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很难描述。

小说家负责写故事。

编辑则负责将故事做成书，推向社会。

如果将小说家比喻为在田里收割蔬菜的农民，那么编辑就是把菜上的泥土洗净后装进袋子，再宣传说“这菜可好吃了”，然后把它送到卖场的人。

小说家在写作之际，并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他们写小说时总是孤身一人，在孤独中沉入内心，捡拾起散落在心灵深处的只言片语，汇集成文。这是一种将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的职业。但编辑就不一样了。如果小说家不写书，他们就没办法做书——当然，编纂已进入公版领域的图书另当别论。

所以，与编辑相比，小说家的地位更高吗？

这倒也不尽然。

编辑可以主动选择跟哪个小说家合作，但小说家如果没有人气，就会遭到编辑的抛弃，变得什么工作也接不到。而且，编辑还能帮助爱好写作的普通人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因为编辑工作的实质，就是从个人化的幻想故事中发掘出社会化价值，并将其打造成一件商品。

作家与编辑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力量关系，其中并无孰高孰低之分。虽然我很想说，这二者其实很像夫妻，但由于我自己还没结婚，所以也不太敢妄下结论。

说起结婚，我认识的一个女编辑前阵子刚刚结婚了。

她在没结婚时，曾经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找一个作家合作，但不清楚该怎么约稿对方才会接受。老师，有没有什么约稿诀窍一类的东西呀？比如说，一个编辑用什么方法跟您约稿，您才会觉得‘这个编辑好像挺靠谱的，给这个人写本小说也可以’呢？请您告诉我吧。”

“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方法。因为作家基本上全都不愿意写小说。”

“难道不是只有您……”

“不，世界上的所有作家都这样。所有人都不想工作，都觉得坐在电脑前太痛苦，还是躺在床上听听音乐比较舒服。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作家，仍然对创作充满热情，但那只是因为他们还太年轻罢了。在出版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所有人都会逐渐失去干劲儿，心灵变得空虚起来。”

“听您这么说，干这行还真是毫无希望和梦想啊。”

“对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编辑能和作家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话，作家就会愿意工作了。所以，你可以试着先从建立信任关系入手哟。”

“那该怎么做，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呢？”

“办酒局。你可以花公司的钱，买高级酒给作家喝。接着你就使劲儿夸他，往死里夸。一定要全盘肯定他的人格。这样，一来二去，他就会变得很开心，产生‘这个编辑可以信任’的错觉。”

“错觉也行吗？”

“没问题的。只要你能让他答应给你写稿，你管他是不是错觉呢。”

我跟她聊起这些，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回过头再想，我忽然发现当时我提出的策略中有一个重大缺陷：不是所有小说家都会喝酒，有人甚至觉得跟编辑一起吃饭是件苦差事——比如那些不擅长跟人打交道的作家。碰到那种人时，邀请对方吃饭只会起到反效果。出人意料的是，很多编辑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们频繁邀请作家聚会，全然没有察觉对方有多大的心理压力。

小说家D老师的悲剧，就是这个问题被放大到极致后的产物。

D老师是位瘦瘦高高、沉默寡言的纯文学作家。他在上大学时就很喜欢文学，但他痛下决心走上写作这条路，并非因为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名留青史，而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沟通能力感到绝望。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我特别不擅长跟人说话。上大学那会儿，每当想到自己毕业以后该怎么办，我就会焦虑得坐立不安，觉得就自己这个德行，肯定没有办法被社会接受。就算我真能找到一份工作，进入一家企业，到时候肯定也得跟职场里的人打交道吧？但像我这种性格内向、不敢表达、总低着头的家伙，到了职场肯定会受人欺负的。常有新闻说职场新人又因神经衰弱而自杀了，简直就像为我而鸣的丧钟。”

D老师是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虽然他沉默寡言、气质阴郁，但这刚好为他平添了一股神秘气息，使他成了一位别具魅力的纯文学作家。大家都以为他在大学时代肯定很受女性欢迎，但实情却是，这位总是闷闷不乐的男孩不仅没有女朋友，就连普通朋友也没有。

“我不相信自己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我觉得必须得找一份不用说话也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尽早学会所需技能，好在将来赚钱养活自己。然后我就想到了写作。如果能当个小说家，我就可以整天关在屋里不出门了。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也不用跟任何人说话。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工作。”

