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森太太的第一步计划是调查波琳·霍桑这个人。当然，她以前听说过波琳·霍桑。在大学修习艺术选修课时，波琳·霍桑是老师经常提及的热门艺术家。摄影系的学生们更是竞相模仿她，脖子上挂着相机，在校园中趾高气扬地游荡，仿佛相机是表示他们高人一等的徽章。现在再次看到波琳的作品，立刻勾起了她的回忆。波琳的作品大致都是这样的风格：女人坐在美容沙龙的镜子前，一半头发缠绕着卷发夹子，另一半披散着，像凌乱的漩涡；女人在克莱斯勒汽车的侧镜前整理妆容，雪茄烟卷从漆红色的唇间垂落；女人穿着翠绿色的家居服和高跟鞋，拿吸尘器清理鲜黄色的地毯，色彩饱和度极高，看上去像在流血。令理查德森太太惊讶的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依然记得自己上大学时，在黑暗的演讲厅的投影仪上看到的这些一闪而过的作品，艺术家营造的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让当时的她倒吸了一口气。

她现在了解到，波琳出生在缅因州的农村，十八岁搬到曼哈顿，在格林尼治村住了好几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理查德森太太查阅的每一本艺术书籍都使用了热情洋溢的词汇赞美她：自学成才的天才人物，女性主义摄影先驱，活跃热心、慷慨大方的知识分子。

关于波琳个人生活的信息却很少，书里只简短地提到，她在上西区有间公寓，但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波琳·霍桑曾在纽约美术学院任教——但显然不是因为缺钱。波琳·霍桑出道的最初几年就靠出售照片赚到了许多钱，对于那个时代的摄影师（尤其还是女摄影师）而言简直不可思议。1982年她去世之后，这些作品的价值更是暴涨，现代艺术博物馆花了近两百万美元才买下其中的一幅，将其纳入本馆的永久性收藏。

理查德森太太有所预感般地查了一下纽约美术学院教务处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她告诉教务主任，为了完成某篇报道，她需要了解一些信息。结果发现对方提供的事实非常有帮助：波琳·霍桑在美术学院的高级摄影班授课多年，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才没有继续教学，但霍桑教授的班上没有叫作米娅·沃伦的学生。不过，1980年秋天，一个叫米娅·赖特的女孩曾经进入美术学院就读，也许这就是理查德森太太要找的人？

米娅·赖特，1980年进入纽约美术学院，但1981年春天就申请休学一年，并且得到了批准，离校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理查德森太太迅速心算了一下，得出结论——假如这个女孩真的是那个米娅的话——那年春天，米娅还没有怀上珀尔，既然不是怀孕，她为什么要休学呢？

她问教务主任能否提供学生们的通信地址，对方有些犹豫，但理查德森太太还是设法问出了米娅·赖特学籍档案里的地址。档案里留的地址是纽约本地的，但没有提供她父母的信息。

既然如此，她需要从另一头查起。调查机会很快就伴随着一封受人欢迎的信函出现了：自感恩节开始，莱克西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信箱，终于，十二月中旬，一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出现在信箱里，信封角落上印着耶鲁大学的校徽。理查德森太太立刻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分享喜讯，理查德森先生回家时带着一个蛋糕。

“莱克西，这个周末，我带你去吃早午餐，庆祝一下。”理查德森太太在饭桌上说，“毕竟不能每天都遇到这种喜事，我们两个女生应该借机好好享受。”

“那我呢？”穆迪说，“我只能留在家里吃麦片？”

“她说的是‘女生’，”崔普笑道，穆迪皱起眉头，“你想当女生吗？”

“穆迪，”理查德森太太说，“崔普说得对，为了庆祝莱克西被录取，我们要好好打扮，出去做点女生喜欢做的事。”

“那我呢？”伊奇问，“我不是女生吗？这说明我也可以去？”

理查德森太太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后悔提出了建议，但莱克西已经开心地喊出了她想要去的地方，现在反悔已经晚了。不过，当天晚上，睡前洗脸时，理查德森太太计上心头，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

