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上，珀尔和米娅吃晚餐时，门铃响了，紧接着传来焦急的敲门声。米娅跑过去开门，珀尔听到一阵低沉的抽泣声，然后她母亲走进厨房，身后跟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正在抹眼泪。

“我跑到她家去敲门，敲了很久，”贝比说，“又按门铃，他们不开门，我就接着敲，我看见那个女人就在家里，她躲在窗帘后面看我是不是走了。”

米娅领她去椅子上坐下——她自己的椅子，椅子前方的餐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面条。“珀尔，去给贝比倒杯水，或者来点茶。”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抓过贝比的手，“你不应该贸然到他们家去，你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进去。”

“我先给她打电话了！”贝比用手背擦了擦脸，米娅从桌上拿了一块餐巾，塞给贝比。所谓的“餐巾”，其实是从旧货商店买来的一块花朵图案的老式手帕。“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他们的号码，打了过去，无人接听，答录机让我留言，我能说什么？我只能不停地打电话，试了一上午，下午两点时，电话终于打通了，她接的。”

对面的柜台旁，珀尔把水壶放在炉子上，打开燃气灶。她以前没见过贝比，米娅仅仅对女儿提到过贝比一两次，并没有说她多么漂亮——大眼睛、高颧骨，扎成马尾的浓密黑发——多么年轻，珀尔觉得她最多只有二十五岁，肯定比她母亲年轻。可贝比的言谈却有些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坐姿也非常不自在，似乎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眼睛无助地望着米娅，仿佛米娅是她的母亲，这让珀尔感觉贝比似乎也是个十来岁的青少年。珀尔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米娅的同龄人之中，她母亲本就属于更为成熟、聪明和阅历丰富的那一类。

“我告诉她我是谁，”贝比说，“我问：‘你是琳达·麦卡洛吗？’她说：‘是的。’我说：‘我叫贝比·周，我是美玲的母亲。’她马上就把电话挂了。”米娅摇摇头。

“我又给她打过去，她接起来又挂断。我再给她打，这次听到的是忙音。”贝比拿餐巾纸擦擦鼻子，把纸巾揉成纸团，“所以我就亲自去了一趟。公交车需要换乘，我只好问司机在哪里换车，下车后又走了一英里才到他们家。那些大房子——人人都开车，没人愿意搭公交上班。我按了前门门铃，没人应门，我发现她躲在楼上往下看，我一遍一遍地按门铃，大声朝她喊：‘麦卡洛太太，是我，贝比，我只想和你谈谈。’她拉上了窗帘，但仍然躲在后面等着我离开，好像我会把我的孩子放在那里不管似的。”

“我继续敲门、按门铃，反正她早晚都得出来，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谈。”她瞥了米娅一眼，“我只想再见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和他们谈过之后，麦卡洛家的人会理解我的，可她就是不肯出来。”

贝比沉默了很久，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珀尔注意到那双手红肿粗糙，连手掌侧面也肿了起来，她一定是砸了很久的门，这让珀尔体会到了贝比的痛苦和麦卡洛太太躲在房子里时的恐惧。

贝比说，后来，一辆雷克萨斯开到麦卡洛家门口，后面跟着辆警车，麦卡洛先生从雷克萨斯上下来，告诉贝比立刻离开，两名警官像保镖一样站在他的身侧。贝比试图告诉他们，她只是来看看孩子的，但不管是争辩、威胁、发怒甚至乞求都无济于事，麦卡洛先生只重复着一句话——“你没有权利来这里，你没有权利来这里”——最后，一名警官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走吧，他们说，否则他们就把她带到派出所，以非法侵入罪拘留。警察把她拖走时，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门紧闭的房子里哭叫的声音。

“噢，贝比。”米娅说。珀尔分辨不出母亲的语气是失望还是为贝比骄傲。

“我还能怎么办？我只好一路走到这里，走了四十五分钟。除了你，我还能请谁帮忙？”她怒视着珀尔和米娅，仿佛她们会反驳她似的，“我是她母亲。”

