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米娅和珀尔搬进温斯洛路那套小小的出租屋时，理查德森太太（她是实际上的房产所有人）和先生（是他把钥匙交给房客的）都没有多想，但他们知道米娅·沃伦没有丈夫，还知道她三十六岁，这是她租房时提供的密歇根州的驾照上面写着的。他们注意到米娅左手上没有戒指，右手却戴了好几个：食指戒指上镶着一块巨大的紫水晶，小指戒指是银勺子柄打成的，至于大拇指上的那个，理查德森太太怀疑那是情绪变色戒指。无论如何，米娅本人看上去足够和蔼可亲，她女儿珀尔也是如此，是个文静的十五岁小孩，有一头深色的发辫。米娅掏出一摞二十美元的钞票，支付了押金和头几个月的租金，然后就开着她那辆棕色的大众“兔子”小型车——那时候她的车就已经相当破旧了——离开帕克兰路，朝西克尔高地的最南端驶去。那儿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距离更紧凑，院子也更小。

温斯洛路很长，两侧全都是两户在一起的联排房屋，但站在马路上是看不出这一点的，因为每套联排房屋的两家住户共用一个前门、一盏门灯、一个信箱和一个门牌号码。你或许会发现屋外有两个电表，但依照本城的规矩，电表都被隐藏在房子后面靠近车库的地方，非常不显眼。只有当你推开前门，进入室内的走廊时，才会看到两户的内门：一扇通往楼上，另一扇则是楼下住户的家门，这扇门也连着两家共用的地下室。所以，尽管温斯洛路上的每座房子都住着两家人，但从外面看却像是只有一家。这样的设计颇有深意：首先，居民不会因为住在联排房屋（而且都是出租屋）里而感到不好意思，避免了许多尴尬；其次，有利于规划者维护市容，使得“出租屋多的街区环境都不怎么好”的坏名声有所改善。

这就是西克尔高地的面貌。当地的规则不少，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搬进新家以后，米娅和珀尔开始慢慢地学习和适应。比如，她们学会了如何写新地址——“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上户”两个字相当重要，能保证她们家的邮件不会被下户的杨先生误收；她们学会了称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间的细长草皮“树草坪”，因为那里种着挪威槭树，每家门口都有一棵，正是由于这一优雅树种的存在，环卫工人才不会把每周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搁在树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后，以免影响房前的景观。处理垃圾的时间一到，会有穿橙色工作服、骑大号小轮摩托车的男人四处穿梭，收集各家屋后的垃圾桶，拖进游荡在街头的大卡车的车斗里。刚搬来的那个周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娅几个月后仍然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因为她吓坏了：喷涂成火焰色的宽大摩托车就像某种速度奇快的高尔夫球车，引擎发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从她家厨房窗外飞掠而过。最后她们还是习惯了这一幕，就像她们习惯了使用两家相邻的车库那样，同样为了避免影响街景，两家车库并排位于房屋后侧，而且学会了雨天时举一把伞下车，免得在跑进家门的路上淋湿。后来，到了七月，杨先生出门两周探望他住在中国香港的母亲，她们才知道，假如不及时修剪草坪，会收到市政部门发来的谴责信（但措辞很有礼貌），提醒她们草的长度超过了六英寸，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员将在三天内代为修剪，但要向她们收取一百美元的费用。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她们去学的规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潜规则，然而米娅和珀尔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以“房子该漆成什么颜色”为例，市政部门曾经发布过一份说明，将本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分为三大类：都铎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选择适当的颜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绿色或者褐色（深浅可以不同），从而确保每条街道的审美和谐；“都铎式”房屋外墙的灰泥必须涂成某种特定深浅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则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总而言之，在西克尔高地，一切皆有定规。1912年，设计师规划城市布局（这里是全国第一批预先规划然后建设的城镇之一）的时候，特意把学校安排在学童无须穿过主要马路就能到达的位置。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与主街相连，犹如百川归海，可以让乘轮渡过来的通勤者迅速进入克利夫兰市区。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就是“经过规划的才是最好的”，背后的潜台词：任何事物都可以——也应该——被规划，从而避免出现不恰当、不愉快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搬到这里的最初几周，也能发现一些不错的事。比如，在打扫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过程中，她们熟悉了周围街道的名字：温切尔街、拉迪摩尔街、林恩菲尔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该怎么走。米娅认为，顾客在那里得到的是贵族般的待遇。例如，顾客无须亲自把购物车推到停车场，一位身穿熨烫平整的衬衫、衣服上别着工号牌的小伙子会发给你一只红白相间的标签，顾客把标签挂到自己的车窗上，另一位小伙子会把你买的东西推出去，整整齐齐地打包好，放进你的后备厢，而且拒绝收小费。