D老师在上大学时写了大量小说。由于他不跟同学交流，所以从来没人叫他出去玩儿，也从来没人打扰他写东西。他那个时期写下的小说全都充满了阴郁色彩。

“我喜欢塑造性格内向的主人公，喜欢描写他们充满挫折、悔恨感的生活。写作的时候我快乐极了。写小说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从写好的作品中挑了几部自己比较满意的投稿参赛——就是那些在文艺杂志上刊登广告的写作比赛。其中有一部作品成功入围，获得了优秀奖。”

获奖的消息是编辑部发邮件告诉他的。随后编辑部又联系他说，他们想把获奖作品编辑成书出版。他犹豫了，不知道该接受还是拒绝。

“他们跟我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希望我能时不时地到市里去跟他们开一开会。这可把我给吓着了——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们，见面以后该聊什么呀？我甚至觉得，与其让自己这么纠结心累，还不如干脆不出这书算了呢。”

最终，他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去跟编辑开会。因为只有出书才能获得版税。左思右想后，他觉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能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吧。在人前失败出丑对我来说简直如下了十八层地狱。我只想给自己造一个壳，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受伤害。可是，要想通过写作赚钱，就必须把小说做成商品推向整个社会，而这就必须借助编辑的力量——对我来说，编辑就是我的‘整个社会’了。”

他碰到的第一个编辑是位性格温厚的男人。他认真听取了D老师的意见，精心为D老师制作出了第一本书——D老师是幸运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责编扭蛋”这个词？“扭蛋”指的是一种胶囊玩具。消费者向扭蛋机里塞入硬币，扭蛋机就会随机掉落一个扭蛋。消费者无法自主选择玩具，可能碰到喜欢的，也可能碰到不喜欢的。所以，所谓“责编扭蛋”，就是用来形容作家“无法自主选择责编，只能祈祷自己遇到一个喜欢的责编”这一处境的行话。

我知道，有很多新人作家都是因为没抽到好的“责编扭蛋”而从文坛销声匿迹的。有人因与责编性格不合而不愿再写，也有人因责编说话方式过于粗暴而心灵受创。对于新人作家来说，责编就是他们通往出版业界的唯一窗口。当他们被那扇窗口拒绝或嘲笑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整个出版业界都厌弃了自己。

D老师的第一个责编非常优秀，因为他一点儿也没给当时的D老师造成精神创伤。D老师在“责编扭蛋机”中抽到了喜欢的扭蛋。如果当时出现在他面前的责编是个极端粗暴、居高临下的人，那我估计他在第一本书出完之后就再也不会干这一行了。

“那个时候，我还很不习惯跟人说话呢，每次跟编辑开完会，我都精疲力竭，什么事也干不动了——严重的时候，我甚至会直接昏睡个两三天。但是这份辛苦没有白费，我成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赚到了第一笔版税。由于印数不多，版税金额也很少，但对我来说，只要省吃俭用，那笔钱也足够我生活的了。”

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他，在一栋廉价公寓里租了一个小开间。他的兴趣只有看书。对出门见人没兴趣，所以不用花钱买衣服；对吃也没兴趣，一天只吃一个点心面包也没问题。所以他一年只要能出版一本书，就能养活自己——即使书没有再版，初版时的版税也够花了。

“后来，我的大学同学纷纷穿上了崭新的西装去求职。他们在我眼里简直闪闪发光，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他们那样的。什么企业说明会啦，面试啦，对我来说完全就是另一个世界。大学毕业后，他们都搬到单位附近去住了。只有我仍住在大学边上的廉价公寓里写我的小说。仿佛就只有我一个人拒绝改变，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D老师写小说纯粹就是为了逃避社会，而这种自闭倾向也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恐惧——对社会有一种近似于被害妄想级别的恐惧——并因此而深受吸引。逐渐开始有书评人推荐他的作品，也开始有书店将他的书摆到显眼的位置。他笔下的故事，让许许多多难以融入社会的人找到了强烈的共鸣感。

随着作品多次加印，他的银行存折里开始收到大笔汇款，但他并未改变朴素的生活方式——没买过贵的东西，也没有搬出廉价公寓——因为他没觉得有必要。

一晃，他都已经出道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