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介意我和你坐一桌吗？”一个陌生人问道。

他看上去四十多岁，表情腼腆，说话带着美国口音，穿着一件沾满了水的光滑运动夹克和一双亮黄色的运动鞋。鞋子肯定是新的，因为他挪动双脚时鞋子发出吱吱的响声。

还没等我回答，他便在我桌边坐了下来，问道：“你是金伯莉·利米，对吧？”

现在是北安普顿社区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的课间休息时间，我每周有三个晚上在这里教授摄影。餐厅里通常挤满了学生，但今天晚上，却出现了一种诡异的、世界末日般的空寂，就连雨声，也被双层玻璃挡在了窗外。

“叫我金就好。”我说，同时有些懊恼——我能休息的时间不长，所以一直很珍惜独处的时光。

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在教师办公室里发现一本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一位多产、屡获奖项的美国畅销书作家。（若无特殊说明，本文脚注皆为译者注。）]的《宠物坟场》，破旧不堪，被人拿来垫了桌子腿，此后我就一直忙着读这本书。我一直酷爱阅读，尤其偏爱恐怖题材。我妹妹艾米经常沮丧地发现，在我看完三本书的时间里，她只读了一本。我曾经告诉她，快速阅读的关键在于生活单调乏味。艾米有一个未婚夫和一个三岁的女儿；而我，则只有斯蒂芬·金相伴。

“我叫詹姆斯·芬恩。”男子说道。随后，他把一个马尼拉纸[用马尼拉麻制造的一种浅咖色纸张，因纸张结实，常被用来制作档案袋和信封。]文件袋放在我俩中间的桌子上，闭目片刻，仿佛一个奥运会跳水运动员集中精神准备跳跃。

“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我问。

“实际上，都不是。”

他打开文件袋，取出一张八英寸的照片，把它从桌子上推过来。他的动作有些机械，不过每一个姿态都很有分寸，充满自信。

这张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坐在郁郁葱葱的草坪上，有着深蓝色的眼睛和一头蓬松的黑发。她面带微笑，但漫不经心，似乎不喜欢拍照。

“你觉得她眼熟吗？”他问。

“不，我不觉得。为什么这么问？”

“不介意的话，你再看一眼吧。”

他靠在椅子上，仔细观察着我的反应。按照他说的，我又看了一眼照片。蓝色的眼睛，曝光过度的脸，带着似是而非的微笑。也许，她现在看起来的确有些眼熟。

“我不确定。很抱歉，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萨米·温特。这张照片是她两岁生日的时候拍的。三天后，她就消失了。”

“消失了？”

“她在肯塔基州曼森（Manson）的家中被人从二楼的卧室带走了。但警方没有发现闯入者的痕迹，没有目击证人，也没人索要赎金，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我想你应该找埃德娜，”我说，“她教授犯罪学并进行司法研究。我只是个摄影老师，而埃德娜和实实在在的不法行为打了一辈子交道。”

“我是来见你的。”他说完顿了顿，清了清喉咙，“有人说她在森林里闲逛，被狼或者山狮叼走了，但是一个两岁的孩子能闲逛多远呢？最可能的情况是，萨米被人绑架了。”

“……好吧。所以，你是侦探？”

“其实，我只是个会计。”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在他的呼吸里，我闻到了薄荷的气味。他接着说道：“但我在曼森长大，对温特一家非常了解。”

我的课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所以我故意地看了看我的手表。

“我对这个女孩的遭遇感到很难过，但恐怕我得去上课了。当然，我很乐意帮忙。你想要我捐多少钱？”

“捐钱？”

“你不是在为这家人募捐吗，你来找我难道不是为了这个？”

“我不需要你的钱。”他冷冷地说，然后用一种苦恼而又好奇的表情盯着我，“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认为……你和这一切有关。”

“和绑架一个两岁的女孩有关？”我笑道，“你可别告诉我，你从美国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指控我是绑匪。”

“你误会了。”他说，“这个女孩失踪的那天是1990年4月3日，她已经失踪二十八年了。我并不是认为你绑架了萨米·温特；我认为，你就是萨米·温特。”

我的摄影课上有十七名学生，各个年龄、种族和性别的都有。年纪最小的是露西·乔，刚高中毕业，还穿着一件后背上印着莫宁顿中学图案的套头衫；年纪最长的是七十四岁的退休人员穆雷·帕弗雷，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举手之前把指关节压得噼啪作响。

