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连我女儿最喜欢的洋娃娃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又算哪门子母亲呢？

米拉一路上在车里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它的回答一直是一样的。

我也没比她好到哪儿去。

每一次浮现这个意识，就好像同样的伤口一再被撕裂。

十一点四十分，她踏过了“灵薄狱”[在天主教中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那些不曾判罚但又无福与上帝共处天堂的灵魂在此居住。]的门槛。

他们都是这么叫联邦警察局总部失踪人口办公室的。它位于西翼，在距离大门口最远的一栋小楼的地下室。它的名字暗示着没有人在乎那个地方。

迎接米拉的是一台旧空调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和一股陈烟的味道，那是办公室允许抽烟的那个遥远年代遗留下的产物，此外还混杂着地基下面冒出来的湿气。

“灵薄狱”有好几个隔间，外加一间存放旧纸质档案和证据的地下室。这里一共有三间办公室，除了队长的那间以外，每间办公室里有四张办公桌。但是最开阔的空间在进门的地方。

前厅。

对许多人而言，这里就像是路的尽头。踏进这里你会注意到三件事。第一是空无一物：因为没有一件家具，回声在这里自由回荡。第二是幽闭恐惧感：尽管有挑高天花板，这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光线来自灰色的氖灯。第三件，你会注意到数百双眼睛。

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

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还有小孩，你会在他们中间一眼看到小孩。米拉从很久前就在思索个中原因。后来她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人产生一种令人惴惴不安的不公平的情绪。小孩不会自愿消失，肯定是某个成人抓住他们，把他们拽到一个隐形空间。然而，他们在这些墙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的脸孔被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和其他人排在一起。

这面寂静无声的墙上的居民一律平等，没有种族、宗教、性别或者是年龄的分别。这些照片只不过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最后证据。它可能是在生日蛋糕前拍摄的相片，又或是监控录像里定格的画面。他们可能无忧无虑地笑着，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被拍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人会想到这将成为最后一次留影。

从那一刻起，世界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但是他们不会被抛弃，“灵薄狱”的人不会遗忘他们。

“他们并不是人。”米拉的上司斯蒂夫这么说，“他们只是我们工作的处理对象而已。要是你不这么想，你在这儿是待不久的。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了。”

但米拉无法把这些人当作“工作的处理对象”。在其他部门，他们会被称为“受害者”。这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纯粹表示他们遭受了某种暴行。然而，米拉那些不在“灵薄狱”工作的同事不知道，能够用这个词语是多么幸运的事。

在失踪案件中，他们无法立刻确定失踪者是受害者还是自愿人间蒸发。

事实上，在“灵薄狱”工作的人不知道自己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可能是绑架，也可能是谋杀或是离家出走。在“灵薄狱”工作的人不会因为伸张正义得到嘉奖。他们办案的动机不是抓到歹徒。在“灵薄狱”工作的人只要有机会发现真相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对一切存疑可能会变成某种偏执，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挚爱失踪后一直耿耿于怀的人身上，“灵薄狱”的警察也是一样。

米拉对此感触很深。在那儿的头四年里她有一位同事，名叫埃瑞克·文森迪，他是一个安静友好的小伙子，有一回他告诉米拉，女孩子总是因为同一个理由把他甩了。因为他带她们出去吃晚饭或喝一杯的时候，目光总在桌子或者过路人之间打转。“我女友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我也试过专心听她们说的东西，但我就是做不到。其中一个还对我说，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许看别的女孩子。”

米拉还记得埃瑞克·文森迪说起这件事时淡淡的微笑，他有些沙哑的细小声音，还有他点头的方式，好像他对此已无可奈何，现在说出来也就是个陈年笑话罢了。但是随后他变得严肃起来。

“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在找他们。我一直都在找他们。”

寥寥数语让她感到一阵出乎意料的寒意，自那以后那种感觉再也没有从她心头消失。

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埃瑞克·文森迪失踪了。他的单身公寓里，床铺得整整齐齐，家钥匙搁在进门的家具上，衣服全挂在衣柜里。他们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和几个老友的合照，他微笑着，骄傲地展示着刚刚钓到的一条鲇鱼。最后，他的脸和其他人一起出现在东面的墙上。

“他再也承受不住了。”这是斯蒂夫的判断。

是黑暗带走了他。米拉心想。

她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桌，一边观察着埃瑞克·文森迪的桌子，从他失踪到现在的两年间，桌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这是他存在过的最后痕迹。

就这样，只剩下两个人在“灵薄狱”工作了。

局里其他部门的警察多到不得不挤在一起办公，还得为上司定的绩效标准发愁。而她和斯蒂夫有大片的地方可以用，而且不必说明他们的办案方式，也不用保证任何结果。然而，但凡有一点最起码的抱负的警察是不会想待在那儿的，当墙上那一起起悬案的主角盯着你看的时候，建功立业的希望也就变得渺茫了。

不过，七年前，米拉侦破了一起空前重大的案件，他们给了她一个升职机会，但米拉却刻意选择了“灵薄狱”。上司们大为吃惊，对许多人而言，把自己埋没在那个小地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米拉并没有改变主意。

她已经脱掉早上用作乔装服的慢跑运动衣，换上平日里常穿的衣服——没有牌子的长袖T恤，深色牛仔裤和运动鞋——准备坐到电脑前撰写康纳事件的报告。那个没有人给她起名字的幽灵女婴已经移交给社会福利部门。两名女心理学家在巡逻警车的护送下去女孩们的学校接她们。康纳太太被捕了，就米拉所知，一旦警方在她丈夫上班的地方找到他，他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在等待那台老电脑启动的时候，一整个早上萦绕在她耳边的声音又出现了。

我也没比她好到哪儿去。

那一刻，她抬头望向斯蒂夫办公室的房门。他把门关上了，平时他都是开着的。正当她琢磨这个异样时，队长从他的办公室里探头向外张望。

“啊，你在啊。”他说，“过来一下好吗？”

他的语气不咸不淡，但米拉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不待她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斯蒂夫便消失在视线外，只留下半敞的门等她进去。她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朝那个方向走去。在走近那儿的时候，她听到了一段对话的只言片语。但说话的不止一个人。

没有人会下楼跑到“灵薄狱”来。

但是，似乎有人和斯蒂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