“他们知道，”米娅说，“他们很清楚，否则不会这么对待你。”她把茶杯推到贝比面前，杯里的茶水已经变温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要是我再去他们家，他们会报警逮捕我的。”

“你可以找个律师。”珀尔建议道，贝比温柔又怜悯地瞥了她一眼。

“我哪来的钱找律师？”她问，说着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简单的黑裤子和单薄的白衬衣——珀尔恍然大悟：这是她的工作服，她没换衣服就离开餐馆找孩子去了。“我的银行户头只有六百一十一美元，你觉得这些钱能请到律师吗？”

“好吧。”米娅说，她把珀尔没吃完的饭菜——盘子里的油脂已经凝结成了白色的小块——推到一边，从莱克西提到麦卡洛家收养的婴儿开始，她一直在思考：假如她是贝比，应该怎么做。“听着，你想投入这场战斗吗？按我说的做。”

周二下午，假如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在观看《杰瑞·斯普林格秀》的时候注意到了插播的广告片，可能会发现晚间新闻预告中出现了麦卡洛家的房子的照片，进而将此事告知他们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正在加班撰写一篇关于学校招生的报道，没时间回家看新闻或者警告麦卡洛太太。

然而，观看《斯普林格秀》时，莱克西和崔普兴奋地争论起哪位嘉宾——变装皇后还是他怒气冲天的前妻——的发型最好看，没人注意到插播的广告。珀尔和穆迪茫然地旁观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辩论，甚至都没去看屏幕。伊奇则待在米娅家的暗房里看她洗照片。因此，没人看到晚间新闻预告和当晚的新闻。麦卡洛太太本人也没有收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周三上午，当她抱着米拉贝尔去开门，本以为是妹妹寄的包裹送到了，却发现门口站着的是手拿麦克风的芭芭拉·皮尔斯——第九频道的本地新闻调查记者时，内心是惊慌失措的。

“麦卡洛太太！”芭芭拉欢快地叫道，好像只是在派对上偶遇到她一样。芭芭拉身后站着个牛高马大的摄影师，麦卡洛太太被闪光灯晃得眼睛有点儿花，米拉贝尔直接哭了起来。“我们知道你打算收养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她母亲决心夺回监护权吗？”

麦卡洛太太用力关上门，可电视台的人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虽然拍到的视频只有两秒半，但信息量足够：保养得体的白人女子站在她位于西克尔富人区的豪宅门口，神情既愤怒又害怕，紧紧抱着一个放声大哭的亚裔婴儿。

麦卡洛太太忧心忡忡地看了看表，她丈夫应该正在开车，在去市中心上班的路上，至少再过三十五分钟才能抵达公司。她先后给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但没有一位看过前一晚的新闻，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无法给出实际的建议，只能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别担心，”每个人都这样安慰她，“没关系的，芭芭拉·皮尔斯就喜欢无事生非。”

与此同时，来到公司（雷伯恩财务咨询所）后，麦卡洛先生搭电梯来到七楼的办公室，刚刚脱下大衣的一只袖子，泰德·雷伯恩就出现在了门口。

“听着，马克，”泰德说，“不知道你看没看昨晚的新闻，第三频道，但有件事你必须知道。”他关上身后的门，麦卡洛先生凝神静听，依旧抓着大衣的袖子，好像那是一条毛巾。泰德·雷伯恩用他接待客户时的凝重语气描述了昨晚的新闻。镜头拍摄了麦卡洛家的外景，虽然房子掩映在夜色之中，但因为经常去麦卡洛家参加鸡尾酒会和烤肉派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新闻的论题是：收养固然能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新家，可假如这个孩子已经有家了呢？记者采访了孩子的生母——好像叫贝什么，泰德不记得她的全名了，生母在镜头前恳求麦卡洛家把孩子还给她。“我犯了错，”她说，吐字发音小心翼翼，“现在我找到了好工作，生活也安定下来，我想要回我的孩子，麦卡洛家的人没有权利收养这个孩子，因为她的母亲还要她。孩子属于她的母亲。”

泰德·雷伯恩话音刚落，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麦卡洛先生看了看来电号码，发现是妻子打来的，他大概猜到了发生了什么，考虑片刻后，他拿起听筒。

