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穆迪每天都会问珀尔同样的问题。两人去他的母校费诺韦小学玩，在操场上爬单杠，走独木桥。他带着珀尔到德雷格买热软糖圣代，像小孩那样在蹄铁湖爬树和喂鸭子。坐在“真情”餐馆的高背木椅上吃薯条和培根，往点唱机里投币点歌，听《大火球》和《嘿，裘德》。

“带我去看看西克尔教徒吧。”有一次，珀尔向穆迪提议，穆迪笑起来。

他说：“西克尔高地现在没有西克尔教徒，他们已经死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性是邪恶的。他们只给这个镇留下一个名字。”

然而穆迪只说对了一半，他和镇上的大多数孩子都不怎么了解当地的历史。西克尔教徒确实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片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直到1997年夏天，全世界仅剩十二位教徒，但建设这里的时候，西克尔高地的规划者所采取的原则与多年前在此生活的西克尔教徒的理念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规则是秩序之母，是营造和谐的关键，因此一切都应该得到管理：比如早晨几点起床，窗帘该是什么颜色，男人的头发该留多长，祷告时如何交叉双手（右手拇指压在左手拇指上方）。西克尔教徒相信，假如他们做到每个细节都有规划，就能创造出人间天堂、世外桃源，而在描绘西克尔高地的宜居情景的广告中，后来的规划者也将此地形容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在这里居住，好比从圣洁的云端俯瞰克利夫兰的肮脏浊世。总之，“一丝不苟”是西克尔人追求的目标，这四个字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渗透到土壤之中，把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一代代人全部培养成了完美主义者，对任何缺陷与不足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甚至连西克尔高地的青少年——他们与西克尔教派的唯一接触就是在音乐课上演唱该教派的代表歌曲《朴实无华的礼物》——都能感受到回荡在空气中的那种追求完美的激情。

帮助珀尔熟悉西克尔高地的同时，穆迪也在了解米娅的艺术，还对沃伦一家变幻莫测的复杂财务状况渐渐产生了认识。

穆迪从来不担心钱不够用，因为永远没有必要。当他按下开关，灯总会亮起；拧开水龙头，水总会流出；冰箱里的食物定期补充；饭桌上准时出现一日三餐。从十岁起，他就有了零花钱，起初是每周五美元，后来根据通胀率和年龄的增长稳步增加，一直达到目前的二十美元。除此之外，亲戚送的生日礼物里面经常有折叠起来的钞票，收到的书多得看不完，有时也会收到CD和新的吉他弦。总之，他从来不会为了生活的需要发愁。

米娅和珀尔过的则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以省钱乃至不花钱为目标。搬来不过几周，她们就打听到了克利夫兰地区每一处救世军商店、圣文森特修会（信奉天主教的平信徒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和古德维尔慈善超市的地址。刚搬来的那周，米娅已经在当地的中餐馆“幸运宫”找到了工作：每周的下午和晚上在前台打包外卖。她们很快了解到，论中餐馆，虽然西克尔的每个人都更愿意去几个街区之外的“东方明珠”就餐，但“幸运宫”的外卖生意很好。除了米娅的小时工收入，服务员们还分给她一份小费收入，假如食物出现剩余，她可以带一些回家——包括凉掉的米饭、卖不完的咕噜肉和青菜——这些吃的足够她和珀尔支撑大半个星期。虽然拥有的物资少得可怜，但米娅十分擅长重新调配各种资源，比如带回家的捞面只有面，缺少酱汁，她就加一些意大利面的酱汁，放几片牛肉拌着吃；从二手商店买来的旧床单可以改成窗帘、桌布或者枕套。这让穆迪想起数学课上讲到的概念“实用组合”：可以用多少种方法组合木薯煎饼和不同的馅料？米饭、猪肉和胡椒又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方法？

“你妈妈为什么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有天下午，穆迪问珀尔，“如果每天多工作几个小时，她肯定能赚到更多的钱，哪怕是在‘东方明珠’之类的地方找份正职也好啊。”了解到米娅的工作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周：假如她每天多工作几小时，就能买得起真正的沙发和像样的食物了，说不定还能负担得起电视机呢。