第二天下午，她在晚餐之前走进阳光房，假如在平时，她不会进去打扰孩子们，因为她觉得孩子需要自己的空间，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但今天她找珀尔有事。像往常一样，珀尔和莱克西、崔普、穆迪一起躺在沙发上，四个人陷在厚厚的沙发垫里，伊奇趴在扶手椅上，下巴靠着一侧的扶手，跷着两只脚。

“珀尔，你在这儿，”理查德森太太说，她小心翼翼地在珀尔旁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周六我家的姑娘们要和我出去吃早午餐，庆祝莱克西被录取，你想一起去吗？”

“我？”珀尔迅速瞥了自己的身后一眼，似乎觉得理查德森太太是在和别人说话。

“你现在已经成为家里的一员了，不是吗？”理查德森太太笑道。

“你当然应该去，”莱克西说，“我希望你去。”

“告诉你妈妈，”理查德森太太说，“她在厨房里，我敢肯定，她会同意的。和她说，这次我请客。告诉她，”她又补充道，“我特别希望你能去。”

房间对面，伊奇缓缓坐直身体，眯起眼睛，自她母亲答应调查米娅的神秘照片，已经过去了三周。当她问母亲调查进展如何时，理查德森太太只说了一句：“噢，伊奇，你总是喜欢大惊小怪，根本没有什么好调查的。”现在她母亲却突然对珀尔产生了兴趣，这让她觉得蹊跷。

“你为什么邀请她？”趁珀尔到厨房去找米娅的时候，伊奇问母亲。

“伊奇，珀尔应该不经常收到这样的邀请，你需要学会更加慷慨大方。”理查德森太太站起来，整了整上衣，“而且，我觉得你喜欢珀尔。”

珀尔坐在木头桌旁的角落里，旁边是莱克西，对面是理查德森太太和闷闷不乐的伊奇。莱克西选的餐馆是“100号轰炸中队”，位于机场附近，假如没有特殊原因，理查德森家的人不会到那里去——上一次他们在这里吃饭，还是为了庆祝理查德森先生的生日。

当天上午，“100号轰炸中队”人满为患，自助餐桌上摆设的食物令人眼花缭乱。一个穿白色围裙的魁梧大汉站在砧板前，从一条粗壮的牛腿上片下用于烧烤的牛肉，煎蛋柜台的大厨们将冒着泡泡的金黄色蛋液倒入煎锅，在煎好的蛋饼中填入你喜欢的馅料，其中的一些馅料——蘑菇、芦笋、珊瑚色的龙虾肉块——珀尔从来不曾想到可以放进蛋饼里面。每面墙上都挂满了轰炸中队成员的纪念物——打击纳粹的战场地图、勋章、狗牌、家书、战机照片，还有他们本人的照片：穿制服的、戴军官帽的，还有留着小胡子的。

“看这个，”莱克西敲着珀尔耳朵旁边的一张照片说，“约翰·C. 辛克莱上尉，你难道不想见见他吗？”

“你知不知道，”伊奇说，“假如他还活着，现在都九十四岁了，说不定还得依靠助行器走路呢。”

“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回到了过去，难道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人吗？没必要抠字眼，伊奇。”

“他可能轰炸过城市，”伊奇说，“也许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这些人可能都干过这种事。”她朝一整面墙上的空军照片挥挥手。

“伊奇，”理查德森太太说，“还是下次再上历史课吧。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庆祝莱克西的成就。”她朝桌对面的莱克西挤挤眼，顺便也向坐在莱克西旁边的珀尔挤了一下眼睛。“敬莱克西。”理查德森太太举起血腥玛丽，莱克西和珀尔举起橙汁，高脚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敬莱克西，”伊奇回应道，“我相信耶鲁将会是你理想中的大学。”她晃晃手里的水杯，仿佛希望杯里的液体是更够劲儿的东西，她们旁边那桌有个小婴儿，提起肥嘟嘟的小拳头砸向桌布，桌上的餐具微微颤动起来。

“哎哟我的天，”莱克西惊喜地小声说，身体往婴儿的方向靠了靠，“你真可爱，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宝。”

