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到一个来访者，像是负面标签的收集器。他觉得自己敏感、内向、自卑、不成熟、焦虑、抑郁、强迫……所有流行的负面标签，他都乐于往自己身上安。跟他交流，我得非常小心，不能轻易说出任何负面的词，否则他就会马上把这个词安在自己身上。

但我还是不小心说了。我说：“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耐心，急于改变。”

“对对，您说得太对了！我就是这样没有耐心，有时候特别着急，总想着快点把事情解决，一点儿都搁不住事！”他像是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急切地望着我：“那我该怎么改变呢？”

该怎么改变“急于改变”的状态？这可真让我为难。

最近我在读保罗·瓦茨拉维克等人写的一本小书，叫《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发现类似“怎么改变‘急于改变’的状态”这样的悖论，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当一个来访者说“我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接纳自己”的时候；当一个妈妈一边督促孩子做作业，一边抱怨说“你就不能不用我的监督，自己就好好学习吗”的时候；当一个妻子一边指挥耷拉着脑袋的丈夫，一边抱怨说“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不用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当丈夫对着妻子怒吼“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正是他们想要反对的。更糟的是，他们所做的，加剧了他们想要反对的。

一些常见的神经症问题，也包含着这样的悖论。失眠的人会因为总想着要睡觉而失眠，焦虑的人会因为总想控制自己而更焦虑，抑郁的人会因为责怪自己不积极而更抑郁……

可是，让他们放弃改变的企图太难了。身处悖论中的人会自然地觉得，如果他们不做点什么，事情会更糟糕。于是，改变的企图和问题的症状本身勾结一气，形成了“问题——努力改变——问题加深——更想改变”的恶性循环。

为了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放弃治疗”由此成了一种治疗。

但要“放弃治疗”谈何容易！

身处悖论中的人的心理状态，很像一座歪歪斜斜的老房子，虽然破旧，毕竟还能遮风挡雨。房子里的人也觉得房子不安全，但他想的，自然是该怎么修补好它。现在，来了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别补了，得把房子拆了重建，否则这老房子倒塌了更加危险。正蜷缩在房子角落，千方百计躲避风雨的人，怎么肯主动地走进风雨，去把房子拆了？

放弃防御，去接近和了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冒险。很多人一直在寻求改变，但很少有人明白，有时候改变不是连续的、符合逻辑的修修补补，它很艰难。就像一个人从悬崖边纵身跃下，去经历原有秩序的破碎，经历那艰难又深刻的顿悟，才能重新站上一块更加踏实广阔的平原。

森田疗法的理念正来源于对“放弃治疗”的领悟。该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正马从小就是神经症人格。7～8岁时，他在日本寺庙里看到彩绘地狱壁画，感到毛骨悚然，陷入了死亡恐怖的阴影。12岁时，他还在为尿床苦恼。16岁时，他开始有偏头疼、心律失常、神经衰弱、失眠……森田就这样带着他的症状一路痛苦地来到了青春期。

大一时，父母因为农忙，有两个月忘记给森田寄生活费。神经症的人非常容易多想。森田误以为父母不支持他上学，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越想越气愤，甚至想过去父母面前自杀。伤心难过之下，他决定放弃治疗算了。他不再吃药了。对心律失常、神经衰弱这些原本让他担心得要死的症状，他都以“死都不怕，爱咋咋的”的心态置之不理了。那段时间，他只顾拼命看书学习，想把自己累死拉倒。

结果，他不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而且连神经症的症状也消失了。

因为这段经历，森田发展出了著名的森田疗法。这种疗法的核心理念就是“放弃治疗”，“带着症状生活”。

比放弃治疗更进一步，是不但不治疗症状，而且把它当作目标去追求。我听过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个退休的企业高管已经失眠很久了。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跟他说：“大夫，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该怎么办？”

医生想了想说：“你在说谎吧？怎么可能有人整晚盯着天花板睡不着？”

这个企业高管自尊心很强，受不了有人说他说谎，急了：“我骗你干吗？我到你这儿找乐来了吗？我就是睡不着啊！”

医生说：“我不信。”

……

两人争执了一会儿。医生说：“这样，你证明给我看。今天晚上你回去，就盯着天花板，跟自己说：‘要是我睡着了，我就不是人！’你要是没睡着，下周再来找我，我向你道歉！”

这个企业高管气鼓鼓地回去了。晚上，他盯了一会儿天花板，越盯眼皮越重，很快就睡着了。

所以，悖论不仅能让人进退两难，还能助人改变。

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在其名著《活出生命的意义》中说：“正是恐惧，导致了所害怕的事物的出现；另一方面，正是过度渴望，使所希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

为了防止“恐惧”和“过度渴望”坏事，他发明了一种叫“矛盾意向法”的治疗方法。在这种疗法中，他鼓励来访者越是害怕某件事，就越在意向中努力让这件事发生。比如你要准备一个讲座，担心自己会在讲台上脸红、出汗，并因此出丑。如果你去找弗兰克咨询，他大概会建议你努力让自己更脸红，出更多汗。

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同样是因为它制造了一个悖论。当来访者准备认真执行咨询师布置的作业时，无论他是否在演讲中脸红了，他都是对的。如果他不脸红了——这本来就是他咨询的目标；如果他又脸红了——他成功地完成了咨询师布置的作业。当他能够把脸红解释为咨询师要求他做的“正确”的事时，他的控制感就回来了。而最初，正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脸红，他才会焦虑万分。

这就是悖论的妙用：通过制造一个特别的情境，让你从进退两难中解脱出来，重获控制感。

可悖论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森田疗法除了强调“带着症状生活”，还强调“为所当为”。弗兰克的疗法，更因为对生命意义的强调而被称为“意义疗法”。当我们被症状的恐惧所困时，我们也可以想想，为什么那么害怕演讲，我们仍要去做演讲？为什么改变那么难，我们还孜孜不倦地想要改变？因为这背后，有一些我们所珍惜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才是推动我们前进的、真正的动力。