珀尔皱起眉头盯着他看，仿佛根本听不懂他的问题似的。

“可她有工作啊，”她说，“她是个艺术家。”

她们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米娅每天出门做几个小时的兼职，赚一点仅够两人活下去的钱。从记事开始，珀尔就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母亲的真正工作是艺术，出门赚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质上不过是让她的艺术事业得以继续的手段。她母亲每天都要投入若干小时进行艺术创作，尽管穆迪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米娅在做什么：她有时待在临时搭建的“暗室”——地下室洗衣间——里洗照片，有时坐在那里读上一天书，有时站在起居室的窗口望着外面的树木发呆。反正在穆迪眼里，这些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烹饪杂志、汽车说明书和从图书馆借来的埃莉诺·罗斯福的精装硬面传记这三种东西一样，完全不搭界，根本不会让他想到她是在工作。有天上午，他过来找珀尔，看到米娅拿着个线圈在玩翻花绳，两人回来时，米娅还在玩，只不过手上的花绳样式比他们离开时繁复了许多，突然，她把手一松，花绳又变回了那个简单的线圈，然后她继续玩起来。“这是常规工作的一部分。”珀尔面无表情地告诉穆迪，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米娅会背着相机出去，但更有可能花上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进行外出拍摄的准备，而真正拍照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穆迪发现，米娅并不把自己视为摄影师，她认为摄影的本质是记录，他很快意识到，在米娅眼中，摄影无非是一种工具，对她而言，相当于画师手中的笔和雕塑家的雕刻刀。

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她会加以修饰。比如用华丽的狂欢节面具挡住照片里的人脸，或者直接剪下上面的人物，给他们“穿上”从时尚杂志上剪下来的“衣服”。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干净整洁的厨房，米娅在冲印好的相纸上洒了几滴柠檬水，营造出厨房被“污染”的感觉；还有一张拍的是晾衣绳上挂了一排衣服，她把漂白剂涂在上面，在晾衣绳周围制造出几团“鬼魂”般的白点，绳子本身也被扭曲了。另一组照片，每一张都小心地做过了双重曝光处理：一座摩天大楼的远景与她自己的中指的影像相重叠；一只躺在人行道上、翅膀展开的死鸟与蓝天重叠，除了眼睛是闭着的，它看上去真的像是在蓝天上飞翔。

米娅的工作风格魄力十足，只保留她喜欢的照片，扔掉其余的。灵感枯竭的时候，她就把每张照片都洗出来，毁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卖。”穆迪问她为什么不多洗几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尔会给珀尔拍一张，比如女儿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间那次，但她从来不把珀尔的照片用于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尔告诉穆迪，米娅做了一组自拍，在照片里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丝花边、马栗树的叶子、潮湿柔软的海星——挡着脸，最后忙了一个月，把照片的数量精简到了八张。它们既美丽又令人毛骨悚然，珀尔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母亲明亮的眼睛从海星的触手之间向外窥探，好像一颗闪光的珍珠。可最后米娅还是烧掉了这组照片和底片，原因连珀尔都无法理解。“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珀尔问母亲，“就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个响指，“把它们全都烧成灰？”

“我觉得效果不好。”米娅只回答了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来并且卖掉的照片，都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华转租房的时候，米娅把房东们的许多家具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种奇怪的装饰——像她手指一样粗的螺栓、原木横梁、单独的脚掌——组合成动物的样子。比如把一张笨重的十九世纪书桌变成“公牛”，两侧的抽屉是粗壮的“牛腿”，抽屉上的铸铁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闪光的“阴囊”，一把呈扇形摊开的笔从桌子里探出来，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尔的帮助下，米娅将这些部件摆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营造出雾气蒸腾的背景，然后她亲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后把书桌重新拼好；她把一只破旧不堪、已经碎成拱形金属网的中式鸟笼组装成一只老鹰，它伸展的“翅膀”有着黄铜组成的骨架，仿佛正要起飞；她在一张沙发里填充了许多东西，把它变得鼓鼓囊囊的，装扮成一头“大象”，象鼻子高高扬起，好像在吹奏管弦乐。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动物的形象难以置信地精致逼真，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它们是什么做的。通过朋友安妮塔——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米娅卖出了不少这种照片。珀尔没去过纽约，也没见过安妮塔，米娅则讨厌纽约，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宣传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娅在电话里告诉这位朋友，“我非常爱你，但我不能去纽约做展示，不，哪怕这样能卖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经尽了力，我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如此，安妮塔还是设法卖出了六七套照片，这意味着米娅可以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留在家里搞新项目，不用出去帮人打扫房子了。