她们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里——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单价总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处杂货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领到双重优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兰高地、沃伦斯维尔和比奇伍德的居民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不要了的东西丢在马路沿上；知道该去哪里买锤子、螺丝刀、油漆和刷子，这些都能在西克尔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间去买，六点钟店主会让员工回家吃饭。

对于珀尔来说，更多的发现来自于房东家的孩子们。

穆迪是第一个游荡到温斯洛路出租屋的房东家的小孩，因为他听母亲对父亲描述了他们家的新房客。“她是个艺术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理查德森先生问是哪种艺术家，她开玩笑地说：“艰苦朴素的那种。”

“别担心，”她向丈夫保证，“她给了我一笔押金。”“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说。但他俩都知道，这点房租不算什么——楼上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们肯定不会只靠这笔小钱过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太太在当地报社《阳光日报》社上班，温斯洛路的房子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不过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儿小的时候投资的一点儿私产。然而，当年正是这房子的租金帮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学的学费，后来，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贴补”（这是她母亲的原话），然后她嫁给了比尔·理查德森，成为理查德森太太，两人在西克尔高地贷款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烧掉的那一栋），又主要依靠这笔钱还清了每个月的房贷。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继承了温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几年早就卖掉了老房子，住进护理中心，但温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们的护理费，当然，现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没有卖掉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纪念而已。

所以，租金无关紧要，楼上楼下加起来也不过每月五百美元，只够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费用。去年他们用这笔钱去了马撒葡萄园岛旅游，在那儿，莱克西的仰泳技术突飞猛进，崔普迷倒了一大群当地女孩，穆迪晒爆了皮，至于伊奇，在家人的胁迫下，她终于同意到海滩上去转转——然而衣着保守，脚上套着马丁靴，面有愠色。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笔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够的钱度假，而正由于房租并非他们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别介意房客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从小就教她与人为善。他们每年都会给动物保护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且经常参加当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轮社的无声拍卖会上，还为女儿拍下过一只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将租房子这件事看成慈善之举，租价定得很低，虽然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格便宜，但好社区——比如西克尔高地——的公寓相对贵得多，她只租给那些她认为有资格租住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命运垂青的好人，这让她有种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杨先生是她继承出租屋后迎来的第一位房客，他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尽管已经来美国许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没有减弱。和他说话时，听到似懂非懂之处，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点头微笑，但她觉得杨先生是个好人：他为劳雷尔学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开校车和打杂，工作十分努力。仅靠那点微薄的收入，他永远无法住进这样的好社区，只能到偏远的巴克艾路找一处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的那片绿化不足的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是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旧房子，警笛每晚至少会响一次。况且，杨先生把温斯洛路的出租屋当成自己的房子来爱护，他会亲自修理漏水的水龙头，修补门前的水泥地，还把那个简直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后院整治成了郁郁葱葱的小花园。每年夏天，他都会把自己在园子里种的“中国瓜”分给她，仿佛缴纳十一税，虽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这种异国瓜果——绿玉色的皮上布满皱纹和令人不安的细小绒毛——该怎么吃，但她赞赏他的体贴。总之，杨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报，也同样会感念她的善意。

为楼上的房子找租客的过程却没有那么成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房客：第一位来租房子的是个刚刚被音乐学院聘为教师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婚女人，然后是一对刚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毕业的年轻夫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条件，然而没有一个待得久的：大提琴手应聘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的职位失败，黯然离开，去了别的城市；离婚女人只谈了四个月的恋爱，闪电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进了莱克伍德的崭新公寓；而那对看上去彼此深爱的年轻夫妇，却在十八个月断断续续的争吵之后分道扬镳，先后离开出租屋，他们不仅违反了租约，还摔碎了好几个花瓶，在墙皮上留下三处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处竟然在天花板上。