“我马上回家。”他挂了电话，拿起钥匙。

米娅家里没有电视，所以她也没看晚间新闻，但周二下午的新闻预告播出前，贝比来到米娅家，对她讲了采访的情况。贝比仍然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袖口上那块洗不掉的酱油渍已经褪色，米娅意识到她又是直接从餐馆过来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好故事，”贝比说，“他们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

她的叙述被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打断，是刚刚放学的伊奇，两个陌生人见面，彼此都愣了一下。“我该走了，”贝比说，“公交车快来了。”出门时，她凑到米娅耳旁小声说：“他们说，观众们都支持我。”

“那是谁？”贝比走后，伊奇问。

“一个朋友，”米娅回答，“我同事。”

事实证明，第三频道的制作人拥有出色的新闻直觉，采访片段刚在预告片中播出，关心此事的观众来电就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引发了电视台高层的兴趣，第九频道立刻派出芭芭拉·皮尔斯次日一早开启后续的采访。

“芭芭拉·皮尔斯，”周三晚上，琳达·麦卡洛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穿细高跟、梳多莉·帕顿发型的芭芭拉·皮尔斯，今天出现在我家门口，把话筒戳到了我的脸上。”两个女人刚刚看过了芭芭拉·皮尔斯的采访视频，正各自坐在自家的电视机前，握着无绳电话的听筒讲电话——理查德森太太恍然觉得自己和琳达都回到了十四岁：两人说说笑笑，一边看《绿色的田野》，一边打电话讨论剧情。

“芭芭拉·皮尔斯总是这样，”理查德森太太说，“大惊小怪是她的特色，她就是个带着摄影师保镖的恶霸。”

“律师说，我们绝对占理。”麦卡洛太太说，“他说，一旦抛弃孩子，她就相当于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州政府，州政府又把它给了我们，所以她的牢骚应该对州政府发，不应该冲我们来。他说，领养手续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再过一两个月，米拉贝尔就永远属于我们了，那时这个女人更没有权利要孩子了。”

他们已经尝试了这么久，她和她的丈夫，只想要个孩子。虽然婚后不久就怀了孕，但几周后琳达就开始流血，还没咨询医生，她就知道孩子保不住了。“这很常见，”医生向她保证，“百分之五十的妊娠过程会在最初几周时终止。大部分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怀过孕。”然而接下来她又先后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和五个月的时候流产，她痛苦地发现，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就像脆弱的小火苗，燃起之后，总是逃脱不了熄灭的命运。

医生劝她要有耐心，开了维生素和补铁的营养剂，终于，她又怀孕了。这一次，还不到十周她就开始流血。麦卡洛太太每天晚上都会哭着入睡，确定妻子睡着后，麦卡洛先生才敢在她旁边偷偷地抹一会儿眼泪。经过三年的尝试，她怀过五次孕，还是没能生下孩子，产科医生建议她等上半年，待身体恢复后再试。等待期结束后，他们又开始尝试，两个月后她怀孕了，一个月刚过就流了产。她从来没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仿佛只要不说出去，下一次就有可能成功。然而什么都不曾改变。到这个时候，她的老朋友埃琳娜已经生了一女一男，又怀上了老三。尽管埃琳娜经常打电话过来，也会同情地拥抱着琳达，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就像两人孩提时代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那样——麦卡洛太太还是觉得不应该和朋友分享这样的消息，所以每次怀孕她都不告诉埃琳娜，当然也无法告诉她流产的消息，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又失去了一个孩子。又发生了。每次和埃琳娜一起吃饭，琳达都忍不住盯着理查德森太太圆滚滚的肚子，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变态，因为她非常想摸一摸朋友的肚皮，莱克西和崔普在饭桌周围跑来跑去的样子也让她难以忍受。理查德森太太逐渐发现，亲爱的老朋友琳达给自己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当她给琳达打电话时，经常听到答录机的声音——麦卡洛太太像唱歌一样告诉她：“请给琳达和马克留言，我们会给你打过去！”然而他们两人并不会给她回电话。