珀尔的母亲是这样工作的：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然后开始下一个。她马不停蹄地工作，做出一组照片，交给安妮塔——通过她的画廊，至少能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起初的售价很便宜——几百美元一幅，米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接两份甚至三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安妮塔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照片，足够支付米娅和珀尔的账单——食物、房租和大众车的油费——甚至还能付给安妮塔百分之五十的抽成。“有时候一幅照片能赚到两三千美元。”珀尔骄傲地告诉穆迪，穆迪迅速心算了一下：假如米娅每年卖出十幅照片……

有些照片却卖得没有那么好——比如米娅的“骨骼叶脉”摄影系列，只卖出一幅，为此，项目完成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不得不去做些奇怪的工作：打扫房屋、插花、装饰糕点。好在凡是需要动手的活计她都擅长。她倾向于选择一些不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工作，因为这样她就有了独处和思考的时间，像服务员、秘书和售货员之类的职位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我做过一次售货员，那时你还没出生，”她告诉珀尔，“但只坚持了一天。一天。经理不停地唠叨，指挥我把衣服挂回架子上去，顾客会偷偷把衣服上的珠子扯下来，拿给我们要求打折出售。我宁愿给人家擦地板——只要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待着——也不愿意干这个。”

好在米娅的其他作品确实有销量，而且获得了关注。某个系列——做了一段时间的裁缝之后，米娅开始准备这个项目——的收入，足足支撑了母女俩接近一年的开销。她去二手商店买来一批旧动物玩具——褪色的泰迪熊、破烂的毛绒小狗、开线的兔子——越便宜越好。回到家，她把这些玩具的接缝拆开，掏出里面的填充物翻晒，清洗外皮，重新抛光眼珠，然后再把它们缝到一起——但外皮是翻过来的，里面的部分朝外——看上去有种诡异的美感，磨旧了的粗糙毛皮很像天鹅绒。动物玩偶的神情姿态也有变化：背部和颈部更挺直，竖起来的耳朵更加灵动，眼神清澈了许多，仿佛经历了转世重生，透出一股更为老成、大胆和睿智的气质。珀尔喜欢看米娅工作：她母亲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外科医生的工具——手术刀、针头和镊子——将破旧的玩具改造成艺术品。这套作品的每一幅都被安妮塔卖了出去，据她说，其中一幅还被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她恳求米娅再创作一套类似的作品，或者至少加印本，然而米娅表示拒绝。“这个创意已经完成了，”她说，“现在我要处理其他创意了。”她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而且总能想出新点子。珀尔很肯定，米娅总有一天会出名；总有一天，她亲爱的妈妈会跻身“那些艺术家”的行列，比如库宁、沃霍尔和奥基弗，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也是她不介意她们现在过的这种缺衣少食的动荡生活的原因之一；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看到她母亲的才华。

对穆迪而言，母女俩的存在方式突破了他的想象，旁观沃伦一家的生活就像欣赏魔术，是种奇妙的体验，他仿佛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把一只空杯子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银罐子，从丝绸大礼帽底下凭空拖出一块热气腾腾的馅饼；又像是亲眼目睹鲁滨孙是如何在荒岛上奋力求生的。与米娅和珀尔相处的时间越多，他就越对她们着迷。