伊奇翻着白眼站起来。“小心这个人，她有点儿不正常，”她对婴儿的父母说，“说不定还会偷孩子。”没等别人回应，她就快步朝房间另一头的自助餐柜台走去。

“请原谅，那是我女儿，”理查德森太太对婴儿的父母说，“她正处于叛逆期。”她朝婴儿笑笑，小孩正在啃勺子。“莱克西，珀尔，你们怎么不过去选吃的？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当大家回到桌边时，理查德森太太开启了她一直以来精心准备的话题，她发现这次谈话进行得比她事先设想的简单得多。她首先开始谈论天气：她希望莱克西去纽黑文的耶鲁校园参观时，天不要太冷；他们可能得给莱克西买一件暖和的外套、一双新靴子和一床羽绒被。然后她转向珀尔。

“你呢，珀尔？”理查德森太太问，“你去过纽黑文吗？”

珀尔吞下一块煎蛋饼，摇摇头。“没有，从来没去过，我妈妈不喜欢东海岸。”

“真的吗？”理查德森太太说，她拿刀尖划着水煮蛋，金色的蛋黄流出了一小摊，“你们没去那边旅行，真是有点儿遗憾，那里有许多可以看的东西，文化氛围也很浓。几年前我们去波士顿旅行，还记得吗，姑娘们？‘自由之路’‘茶党船’、保罗·赖维尔的房子。当然还有纽约，在那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她慈祥地对珀尔笑笑，“希望你有一天能去那里看看，我相信，没有什么比旅行更能增加年轻人的见识。”

不出理查德森太太所料，珀尔变得很激动。“噢，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她说，“伊利诺伊、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她顿了顿，“我们连加州都去过几次呢。”

“多好啊！”理查德森太太给珀尔的玻璃杯里添满橙汁，“你们真的去了不少地方，你喜欢四处旅行吗？”

“还可以吧，”珀尔拿叉子戳着一块鸡蛋，“我妈妈完成一个项目时，我们就会搬家，新地方会给她新的灵感。”

“长大以后，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理查德森太太说，珀尔脸红了，“你很可能比其他青少年更了解这个国家，连莱克西和伊奇——虽然我们也经常旅行——连莱克西和伊奇也只去过几个州而已。”然后，理查德森太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们在哪里住的时间最长？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嗯，”珀尔咽下嘴里的鸡蛋，“我出生在旧金山，但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和妈妈搬走了，所以根本不记得那里了。我们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待。”

理查德森太太将这条信息暗自记在心里。“将来你可能想要回去，”她说，“我相信人需要寻根，出生地对你身份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在西克尔，你知道吗？”

“妈妈，”伊奇说，“珀尔不想听你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没人愿意听。”

理查德森太太没搭理她。“我的外祖父母是第一批迁到这里的人，”她说，“这里曾经是农村，你相信吗？他们有自己的马厩和马车棚，周末时会出去骑马。”她转向莱克西和伊奇说：“你们两个恐怕不会记得我的外祖父母，他们去世时，莱克西才刚出生。无论如何，他们搬到这里，住了下来，他们真心相信西克尔的价值观。”

“西克尔人不都是些独身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吗？”伊奇喝着水问。

理查德森太太瞟了她一眼。“这里的价值观是相信周到的规划、人人平等且多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他们把这套价值观传给了我母亲，她又传给了我。”她再次转向珀尔：“你妈妈是在哪里长大的？”

珀尔有些慌张，“我不太确定，也许是加利福尼亚？”她戳着自己那份已经变硬了的煎蛋，“她很少谈论这些事，我猜她已经没有别的家人了。”其实，珀尔从来不敢问米娅她来自哪里，米娅也会轻而易举地转移话题。“我们是游牧民族”，她会这样告诉珀尔，“现代的吉卜赛人，就是我们。从来不踏入同一个地方两次”。或者“我们是马戏团的后裔”。还有一次，她说：“我们身体里流淌着流浪的血液”。

“你应该弄清楚，”莱克西插嘴道，“去年的‘历史日’，我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埃利斯岛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储存着来美国的移民名单和船舶清单什么的。假如你知道你祖先是什么时候移民过来的，可以从人口普查资料里查询家族史，我就找到了我们家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祖先名字。”她放下橙汁，“你妈妈知不知道她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