理查德森太太决定接受教训，这一次，她会更加小心地选择房客。她请杨先生修补了楼上的墙皮，然后开始慢慢地寻找满意的租客。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足足空置了将近半年，她才迎来了米娅·沃伦和她的女儿。米娅是单身母亲，谈吐文雅，还是搞艺术的，女儿也让她教育得彬彬有礼，看上去既可爱又聪明。

“我听说西克尔的学校是克利夫兰最好的，”米娅说，“珀尔现在已经开始选修大学课程了，可我负担不起私立学校。”她瞥了一眼安静地站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的珀尔，女孩扣着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搁在身前，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母女俩彼此对望的温柔眼神触动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心弦，她立刻向米娅保证说，西克尔的学校的确是最好的，珀尔入校后可以参加大学预修班，学校里有科学实验室、天文馆，还能选修五种语言。

“如果她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戏剧社，”她补充道，“我女儿莱克西去年在戏剧社的《仲夏夜之梦》里演海伦娜。”她告诉米娅，西克尔高地的教育圈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社区好不好，看学校就知道。”所以，尽管西克尔的房地产税是周边最高的，可这笔钱交得绝对物有所值。“虽然你只是租房子，但也能享受到本地居民享受的所有福利，而且没有任何负担。”理查德森太太笑着说，想象着面前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在温斯洛路的公寓里安顿下来，珀尔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功课，米娅在可以俯瞰后院的小阳台上画画或者做雕塑（当然这也是理查德森太太的想象，米娅并没有告诉房东她是搞什么艺术的），她感到心满意足。

听了母亲对新房客的描述，比起米娅的“艺术家”身份，穆迪对她女儿的“聪明”更感兴趣。母女俩搬进新居之后，没过几天，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决定骑车过去一探究竟。他的自行车是一辆“施文”牌的死飞，还是他父亲很久以前住在印第安纳的时候买的。西克尔高地没人骑自行车，也没人搭公交：大家要么自己开车，要么坐别人开的车，但是穆迪除外，因为春天时他才满十六岁（开车的年龄），他也不愿麻烦莱克西或者崔普开车载他。

穆迪蹬车出了家门，骑过帕克兰路的一长段拐弯和鸭池塘（他从没在这个池塘里见过什么鸭子，只有一群脾气暴躁的加拿大野鹅），穿过范-阿肯大道和几条轻轨铁路，来到温斯洛路，虽然不怎么到这边来——理查德森夫妇不会让孩子们帮忙照料出租屋的事——但他知道出租屋的位置。穆迪还小的时候，有那么几次，他母亲曾经开车带他经过出租屋，把车停在门口，母亲进去放东西，他坐在没熄火的车里等她时，他会漫不经心地打量院子里的那棵桃树，拨弄车上的收音机。可他母亲也不是经常过去（寻找租户的时候除外），出租屋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房客自己打理。自行车的轮子在人行道的砂岩路砖上颠簸起来的时候，穆迪才意识到，他从来没有进过出租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他也不确定理查德森家的其他孩子是否进去过。

房前的草坪上，珀尔正在仔细地清点一张木床的部件，从街对面骑车过来的穆迪一眼就瞥见了这个穿长裙子、宽松T恤的苗条女孩，T恤上还印着一句他看不太清楚的话，她的头发又长又卷，扎成一条粗厚浓密的马尾，垂在脊背上，似乎随时都能爆开。她把床头板平放在墙根的花坛旁，床栏和两旁的遮板整齐地摆放在相应的位置，如同根根分明的肋骨，看上去就像这张木床刚刚惬意地做了个深呼吸，懒洋洋地躺在草坪上，摊开四肢休息起来。穆迪躲在一棵树后面，探出头去暗中观察，只见珀尔慢慢地踱到停在车道上的一辆四扇门全开着的大众车后面，从后座取出床尾板。他很好奇，不知道这对母女运用了何等高超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技巧，把这么多的木床部件全部塞进这辆空间极其有限的小型车。珀尔搬着床尾板穿过草坪，把它搁在床头板对面时，他才发现她赤着脚，然后，他疑惑地看到她踏进两块板中间的那片长方形空地（就是该放床垫的位置），仰面往地上一倒。