穆迪还了解到她们以前是如何四处流浪的。两人喜欢轻装简行：一路上只带两只盘子、两个杯子、几件不成套的餐具和一包换洗衣服，当然还有米娅的相机。夏天，她们会摇下车窗上路，因为“兔子”没有空调；冬天，她们晚上开车，汲取一点儿发动机的温度，白天把车停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在车上睡到日落再出发。不冷不热的晚上，米娅会把行李堆到前排搁脚的地方，和女儿合盖一条行军毯，躺在后座上睡觉。为了保护隐私，她们在后车窗和前排座位的头枕之间撑起一块床单，权当帐篷。到了吃饭的时间，她们把车停在路边，躲在驾驶座后方吃纸袋里装着的食物：面包、花生酱、水果，有时配着萨拉米香肠或者意大利辣香肠（假如米娅能够买到打折香肠的话）。有时她们会一连开上几天甚至几周的车，直到米娅觉得到了合适的地方才会停下来。

在米娅觉得合适的地方，她们会租下一处公寓：通常是单间的，有时与人合租，总之怎么便宜怎么来。租金最好按月支付，因为米娅不喜欢被束缚。她们会用旧物布置新居，让房子变得勉强能住。米娅会送珀尔进当地的学校读书，自己则找一份足够支撑两人生活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她的下一个项目，直到三个月、四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后，她创造出一组新的照片，寄给纽约的安妮塔。

晚上珀尔睡着后，她会把浴室布置成冲洗照片的暗室：洗印照片的托盘摆在浴缸里，在花洒上拴一条晾衣绳用来晾底片，门底下的缝里塞一条毛巾，防止透光。工作结束后，她就把托盘摞好，把照片放大机塞进包装盒，化学药剂藏到水槽下，仔细擦洗浴缸，所以每天早晨珀尔洗澡时，浴缸总是白得发亮，看不出任何可疑的痕迹。上床睡觉前，米娅会敞开浴室的窗户通风，珀尔醒来后，显影剂的酸味也会消失。米娅一旦把照片寄给安妮塔，珀尔就知道，她们又该打包行李动身了，下一个循环即将开始：新地方、新项目，然后再搬到别的地方去。

然而这次不一样。“我们准备留下来，”珀尔告诉穆迪，他突然感到心底一阵雀跃，好像一只充多了气的气球，“妈妈已经答应我了，这一次，我们再也不搬了。”

毫无疑问，她们这种周游式的艺术家生活对穆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有一颗追求浪漫的心，虽然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等生，但不喜欢循规蹈矩，梦想着离开学校，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四处漫游——在旅途中写歌（凯鲁亚克是写诗的）。逛旧书店时，他淘到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还有弗兰克·奥哈拉、莱纳、玛丽亚·里尔克和聂鲁达的诗集，而且，他欣喜地发现，珀尔也有着诗意的灵魂。当然，她读的书没有他多，因为她们经常搬家，但她的童年时光大部分在图书馆度过，每当就读一所新学校，这个新来的女孩总是徘徊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汲取书中的一切，仿佛它们是生存必需的空气。她想成为诗人，把最喜欢的诗句全部抄写在一个皱巴巴的线圈笔记本里，随身携带。“这样它们就总是跟我在一起了。”她说。当她终于把本子上的一部分诗给穆迪看时，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眼睛仿佛都被她手写的花体字母吸了进去。“真美。”他叹道。珀尔的脸一下子热起来，像个亮闪闪的红灯笼。第二天，穆迪带来了他的吉他，教她弹三和弦，有点儿羞怯地唱了一支自己写的歌给她听，他从来没为别的人唱过这些歌。

他很快发现，珀尔的记忆力惊人，简直过目不忘。她记得《大宪章》的签署日期、历史上的英格兰国王的名字，还能按照顺序背诵美国历届总统的名字。穆迪的好成绩来自于刻苦努力和时常温习写有知识要点的记忆卡片，但对珀尔来说，学习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一道数学题，她似乎只要看上几眼，就能凭直觉选出正确答案，穆迪却需要反复演算才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读过一篇文章，她能马上抓住概要或者看出其中的逻辑缺陷，好比面对一堆散乱的拼图小块，无需参考样图就能把它们正确组合起来。珀尔的头脑像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穆迪只能羡慕它的运行速度和轻而易举解决问题的效率，哪怕只是单纯地旁观它处理信息的过程，也是一种纯粹的乐趣和享受。