理查德森太太觉得话题有点儿失控。“莱克西，你听上去就像个新手记者，”她揶揄道，“你可以考虑下耶鲁的新闻学专业。”

莱克西“哼”了一声：“不用了，谢谢。”

“莱克西，”伊奇在母亲说话之前打断了她，“想要成为下一个朱莉娅·罗伯茨。今天的阿德莱德小姐，未来的美国甜心。”

“闭嘴，”莱克西说，“朱莉娅·罗伯茨上高中时很可能也加入过戏剧社。”

“我喜欢。”珀尔说，大家都看向她。

“喜欢什么？”莱克西问。

“成为记者，”珀尔说，“调查一切，讲述别人的故事，寻找真相，把它写出来。”她的语气里带着只有青少年才有的那种热诚，“你是在用文字改变世界，我也喜欢这样。”她抬眼看着理查德森太太，对方第一次意识到珀尔的眼睛大得出奇，“我想要做你正在做的事。”

“真的吗？”理查德森太太说。她确实被珀尔打动了，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珀尔似乎只是莱克西的朋友，是来庆祝她女儿的成就的，而她本人也十分愿意帮助这个充满潜力的年轻人。“太好了，你应该试着给《西克尔报》写写文章，为校报工作能学到许多基础技能。然后，等你准备好了，我可以帮你找地方实习。”她突然闭上嘴，这才想起自己邀请珀尔过来吃饭的真实目的。“你可以考虑下。”她用力搅了搅杯中的饮料。“伊奇，你怎么就吃了这么点儿？面包和果冻？你在家里不也能吃到这些东西吗？”

理查德森太太打了许多个电话才联系到旧金山档案馆。档案馆的电话接通后，不到十分钟，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把一张出生证明调阅申请表传真给了她。理查德森太太在表格中填写了珀尔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有米娅的姓名。当然，父亲姓名的那一栏没有填，但工作人员说，即使缺失了这一项，他们也会找到正确的文件，因为出生证明是重要的公共记录。“两到四个星期——找到之后，我们会发给你。”她保证道。理查德森太太又填了自己的地址，附上一张十八美元的支票，把信封塞进邮箱。

五个星期后，出生证明寄到了理查德森家的邮箱，然而结果有点儿令人失望，证明的“父亲”那一栏明确地打了“未知”两个字，理查德森太太失望地努起嘴巴。她猜测珀尔是私生女，她的身世可能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假如她的出生堂堂正正，又有什么必要隐瞒父亲的姓名？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米娅是个骗子，对她而言，说谎是家常便饭，她还隐瞒了什么？理查德森太太想，她觉得米娅就像那种出售二手车却不打算给买家提供汽车维修保养记录的家伙，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假如没有这份记录，买主就不知道确切的车况，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与此同理，作为雇主和房东，她也有权知晓雇员和房客的来历。

无论如何，她至少得到了一条新信息：米娅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伯特利帕克，这个地名就写在出生证明上的“米娅·沃伦”这个名字旁边。

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有五十四个姓“沃伦”的当地人记录在案。理查德森太太想了一会儿，打给了伯特利帕克的档案部门，可对方并不像旧金山档案馆那样好商量，电话那头的女人坚称，没有米娅·沃伦的记录。

“那么米娅·赖特呢？”理查德森太太问，女人敲了几下键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个米娅·赖特出生在1962年，噢，还有个沃伦·赖特，1964年出生，不知道你找的人是哪一个。”

理查德森太太道了谢，挂掉电话。

花了好几天时间，运用谨慎的调查技巧和高超的问话术，理查德森太太终于找到了解开谜题的钥匙：1982年2月17日的《匹兹堡邮报》上登载的一篇讣闻。

本地去世高中生追悼仪式将于周五举行

2月19日周五上午11时，本地十七岁高中生沃伦·赖特的追悼仪式将在布朗斯维尔路5636号沃尔特·E.格里菲斯殡仪馆举行。赖特先生的父母乔治·赖特及其妻子健在，是伯特利帕克的长期居民，姐姐米娅·赖特1980年毕业于本地中学。逝者家属建议到场宾客以捐助替代鲜花，为伯特利帕克高中橄榄球队慷慨解囊，赖特先生曾在该球队担任跑卫。