出租屋二楼的一扇窗户“哗啦啦”地被人推开，米娅露出脑袋：“都齐了？”

“少了两块板。”珀尔回答。

“我们会想办法补齐的。不，等等，你先别动。”米娅的脑袋缩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台相机——真正的相机，镜头粗长，好像一只大锡罐——出现在窗口，珀尔躺在地上没动，盯着被乌云遮住一半的天空，米娅几乎把半个身子都探到了窗外，调整着镜头的角度。穆迪屏住呼吸，担心相机可能会从她手上滑到她女儿脸上，也害怕米娅可能头朝下坠到草地上，幸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米娅专注地盯着取景器，脑袋跟着摇来晃去，相机挡住了她的脸，但没有挡住头发，她那一头暗色的卷发看起来就像笼罩在相机周围的黑色光环。后来，看到洗出来的照片，穆迪的第一个感想是，珀尔就像一块精致的化石，曾经是一只被远古巨兽吞进腹中的小动物，几百万年后，巨兽化为骨架，化石显露出来。他还觉得她像个展开翅膀仰卧着休息的天使，可是，再端详一阵，他又改变了看法，认为她无非是个在一张绿色的大床上睡觉的普通女孩，或许还在等待她的恋人走过去，躺在她的身边。

“好了，”米娅对楼下喊道，“拍完啦。”她滑进窗户里，珀尔坐起来，望向街对面，两道视线直射在穆迪身上。他的心跳一下子变快了。

“你想过来帮忙吗？”她说，“还是继续站在那儿？”

穆迪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过马路，把自行车停在出租屋门口，和珀尔彼此介绍的，他觉得自己仿佛一直都知道她叫什么，她也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不知怎么，他和珀尔似乎已经认识很久了。

两人一起把床架的部件搬进狭窄的楼梯间，起居室里还没摆家具，角落里有一摞纸箱，地板中央铺着一块大红地毯。

“走这边。”珀尔抬着几块床板的一头，引着穆迪走进较大的一间卧室，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块已经褪色但干净的双人床垫靠墙摆着。

“给你，”米娅说，她把一只钢制的工具箱搁在珀尔脚边，“你肯定需要这些。”又对穆迪笑笑，仿佛他是一位老朋友，“缺了什么再叫我。”然后她就退到走廊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听到外面传来纸箱上的胶带被撕开的声音。

珀尔用起工具来很老练，像个专家，很快就装好了床头板和侧板，穆迪坐在敞开的工具箱旁边，敬畏地看着她。在他们家，假如什么东西——比如厨具、洗衣机什么的——坏了，他母亲会打电话叫修理工来修，或者直接丢掉换新的。每隔三四年，起居室里的所有家具都会被他母亲换一遍，旧物直接搬进地下室，地下室里更旧的那一批则会捐献给西区的青少年之家，或者送到市区的妇女收容所。他父亲也不在车库修车，汽车发出怪声的时候，他会直接开到“强力扳手”修车店，二十年来，理查德森家的每一辆车都是在那里维修保养的。穆迪意识到，他自己唯一一次摆弄工具还是在八年级的木工课上：全班人分为几组，一组量木材尺寸，一组切割木头，另一组打磨抛光。到了期末，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将零部件拼合在一起，做成一只小盒子形状的糖果分配器，拉一下手柄就会吐出三块糖。崔普前一年就做过一只一样的，莱克西大前年在木工课上也做过一只，最后又轮到了伊奇。尽管木工课要上一学期，尽管四个一模一样的糖果分配器现在还摆在他们家的某个地方，穆迪却不敢说理查德森家的每个人除了使用飞利浦螺丝刀之外还会驾驭别的工具。