伊奇出生后的第二年，麦卡洛太太再次怀孕，那时她已经被既往的尝试折腾得疲惫不堪：定期体检，等待，与医生沟通，连做爱都开始变成一件苦差——因为要选在她最有可能怀上的日子，想起她和马克高中时在汽车后座疯狂地互相爱抚，她甚至怀疑当年那个女孩是不是自己。医生命令她卧床休息，每天在床下活动的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包括上厕所，避免任何劳累。坚持了将近五个月后，某天的凌晨两点，她突然感到腹中的世界陷入了可怕的死寂，就像一只铃铛突然停止了鸣响。她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戴着麻醉面罩，医生从她子宫里取出胎儿，问：“你想看看她吗？”护士双手托起包裹白布的死胎给她看。在麦卡洛太太眼中，死去的孩子小得不可思议，玫瑰红色的皮肤也光滑闪亮得不可思议，好像粉红色的玻璃吹制的艺术品，当然，这个小东西也安静得不可思议。她机械地点点头，再次闭上眼睛，张开双腿，让医生给她缝合。

她开始在出门时避开游乐场、小学和公交车站之类的地方，宁肯绕远路，也开始讨厌孕妇，甚至想要扇她们耳光，朝她们扔东西，抓住她们的肩膀咬她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麦卡洛先生带她去她最喜欢的乔瓦尼餐厅。一个身材臃肿的孕妇蹒跚跟在他们身后进门，麦卡洛太太扶着门，等孕妇跟上来的时候，她猛然松手，门板几乎砸到了孕妇的脸。麦卡洛先生急忙转身拉住妻子的胳膊，那个瞬间，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仿佛变得非常陌生，她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与他心目中的那位充满母爱的女性判若两人。

终于，一位医生给他们下了判语：精子活力低，子宫功能差，妊娠极为困难，连试管婴儿都有可能失败。医生说，如果他们依然想要孩子，最好还是领养，于是他们决定领养。他们的名字上了各处领养机构的等候名单，出现了合适的孩子，领养中介也会打电话来通知他们，然而每次都不了了之：有时是孩子的生母改变主意；有时是生父、表亲或者祖父母突然出现，表示反对；有时则是领养中介决定将孩子交给更年轻的夫妇收养，认为他们更适合。就这样，一晃三年过去，大家似乎都想要个孩子，总是不缺少和他们抢孩子的人，简直供不应求。后来，那个一月的早晨，社工打来电话，说她从某家领养机构的名单上查到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她那里有个婴儿，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要。听到这个消息，麦卡洛夫妇就像看到了奇迹。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要？！所有的痛苦、愧疚和七个死去的胎儿的鬼魂（麦卡洛太太不会忘记其中任何一个）仿佛在瞬间得到了释放，在小米拉贝尔——她是那么的生动具体，存在感十足——面前黯然退散。现在，发现米拉贝尔也有可能被人抢走，麦卡洛太太这才意识到那些鬼魂和怨气并没有真正远去，它们始终躲在一只不起眼的盒子里，等待有人将盒盖打开。

采访过程被剪辑成了预告片，播放完毕后，理查德森太太听到电话那头麦卡洛家电视里传出的“杉点乐园”游乐场的广告，芭芭拉·皮尔斯的话音依旧在她脑中回响：“这对夫妇想要收养她的孩子，而她不会轻易地把孩子拱手让人。”

“风波会平息的，”理查德森太太告诉麦卡洛太太，“人们迟早会忘记这件事。”

然而风波并没有平息，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或许因为他们早已受够了那些毫无新意的新闻：女子生下七胞胎，棕熊阻路造成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发生多起汽车追尾事件，还有所谓最迫切的“政治问题”——几周后，克林顿总统将为他的爱犬命名。至于克利夫兰的本地新闻，则比这些还要无聊。

周四早晨，又有两队扛摄像机的记者来到麦卡洛家门口，当天晚上，第五频道、第十九频道和第四十三频道分别播出了各自的采访录像：贝比·周手持美玲一个月大时的照片，恳求要回自己的孩子；麦卡洛家窗帘紧闭，前门灯也熄灭了；麦卡洛夫妇正装出席白血病人捐助活动的照片，这张照片登载在前一年的《西克尔》杂志上；麦卡洛先生的宝马车倒出车库，开到路上，一位记者小跑着往车窗里递微型话筒。