绝对不是巧合，理查德森太太想。米娅·赖特，沃伦·赖特，米娅·沃伦。她再次打给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查到了乔治·赖特和瑞吉娜·赖特的地址——北岭路175号，还有邮编和电话号码。

弄清一个人的来历简直易如反掌，做完这些，她几乎有点儿不屑地想。它们就在那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只要你认真寻找就能有所收获，付出足够的努力，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理查德森太太找到米娅的父母的时候，小美玲/米拉贝尔的监护权争夺战仍是热点新闻，甚至有更加白热化的趋势。没错，全国上下现在都被总统的绯闻挑起了兴趣，但现在并无总统出轨的实际证据，而且事件本身也不好笑。对于这条传言，克利夫兰的本地人有几个普遍观点：一、总统的私生活与其执政方式无关；二、每个总统都有绯闻；三、谁在乎？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西克尔的公众——却非常关心米拉贝尔·麦卡洛的监护权争夺案，因为比起实习生的绯闻，这件案子更为重要。

几乎每天的晚间新闻都会向大家播报案件的进展，三月还会举行“周诉凯霍加县案”的法庭聆讯。由于案子牵涉到了西克尔这个一向以严格遵守本地价值观为荣的地方，这引起了每一个当地人的注目。而且，对于此事，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母亲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抛弃孩子的母亲没有资格得到第二次机会；白人家庭收养华裔儿童，是割裂孩子与她的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美玲有权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接纳了小米拉贝尔的麦卡洛夫妇才是她真正的家人。

支持麦卡洛家的人坚称，麦卡洛夫妇是在营救米拉贝尔，他们会给这个被抛弃的孩子更好的生活，他们是英雄，通过跨文化收养，打破了种族主义的藩篱。“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很了不起，”一位路人告诉街头采访的记者，“我的意思是，这是文化的进步，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会消除种族的隔阂。”麦卡洛家的一位邻居表示：“你能从她低头看着孩子的样子看出来，在她眼里，这并非什么华裔婴儿，只是一个婴儿，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贝比的支持者则表示，问题就出在这里。“她不仅仅是个婴儿，”第五频道的记者在“亚洲广场”（克利夫兰当地的华裔购物中心）采访时，一个女人抗议道，“她还是个华裔婴儿，长大之后，她会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出身。”那天上午，塞丽娜·王的母亲恰好在华裔超市买东西，她义正词严地告诉记者（母亲的发言让塞丽娜既骄傲又尴尬，紧张不安地在镜头边缘晃动）：“假装这个孩子只是一个婴儿——假装此事并不牵扯任何种族问题——是不诚实的。请注意，我绝对不是在‘打种族牌’，不妨问问你们自己：假如这个孩子是白人，今天还会有这场白热化的辩论吗？”

与律师商议之后，麦卡洛家的人同意高调接受第三频道的独家专访。于是，第三频道派出摄制组和一位制片人，进驻麦卡洛家的起居室，麦卡洛夫妇抱着米拉贝尔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前，制片人坐在镜头之外。“我们当然理解周小姐的感受，”麦卡洛太太说，“可我们才是米拉贝尔一直以来的家人，她只记得我们，我觉得米拉贝尔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她以这种方式来到我们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没有别的人想要帮助这个孩子，”麦卡洛先生补充道，“难道在一个父母双全的稳定家庭里成长，对米拉贝尔而言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有人觉得米拉贝尔会脱离她出身的文化，”制片人说，“你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

麦卡洛太太点了点头。“我们会非常注意的，”她说，“我们家里的墙上添了许多亚洲风格的艺术品，”她朝挂在壁炉旁边的几幅水墨卷轴扬了扬手，炉架上还摆了一尊唐三彩马，“我们保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让她经常接触自己出身的文化。而且她已经爱上了米饭。其实，她最开始吃的固体食物就是米饭。”

“同时，”麦卡洛先生说，“我们希望米拉贝尔像个典型的美国女孩一样长大，我们希望她知道，自己和大家完全一样。”屏幕上又出现了麦卡洛夫妇站在米拉贝尔的婴儿床边的画面，采访录像到此为止。