这天晚上进行的是作品集展示，学生们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和阐释他们这学期拍的照片，大多数都乏善可陈。大部分作品在摄影技术上做得不错，这意味着我还是教会了他们一些东西，但主题与上一个学期的作品大致相同，和上上个学期的也相差无几——同一面破旧的砖墙上同样的涂鸦，卡尔顿花园中的同一座藤蔓缠绕的小屋，以及同样黑暗和幽灵般的暴雨将肮脏的棕色污水带入伊根河。

这节课的绝大部分时间，因为刚才的对话，我都只是在机械地应付着。

和那个美国会计的见面让我心烦意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这样相信了他说的话。我的母亲——卡罗尔·利米，一生中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四年前过世——但她不会是一个绑架孩子的绑匪。只需要和我母亲在一起待一分钟，就可以知道她连编瞎话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进行跨国儿童绑架了。

看来詹姆斯·芬恩是找错人了，我很确信他根本找不到那个小女孩，但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无法绝对掌控任何事。萨米·温特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艰难地明白了这个道理。经历了母亲的离世，我也艰难地明白了这一点。她的离世对我来说很突然：她被诊断出癌症时我才二十四岁，离世时我二十六岁。

以我的经验，大多数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要么喜欢说“凡事都事出有因”，要么喜欢说“混乱统治一切”。当然，也有人变换了一套说辞——“上帝的工作方式不为人知”或“生活是一个婊子”。我更喜欢后面的说法。我母亲不吸烟，也不在纺织厂工作，饮食得当，喜欢运动，但结局却没有任何不同。

看吧，我们无法绝对掌控任何事。

我意识到在整个作品展示期间我都在神游，于是我喝了一杯冰咖啡，试图集中注意力。

轮到西蒙·道米－史密斯了。西蒙是个二十岁出头的腼腆孩子，说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他自己的脚。当他抬起头时，他那慵懒的眼珠像鱼一样在他的眼镜后面上下左右转动。

他花了几分钟在展示架上笨拙地摆放了一组照片。其他学生开始焦躁，于是我让西蒙在摆放的时候跟我们讲讲这组照片。

“嗯，好的，当然，没问题。”他说话的时候费力地拿起一张照片，但是照片从他手中掉在了地上，他又弯腰将它捡起来。

“好吧，我知道我们本来应该做……呃……对比展示，呃……好吧，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弄懂了什么是对比展示。”他把最后一张照片放在画架上并往后退，以便能向全班同学展示它们，“但我想你们可以说这组照片展示了丑与美的对比效果。”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蒙·道米－史密斯的这一组照片……令人惊叹。

照片一共有六张，每张的构图都一样——他一定是用三脚架将相机固定了，并且每隔几个小时拍一张。照片的构成十分简单：一张床、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女人的年纪和西蒙相仿，脸上有麻子但仍十分漂亮。孩子大约三岁，面颊红得不自然，眉头皱着，让人感觉病怏怏的。

“所有照片都是在一个晚上拍好的。”西蒙解释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乔妮；那是我们的小女儿西蒙娜。说句题外话，我们没有用我的名字给她取名。很多人以为用的是我的，但乔妮有一个叫西蒙娜的奶奶。”

“西蒙，再给我们讲讲这组照片吧。”我说。

“好的。嗯……因为得了百日咳，西蒙娜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我想她很不安，所以乔妮整个晚上都在床上陪她。”

第一张照片里，孩子的母亲正在给孩子喂药。第二张照片，小女孩醒了，哭着，推搡着母亲。第三张，西蒙的妻子似乎厌倦了被拍……这组照片这样进行着，直到第六张，照片上的母亲和孩子都入睡了。

“丑表现在什么地方？”我问他。

“呃……瞧这张，小西蒙娜，嗯，这个小东西，正在流口水。拍这张照片时，我妻子鼾声如雷，但显然，没法从照片中看出来。”

“我并没有看到丑，”我说，“我看到了一些……平凡的东西，但是充满了美。”

西蒙·道米－史密斯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这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但是，凭借这一组命名朴实的照片——《生病的女孩》，他展现了一种真挚而实在的东西。

“你还好吗，利米小姐？”他问道。

“叫我金就好。”我提醒他，“我没事。为什么这么问？”

“这个，你，呃……你好像哭了。”