“你怎么学会做这些的？”他把另一块床板递给珀尔。

珀尔耸耸肩。“跟我妈学的。”她说。一只手把板条摆在合适的位置，牢牢按住，另一只手在地毯上的螺丝堆里翻找。

组装完成后，穆迪发现这是一张老式的带床柱的床，童话里的金发姑娘睡的那种。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张床？”穆迪摆好床垫，跳上去试了试弹性。

珀尔把螺丝刀收进工具箱，锁好箱盖。“捡来的。”

她往床上一坐，背靠着床尾板，伸展双腿，仰面凝视天花板，似乎在测试床的舒适程度。穆迪坐在床头靠近她脚的位置，珀尔的脚趾缝里和小腿肚上沾了些青草，裙子下摆上也有，闻起来就像新鲜空气和薄荷洗发水。

“这是我的房间。”她突然说。穆迪一下子跳起来。“对不起。”他觉得脸颊热热的。

珀尔瞥了他一眼，似乎刚才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而那句话是她的自言自语。“噢，”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从脚趾缝里拽出一根草叶，丢到一边，他们看着草叶落到地毯上，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

穆迪思考了一下她说的话。“你是说，你一直需要和别人分享房间？”他试着想象假如自己和崔普共用房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崔普喜欢把脏袜子和体育杂志四处乱扔，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拧开收音机——收音机的频道始终设定在调频92.3，好像一天听不到那个台播放的低音摇滚，他的心脏就会停跳似的。度假时，理查德森家总是会订三间房：一间给理查德森先生和太太，一间给莱克西和伊奇，一间给崔普和穆迪——早餐桌上，崔普有时会嘲笑穆迪晚上说梦话。对于珀尔和她母亲不得不共住一间房这件事，穆迪简直不相信人会穷到这种程度。

珀尔摇摇头：“我们以前没有自己的房子。”穆迪很想告诉她，这可不是什么房子，充其量只算正常房子的一半。珀尔的指尖沿着床垫的边沿划动，在每一个凹下去的花纹上打着圈。

穆迪并不知道现在她脑子里回忆着什么：和母亲住在厄巴纳时，厨房里的炉子很难用，必须用火柴点燃；她们在米德尔伯里的住处要爬五层楼；奥卡拉的房子后院杂草丛生；曼西的公寓烟囱经常倒烟，前房客喜欢在起居室溜他的宠物兔，到处都是兔牙啃出来的洞，还有好几块可疑的污渍。几年前，她们在安娜堡从二房东手里租来一套公寓，虽然只住了六个月，但她几乎不舍得搬走。因为二房东家有个女儿，可能比她大不了一两岁，每天她都会玩那个幸运的女孩留下的小马玩具，坐她的儿童扶手椅，躺在她那张有白色床帐的小床上睡觉，有时候到了半夜，趁母亲睡熟之后，珀尔会轻轻拧开床头灯，敞开那个女孩的衣柜，试穿她的衣服和鞋，即使它们对她来说有点儿大。房子里到处是女孩的照片——壁炉架、床头柜、起居室里都有，楼梯间里挂着一大幅漂亮的艺术照，照片里的女孩手托着下巴——正因为有这些女孩们喜欢的摆设，珀尔很容易就能假装这里是自己的房子，把别人的家具、房间和人生想象成自己的。二房东一家从度假屋回来之后，珀尔甚至不敢看那个女孩——她晒黑了，也长高了，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对她而言已经太小。搬去拉斐特（她们在那里住了八个月）的路上，珀尔哭了一路，连从女孩那里偷来的小瓷马也丝毫无法安抚她。偷走小瓷马后，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好多天，但人家并没有来找她，看来他们根本不在意，或者压根儿没去注意——意识到这一点，她觉得更伤心了：别人不重视的东西，她却视若珍宝。她母亲一定也有同感，因为她再也没有找过转租房，自此之后，珀尔就更喜欢自己布置空荡荡的公寓，不愿使用别人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经常搬家，我妈住烦了就搬。”她挑衅地看着他，眼神近乎愤怒，穆迪先前觉得她的眼珠是淡褐色的，现在却发现它们是深绿玉色——从那天上午开始，他的人生被分成了从前和以后，他时常会比较这个转折点之前与之后的不同。

“你明天打算干什么？”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