连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都分成了两派。理查德森太太自然坚定地支持麦卡洛一家，莱克西也是。“瞧瞧米拉贝尔现在的生活，”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莱克西在饭桌上叫道，“在大房子和院子里玩，两个装满玩具的房间，她妈妈可没法给她这样的生活。”理查德森太太表示赞同：“他们非常爱她，他俩等了那么久，一直想要孩子，而米拉贝尔刚出生就去了他们家，早就忘记了她母亲，马克和琳达是她记忆中唯一的父母。现在把孩子从这对模范父母手中带走，是相当残忍的做法。”

穆迪和伊奇却倾向于支持贝比。“她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个错。”穆迪坚称，珀尔已经把贝比的故事告诉了他，而穆迪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站在珀尔那边，“起先，她觉得自己不能照顾宝宝，可后来情况变了，她又可以照顾了，而且要回孩子并不意味着把她永远带走。”伊奇的评论更简单：“她是妈妈，他们不是。”这件案子仿佛在她内心深处燃起一道小火苗，虽然她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暂时没有能力将当下的感觉表达出来。

“克里夫和克莱尔昨晚为了这事吵架了。”一天下午，布莱恩告诉莱克西，他俩躺在布莱恩的床上，衣衫不整，布莱恩这天没去参加曲棍球训练，反而跑到床上来和莱克西练习另一种运动。“他们以前从来没吵过架。”布莱恩父母的争吵是从晚饭时开始的，他去睡觉的时候，父母又展开了一言不发的冷战。“我爸觉得她最好留在麦卡洛家，他认为有贝比这样一个母亲，孩子没有未来。他说，贝比是那种会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母亲。”

“那你是怎么想的？”莱克西问。布莱恩犹豫了。他父亲当晚的慷慨陈词被他母亲打断了——虽说她经常这么干，但从未像昨晚那样激动。“既然如此，你觉得让那些黑人小孩都去白人家怎么样？”她说，“这样就能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吗？”她猛地把锅子丢进洗碗池，溅起一大片水花，“既然他们这么希望帮助黑人群体，为什么不首先改变有弊端的社会制度呢？”布莱恩觉得父亲的论断更合乎逻辑——孩子被白人家庭收养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与他母亲一样，麦卡洛太太苍白修长的胳膊抱着那个棕色的小身体所形成的色彩对比又让他觉得刺眼，甚至迁怒于始作俑者——贝比。

“我认为她应该学会小心一点儿，这样就能避免现在的情况，”他不自在地说，“比如别忘了用安全套，这很难吗？去药店里买几盒，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最擅长答非所问，布莱恩。”莱克西站到地板上，抓过牛仔裤。

布莱恩扯掉她手中的裤子。“别去想了，又不关我们的事，对吧？”他搂着她，莱克西很快便忘记了小米拉贝尔和麦卡洛夫妇，除了布莱恩贴在她耳朵上的嘴唇。

在艾德·林的帮助下，贝比正式提交了申请书，法庭授予她临时探访权，每周可以看望女儿一次，为期两小时。麦卡洛夫妇暂时保留婴儿的监护权。

没人对这个安排感到满意。

“我们只能在图书馆或者‘公共场所’见面，”贝比向米娅抱怨，“她都不能到我家来，我只能在图书馆里抱抱我自己的孩子，社工还得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罪犯，会伤害亲生女儿。麦卡洛家的人说，我可以到他们家去看女儿，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坐在偷走自己女儿的人家里也能笑得出来？而且他们家壁炉前面挂的全都是另一个女人抱着我的孩子的照片，我能在那里坐得住？”

麦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简直难以想象，”她打电话告诉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宝宝交给一个陌生人，看着你不认识的女人抱着你的孩子走来走去，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着孩子离开之后，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诺，准时把孩子送回来。探访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头，“而且每周的探访时间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说，拜托，我们能不能选个固定的时间，求你了，每周选一天，至少让我预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也好有所准备。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访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说她那时候才知道餐厅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电话——‘我们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这次连半天都不到，我简直快要疯了。”

“不过是暂时的，琳达，”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开庭了，州里当然会把孩子判给你。”