我开车经过科堡[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灰暗的景观回家时，已经是10点以后了。大雨倾盆，打在斯巴鲁车的车顶上。十分钟后，我到了家，停下车，穿过雨水冲向我的公寓楼；因为没带伞，我将我的包顶在了头上。

三楼楼梯口飘着浓烈的大蒜和香料的气味。左邻右舍那种奇妙的慰藉人心的香味，我从来都没有真正领略过。在我向家门口走去时，乔治娅·埃维从过道对面的一扇门里探出头来。

“金伯莉，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乔治娅是个六十岁出头的女人，她的眼睛布满血丝，视力模糊。“笨重的埃维”——我曾经听到一位邻居在背后这样称呼她。

“我听到电梯响了，就看着我的手表，心想，还有谁会在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家。”

时间不过才10点半。

“抱歉，埃维太太。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

“没有，我是夜猫子。当然，比尔9点就上床了，他可能会被惊扰到，不过他可没抱怨什么。”她朝我轻蔑地挥了挥手，“如果他发牢骚了，我会提醒他你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年轻人都很晚才回家，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也不例外。”

“嗯……”

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乔治娅的丈夫，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人真实存在。当然，他可能只是被乔治娅的破书烂报压得翻不了身。她站在她家门口时，我曾经瞥见过她的公寓，她住的3E号房里满是成堆的摇摇欲坠的垃圾：书籍、账单、文件和塞得满满当当的盒子。过道里我唯一能看到的她家的窗户上也都贴满了报纸。我相信在那一片狼藉之中，肯定有一两顶锡箔帽[用一层或多层铝箔或者类似材料制成的头饰。有人声称它可以抵挡电磁场对大脑的影响，抵挡思想控制，但这一说法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而是沦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刻画人物形象的词语和嘲笑用词。该词的意思等价于被迫害妄想症，并常常用来形容阴谋论者。]，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过。

“那个，既然你现在还清醒得很……”她又发话了，我知道她下面肯定会提出进我家来喝一杯。然而，我只想回家把暖气温度调高，听着我公寓舒缓平稳的声音——冰箱的嗡嗡声、供暖管道的潺潺水声、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低沉的嘶嘶声，和斯蒂芬·金一起躺在沙发上。

“……睡前喝一杯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说：“挺好。”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发现我几乎没办法对一个孑然一身的女人说不。

雨水冲刷着客厅的窗户，汩汩地往下流。我的一居室公寓布置稀疏，让人感觉宽敞无比，就连坐在窗户旁边绿色扶手椅上的“笨重的埃维”都显得玲珑娇小。

她扯下运动裤上的线头，扔在我的硬木地板上。我从厨房里拿了一瓶酒，给我俩每人倒了一杯。让乔治娅过来的一个好处是我用不着一个人喝酒了。

“金，你觉得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她问我。

“谁？”

“还能有谁？3C房的。我听到他们一整天都在用伊拉克语还是什么别的语言聊天。”

“哦，你说3C房。闻起来像某种咖喱。”我的肚子咕咕作响。我翻遍厨房想找些吃的，但除了调味料一无所获，只能喝酒管饱了。

“我说的不是他们的晚餐。”她降低了音量，在我耳边低声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谋划着什么。”

乔治娅确信3C房的租客是恐怖分子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他们来自中东，二是他们邮筒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我多次向她解释，并不是所有浅棕色皮肤的人都是恐怖分子；而且，不管怎样，我都怀疑是否真的会有人将科堡当作优先考虑的袭击目标。但乔治娅每次都严肃地摇摇头，对我说：“咱们走着瞧吧。”

“那么，金，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我猜你去泡夜总会了。”

“我晚上得工作，埃维太太，你知道的。”

她啜饮着自己的葡萄酒，把鼻子抬得高高的，闻着酒的香气，说：“我不了解你们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只有上帝才知道你们在忙些什么。”

我很快就把酒喝光了，于是又倒了一杯。我提醒自己这次要慢慢来，每喝一口都要敛心沉思。只有在感受到温暖和隐约的愉悦之后，我才更容易入睡。

“今晚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埃维太太。”我说，“一个男人来我工作的地方找我了。”

“该来的总会来的。”她说着，给自己倒了一些酒，“是时候了，金。一个女人俘获男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吧，这就是你能利用的时间。我十七岁的时候认识的比尔，十八岁就和他结婚了。”