周五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队伍都已撤回，麦卡洛太太把自己和米拉贝尔锁在了房子里，麦卡洛先生的投资公司的秘书们接到指令，拒绝任何来自媒体的采访电话，一律回以“无可奉告”。每天的晚间新闻都会出现关于米拉贝尔·麦卡洛——有时候报道者也会叫她“周美玲”——的讨论，还会附上各种照片。起初经常出现的是贝比给刚出生的美玲拍的生活照，后来，在麦卡洛的律师的建议下（他认为也应该给予反方提出观点的机会），电视屏幕逐渐被麦卡洛一家的照片占据。这些照片都是由迪拉德百货的摄影工作室精心拍摄的，用以展现米拉贝尔在麦卡洛家的幸福生活，有时孩子身穿黄色的复活节连衣裙，头戴卡通兔耳，有时穿着粉红色的连体衣，站在老式的摇晃木马旁边。正反两方也都有了各自的支持者。周五晚上，一位本地律师——艾德·林——表示，愿意免费成为贝比·周的代理律师，帮她和州里打官司，要回孩子的监护权。

周六晚上，理查德森先生在饭桌上宣布：“马克和琳达·麦卡洛今天下午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的律师合作，因为他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出庭经验，他们认为我或许可以提供可靠的支持。”

莱克西嚼着色拉问：“你愿意吗？”

“这一切并非他们的过错，你知道的。”理查德森先生切下一块鸡肉，塞进嘴里，“他们也是为了孩子好，虽然直接被告不是他们，是州政府，但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来，并且成为受这件事影响最大的人。”

“除了米拉贝尔。”伊奇说。理查德森太太刚要张嘴责备女儿，理查德森先生使了个眼色，制止了她。

“事关米拉贝尔的幸福，伊奇，”他说，“大家都想找到一个最适合她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为此努力。”

我们，伊奇想。原来她父亲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她想起报纸上登的那些贝比·周的照片：她的眼神十分忧伤，手捧着小美玲的照片，照片的一角卷了起来，似乎经常被人搁在衣袋里。读到报纸时，她立刻认出照片上的贝比就是出现在米娅家厨房里的那个女人。那天，看到伊奇进门，她立刻闭上嘴巴，不再说话，只是打量伊奇，好像很害怕，几乎像见了鬼一样。“一个朋友。”伊奇问她是谁，米娅这样回答，似乎对贝比十分信任。伊奇意识到，米娅是支持贝比的。

“偷孩子的。”想到这里，伊奇脱口而出。

一桌人陷入了震惊的沉默，仿佛同时被一块沉重的桌布砸中了脑袋。饭桌对面，莱克西和崔普交换了一个谨慎却丝毫不觉意外的眼神。穆迪瞪了伊奇一眼，好像在说“闭嘴”，但她没有看他。

“伊奇，跟你爸爸道歉。”理查德森太太说。

“为什么？”伊奇问，“他们其实是绑架孩子的罪犯，而且大家都纵容他们，连爸爸也帮他们的忙。”

“大家都冷静冷静。”理查德森先生劝道，然而为时已晚，碰到伊奇，理查德森太太很少能冷静下来，正因如此，伊奇更无法冷静。

“伊奇，回你的房间去。”

伊奇转向她父亲：“也许他们可以给她钱，让她闭嘴，现在买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一万美元够不够？”

“伊莎贝尔·玛丽·理查德森——”

“如果讨价还价，说不定能打个对折。”伊奇把叉子往盘子里一丢，发出“当啷”一声响，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米娅真应该过来听听，上楼梯的时候，她想，她一定知道该怎么反击，怎么解决这件事。莱克西的笑声传到了二楼，伊奇用力关紧卧室门。