“但愿你是对的，”麦卡洛太太说，“但如果他们决定……”她突然说不出后半句话，觉得喉咙发紧，只能做个深呼吸来舒缓情绪，“这个结果我根本不愿去想，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她的音调变得尖锐起来，“假如她连自己的工作时间都无法安排，又怎么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呢？”

“这也是暂时的。”理查德森太太说。

理查德森太太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冷静：越是想到米娅，她越是生气，越生气就越无法不去想米娅。

她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记忆里，主色调是广袤的绿：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这片绿色。绿色也是几十年来克利夫兰城市宣传册的背景色，仿佛在讨好当地的那些正派居民，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无可厚非，因为“正派人”是当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辈。从西克尔高地建立居住区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作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们来到还是一个小镇的西克尔——但那时候这里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区”。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兰市中心的“百万富翁角”长大，他们家的豪宅与洛克菲勒家、美国电报业巨头和美国国务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条街。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辈——从事律师职业的他事业有成，准备带未婚妻回克利夫兰结婚——市中心已经变得嘈杂拥挤，空气弥漫的煤烟会弄脏女士们的衣服，所以外祖父决定搬到郊区。朋友们劝阻他，因为他们认为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实在疯狂。但他热爱户外运动，未婚妻还是个出色的马术师，西克尔高地有三条适合骑马的山道，有适于垂钓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鲜空气，此外还有一条直通城市腹地的商业铁路。夫妇俩在塞奇威克路买了房子，雇了女佣，加入了乡村俱乐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为她的马杰克逊修了一座马厩，成为“花盆”园艺俱乐部的会员。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亲卡洛琳出生于1931年，那时候的西克尔变得更像城市，但田园风光还在，当地已经有了九所小学和一座红砖结构的高中（刚刚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严格按照当地的住宅风格和颜色规则建造的，并且受到“未经邻居同意，九十九年内不得卖给任何人”的规定限制。居民们认为，规则与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区团结美丽的前提。

西克尔当然非常美丽，草坪与花园随处可见，居民义务不可推卸——定期清除杂草，只能种花，不能种菜。那些足够幸运、能够在西克尔居住的人自然认为这里是全国最好的社区，而且路不拾遗——某位居民在马路上丢失了价值上千美元的钻石婚戒，服务部门立刻派出铲雪车，把路边的雪堆原封不动地铲走，运到市政车库，用热灯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时候，夏天常在西克尔的湖边野餐，冬季会去市区的溜冰场滑冰，圣诞节表演合唱。她在西克尔广场的电影院看过《南方之歌》和《安娜与国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亲会带她到斯托弗餐厅吃龙虾大餐。十多岁时，卡洛琳成为学校行军乐队的鼓手，在独木舟俱乐部的停车场，她遇到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孩。

在这个完美的地方，她过着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亦有同感，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当“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别处掀起轩然大波时，包括卡洛琳在内的每一个西克尔居民都充满了优越感。毕竟，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亲就总是提醒女儿要多为他人的需要着想，她本人更是亲力亲为，组织圣诞节玩具慈善捐赠，加入当地儿童权益维护协会。在她的监督下，协会编写了一本营养食谱，销售食谱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她还把自己制作糖蜜饼干的独家秘方贡献了出来。每当外部世界出现的麻烦——比如某位黑人律师的家里被人放了炸弹——被西克尔人所感知，他们会立刻用行动表明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西克尔，比如成立邻里互助协会，鼓励社区以西克尔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黑人邻居中间，向黑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白人邻居中间；制定规则，禁止白人家庭卖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离，这条法令实行了几十年，始终不曾废除。卡洛琳——作为拥有房产的白人和带着一岁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轻母亲——积极响应，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区融合促进协会”。几年后，她驱车五个半小时，把女儿放在后排座，前往华盛顿，加入“工作与自由大游行”，声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远记得那一天：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参加游行的人挤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发的白雾从人群中升起，华盛顿纪念碑屹立在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枚意欲穿透云层的长钉子。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生怕两人会被人潮冲散。“多么壮观啊，”她母亲望着远处说，并没有看向身边的女儿，“记住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记住的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把世界变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这件事与拉小提琴异曲同工，只要适当调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亲深信的那样，只要足够努力，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