乔治娅在扶手椅的绿色坐垫中找到一个遥控器，打开了电视。锡箔帽和信口闲谈的种族主义都不重要，她真正想要的是陪伴。

乔治娅把音量调到最大，不停地换台。我蜷缩在旁边的沙发上，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我原本打算上网随便做些什么，比如和高中朋友叙叙旧或清理一下电子邮件收件箱，但我的好奇心突然膨胀起来。我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搜索“萨米·温特，肯塔基州，曼森”。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手指不由自主，这让我想起了詹姆斯·芬恩推马尼拉纸文件袋时的机械动作。

我点开第一个链接，找到了一篇1990年4月7日的报纸的文章存档。这篇文章经过电子扫描，还带着折痕和墨迹。这些文字的墨迹渗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通过微缩胶片做研究的老派研究员。

警方对失踪女孩展开搜寻

星期二下午，家住曼森的萨米·温特在家中失踪。人们搜查了该镇及附近地区，但无功而返。

“我们有信心找到萨米并让她安全回家。”曼森警长切斯特·埃利斯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基于搜索和救援的行动模式。”

警方认为女孩的失踪并不涉及谋杀，但他们同时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星期五，志愿者和执法人员继续对在曼森地区失踪的女孩展开搜寻工作，同时数百名曼森居民也对温特家周围广阔的树木繁茂区域进行了搜索。

志愿者卡伦·皮迪，长期居住在曼森，表达了她的担忧：“晚上很冷，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野生动物，最让我担心的是，她可能被一名男子带走了。很多人倾向于认为现代美国的邪恶势力还没有侵袭到我们曼森，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精神错乱的人，即使是这么小的镇子也不例外。”

萨米失踪前身穿长袖黄色T恤和蓝色睡衣短裤。警方正在获取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信息。

文章附有詹姆斯·芬恩给我看的同一张照片，只不过这个版本是黑白的。萨米深蓝色的眼睛是黑色的，过度曝光的脸一片惨白，几乎看不到五官。

我继续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找到了萨米的父母——杰克·温特和莫莉·温特的合照。这张照片是在萨米失踪后几天拍的，照片上他们站在曼森警察局外面的台阶上，看上去异常疲惫，面部紧绷，眼神中是深深的不安。特别是莫莉·温特，她仿佛遭受了永久性的创伤，精神已经脱离了肉体，只剩下一具空壳。她的嘴唇扭曲得厉害，皱眉蹙额的样子让她看起来濒临崩溃。

我在屏幕上辨别莫莉·温特的面部特征，将她的脸和我自己的做比较。我们有着同样长而棱角分明的鼻子和下垂的眼睑。她看起来比我矮很多，但杰克·温特看上去远不止一米八。我越是仔细辨认，就越能找到我和他俩的共同点：杰克小巧苍白的耳朵、宽阔的肩膀，以及莫莉尖削的下巴和她的姿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当我阅读星座运势时，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只让你看到他们想要你看的东西。

我希望在杰克和莫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吗？我不置可否。这个问题无意中闯进来，很快，我的脑海里就有更多的疑问萦绕不散——萨米的眼睛不是和我的一样是深蓝色的吗？她那圆胖的腿难道不能变成我又细又长的腿吗？如果萨米现在还活着，我们的年龄不是相仿的吗？杰克和莫莉是否仍在等待着答案？是否每次有人来电或敲门都会让他们充满希望，或者是恐惧，抑或混合着希望和恐惧的苦涩？他们是否在街上经过的每一个女人脸上都看到了萨米的面容，还是已经找到办法将一切抛诸脑后，然后继续生活？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像我意识中的一块玻璃碎片一样，狠狠地刺痛了我：卡罗尔·利米，一位具有社会工作背景的女性，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销售和制造画钩的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经理，老实说，她永远有能力……

我阻止自己继续想下去。这样的暗示让人措手不及，而且，坦白说，太过荒唐。

沉重的鼾声将我的注意力从笔记本电脑上转移开来。乔治娅在绿色的扶手椅上睡着了，葡萄酒杯挂在她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晃晃悠悠。我拿过酒杯，关掉电视，用蓬松的红色裹毯盖住她的腿。按照以往的经验，她会睡上几个小时，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上个厕所，然后蹒跚地穿过走廊回家。

我没有挪动乔治娅，悄悄走进我的卧室，爬上床。睡梦中，一个完全由阴影组成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我卧室的窗外，将长得不可思议的胳膊伸了进来，把我带到一条狭长的土路上，两旁是参天的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