声音。同样，当史黛拉将婚戒塞入他掌心时，他也知道他永远不会想向德西蕾吐露一个字。

“卖了它，”她看着别处说，“照顾好我妈妈。”

他想把戒指还给她，但史黛拉已经下车，史黛拉走向火车站，史黛拉消失在玻璃门后面。钻戒在他掌心里冰冰的，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值什么钱，直到几周后找人鉴定时，他才知道它的价值。那个秃头白人透过放大镜端详它，警惕地看着厄尔利，又问了一次，他从哪儿弄来的。家里传下来的，厄尔利说。和大部分真相一样，这个听起来也有点似是而非。

那天早上德西蕾醒来时，伸手摸到床的另一侧，除了空气，一无所有。她并不惊讶，但还是哭了起来。头天晚上，她还和妹妹相对而卧，两个女人挤在一张太小的床上。史黛拉睡在她的老地方，德西蕾睡在她睡了多年的一侧。两人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窃窃私语，一直到睁不可眼，但谁都不想先闭眼。

史黛拉回马拉德一个月后，女儿终于打电话回家，宣布要搬回加州。她和弗朗茨的事（她总把一段关系称为“事”，这也很符合她的作风）已告一段落，她在欧洲花光了积蓄，她对音乐剧的热情也已耗尽。她说了几个搬回去的理由，但在电话这头，心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史黛拉并不在乎理由。她甚至不在乎女儿没有说她想念父母，想和父母住得近一些。她回了家，现在女儿也要回家了。这两件事当然没有联系，但她在心里把两件事联系了起来，一个人的回家触发了另一个人的回家。她取消了下午的课，去洛杉矶国际机场接肯尼迪。她走来了，拖着一只鼓胀的行李箱走过航站楼。她瘦了，头发剪短了，波浪状的金发现在只到脖子。

史黛拉抱住女儿，抱了很久，引来了等行李的人群的侧目。

“你没事吧？”女儿问，“你有点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不知道。疲倦。”

过去一个月，她常常彻夜难眠。闭上眼就看见德西蕾。

“我没事，”她握着肯尼迪的手说，“我只是很高兴你回来了。”

“你的戒指呢？”女儿问。

谎言差点脱口而出。她有些害怕，说谎已经变得如此自然。她差点把对布莱克编的谎话又对女儿复述一遍。那天她回到家，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没戴婚戒，她告诉布莱克，她在工作中摘下戒指洗手，一定是忘在了教职工卫生间的肥皂盒里，她回去问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清洁工，没人见过。她表现得心烦意乱，最后，他反而开始安慰她。

“哦，没事的，史黛拉，”他说，“我想也是时候换一枚更好的了。”

他在她最喜欢的珠宝商那里定制了新戒指——一个谎言换来第一枚戒指，又一个谎言换来第二枚。她永远无法对丈夫袒露自己，但不知怎么回事，此刻在机场里，她没法再欺骗女儿。也许她已精疲力竭，也许女儿终于回家让她如释重负，也许，伸手拿那只鼓胀的行李箱时，她知道女儿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她始终有种莫名的冲动，想停止跟女儿斗智斗勇，停止将女儿拒之门外，如果不向女儿解释一切，她永远不可能了解自己。而女儿本应是她人生中唯一能永远懂她的人。

她抓着行李箱把手，低头看着旧旧的地毯。

“我给我姐姐了，”她说，“她比我更需要它。”

肯尼迪停下脚步。“你姐姐？”她说，“你回去了？”

“好了，亲爱的，”史黛拉说，“我们去车里说吧。”

交通是一场噩梦。早在开上405公路前，她已经知道。车屁股挨着车头，目力所及，清一色的红色尾灯。刚搬来洛杉矶时，她曾觉得这样的交通颇有美感，所有人都在奔波。她当时害怕上高速，后来习惯了，她会在中午时分出门兜风，享受宁静。她喜欢万里无云的天空，喜欢浅蓝色的远山。宝宝绑在后座，跟着收音机咿呀学语。

“你想问什么都可以，”她握着方向盘说。“但回到家……”

“知道，知道，”她女儿说，“我什么也不能说。”

“说这些事很痛苦，”她说，“你明白吗？但我想让你了解我。”

女儿扭过头，看向窗外。她们离家不远，但这里是洛杉矶。十一英里的路足以讲完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