然而，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埃琳娜却对母亲坚信的理念产生了怀疑。1968年，十五岁的她打开电视，发现混乱如野火燎原，席卷全国。马丁·路德·金一马当先，鲍比·肯尼迪紧随其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芝加哥、孟菲斯、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先后乱成一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宁。她的内心深处同样燃起一股小火苗，这道火焰后来还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亲知道火苗出现的原因：它象征着为公义而战，与不公正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电视上的画面仍旧让她担忧：杂货店陷入火海，屋顶冒出浓烟，火焰吞噬墙壁，被砸碎的窗户的锯齿状边缘像暗夜中的野兽露出的獠牙，荷枪实弹的士兵走过药店和洗衣店，坏掉的交通灯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车……难道只有烧掉旧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脚下的地毯很柔软，屋里的沙发有着美丽的玫瑰图案，屋外的喂鸟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鸽子，一辆庄严大气的凯迪拉克缓缓停在街角，再看看电视屏幕，她很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现实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战抗议爆发时，她并没有开车过去加入他们，而是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呼吁停止战争，她在背包上缝了一个和平标志，在头发上别了几朵花。

她没有参加抗议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西克尔高地更推崇务实精神，不做无用功，实用主义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让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华盛顿加入那些抗议者，她要在哪里过夜？如何保证安全？别人会怎么看她？她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将来上大学会不会受影响？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历史课结束后，杰米·雷诺兹把她拉到一边。“我打算辍学，”他说，“去加利福尼亚，跟我来吧。”自七年级起她就很崇拜杰米，当时杰米在英语课上称赞了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现在即将十八岁的他留着一头长发和落拓不羁的络腮胡，一副鄙视权威的派头。他说，他俩可以住在他的大众面包车上。“就像野营一样，”他说，“比野营还要好的是，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梦都想亲吻他那张微笑起来有些腼腆的脸，可他们用什么买吃的？在哪里洗衣服？怎么洗澡？她父母会怎么说？邻居、老师和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她亲了亲杰米的脸颊，哭了起来。后来她再也没见过他。

几个月后，进入丹尼森大学的她和同学们坐在公共休息室看电视上的越战征兵抽号直播，杰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征兵范围。这么说，他会成为第一批受到征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现在去了哪里，是否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会应征入伍还是逃跑？坐在她旁边的比尔·理查德森用力握着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后一批被抽中的，不过，他还没有毕业，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识到，他是安全的，等他们毕业时，战争极有可能早已结束，她会和他结婚、买房子、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她和杰米结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灭了。

她始终觉得，那种如同火焰的冲动是种极其危险的东西，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能推倒墙壁、越过鸿沟，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哪怕只有一丝微风，也能让火势延烧若干英里。因此，最好还是小心控制这些小火苗，像保存奥运火种那样，谨慎地传给下一代——抑或是只适合把它们留存起来观赏，提醒人们，冲动必须加以驯化，火苗必须得到控制，发出适当的光和热已经足够，没有转成燎原之势的必要。她认为，预防火苗引发的火灾才是关键。

这正是她的处世哲学。她觉得这套哲学非常实用，因为人生中经常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从而让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得以保留：比如美丽的房子、稳定的工作、亲爱的丈夫、健康快乐的孩子。由此看来，这笔交易显然十分划算。规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遵守规则的人功成名就；违反规则的人则有可能将全世界都付之一炬。

然而现在来了个米娅，琳达的麻烦全部是她惹出来的。她一心想要剥夺别人做母亲的权利，自己却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带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东奔西跑，从事各种不体面的工作，却还要自我催眠——也给别人催眠——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搬弄是非、煽风点火，插手别人家的闲事，像个危险的纵火犯。最让理查德森太太愤愤不平的是米娅那股随心所欲的劲头，简直是个不顾后果的疯子。老朋友的遭遇也让她心碎，这件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你可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想，既然大家都无法率性而为，米娅又怎么能够例外？

为此，理查德森太太迫不及待地要为老朋友讨回公道，正是这种急迫促使她越过了底线：她决定一有时间就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拜访米娅的父母，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