与珀尔相处的时间越久，穆迪就越觉得自己好像同时置身两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和珀尔待在一起，和她去餐馆，坐在树杈上，看着她那双大眼睛极为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他会给她讲愚蠢的笑话和故事，还有生活中的琐事，只要能逗她笑。与此同时，他的大脑仿佛生出翅膀，在城市上空盘旋，拼命寻找下一个可以带她去的地方，向她展示克利夫兰郊区的更多风景，因为他笃定地认为，假如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地方，她会立刻消失。他觉得，两人一起吃饭时，她已经开始无聊地对着盘子里的薯条和凝结的奶酪块发起了呆，他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目光已经飘到了遥远的湖对岸。

为此，穆迪作出了一个他将在余生中不断质疑的决定。他一直没有对家人谈论过珀尔或她母亲的任何事，像一条护卫财宝的龙一样守护着他们的友谊，沉默而贪婪。其实，内心深处，他有种预感，假如告诉了别人，就会毁掉现在的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如果你把魔法的秘密说出去，魔法就会失效，或者遭到滥用。要是他始终相信自己的预感，守口如瓶的话，也许未来会十分不同，珀尔可能永远不会见到他的母亲、父亲、莱克西、崔普或者伊奇，就算以后偶然见到，也不过是和他们点头打个招呼，不会进一步结识。她和她母亲或许就可以永远留在西克尔高地，一如她们原先的计划；十一个月之后，理查德森家的房子可能还会好端端地立在那里。然而，为了取悦珀尔，穆迪已经带她转遍了他能想到的好玩的去处，假如他是理查德森家的别的孩子，事情或许会有所不同。因为与他相反，他的哥哥和姐妹们就从不担心别人是否会喜欢他们——莱克西天性随和，笑容魅力十足；崔普长相帅气，还有一对迷人的酒窝。人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们？他们又为什么会去担心这样的问题？至于伊奇，则更简单，她根本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但穆迪既不像莱克西那样和蔼亲切，也没有崔普那种玩世不恭的魅力，更不具备伊奇的自信，现在，他觉得只有把家人介绍给珀尔，才能进一步获得她的好感，所以，七月末的一个下午，他对她说：“到我家来吧，见见我的家人。”

第一次走进理查德森家的房子，珀尔在距离大门一英尺的地方停住了。不过是座房子而已，她告诉自己。穆迪住在这里。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有种不现实的感觉，穆迪站在人行道上，近乎羞怯地朝着大门点点头，告诉她：“就是这里。”她说：“你住在这儿？”并非房子庞大的面积令她惊奇——因为这条街上的每座房子都很大，虽然才来西克尔三周，但她见过更大的房子——而是草坪的翠绿、砖缝间白得耀眼的砂浆、温柔的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枫叶，以及微风本身，使她震撼，还有大门入口处洗涤剂的味道、烹饪的饭香和青草的香气、角落里有点儿卷边的地垫，似乎刚刚有人把它弄乱，忘记了整理……与其说她走进一座房子，不如说她这才明白“房子”真正意味着什么，初次触及“房屋”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亲眼看到她过去只有耳闻的东西，她能听到远处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电视广告片里的人声、微波炉的嗡嗡声——但都朦胧而不真切，仿佛一个遥远的梦。

“来吧，进来。”穆迪说。于是她走了进去。

后来，珀尔猜想，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理查德森一家必定事先安排，特意把家庭成员最完美的生活状态展示给她看：

理查德森太太在厨房里做饼干，米娅就从来不愿意干这个，尽管有时在珀尔的恳求下，她也会买一块加工好的面团，把它切成圆片，丢进烤箱。理查德森先生站在开阔的绿色草坪上，熟练地把一包木炭倒进银光闪烁的烤炉。崔普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英俊得简直不像真人，一条胳膊搭在靠背上，似乎在等待某个幸运的女孩过来坐在他身边。窗前的莱克西被灿烂的阳光包围，明亮的目光从电视屏幕转向走进来的珀尔，好奇地开口问道：“啊哈，这是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