楼下，理查德森太太猛地坐进椅子里，双手发抖。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才想出惩罚伊奇的适当方式：没收她最喜欢的马丁靴，把它们扔进垃圾堆，并且一边敞开垃圾桶的盖子，一边教育女儿——穿得像个小流氓，行为也会越来越像小流氓。但这时候她只能坐在椅子里生闷气，无意识地把手中的刀叉搁到盘子上，摆成“X”的形状。

“需要我们保密吗？”理查德森太太问，“我是说，暂时不告诉别人你会帮助麦卡洛家打官司。”

理查德森先生摇摇头。“没必要，明天的报纸会登的。”他说。他说得没错。

星期天的《实话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母亲为女儿的监护权而战》。真是一篇好文章，理查德森太太暗自叹服，她呷着咖啡，以记者的专业眼光浏览着文章的大概：首先是对整个案件的介绍；其次简单提到克莱德曼-理查德森-费舍法律事务所的威廉·理查德森将成为麦卡洛家的代理律师；最后是贝比·周的律师的声明。“我们很有信心，”艾德·林说，“州政府会将周美玲的监护权还给其生母。”理查德森太太清楚，虽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克利夫兰最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关于它的报道才刚刚开始。

文章结尾的一句话引起了理查德森太太的注意：“周女士是从她在‘幸运宫’的一位同事口中获知女儿下落的，‘幸运宫’是位于沃伦斯维尔路的一家中餐馆。”尽管文章始终没有提及爆料人的姓名，但理查德森太太觉得自己知道这位同事是谁。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原来是她的房客！那个看似安静随和的房客挑动起这场风波，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竟然想要搅乱可怜的麦卡洛一家人的生活。

理查德森太太仔细地折好报纸，放到桌上。她又想起自己提出购买米娅的作品时，这位房客冷淡的样子，她似乎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而且总喜欢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连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干活时也是这个模样。她给这个女人开工资支付房租，这个女人的女儿每天下午都在理查德森家消磨时间。想起艺术博物馆里的那幅照片，理查德森太太更加觉得米娅是个遮遮掩掩、狡诈阴险的人。她还是个伪君子，嘴上要求别人尊重她的隐私，背地里却插手别人家的闲事。可想想也不奇怪，米娅就是这样，一个以打乱正常秩序为乐（把正常照片乱剪一气再拼接起来）的女人，还能是什么好人？至少称得上心理变态。简直太不公平，这个女人给她亲爱的老朋友琳达惹出那么多的麻烦，琳达却只能默默忍受。

星期一，送孩子们去学校之后，理查德森太太回到家，等候前来打扫房子的米娅。她不确定自己究竟打算怎么做，但她需要和米娅面对面，直视米娅的眼睛。“噢，”从侧门进来时，米娅说，“你今天怎么在家，我应该晚点儿再来吗？”

理查德森太太歪歪脑袋，扬起下巴，细细打量起她的房客：头发像往常一样蓬乱，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衬衣，衣摆没有塞进牛仔裤里，手腕上沾了一块颜料。米娅站在原地，一手搭住门框，面带微笑，等待理查德森太太回应。脸蛋很可爱，也很年轻，但绝不无辜。理查德森太太意识到，面前这个女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这让她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危险。她突然想起自己第一天在米娅家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也是在那一天，她邀请米娅到自己家来。照片上那个像八爪蜘蛛一样的女人令她十分不安，什么样的人会把女人变成蜘蛛？什么样的人会在看到女人的时候联想到蜘蛛？

“我正准备出门。”理查德森太太说，拿起搁在柜台上的包。

即使几年以后，理查德森太太仍然坚称，她之所以挖掘米娅的过去，只是为了报复米娅惹出的麻烦，为最好的朋友琳达出气，完全没有私心。琳达只想对孩子好，而米娅的做法让她的好友的心都碎了。琳达是无辜的，她埃琳娜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别人毁掉挚友的幸福。她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动机根本与那个婴孩无关：是米娅身上的那些复杂难解的东西激怒了她，也许其中的某些东西她自己身上也有，然而她只想把它们锁进盒子深处，永远不打开。那天早晨，依然拿着那份报纸的埃琳娜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琳达，她会打几个电话，看看自己能发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