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若是中国人在国外犯罪，逃回中国，中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吗？朋友提到了瑞典的“酒店风波”以及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案件。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问题涉及刑事管辖权。在现代刑法中，管辖与主权的概念密不可分。主权范围有多大，刑法就能鞭及多广。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刑法，这些刑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只能适用于一定的地方一定的人。

我国刑法的管辖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等管辖原则。

属地管辖又称领土管辖，它是有关刑法空间效力最基本的原则，在领土范围内，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犯罪，都应适用主权国的刑法。2007年9月，英国公民阿克毛携带4030克海洛因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后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阿克毛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判决引起英国朝野上下抗议，但最高人民法院依然核准了死刑，2009年12月29日，阿克毛被注射执行死刑。[《英毒贩阿克毛今在中国被执行死刑》，载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eobserve/Politics/international/2009/12/29/15940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19日]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此案判决本无不妥。

属人管辖则是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补充，它针对的是在领土以外的本国公民。有一句法谚说“法粘在骨头上”，意思是只要你拥有某国国籍，那么不论你在天涯海角，你的犯罪行为，该国刑法都有管辖权。比如一位中国公民在国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由于害怕当地严厉的刑罚以及对当地司法制度不信任，逃回国内，后被外国相关部门在国外通缉，对此案件中国就可追究。

虽然在实践中，这种事情国内的公安机关可能不会主动调查，毕竟司法资源有限。但如国外的司法机关向我国相关机构请求司法协助，中国自然也会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否则根据对等原则，如果我们不管别国的事情，到时自己遇到类似问题，也很难指望他国予以配合。

由于属人管辖会和他国的属地管辖原则相冲突，因此对它应有所限制，通常是严重的犯罪才有追究的必要。我国《刑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可见，如果国人在外犯罪，关键看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是否可以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犯罪比较轻微，最高刑仅为三年以下，那就可以不予追究。

解决了可以追究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如何追究。

如果犯罪人还在国外，中国司法机关不能直接抓人，否则就侵犯了他国的司法主权。

主权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舶来品。1577年法国人吉恩·布丹出版了《论共和国》，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把其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随后，被誉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也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在这种世界体系下，除殖民地外，国与国之间也就是一种主权国家的平等交往关系。作为主权的一种体现，刑事管辖权自然也就只能在主权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但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主权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统的国家概念是宇宙之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以来，封建帝王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皇帝自然也就是天下共主，正如乾隆圣谕所言，“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相信当时不仅是乾隆爷，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认为，大清朝以外的所有地方都是蛮夷藩属，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一个和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天朝”的刑法在理论上具有普世性，可以适用于普天之下的一切人。

直到近代，“天朝司法观”才受到挑战，其间还闹过国际笑话。1896年，孙中山因革命受挫，远避伦敦。在当地被清廷使馆秘密拘捕，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事件。在拘禁一周后，孙中山通过清洁工给人送去求援信，绑架丑闻被媒体披露，英国举国上下都关心着这位中国革命家的命运。随后，英国外交大臣萨里斯伯约见中国参赞马格里，敦促其遵守英国的法令，立即释放孙中山。迫于压力，清公使馆无奈，释放了孙中山。孙中山获救后，用英文撰写《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此书出版后，孙中山的名字便在全世界传开。

清公使的鲁莽源于不懂国际规则。当时中英两国并无引渡协议，在英国境内拘捕孙中山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司法主权。清廷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免费为孙中山做了一次宣传，使其闻名天下。

在当时的中国，公使的无知尚可以理解。但120多年过去，这种司法观早已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社会，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涉案者身在国外，中国想要行使管辖权，就只能请求他国提供司法协助。

但是，对于在国外所发生的犯罪，如果涉案者回到中国，中国司法机关是否可以主动追究呢？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案例极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被害人通常不会在中国报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集证据非常麻烦，毕竟案发地在国外。但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也不是问题，中国司法机关自然要依法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利用民族主义作为犯罪的挡箭牌。其实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一样，都是舶来品。主权要受到限制，任何情感都不能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自然也不例外。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经由欧陆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改造，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意识之一。民族主义可以让个体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归属与认同，避免个体湮没在无意义的历史长河。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偶像崇拜，成为罪恶的遮羞布，其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纳粹暴政。

斯蒂芬·格罗斯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提醒我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前者是积极的，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偏见，它并不否认民族成员不断变化、各不相同的追求，也并不拒绝民族成员关于民族的不同理念。但后者则丝毫不懂折中，过于狭隘。

“当人把世界分为两个互不相容、不断争战的阵营，将自己本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对立，把后者视为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就产生了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拒绝接受文明方式及其对分歧的包容，试图消除一切不同的观念和兴趣，以维护关于民族历史及现状的一家之言。例如，法国民族主义包含的理念也许是，要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良民，一个人必须憎恨英格兰和日耳曼的所有事物，否则就并非‘真正’的法国人。”[（美）斯蒂芬·格罗斯比：《牛津通识读本：民族主义》，陈蕾蕾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爱国主义来避免民族主义的偏狭，每个主权国家都应平等相待，每个民族都有伟大之处值得学习，也都有短板应当避免，各个民族本应和平共处。

法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避免民族主义走向极端与狂热。愿相关的案件能够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妥善处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贯彻法治的理念是法律人爱国主义的必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